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廉政思想探析

王争琪

（史可法纪念馆 江苏 扬州 225002）

乾隆四十一年（1776），也就是史可法殉难一百三十一年，乾隆帝颁布《赐谥御旨》：“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均足称一代完人”[1]，并敕令在扬州梅花岭下史可法衣冠冢旁修祠纪念。史可法身后受到如此褒扬可谓登峰造极，尽管乾隆帝目的很明确，“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2]，为巩固他的政权。但御旨中措辞很耐人寻味，即评价史可法、刘宗周等“均足称一代完人”，足见清廷对史可法高度认可。史可法等“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具有崇高民族气节，堪称“一代忠烈”，但何故称“一代完人”？事实上，乾隆帝“特敕大学士、九卿等稽考史书”[3]对明代死节之臣都进行了一定了解，并且还根据他们生平情况划分三个等次，以区别褒奖：“凡立身始末卓然可传而又取义成仁、搘拄名教者，各予专谥，共三十三人。若生平无大表见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汇为通谥……至于微官末秩、诸生韦布及山樵市隐……共二千四百人。”[4]史可法正是第一等次，专谥“忠正公”。

乾隆帝评价史可法为“一代完人”，并且认为他达到了赐谥褒奖第一等次的要求，即“立身始末卓然可传”且“取义成仁、搘拄名教”。史可法“取义成仁”，“搘拄”了封建制度的纲常“名教”，成为民族英雄为后人所熟知，那他“立身始末”又是怎样的“卓然可传”？据《明史·史可法传》《南疆逸史》《小腆纪传》等现存史料记载，史可法“立身始末”俨然一位清官好官的形象。本文就试从史可法的生平入手，梳理他为官经历中的廉政事迹，分析他的廉政思想，从这一角度去认识史可法。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大兴籍，祥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祖父史应元先后任山西沁州（今源县）知州、贵州黄平知州，在明代中后期日益腐败的官场中，他“有惠政”[5]，能“轻徭役，简词讼，以教化为先，不事刑扑”，善待百姓，自身除“月俸外，囊无一钱”[6]，深得民心。史可法出生后，祖父对他寄予厚望，悉心培养，曾对史可法的父亲说“我家必昌”[7]。史可法中进士后，初授西安府推官，后升任户部主事、右佥督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 年）四月，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扬州抵御清军南下，拒降被杀，终年四十四岁。他为官一十八载，所言所行表现出了大公无私、勤政爱民、廉洁自律的优秀品质，根源在于他一以贯之的廉政思想。

一、家小国大、大公无私的古朴思想

《明史》讲史可法“年四十余，无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8]古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夫人主动劝其纳妾，以存子嗣时，史可法叹息道，国家危难，岂敢因儿女私事而耽误国家大事！这句话既表明了他当时忧国忧民、全心投入的状态，也显示了他家小国大、公而无私的价值观。时史可法奉诏剿左兵，途经南京燕子矶，虽离家近在咫尺，且思母心切，却不能与母相见，遂作诗抒发情感，《燕子矶口占》：“来家不面母，咫尺犹千里；矶头洒情泪，滴滴沉江底。”[9]督兵白洋河时，作诗《忆母》：“母在江之南，儿在江之北；相逢叙梦中，牵衣喜且哭。”[10]他忙于公事“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出他心怀天下的壮志。

对父亲他更是愧疚。他为官后，一直奔忙于外地，平时无法守在父亲身边尽孝。父亲离世时，史可法正在六安忙于战事、政事，距家千里之外，连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他闻讯悲痛欲绝，直至绝食地步，留下终身遗憾。

史可法数封家信进一步见证了他舍小家、为大家的心怀。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史可法给父母的家信：“日费艰难，又添忧恼，乞父亲凡事宽解……京中诸物腾贵，日费艰难，前吴逢顺、刘应奎寄去些须，恐不足用，不妨暂贷于诸友，容男陆续补还。”崇祯十二年二月给夫人的家信：“此时手中空乏，不能顾人，今寄去银十五两备用，夫人可将首饰变卖用。”[11]崇祯十二年二月、三月间写给胞弟可模的家信：“驴市胡同房价，无力办此，当急已之”[12]，“买房一事，当即停止；此时贫甚，那得数百金也。”[13]

史可法廉洁奉公，家计艰难，不得不让父母向亲友暂借，让妻子变卖首饰以维持日常用度，胞弟欲购婚房也被迫立即停止。但当国家和百姓需要时，他公而忘私、敢于担当。崇祯八年，朝廷计在安徽设立兵备道，遴选人才时，“举朝视为畏途，无敢任者，公奋然曰：‘国家养士，原为社稷封疆计，今若此，非所以报主知也。’自请往。”[14]

史可法身为一名普通人，为人子却不能尽孝，但作为一名国家官员，他大公无私、为国尽忠。自古忠孝两难全，史可法在忠与孝、国与家、公与私发生冲突时，毅然选择了前者。

二、爱民如子、嫉恶如仇的为官理念

史可法爱民如子，为官之初遇到了罕见的灾荒，陕西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史可法职责使然，参与平乱，但他体恤百姓疾苦，明白多数农民因无法生存才被迫起义，因此区别对待：一面大力赈灾救荒，救助百姓；另一面坚决缉拿真强盗，从而平息了一方事件。由此，“举崇祯元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赈荒恤民，戢奸弭盗，能声大著……”。[15]史可法巡抚安徽、河南、江西诸地时，“奏免被灾田租”[16]。崇祯十年，史可法开府六安（今安徽六安市），刚到六安即“捐俸修瓮，佐以节省之资，费不下二千金，而不烦公帑，不括民赀”[17]，而他自己却 “终岁一衣，蔬食自足”[18]。

“一条鞭法”在万历年间就已推行，但六安地区仍实行可随意增加百姓负担的“签点法”。最为厉害的当属“马差”，“马差一至，坐索无已，往往中人之产立尽”[19]。史可法了解后立即下令废止“马差”，同时一并废止其他不合朝政的陋规，诸多举措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史可法总督漕运时订立“十条诫令”，规劝所辖官员“爱惜百姓”。他为官始终心系百姓，千方百计地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他恤民爱民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他为官施政的方方面面，因此他深受百姓爱戴。家父病逝，史可法伤心欲绝，六安民众感同身受，纷纷簇拥而至，请史可法进食，为国节哀。按孝制，史可法须辞官回家为父主办丧事，并守孝三年。史可法临别六安时，百姓跪送不起。史可法在六安人心中“孺子妇人无不见公之真，勇夫悍卒无不怀公之德”[20]。史可法离开后，六安人又为他建立了生祠，至今安徽六安市还有一个史祠村。

史可法爱民如子还表现在他嫉恶如仇，对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毫不留情、严惩不贷。他所主政的地方“贪吏望风解缓”，总督漕运期间“劾罢督粮道三人”。据《六安州志》记述：史可法属下一苏姓兵丁，为人凶狠，因小事竟射杀当地一位老媪，史可法掌握实情后，下令将此人按军法处置。

史可法爱憎分明，他给友人金正希（崇祯进士，明末抗清义军首领）的一封信中他说：“当今为国家患者贼，而杀贼则兵也，兵能杀贼则兵，兵不能杀贼，而所杀非贼，则并不能为兵。夫兵之不得为久矣。至兵之假号为援剿、为勤王，而实为快其卤掠杀百姓之志，此忧时之士所以当食而放箸也。”[21]史可法这段话分析了时弊，也表明了他对那些借杀“贼”之名掳掠侵害百姓的官兵的深恶痛绝，对经受双重苦难的老百姓的怜悯担忧。史可法爱憎分明，“贼”“兵”在他心里区分得异常清晰。

三、严于律己、勤廉从政的为官准则

晚明社会奢靡之风盛行，官场贪污腐败严重，身处其中，史可法却出淤泥而不染。他自律甚严，甚至近乎苛刻，一生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即便升任高官，也从不追求个人物质享受。史可法领兵征战中与大家同甘共苦，“乙亥五月，上命史可法监安庐军……可法有大将才，痛自刻厉，与士卒同甘苦。大小数十战，俱以己先三军。可法驰驱江淮间，衣不解带，辄至十余日。军行不具帷幕误被。……爱民敬士，所募健儿侠客，皆得其死力，虽古名将莫过也。”[22]

《明史》本传讲史可法“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23]为督师时“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还记述了他一个故事：“岁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报殽肉已分给将士，无可佐者，乃取盐豉下之。可法素善饮，数斗不乱，在军中绝饮。是夕，进数十觥，思先帝，泫然泪下，凭几卧。比明，将士集辕门外，门不启，左右遥语其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击四鼓，戒左右毋惊相公。须臾，可法寤，闻鼓声，大怒曰：‘谁犯吾令！’将士述民育意，乃获免。”[24]是时史可法督师扬州，年除夕夜就着豆豉喝了些酒，因困倦睡过了时间，属下体谅史可法之辛苦，命更夫仍击四更鼓，史可法醒后既怒且疚，从此滴酒不沾。

清方苞《左史逸事》，也讲述了史可法军旅生涯的细节。史可法“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25]身为军中统帅，他始终做到严于律己、吃苦耐劳，就连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也以史可法自勉，“孙高阳、史道邻皆极耐得苦，故能艰难驰驱，为一代之伟人”。[26]

史可法出生并不富裕，做秀才时家境愈穷，恩师左光斗还将他收留家中“又因法贫甚，而馆之官邸中”。[27]史可法为官后“砥节奉公”、清廉如水，故家庭经济状况并未太多改变。崇祯十二年二月，刚给弟弟办完亲事，家境更加困窘，史可法告慰父母“可模婚事既完，心愿已毕，即家间清苦，有男在，自不必忧衣食也。”[28]当时他给胞弟信中第一句即是“屡得来信，知家计艰难”[29]。史可法数封家信频现“借贷权宜行之”“不妨暂贷于诸友”“变卖首饰”拆解度日等字眼。是时史可法已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多省属正四品官，而他家里日常开支都无法保证，与晚明时期奢靡之风截然相悖，显示其一身清风正气。史可法清廉之声甚至受到朝廷的质疑，他因父亲逝世依制回乡，在途中遭到朝廷暗查，结果令猜忌者失望、汗颜，史可法行囊除行李外，值钱之物仅有2 只银杯、17 把折扇和32 幅奏折。

史可法也是勤政的楷模，心系国家大事，时势紧张，丝毫不敢懈怠。在六安修筑城墙时，他“躬亲阅视，即一砖一石，数目寓而心经焉，不日之成，悉为坚垒长城……”[30]时史可法受马士英排挤督师扬州，南都士民哗然，有缙绅及在京士子三百余人联名上疏，要求当权者“还我史公”，疏中所言：“政事遇之而悉周，凡在所司，虽寒暑、旦昏而不废。盖以其所欲，故能知人，以其不倦，故能毕举。真救时之宰相，济世之忠良也……”[31]

《明史》本传讲史可法母亲“尹氏有身，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32]。清代文人据此典故及其生平撰写了两副对联：“生有自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梦文天祥而生、慕武乡侯而死”[33]，将史可法比作民族英雄文天祥与鞠躬尽瘁的诸葛亮的精神合体。在面对个人生死与民族大义抉择时，他与文天祥一样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挽救明朝大厦于将倾，他如诸葛亮一样全心全意投入，耗费了毕生精力直至殉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人对史可法的了解大多是他生命最后抗清殉国的历史，其他方面并不十分清楚，如本文所述，他不仅是民族英雄，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文人儒士，一位清正廉洁的好官，他的自律、清廉、爱民绝非受外部压力所致，而是他内心自觉，同时这也证实了他以身殉国的壮举也绝不是历史投机，是他一以贯之的品性的自然选择，堪称“一代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