中国疆域诠解视角: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

2020-11-17 03:53李大龙
社会观察 2020年9期
关键词:主权国家疆域王朝

文/李大龙

中国疆域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要以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为基础,但仅仅在历代王朝历史语境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叙述体系,往往会受到“民族国家”理论的冲击,不仅被扣上了“大汉族主义”的帽子,而且很难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因此,我们要实现在此研究领域的理论创新,必须突破王朝国家理论和“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从学理的层面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及其理论展开深入研究,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

传统疆域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检视

考察已有论著,由于理论和方法不同,其叙述体系也存在差异,为便于讨论,笔者对主要的几种叙述体系先做一简要概述。

(一)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

就已有疆域史著作而言,无论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21世纪初期出版的通论性著作,尽管在细节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基本是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来构建叙述体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疆域史著作采取的叙述理论和方法,可以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为例。该书1938年出版,其后屡次再版,阐述了历代王朝的疆域。以历代王朝的疆域作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之所以成为中国疆域史研究的传统,主要受到以《史记》为开端的“正史”系统的影响。但是,这种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叙述体系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历代王朝的疆域基本是以直接统治区域为主体。对于政区之外“夷狄”分布的区域,往往不在叙述体系之内。因此,该体系叙述的疆域不仅难以涵盖中华大地,和王朝的实际控制区域也存在一定差距。

(二)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版图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

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是难以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形成准确而完善的阐释的。谭其骧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提出“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

(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为基础上溯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叙述体系

1951年,白寿彝先生发起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大讨论,他明确反对“在历代皇朝的疆域里兜圈子”,并提出了“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的观点。自此,持这一观点的关于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研究的论著开始不断涌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为基础上溯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叙述体系也逐渐形成,并成为中国疆域研究的重要叙述体系之一。

但随着21世纪兴起的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理论的探索,这一叙述体系并没有如一些学者所预想的容易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被近代殖民势力蚕食鲸吞之后的结果,不能真实反映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发展情况。

(四)21世纪对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叙述体系的探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对中国边疆研究热潮的持续高涨,一些学者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新的见解。

(1)杨建新“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的观点

杨建新从“中国”一词含义出发,认为“一个中心”是指“中国的中原地区”。“两种发展模式”则为“开拓模式”和“嵌入式”。“开拓模式,就是以中原为基础,以中原地区的政权为核心,主动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和平手段为主,不断扩大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经过多年的经营和开拓,使边疆地区与中原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成为统一的中国疆域。……嵌入式,即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民族和政权主动嵌入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版图之中,并与中国其他民族和地区形成密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族体方面的联系。”

(2)赵永春由“复数”到“单数”的观点

赵永春也着眼于“中国”一词,提出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中国古代不仅存在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自称‘中国’的现象,也存在一些当时没有自称‘中国’而被后来继承者称为‘中国’的现象……这些复数的‘中国’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金的发展,到了元朝统一全国开始过渡为单数‘中国’,明朝时期,元朝所形成的单数‘中国’又出现了一下反复,到了清朝统一全国,复数‘中国’又重新转化为单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

(3)李大龙的“自然凝聚,碰撞底定”观点和周平的“民族国家”观点

李大龙将“中国”一词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词对应,将1689年清朝和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视为中国疆域从传统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开端,进而提出了用“自然凝聚,碰撞底定”来概括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观点,并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整合出版了《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

周平着眼于对中国边疆的现实关照上,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上,秦代就是典型的王朝国家。直到最后一个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各个统一的王朝,都是典型的王朝国家。从秦到清,中国都处在王朝国家时代。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既标志着中国王朝国家历史的结束,也意味着构建民族国家进程的开启。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主权国家”理论的形成

在有关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中,主要有“王朝国家”“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三种概念,进而形成不同的叙述体系。分析三种概念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我们选择更适合阐述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视角。

(一)“王朝国家”“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三种概念的差异

从“王朝国家”视角阐释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是史学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尽管尚未有学者对“王朝国家”概念做出明确的学理阐释。从具体使用看,王朝国家主要用于指称清朝及其之前的中国历代王朝。

“民族国家”的概念源自“Nation State”,本意是指“出现于西欧的那种摆脱中世纪和教权控制过程中所诞生的现代主权国家”。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中国,对清末的国家建构理论影响较大,“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即是该理论影响的结果之一。

“主权国家”概念的出现早于“民族国家”,用于指称近代以来相邻国家通过外交谈判、签订条约,并竖立界碑、明确疆域范围,拥有“主权”的国家。当今世界存在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主权国家是基本样态。

(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主权国家理论的形成

主权的概念和理论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学术界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订立。1648年,来自欧洲16个国家、66个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下的王国的109位代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看,摆脱神权的控制,明确各国的边界,促成法国、德意志、荷兰等主权国家的出现是该和约订立的直接结果。无论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具体内容还是学界主流传统观点,该和约都被视为“主权国家”理论形成的源头。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主权国家理论传入中国后,如何认识“Nation State”,给出一个对应的汉语词汇,一度是困扰梁启超等前辈学人的难题。尽管现在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不再将汉语词汇“民族”英译为“Nation”,而是用拼音字母“minzu”表示,但学者一般还是将“Nation State”汉译为“民族-国家”,或直接译为“民族国家”。但是,“国民”和“民族”尽管都属于人类共同体性质的概念,二者在涵盖范围上并不重合。“国家”和“国民”是完整的对应关系,“民族”和“国家”则不能形成完全对应,所以《联合国宪章》中强调“国家主权”而非“民族国家主权”。

(三)主权国家理论与中国传统“天下观”

构成主权国家的三大要素是主权、领土和人民。这是国际法对“主权国家”的主要保障。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的认识和今天判定主权国家的标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历代王朝在实践中虽然都有直接管辖的区域,但却往往将自己的统治范围视为“有疆无界”的“天下”,而“天下”在清代才发展到具有现代意义的代表主权的边界。按照当今主权国家的标准判断,《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朝最早一次通过谈判与邻国签订国际条约的方式确定领域主权范围,仅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晚了41年。可以说,与欧洲从传统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转变一样,东亚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演变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主权国家所要求的主权、领土和人民三大要素,与构成中国传统“天下观”的主体因素皇权、“天下”(版图)和“夷夏”有着相同的属性。

“主权国家”理论诠释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由疆域性质出发,从传统王朝国家的“有疆无界”到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视角审视中华大地上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其轨迹是明晰的。

(一)从传统王朝到主权国家:“天下”与“中国”涵盖范围的重合

中国和欧洲“神权”支配下的政治格局不同,“传统国家”以王朝的形式出现。尽管历史上中华大地存在众多政权,各政权之间也并非都存在政治领属关系,但诞生于中原农耕族群的“大一统”观念,却将这些政权分为“正统”和“藩属”。在长期争夺“正统”的过程中,出现了在时间上有一定接续关系的“历代王朝”。“王朝”疆域往往以“天下”称之,存在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理想中的“天下”,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种则是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天下”,即史书中经常见到的“大赦天下”之“天下”,是皇帝政令直接实施的区域。传统的“天下观”诞生于先秦时期,最迟在西周时期已经完善,王朝权力核心是“周王”,周王的所在地“王畿”则被称为“中国”。作为诸侯的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之后始称“皇帝”,皇帝由此取代“王”而成为“天下”权力的核心。皇帝直接管辖的范围虽然沿用了“中国”的称呼,但其指称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周代的“王畿”,涵盖了秦朝所设置的所有郡县区域。汉代之后,被称为“夷狄”的边疆政权加入争夺“正统”的行列。“中国”的范围虽然不断扩大,如辽金等政权也都自视为“中国”,但即便是实现“大一统”的唐、元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中国”和理想中的“天下”依然存在差距,王朝对不同区域的统治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别。

在传统“天下”观念下,理想中的“天下”和现实中王朝的疆域几乎没有重合的可能性,但为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可供凝聚扩大的宽松环境,直至清代《尼布楚条约》的出现使二者实现了重合。“天下”由最初的“有疆无界”,到有了通过国际条约划定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主权边界”,“天下”最终有了明确的界限,并实现了与“中国”在王朝疆域指称范围上的重合。

(二)从“华夷一家”到“国民”: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天下”的百姓,在历代王朝统治者眼中被划分为“夏”和“夷”两大群体。从先秦时期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到秦汉之后的“夏”“夷”或“中国”“四夷”之区分,其前提是“一体”的,这是中华大地上古人特有的族群观念,或称之为中国传统的族群观。清朝“大一统”王朝完成构建之后,为弥合“华夷”纷争做了很多努力。尽管梁启超为了和日本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对接,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清末宪政改革主要目的依然是建立以“国民”为特征的主权国家”。受到“民族国家”话语的影响,构成中华民国的汉、满、蒙、回、藏是5个“民族”还是组成中华民族的5个“宗族”,曾经在国民政府、学者和大众心目中有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确立了56个民族,但依然统称为“中华民族”,而且在宪法中明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三)从“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主权国家疆域的形成

按照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一个转折点。之前的中国疆域“有疆无界”,即没有明确“国界线”的“传统国家”状态;该条约签订之后,清朝统治下的“天下”开始有了明确的、被当今国际法承认的具有主权国家特点的“国界”。雍正五年(1727),清朝和俄罗斯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恰克图界约》《阿巴哈依界约》和《色楞额界约》;乾隆三十三年(1768),两国又签订了《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乾隆五十七年再签《恰克图市约》等。同时,清朝在这一时期还谋求和属国朝鲜及廓尔喀划定“边界”。遗憾的是,清朝试图与邻国和属国明确“边界”的努力还没有完成就被鸦片战争中断了,此后清朝和越南、缅甸等属国的划界则是英国、法国等殖民者强加的。在鸦片战争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清政府利用宪政改革的机会打出了构建“国民国家”的旗号以重振国威,其后采取的一系列新政改革虽然没有完全遏制殖民者对中国疆域的“蚕食鲸吞”,但却为当今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谈判签订边界条约的形式,和14个邻国中的12个明确了边界,主权国家的疆域范围得到了基本确立,最终底定为当今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

结语

相对于立足于历代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和民族国家等视阈建构的中国疆域叙述体系,从传统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视角来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颇具优势。一方面构成主权国家的要件和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构成因素类似;另一方面这一视角既可以规避“民族国家”概念带来的很多不必要的问题,也可以弥补前述三种叙述体系的不足。在从传统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视阈下,“中国疆域”是一个动态的研究对象,“传统王朝国家”是“中国疆域”的源,而“主权国家”是“中国疆域”的流。在传统王朝国家阶段,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政权,无论是“大一统”王朝,还是分裂王朝,无论是传统的“汉族”政权,还是“非汉族”政权,其疆域自然都是“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都可以在“中国疆域”的框架中展开叙述。只有在对中华大地上所有存在过的政权的历史及其疆域做出全面系统阐述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看清楚“中国疆域”的源与流,才能完整展现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疆域”的形成轨迹和最终结果,而对其发展过程做出的规律性理论总结则是我们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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