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而非激进:宏观社会工作的中国图景

2020-11-17 05:39何雪松
社会观察 2020年6期
关键词:宏观社区服务

文/何雪松

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一直是跟随着“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治理”这样的宏大叙事和政治话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脉络下,社会工作理应在宏观层面有更大的作为,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究其原因,恐怕在于学界和实务界没有很好地从理论上和体系上厘清宏观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重申社会工作的宏观取向,这是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决定的,社会工作需要有更多的社会想象力,洞察社会结构的变动脉络和趋势,特别是紧紧抓住结构性机会。社会工作要顺“势”而为,掌握“时势权力”,社会结构的转型、互联网社会的兴起、新兴媒体的涌现、个人权利的张扬,使得流动性、平面化与多中心成为这个新的社会形态的重要特征,这对社会工作者而言是重要的契机。社会工作作为结构力量的优势就在于将不同的人、群体与社群联结起来,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了更好的联结工具与发展空间。然而,社会工作目前这方面的力量还不够强,学术界与实务界要探索新的路径和方法,不能只是死抱着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方法传统,而是要有更多的“宏观自觉”,这样就有可能更好地推动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变革。本文尝试勾勒宏观社会工作的中国图景,以期得到学界和实务界共同推进。

社会工作的双重聚焦

社会工作的早期创立者确立了微观和宏观两个传统。这是为了回应社会工作的双重聚焦,也就是说,社会工作的干预目标是个人与社会的交界面,既重视个人,又重视社会。微观实践回应个人和家庭的需要,从而改变其不利境遇。宏观实践旨在推动更大范围的改变,从而促进社会变革。两者同等重要,相互衔接,形成一体。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框架是围绕个人和家庭而建构起来的,里士满的《社会诊断》就是这一传统的早期发轫,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成为社会工作的主要工作方法。以改变社区、组织或政策为目标的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在20世纪60—70年代曾一度风靡。与此同时,激进视角和批评实践兴起,它们与各类新兴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推动了社会工作的宏观实践。

不过,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和里根相继上台推动了意识形态趋右,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主张个人和家庭的责任,这使得社会问题的医疗化和个体化成为主流。社会工作以个人和家庭为中心,聚焦儿童保护、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等领域,心理咨询成为社会工作的主责之一,美国的社会工作毕业生更倾向于在私人执业机构从事心理咨询服务。学者批评这样的发展趋势弃舍了对弱势群体的道德责任与伦理关怀,丢失了专业的神圣目标。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加速了社会工作与公共卫生、精神病学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工作的微观倾向。

过去十年,学者反思社会工作的微观化和技术化,希望寻求宏观与微观的平衡,从而将“社会”重新带回社会工作。学者认识到,社会工作的现实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影响,因此社会工作不得不面对宏观政治脉络对社会工作的巨大挑战。社会工作展开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特别是看到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发展的滴注效应并不明显,而救济式的国家福利强化了社会排斥,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工作对公平与正义的诉求。对社会工作微观化与临床化的纠偏,既是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化话语的侵蚀,又是专业对公平与正义的使命所驱动的反思。这显示,社会工作需要更加重视宏观实践,从而实现微观与宏观的平衡。

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工作微观与宏观的分野折射的是社会工作的意识形态之争。佩恩认为社会工作有三种意识形态取向:社会民主取向、自由主义取向和社会主义取向。社会民主取向强调赋权,认为经由社会工作者的努力,个人、群体和社区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利促成改变。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工作是以满足案主的需要为中心,强调问题解决,是福利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取向重视社会变迁,主张社会工作应致力于推动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合作、互助和团结,从而消除不平等。因此,微观与宏观之分是“表”,意识形态之争是“里”,这两者是密切关联的。这一认识有利于我们基于中国的语境反思社会工作的发展态势。

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的重建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官方的宏大叙事和政治话语下推动的。就这一背景而言,社会工作应该在宏观层面有所作为。我们也的确推动了政社关系的转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机制的确立和面向不同人口群体的专业服务。不过,如何从理论上和体系上定位宏观社会工作,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需要立足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脉络,阐明宏观社会工作的目标和取向,这样才能为宏观社会工作的发展确立理论基调。另一方面,需要明确宏观社会工作的推进路径和切入点,这样才能突破西方现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微观化和临床化倾向,回到“社会”本身,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

“积极而非激进”的实践取向

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现实,宏观社会工作要采取“积极而非激进”的实践取向。所谓“积极”,就是强调社会工作的主动性、集体性和建构性,这是内在于“社会工作”本身的“社会”使命。在实践上,宏观社会工作体现为积极介入、集体行动与社会建构三个层面。强调社会工作的主动性、集体性和建构性是与社会建设的背景相吻合的,因为社会建设也正在展开之中,需要相关各方的集体努力。所谓“非激进”,就是要采取非对抗性的行动,这有别于西方激进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指向。

第一,宏观社会工作要直面社会转型的结构性议题。新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从社会工作的角度而言,主要矛盾的表现之一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服务体系发展不充分。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分配不均、贫困、排斥、歧视等,在结果上表现为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区域差异、性别不平等和向上流动受阻。很多有需要的群体还得不到应有的服务,社会服务的体系化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社会工作可以有“点、线、面、体”四个不同维度:即个体的、人际的、社会的与历史的。为了回应前述结构性议题,宏观社会工作要强调的是“面”与“体”。“面”就是更大的社会范围,“体”就是引入历史概念。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需要置入社会转型这一时空脉络之中进行理解,因此我们所推进的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转型社会工作”。这就要求中国的社会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针对个人或家庭的治疗性服务,而是要寻求社会的结构性、体制性和整体性变革和发展,惠及更广泛的人群。由此,我们就更应强调,社会工作的发展,不只是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而且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阶段性要求。

第二,宏观社会工作要回应全球社会发展的新态势。全球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动,诸如金融风暴、欧债危机、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民粹主义的兴起都以不同的方式冲击着现有的社会建制。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似乎未能起到引领社会的功能,究其原因在于,社会工作尚未充分认识到这样的全球经济社会变动所引发的深刻后果,在理论上未能及时有所回应,在实践上更是茫茫然缺乏方向。

社会的数字化兴起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都给社会工作带来新的可能性。社交媒体成为公共议题讨论和新兴社会运动动员的重要平台。社会工作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新兴的媒介传递价值观、输送专业服务、倡导合理的社会政策,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厘清,需要慢慢摸索形成一套基于虚拟社会的实践。大数据可以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研究,突破以往的研究模式,从而回应社会建设、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的重大现实问题。行政大数据、公共服务大数据、互联网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可有利于社会工作利用数据分析成果进行服务规划、政策倡导,从而扩大社会影响力与政策影响力,从而实现社会工作的宏观目标,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很不够。

社会工作要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影响。新自由主义在设计政策时往往容易忽视一个国家或社会特定的政治与历史脉络并枉顾可能的社会代价,失业、疾病、吸毒、家庭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简单沿袭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可能导致国家治理能力下降且弃舍其社会责任,而将责任归之于个人,或明或暗地强化社会问题的个体化叙事,这不利于社会的整体福利提升。社会工作不能受困于自由主义的竞争与效率叙事,而是要看到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并建立社会保护机制。

由此看出,宏观社会工作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全球社会面临的最新动态变化,并提出生产性、发展性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框架,只有这样,这个专业或职业才能可持续发展并引领社会走向公平与正义。

第三,宏观社会工作的宗旨就是建构有力的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工作,需要有明确的宏观目标。这一目标是直面社会转型结构议题所设定的,也是回应全球社会发展新态势的要求。于此,社会工作需要跨越传统的救济角色,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变革。笔者在以前的论文里将这一目标设定为“社会有力”“市场有效”“政府有为”构成擎画中国未来发展的新三角。建构有力的社会,需要从活力、平衡和团结三个层面推进社会的变革与优化。

首先是活力。社会工作要激发社会的活力,经由专业服务、社会联结和资源整合催化不同的群体参与社会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和人人共享的共同体。

其次是平衡。社会工作要推动建立更加完善、更具弹性的社会保护机制,从而减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出现的不平衡。社会工作就是整个社会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弱势群体发声,回应有需要人群的诉求。

最后是团结。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国都面临着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等重大挑战,这样的挑战会撕裂社会。我国在市场经济的推进过程之中也面临着不同群体之间脱节和分隔的风险,社会工作需要推进包容、共享、融合,减少排斥、分裂、隔离。

要实现以上三个目标,需要思考宏观社会工作的具体路径和方法,社区发展、组织建设、政策倡导和价值引领成为重申“社会”的干预策略。

重申“社会”的干预策略

宏观社会工作就本质而言就是要重申社会工作的“社会”使命,这就要求社会工作不仅仅关注具体的服务对象,而是要在社区、组织、政策和价值层面予以推进,这明显超越了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和社区这三个传统方法。

社区发展是宏观社会工作最为传统的干预方法。但我们既不能简单地遵循罗斯曼提出的三个模型,因为这三个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应于中国的社区现实;我们也不能将社区只是理解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这样社区就成为管理和控制的对象,而非促进人的发展和福祉的场所。我们要做的是,从社区层面推动改变,从而影响社区居民的福利。有理由相信,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是中国宏观社会工作最重要也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中国的社区形态多样,从原生态的村庄、转型社区到国际社区,它们面对的挑战不一,社会工作的干预目标迥异。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策略正是再造城乡社区,逐渐恢复社区可持续生活方式,从而改变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互联网和新兴媒体的应用,正在改写社区的意涵,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地理空间意义上的社区,也需要关注基于虚拟空间而形成的社群。

组织建设是宏观社会工作的重要策略。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有以下四方面的工作需要开展。其一,建立更多的社会组织整合社会资源、倡导社会议题、发现社会需求、提供社会服务,以回应不同的社会问题及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其二,推动社会服务输送体系的改变,提升服务可及性,强化精准服务,提升服务品质,这样的改变就是组织体系的再造和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其三,推动不同的公司、机构和单位的组织变革,从而提升组织的社会责任、服务能力,创造员工友好和服务使用者友好的组织氛围。最后,社会工作要结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催生新的社会服务组织形态,这是社会创新的重要切入点。

政策倡导是宏观社会工作的重要策略。要根据不同的社会问题领域,推动社会政策体系的完善,从而回应不同人群的诉求。要建立社会政策动态监测体系,了解社会政策的效果,从而真正做到精准施策。就现阶段而言,建构完善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是政策倡导的重要内容。目前社会工作的经费主要依靠政府,因此政策倡导的核心就是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而确保社会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要推动政府建立更为完善的公共财政和公共预算制度,也要考虑建立专门的机构或政府委托基金实现政府购买服务的专业化,形成招投标、委托、资助制度等多元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就可以确保有需要的人群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社会服务,这是当前最为迫切的政策目标。

价值引领是宏观社会工作不可忽视的,推动公共意识、社会责任、社会公正、共享观念和关怀伦理等社会价值观基础,这是社会策略。社会急剧转型的一个深层次的需求是形成价值共识和社会共识。为此,社会工作可以在以往较少关注的领域有所作为。社会工作可以传递共享的发展理念。社会工作作为一项基于分配正义的制度安排,强调的就是共享的价值。社会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赋权和增能,促进分配正义,从而帮助弱势群体参与和共享发展的机会与成果。社会工作服务还面向一般群体,积极调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从一般意义上推进社会各个群体的共享包容。因此社会工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社会服务,而且在于践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从而形成相互关怀的社会氛围。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为社会工作的价值引领提供了全新的机会,社会感染是价值传递的重要机制,社会工作要善用互联网扩展影响力。

勾勒宏观社会工作的中国图景,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重申宏观实践的当下重要性,而且在于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思考更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在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时候需要有“宏观自觉”。强调宏观社会工作,也并没有贬低微观社会工作的企图,而恰恰是希望回到社会工作的双重聚焦,微观和宏观的平衡才是社会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对这个专业或职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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