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与朝鲜战争细菌战的论争

马学博 杨 微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

朝鲜战争硝烟散去已逾半个世纪，有关那场战争中的“细菌战”论争，至今尚未平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者之一伍连德博士，当年曾公开发表文章直抒己见，而在相关朝鲜战争细菌战以及伍连德研究中，均未见论及，可能与当时原文发表在香港英文媒体，没有引起国内广泛关注有关。今天，仍有必要从历史及流行病学角度出发，根据现今公开发表及陆续解密的档案文献，予以分析审视，努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

一、朝鲜战争细菌战论争背景

1951 年6 月中旬开始，战争双方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1951 年7 月10 日，停战谈判开始举行，8 月23 日中断，“联合国军”为配合谈判实施的飞机大炮辩论未达目的。朝鲜战争中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之外所有的现代化武器，甚至包括被国际公法所禁止的生物武器。1952 年初悍然发动了细菌战，向中朝方面施压，以影响停战谈判，同时试验其细菌武器的性能。[1]

遭到美军细菌武器攻击后，朝中方面立即向国际社会揭露，控诉美军反人道的罪行，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1952 年2 月22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3 月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正式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2 月25 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了控诉。

美国当局随即抵赖。3 月4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进行细菌战，他声称：“我们从前已听到过这种关于朝鲜的细菌战的消息。如果不是因为共产党选在他们拖延停战谈判的当儿向全世界散布这种指责，我们原用不着再加否认。因此，我愿明白地、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些指责是完全不真实的；联合国过去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种类的细菌战。”[2]

美国政府提出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中朝方面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受到美国政府操纵，理所当然地对其公正性表示怀疑。

6 月23 日至8 月6 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及中国等国的著名科学家，组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赴中国和朝鲜进行实地调查。于9 月17 日发表调查报告。

当美军在朝鲜以及中国北方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震惊世界，朝中方面陆续公布证据时，美国方面则矢口否认。1952 年4 月8 日，香港《虎报》（The Standard）发表了《中国防疫专家揭露细菌战指控软弱无力》（China Plague Expert Bares Weakness In 'Germ War' Charges）[3]一文（以下简称《伍文》），作者为著名的“鼠疫斗士”伍连德博士。

二、《伍文》内容概要及相关论断

《伍文》全篇2000 字（中文译文），共分5 个自然段。

编者按语称：“值此世界卫生日之际，本报荣幸地发表伍连德博士的文章，就目前广泛指责联合国军在韩国发动细菌战公布专家意见。”然后介绍作者简历及学术荣誉等。

作者首先指出“报纸上有关‘细菌战’这一主题的陈述，指代不明确而且有些混乱，现今仍不清楚指责方所指的是哪种瘟疫或传染病，因为这一术语可包含以下一种或多种疾病：腺鼠疫、霍乱、斑疹伤寒、伤寒、回归热，这只是最重要的几种。汉语‘传染病’广泛适用于任何一种瘟疫。”并且由于气候条件，排除了霍乱和伤寒。至于鼠疫，“很难想象病情严重、濒临死亡的肺鼠疫患者或鼠疫杆菌试管、甚或染疫鼠及身上的跳蚤，能够越过边界或乘降落伞从天而降，尤其是在韩国严寒的冬季。”所以作者表示，“世界各国的不断指责毫无根据”。

三、《伍文》试析

以流行病学理论为基础和出发点，《伍文》阐述几种主要烈性传染病的病理、病因及爆发流行规律，学术理论固然无可置疑。而由此推导出朝鲜战场不存在细菌战的结论，其症结在于缺乏事实基础。未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主观判断是否存在疫情，以及疫情性质为自然爆发还是人为因素？其结论必然犹如“空中楼阁”，难以成立。

《伍文》发表前后，中外人士组成的调查团先后赴朝鲜及中国东北实地考察。1952 年3 月3 日至19 日，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波兰等8 国的法律工作者，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到达朝鲜，结束后发表调查报告，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

如前所述， 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美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7 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组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对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情况进行调查。该委员会提出的调查报告——《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以下简称《报告书》），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施了细菌战。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4]

在先后两个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日期之间，香港《虎报》（The Standard 4 月8 日）刊载了《伍文》。作者仅凭海外广播和报纸上有限的零散信息，而无法获得现场调查及实验数据资料的情况下，所作判断必然苍白无力。伍氏论述违反了现代卫生防疫工作基本原则，即判断瘟疫流行与否，必须首先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至少也要掌握足够的调查资料。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建立在现场调查和实验数据基础之上，程序上符合科学规范，列举事实的时间地点清楚，得出的结论被实验数据所支持。

（一）关于霍乱的发生

《伍文》首先排除了霍乱和伤寒，“霍乱、伤寒（或肠热症）两者可以排除，因为感染直接由水体传播，而且只在适当的温暖气候条件下传播，细菌学家清楚霍乱弧菌具备较强的选择性，即使是口吞纯培养菌株，它也不能引起剧烈腹泻和腹部绞痛的显著症状导致在两天内死亡，通常必须存在另外的一些黏液或肠道内容物”。

而据《报告书》 记录的“大同事件（霍乱） ”：1952 年5 月16 日，美国飞机一架，在山村盘旋一小时以上。第二天清晨，一位朝鲜农妇在山坡上拾草，发现一些稻草包，里面包着一种蛤蜊。她拾了一些回家和她的丈夫生吃食，当天晚上两人突然发病，第二天晚上两人都死亡。民兵在山坡上找到许多包蛤蜊，由朝鲜和中国专家们进行细菌学检验，证明所有的蛤蜊都严重地感染了霍乱弧菌。 原来美军企图向大同的滤水厂蓄水池投掷霍乱弧菌载体——蛤蜊，只是由于夜色暗淡未投中，而落在山坡上。

“因此委员会只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美国空军根据事先定好的一个缜密的计划，首先破坏大同的滤水厂而不损毁抽水机，然后企图用霍乱弧菌污染饮用的蓄水池。这一对年轻的夫妇，由于战争的蹂躏而致穷困，因而不慎吃了这些意图用为散菌媒介的蛤蜊，以致死亡。”[5]

（二）关于鼠疫的论述

随后作者论述鼠疫主要类型（腺型 the bubonic 、肺型 the pneumonic），鼠疫爆发的必要条件以及亚洲鼠疫流行史。“换句话说， 在任何可能发生大规模感染之前，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1）存在剧毒鼠疫杆菌 ；（2）易感鼠类（通常为黑鼠 Rattus 及褐家鼠Norvegicus）；（3）带菌蚤（印鼠客蚤 Xenopsylla Cheopis)。 这三者携手合作，相互依存；如果任何一个环节缺失或断裂，都无法产生鼠疫的结果”。

作为经典的《肺鼠疫论述》(1926)、《鼠疫概论》(1937）作者，世界著名鼠疫专家，似乎将鼠疫细菌战与鼠疫自然流行规律混为一谈。殊不知细菌战并非复制‘鼠间鼠疫——人间鼠疫’的自然传播过程，而是撒播鼠疫菌直接攻击人类，以造成人间鼠疫流行。如《伍文》所述，鼠疫自然爆发流行，传播媒介主要为印鼠客蚤（Xenopsylla Cheopis)，而美军在朝鲜投撒的媒介昆虫为人蚤（Pulex irritants），以人类而非鼠类为直接攻击对象。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指出：“朝鲜及中国检验队进行的细菌学的检验，证实这些跳蚤带有鼠疫杆菌，这些跳蚤是人蚤。必须着重指出：这些跳蚤，是寄生在人身上的。根据这个昆虫的生态学而言，在房屋外面它们不可能大量出现。那么在距离人类居所相当远的荒地上，一次就发现了成万数目的人蚤，将如何解释呢？这绝不是自然条件集合来的。”[6]

世界上感染鼠疫的蚤类已发现200 余种，其中媒介效能较高的为印鼠客蚤。昆虫学家于1901 年在埃及采集到这种鼠蚤，1903 年将其命名为cheopis（今命名Xenopsylla cheopis 印鼠客蚤），也就是下令在吉萨修建了著名的胡夫金字塔的基奥普斯（cheopis）法老的名字。 当时即怀疑印鼠客蚤，是从鼠到人传播鼠疫的主要媒介。各国专家组成的“鼠疫研究团”（ Plague Reseach Commission 印度孟买 1905—1907），甚至推测印鼠客蚤是印度的鼠寄生蚤类的唯一代表。由于具备较高的鼠疫媒介效能，印鼠客蚤指数的季节消长曲线，都与当地家鼠鼠疫和人间腺鼠疫流行的季节变动曲线相一致，因此鼠疫专家将印鼠客蚤指数作为判断鼠疫爆发流行的重要指标之一 。

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之一《桑德斯报告》（1945）披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为防御和杀虫剂试验目的，进行印鼠客蚤（Cheopis-flea）的动物学研究。”[7]这种欲盖弥彰的供述，说明当时日本的细菌战研究中，使用带菌印鼠客蚤，引起鼠间鼠疫，然后传播给人类，造成人间鼠疫流行。事实上，“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实施细菌战，在浙江和湖南从空中散布感染性物质， 如其所愿地引起鼠疫爆发流行。”[8]侵华日军飞机撒播的细菌战剂正是带菌印鼠客蚤，当年我方发现了日军飞机抛洒在浙江衢县的印鼠客蚤，并制成标本保存。[9]

美军飞机在朝鲜撒播鼠疫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战方式相同，只不过细菌战剂有所区别，日本人使用印鼠客蚤，而美军则使用人蚤直接攻击人类。鼠疫专家伍连德没有机会参加实地调查，也无从了解“文明国家”美国细菌武器研究内幕，更没有意识到生产鼠疫细菌战剂，并非只采用印鼠客蚤作为唯一的一种病菌媒介。

《伍文》还认为，“很难想象病情严重、濒临死亡的肺鼠疫患者或鼠疫杆菌试管、甚或染疫鼠及身上的跳蚤，能够越过边界或乘降落伞从天而降，尤其是在韩国严寒的冬季”。

而国际科学委员调查团认证，“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特别在沈阳与平壤附近，委员会有机会从容研究各种从空中带下生物物体的各种不同的容器”。

“见到的带有降落伞的容器，只有这一种，它与照明弹相似。它是一个硬纸筒，厚一米厘，长三六米厘，直径为一三厘米。”[10]

综合以上各方面证据，国际科学委员会认为，“美国空军在朝鲜应用了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以撒布鼠疫很相似的方法，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11]

（三）《伍文》论述战争中最危险的传染病——斑疹伤寒

除了霍乱与鼠疫，伍连德认为战争中最危险的传染病是虱子传播的斑疹伤寒。

“余下是对回归热与斑疹伤寒的思考，前者源于一种与梅毒相似的螺旋菌，而后者源于一种烈性病毒，媒介或携带者是无时不在的人虱”。

“这小小的、貌似简单的虱子其实十分狡猾，特别是在养育这致命的病毒方面。处于当前北朝鲜的环境中，无需任何外部敌人的介入，虱子可能会比现代强大军队可能装备的所有枪支和飞机所摧毁的人类都多”。

或许作者只是从流行病学角度，阐述战争中最危险的传染病——斑疹伤寒。在当时的语境下，却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既然中朝军队中没有流行斑疹伤寒，那么细菌战的指控也就缺乏必要的证据。

（四）作者深表遗憾

非常遗憾（A Great Pity) ——《伍文》最后一节的标题。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广播或电报使我们了解朝鲜战争中爆发传染病的临床症状，因此也无法判断疾病类型，这的确很遗憾。因为通过血痰和猝死可以怀疑肺鼠疫，大量米泔样便伴随严重的腹部绞痛和虚脱可以怀疑霍乱，腹股沟淋巴结肿大、高热意味着腺鼠疫，鼠臭气味伴随持续高热可能是流行性斑疹伤寒。”并且由于以上原因，“世界各国的不断指责毫无根据”。

作者将论争双方相持不下的原因，归咎于指控方没有公布“朝鲜战争中爆发传染病的临床症状”。但是临床症状虽然可以确诊传染病性质，却不能确定传染病系自然流行还是人为因素所致。由此认为指控方毫无根据，显然过于武断。

四、讨论

综上所述，当谴责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国际舆论声浪中，《伍文》却力排众议，认为“世界各国的不断指责毫无根据”，主观地予以否定，是由诸方面因素促成的。

（一）过度迷信‘文明国家’

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侨子弟伍连德，自幼接受英国式教育，后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毕业后凭奖学金游学德、法两国，从事细菌学研究，于1905 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又于1924 年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学校卫生学与公共卫生学一年，获公共卫生学硕士。长期受西方文化浸润，“西方文明”观念根深蒂固，尤其对于最先进的“美国式文明”推崇备至[12]。伍连德思想感情深处，不会也不愿相信他心目中的“文明国家”美国，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视国际公法和人类良知，悍然发动细菌战。

（二）定居海外疏离新中国

自清末至民国，伍连德在中国工作生活30 年（1908—1937），淞沪抗战后上海沦陷，伍连德离开中国返回南洋。至该文发表时，作者在槟榔屿怡保小镇执业行医已15 年，而此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置身度外之人，并非普遍理解中国人民的选择。虽然伍连德从不相信西方掀起的一浪接一浪“共产主义洪水猛兽” 的鼓噪，但妖魔化中国大陆的负面舆论氛围中，难免会对新中国产生误读。在论争中指控方（中国）公布有关证据，而美国极力否认的情况下，伍连德自然更容易倾向后者。

（三）鼠疫专家缺乏细菌战知识

1937 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华中等地发动大规模细菌战。中国防疫专家，包括伍连德当年的同仁，东三省防疫处细菌学专家伯力士（R. Pollitzer ）、血清学专家叶墨（H. Jettmar）二人，以国联援华专家身份，积极投入防疫活动，为中国抗战作出卓越贡献。伍连德无此经历，忽视人为因素，仅以各种瘟疫自然流行规律理论，阐释朝鲜战场是否存在细菌战问题。

（四）无从知晓美国细菌武器研究内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庇护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等人，以换取他们的“研究成果”，美日开始狼狈为奸，为开展大规模生物战剂研究和生产活动做准备。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中，驻日美军与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总部之间往来电文及书信，记录了美军与日军731 部队细菌战犯进行秘密交易的内情，披露大量原始信息。如《费尔报告》（1947）称：“国家和司法部官员出席了化学战部主任和陆军部代表在昨天举行的一次会议，非正式同意化学战部主任等人的这个建议，将接受本次调查中获得的所有信息，交情报渠道办理，而不用于“战争罪行”项目。据悉 SWNCC 委员会会议将于6 月23 日举行，你的要求会很快被无线电发出。”[13]美军飞机在朝鲜播撒“鼠疫跳蚤”，与当年侵华日军731 部队在中国华中地区发动细菌战所使用的手段如出一辙。

事实上，美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开始着手研究细菌武器。1941 年10 月，“由美国9 名最优秀的生物学家所组成的WBC 委员会（细菌战委员会）成立了。”“刚开始，有关细菌战的工作全部在位于马里兰州的化学战部的艾治渥德兵工厂进行。但化学战部上层很快即意识到，进行已扩大规模的细菌战研究，该工厂已经太小，并且太暴露，化学战部四处寻找合适地点，终于1943 年初，选定位于马里兰州弗莱德里克的底特里克营作为主要的细菌战研究基地，底特里克营拥有一飞机库和面积为2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军用机场。”[14]

美国细菌武器研究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碍于“文明国家”的面子，始终不肯承认实施细菌战罢了。作为美国国家核心机密的细菌武器研究，外界自然无从知晓。假如伍连德了解内幕，还会轻率地撰文迎合美国方面舆论吗？

当朝鲜战场硝烟弥漫，和战两难之际，细菌战论争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如此敏感的时期发表《伍文》，所传达的信息，在客观上迎合了美国方面的否定说，违背了流行病学基本原则。不得不承认这是‘鼠疫斗士’晚年的一大失误。至于《伍文》是作者主动投书，还是媒体约稿，编者按语并未透露。《伍文》发表前两年（1950）[15]， 年逾古稀的作者即开始撰著回忆录。按照常理，“论争”事件应在回忆录有所反映。而洋洋五十万言的《伍连德自传》（1959）[16]，有关传主本人曾卷入国际间重大论争的事件，却无只字片语的记述，不禁令人困惑：难言之隐或是选择性失忆？是否牵涉某些其他因素，尚待深入解析，以充实朝鲜战争细菌战以及伍连德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