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思想创造的困局
——关于新时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再思考

文/刘志洪 胡雯

近来，我们提出中国社会变革要求哲学创新发展，但是中国哲学共同体却身陷“阐释驱逐创造”“学术抑制思想”困境，迫切需要在继续重视学术阐释基础上，自觉鼓励和包容思想创造，将“阐释驱逐创造”“学术抑制思想”的机制转变为“阐释创造并重”“学术思想共进”的机制。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哲学工作者同意，产生了某些有益影响。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见解。由于实现新时代中国哲学发展这一话题实在重要，因此，本文尝试从新的角度论述我们的观点：鼓励和包容思想创造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繁荣的关键，期冀继续厘清认识，达成新的合理共识。

当前对思想创造的淡漠与苛刻

思想创造已逐步成为当代中国科学研究的主旋律，但哲学还没有自觉按照这一旋律舞蹈。众多事实表明，我们的哲学现在十分热衷于阐释。多数哲学学科至今依处于经典阐释压倒思想原创的“经学时代”。同阐释相反，我们对创造相当淡漠和苛刻。结果，思想创造即便不是“万马齐喑”，也是“千里马不常有”。这不但同整个世界哲学的总体状态相一致，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阐释性论著大量引用前人论述，自己的观点仅寥寥数语，而他人的话语占据大部分篇幅。还有一些从标题上看是创造性论著，但大部分内容和论证都是由对他人思想的梳理与阐释构成的。

陈平原先生提出，现在核心期刊有严格的评审机制，质量差的进不去，但有棱有角的也会被淘汰。就发表而言，精致稳妥的阐释性文章明显比易生争议的创造性论文具有优势。观点过于鲜明和突出，总会有人不同意以至反对。这本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常常不认真甚至无暇斟酌异质观点的论证是否成立，而是从内心深处更倾向于接受“不易之论”“不刊之论”，本能地判定异质性观点是错误的。从而，创造性论文和创造主体很可能被视为“过度创新”的“出头鸟”而不被接受。创造不但必须“有术”，而且必须“有度”，不能超出“可以承受”的范围；甚至有思想者采取阶段性的“曲线救国”，在既有的话语框架中隐蔽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与此不同，阐释性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他人的思想。哪怕这种思想遭到强烈反对，反对的也是阐释对象而非阐释主体。

人们在口头上呼唤新思想，在内心深处却似乎尚未做好迎接乃至面对的准备。但人们一般并非有意为难新思想，而是近乎本能地难以接受。人类有许多长期流传的观念。这些普遍性观念先于个人存在，进入并成长于人们的头脑中，成为其精神结构的成分乃至无比坚定的信念，改变它们十分困难。若新思想不能给予明显益处或更大好处，人们就容易抗拒有悖于自己旧有观念的新思想，倾向于找寻各种理由否定之，以维护熟悉而亲切的旧有观念。上述现象在当今哲学界具有普遍性，不仅在期刊审阅中如是，在项目评审、奖励评定等哲学研究的关键环节中亦然，甚至可能更为明显。

应该说，大部分编辑者、评价者和管理者较为清楚地看到了当前哲学研究存在的这种问题，但在总体上没有作出有力的纠正和正确的引导，而是同样囿于评比和考核的压力等外部因素，对这类盛行且稳当的成果青睐有加，从而在客观上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一些编辑者、评价者和管理者至今仍没有足够重视思想创造，有时甚至欠缺引领创造的能力，从而拒绝现实性、思想性、原创性较强的研究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当前对原创性思想和思想创造的淡漠与苛刻是“体系性”的。

哲学繁荣的实质是思想繁荣

中国哲学的繁荣是每位哲学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愿景。但这种繁荣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本真意义上的哲学繁荣是怎样的？在笔者看来，哲学繁荣真正的实质和标识是思想繁荣。哲学是人类爱智慧、求自由的思想。思想洞察人生与世界之理，引领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类世界的变革，构成哲学最深邃、最始源的内容与精华。哲学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正是面向现实、建基学术进而付诸实践、改变现实的创新性思想理论。没有思想，就没有哲学的灵魂，就没有有灵魂的哲学，就没有哲学！

根本而言，哲学的价值取决于人类生活对它的需要，体现在它以特有方式促动实践、引领时代。黄昏时起飞的不一定是密纳发的猫头鹰。反思不等于后知后觉。真正的哲学不会像黑格尔认定的那样无法超出自己的时代，不会只是跟在时代后面反思，更不会落后于时代。哲学必须以思想的方式切实地求解现实和理论的重大课题，实际地促成现实和理论的真实发展！生成有益于人类良性生存或美好生活的思想，以之引导时代与文明，是哲学应有同时也一直有的价值取向。

的确，哲学史研究是哲学研究的基础，但本质而言，它还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哲学研究。哲学研究主要致力于思想创造，而哲学史研究主要致力于学术阐释。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差异就在于，是否提出和论证了新的创造性思想。学术（繁荣）既不等于思想（繁荣），也不必定造成思想（繁荣）。尽管学术构成思想的前提与基础，但它并不必然通达思想，学术创新也不必然通向思想创造。从学术到思想，当中有诸多重要环节需要展开，有不少困难关口必须跨越。而且，学术只是思想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之一，决非充分条件与唯一基础。仅在学术的狭小范围内停留，无以凝练真正有生命力的哲学。阐释是地基，创造是高楼；阐释是主干，创造是果实；阐释是涓涓细流，创造是名川大河。阐释永远构成创造的一种源泉。而且，在特定历史时期，阐释和阐释性著述的价值还可能更为重要。但回望历史，原创性著述对人类思想和现实的影响更大、助益更多，从而也更多地被阅读和流传。今天的学者们主要研究的正是这些过往的创造性思想成果。

当然，人们一般都会承认思想的重要性，但对思想的根本性质却认识不一，甚至不尽精当。思想并非一般性的观点，而是创新性以至原创性或首创性，亦即他人不曾提出的观点。思想让哲学成为哲学，在众多观点和观念中显现自身。于哲学而言，创造性思想是最优秀、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取得创造性思想成果，是对哲学研究最厚重的回馈与奖赏。总之，原创性思想的繁荣是哲学繁荣的本真意涵与最高标准，具有人类一流水准的思想之勃发构成新时代中国哲学繁荣的核心。

自觉鼓励包容思想创造

人类的生存或生活总是处于变革和不得不变革的状态之中，从而总是需要新思想的诞生与发展。尽管某些思想具有长远乃至恒久价值，对于解决当代和未来人类的生存问题也有益处，但任何思想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好全部问题。希冀以思想引导时代的哲学，不能没有高水准的思想和思想创造。哲学的创新有多种方式与层次，但最主要的标志是提出新思想、建构新理论、生成新范式。

新中国70年丰富的实践和经验要求且值得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与提升，迫切需要哲学创造。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造性思想，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复兴的中国呼唤复兴的中国哲学与之相辅相成。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华民族，不仅亟待总结和升华自己的哲学理念，而且应为其他民族和人类文明提供有益的哲学样态。整个世界哲学当下都处在创造乏力的状态之中，迫切需要具有实质意义的新思想的出现。中国哲学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对原创性思想的鼓励与包容。

阐释前人思想的确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人类的思想，也可能生成自己的新思想。但这并非发展思想的主要方式。只有创造才能根本性地变革和提升思想，才是发展思想的主要方式。其实，学者们着力注释的不是“注释”而是“经典”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原创性思想的价值，表明人类更需要的是创造而非阐释。马克思主义依靠的不是对黑格尔主义等的阐释，而是根本性的改造和革命性的创造才成为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正是得益于创造，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只是青年黑格尔派或新黑格尔主义者，今天的我们也才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经典”可以“注释”。

然而，一种不能不令人忧虑的观念愈益流传开来，弥漫于哲学世界之中，成为部分研究者的“信条”：思想创造不过是假大空，只有学术阐释才是真学问。学术阐释的确是踏实之为，但思想创造亦非漂浮之举。尽管有的人以不恰当的方式创新，甚至个别人打着“创新”的旗号哗众取宠，但这种“大而空”的“创造”实际上并非本真意义上的创造。真正的思想创造一定是真正的学问。在过往“大创造”的年代，的确有不少创造的水准不高甚至偏低。但是，创造水准不足决非否定思想创造的依据，而恰恰是需要进一步强化它的缘由。

毫无疑问，阐释和创造是可以统一的，而且应当统一。但在此前提和基础上，还须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把握乃至有所侧重。这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而目前的状况在总体上就是“阐释驱逐创造”“学术抑制思想”。当然，我们也理解强调“统一”的学者们的忧心：过于强调创造可能反过来忽视构成其基础的阐释。不过，在我们看来，当前对创造之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强调并不为过，相反，中国哲学依然非常需要并高度注重创造。

阐释不易，创造更难！要生成和实现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原创性思想需要登上巨人的肩膀，并且是众多巨人的肩膀。即使最为微小的思想创新也不容易，遑论重大的理论创造。刚开始时，乃至在很长时间中，往往只能爬上巨人的脚面或矮子的肩膀。个人的创新努力在敞开新的理论视域时，也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遗漏某些重要的角度和内容，甚至用“挂一漏万”形容可能也不为过。但哲学拥有试错的权利与意义。不允许犯错误，就难有大作为，甚至难以作为。事实上，创造性思想的错误与偏颇可以通过批评和交流加以纠正或改善。

期冀成为“高卢雄鸡”的哲学黎明时分的“高鸣”并不易被接受，甚至可能被当作厌烦的“噪音”。真正说来，哲学并不存在也不该存在权威。更准确地说，哲学的使命正在于反驳不合理以至不够合理的“权威观点”。人类思想和文明的发展不能没有这样的哲学，因而它理当被鼓励和包容。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创造构成中国哲学在新时代的神圣使命，也是最有价值并将“永远流传下去”的担当和作为。现在，该是整个中国哲学共同体改变对创造的轻视和强化思想性的时候了。

在功利和躁动的年代，守护学术的精神十分可嘉。而且，阐释的确可以孕育创造。我们担忧的只是，目前的学界在总体上过度沉醉于学术阐释，留给思想创造的空间实在太过狭小。更重要的是，阐释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驱逐”创造的具有刚性力量的机制。如果一味地放任乃至加剧它的进程，可能令未来中国哲学的思想创造丧失希望。不鼓励和包容思想创造，不仅哲学家辈出的盛景虚无缥缈，甚至思想者的出现都可能遥遥无期。

构建鼓励和包容创造的学术环境

越是忽视和苛求思想创造的年代，越是需要建构和完善哲学思想理论的年代，就越是要求壮心不已的哲学工作者们高度自觉地鼓励和包容思想创造，努力为其构建适宜的环境，或者说让学术环境有益于思想创造。中国哲学原创不足“首先不是能力和水平问题，而是态度和取向问题”，“当代中国哲学家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确立哲学家的身份，去赢得哲学家的尊严”。要言之，“创造为上”的态度与取向亟待在中国哲学共同体中得到确立。

评价代表了学界的取向，也同诸多现实利益密切相关，对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哲学评价既要考虑“完成系数”，也应考量“价值系数”和“难度系数”。在完成情况同等或相近情况下，宜多重视论著的价值意义，多考虑研究难度，多考量相对于过往的开拓性。由于思想在哲学中的核心意义，在相近完成情况下，创造性论著的价值相对于阐释性论著更大。另外，创造性论著的难度也更大。一般而言，阐释性研究由于有作为“经典”的对象作为基础，容易臻于精致。相反，“凭空”创造非常困难，很难完成得很好。简言之，相对于阐释性论著，创造性论著的“价值系数”和“难度系数”更高，因而应更为鼓励。

对于创造性的哲学研究，处理好批评和鼓励、包容的关系非常必要。哲学既需要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异质思想并助其完善，也需要持之有故、言之有据的异质思想以不断批判和超越自身。这离不开对新思想的鼓励和包容。没有新思想的不断涌现，就没有哲学本真性的升华。特别是在原创性思想欠缺的时期和地方，基于批判与自我批判品格对创造性思想加以鼓励和包容尤为关键。“无论探索和批评都应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批评者所要遵循的底线是：对探索者给予必要的尊重，保持适度的敬意，尽量持同情的理解。”

由于哲学的特性，在评价过程中常常遇到异质观点。然而，现有评价几乎无法跳出“反我者死”的“怪圈”。落入持对立立场的专家之手，新思想难有“生还”的可能。倘若被压制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就因此失去得以接近真理的宝贵机会。即使被压制的批评意见是错误的，讨论它的错误，也将使真理的范围更加明确。在非确定性、主体性和差异性很强的哲学世界中，没有任何人能提出所有人都认可的新观点，观点的差异与分歧再正常不过。静心沉思异己观点是否有合理之处，自己的观点是否有不足之处，异己观点和自己的观点何者更合理，在心灵深处展开认真而深刻的思想“实验”乃至思想“交锋”，让思想通达更高的合理性，才是力图提升进而完善自身的思想者之应有态度。

还应区分是对主要观点还是次要观点的异见。常有评审专家的否定性意见并不触及论文的中心观点，而仅仅针对旁枝末节。但就是这些细小异见否定了整篇开拓性论文。当然，很可能是评审专家不同意论文的主要观点，但又无法对整个论证作出反驳。其实，如果并非主要观点异质，可以更多给予宽容与鼓励。即使是主要观点相左，也必须慎重地加以考量。甚至见解越是不同，就越是需要谨慎和认真。这是哲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不过，新时代中国哲学繁荣的实现，仅靠哲学共同体的努力是不够的。新时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与繁荣，亟待构建有利于思想创造进而思想精品勃发的总体环境。不但哲学应为现实服务，现实也应为哲学服务。有研究提出，由于所面临的巨大风险，越是开拓性和原创意义的研究，越需要给予制度与环境的保障。创造性的哲学研究必须得到有力支撑！建立健全合理的体制机制是当中的关键环节。这种体制机制必须将鼓励和包容创造性思想之原则切实地贯注其中。至少，我们要让学术的体制机制朝向有利于思想创造的方向转变和优化。

趋向创造的阐释和在阐释中创造

无论阐释抑或创造，都应是高水准的，皆须进一步提升质量。相对于“阐释驱逐创造”机制，低水准的阐释和创造是制约当前中国哲学发展的更大阻力，也更为迫切需要重视和改进。在总体比例上，虽然当前阐释性研究很多，但高水准的阐释尚不多见，而高水准的创造更是鲜见。新时代中国哲学迫切呼唤高质量的阐释与创造！从长远的愿景和目前的实际看，当下较可行的道路是强化趋向创造的阐释和加强在阐释中创造。有意识进而自觉地趋向创造，是高水准阐释的应有准则。我们的哲学研究需要的是为创造而阐释，而不是为阐释而阐释。

阐释不应陶醉于思想家说了什么、如何说的以及为什么说，而需集中于思想，尤其是高水准和高价值的思想。但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家某个或某些具体思想，甚至也不能停留于其复杂的思想历程以及为什么如此思考和改变，更重要的是从当代以及未来的视角解读和处理思想。同求解原意和梳理变化相比，学术阐释更有价值之处在于，提炼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代表当前人类一流水准且对未来有益的思想与方法。需注意将阐释对象同其他思想以至现实相比较，看何者具有更高合理性。事实上，如果某种思想已经被他人乃至现实超越了，那么，阐释的价值就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说仅剩学术史的意义了。无疑，哲学研究需要把哲学家们思考过的问题重新思考一遍，但并非为了停在那里，而是为了继续前行。实事求是和鞭辟入里地揭示阐释对象的思想局限，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超越思路与理念，是对勇毅的探索者的要求。

高水准的阐释不能仅将目光集中于自己的特定对象，而应有整个思想史的宏阔视野。唯有如此，方能有效把握阐释对象的贡献与局限，真正深刻地理解和说明对象。缺乏对整个思想史及其脉络与现状的把握，无以获得分析和评价研究对象的坚实基础，意味着研究者尚不具备作出深度阐释的能力。进而言之，不应满足于对某一思想或人物的研究，而应对整个流派或对某个问题的全部思想史展开考察、逐步把握，由个别思想阐释转入思想史研究。而且，当前这样的研究较为稀缺。不少“哲学史”著述实际上只是哲学思想举要，没有真正把握思想之间的历史关联。相对于“微观阐释”，这种“宏观阐释”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资料特别是更高的理论高度和抽象概括能力。力图自我超越的阐释应从微观走向宏观或从宏观走向微观，进而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有效统合。需要注意的是，唯有生成独立以至更高的思想，对前人思想的阐释才能切中实质与要害，才能达至深刻。

高水准的阐释不能不把自己同对现实的反思与引领有机结合起来。这是进一步强化阐释之现实性与理论性的有效方式。学界当前直接解剖现实问题的研究较少，有理论深度的分析更少。毫无疑问，学术阐释也蕴含现实关怀，也能观照现实。而且，一些主治学术阐释的学者积极尝试以学术的方式关注现实。当然，学术阐释和直接面向现实的解剖毕竟不同，它距离现实更远，无法直接而充分地切中现实。这要求我们在学术继承的基础上创造当代的思想与理论，直面重大的现实问题，实际地解决当代现实中的问题与矛盾。更准确地说，以思想理论的方式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进而在这一过程中完善已有思想理论或生成新的思想理论。

在强化趋向创造的阐释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们有意识地在阐释过程中加强创造，投身创造思想的伟大洪流。唯有如此，中国的哲学研究才能迎来实质性的发展，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高水准的哲学思想创造，必须具有建基现实性与实践性之高度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学术使独创同独断区别开来，思想让创造同重复界分开来。只有以学术性方式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思想努力，才可能是真正的创造。但有别于“推陈出新”的创新，创造是“无中生有”，更准确而言是“有中生无”，即在前人思想基础上提出并论证前人不曾有过的思想。在当前的马克思哲学阐释中，有学者认为，揭示或诠释了马克思的思想，就是思想创造了。准确梳理和阐释马克思的思想当然非常有益，但只有大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建构进而完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思想创造。其他各种哲学思想理论也是如此。

结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中国思想的壮丽再生。只有当思想达至世界一流水准，登上人类理论思维高峰，才意味着我们这个历经磨难的民族之全面复兴与浴火重生。这决不能离开创造性哲学的出场与在场。但唯有生成进而确立鼓励和包容思想创造的格局与趋势，中国哲学创造性思想的美好未来才能大踏步走向我们。事实上，由于具有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综合创新的有利条件，当代中国哲学很可能生发出高水准的原创性思想。如果能够充分发挥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哲学的未来将无比光明。经过鸦片战争后近二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积淀，中华民族越来越具备了哲学思想理论创造的能力。大幅提升的学术阐释与学术性，为中国哲学高质量的思想创造提供了厚实的条件。不过，关键在于，整个中国哲学共同体自觉致力高水准的思想创造，并真诚而深沉地鼓励和包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