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文/董欣洁

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由中国学界主动开启，并由中国学者在自身历史经验和当代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完成。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编撰和教学之中，其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人类历史发展到当代阶段，是各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结构以及世界力量平衡发生根本变化的产物，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混合发酵，造成了一个剧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这就要求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能够科学把握和应对这个由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空间范畴组成的复杂世界，充分说明全球一体的演变和走向。为此，我们需要系统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演变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探索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

一

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抢占资源和市场，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将中国逐渐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救亡图存”这个时代主题在历史学领域的理论表现之一，就是如何认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畬、姚莹、梁廷枏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吸收外国史述著作的成果，编撰完成《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康纪行》《海国四说》等作品，以满足国人急需了解外国和世界情况的现实需要。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的萌生，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史研究话语体系开启初兴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论断。

《海国图志》将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念对接到近代的世界地理范围之中，对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念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助益。魏源对“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给予了理论解答。他在用国别史体例和大量篇幅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指出学习西方才能抵抗西方侵略，并对中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怀有坚定的信心。这表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没有将抵抗列强侵略与向外来的西方文化学习盲目对立，而是努力理顺两者的关系以达到摆脱侵略和实现中国文化自新的双重目的。

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论断在二三十年后凝练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这种思路是当时开明士大夫阶层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努力汇通中西之学的表现。

19世纪末，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国门大开，西学大量涌入，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的观念日益扩展。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王韬进一步整合天下与世界的观念，指出“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王韬分析了中国在时代变局中应当持有的社会变革意识，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研究问题意识的发展。

蔡尔康的世界史书译撰活动，在这一时期围绕《万国公报》展开的跨文化史学交流中引人瞩目。他为《中东战纪本末》作序时写道：该书“事必求其真实，文无取乎浮华”，“当痛深创钜之时，重筹长治久安之策”。这表达了中国学者面对甲午战争惨败仍然持有的坚韧的文化心态，以及从事国别史和世界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

二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史编译活动中，弱国的亡国史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史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视，其意则在于使中国摆脱被列强瓜分亡国之危机。救亡、反侵略、自强、进化论、变法、立宪、革命、建国等都是这一时期世界史话语中的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通过世界通史、文化史、国别史、断代史、地区史、普及读物甚至外国人物传记等作品得到关注和讨论。

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梁启超提炼了与世界史研究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二是对“欧洲中心论”的警惕和对爱国精神的强调；三是参照西人之著世界史的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分期，将中国史划分为对应的三个时代。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大阶段都开设了历史课程，其中就包括世界史。教科书是话语体系的基本载体。王桐龄在1922年初版的《新著东洋史》中指出：“世界史者，研究地球上各民族自古迄今互相竞争互相融合演成今日之社会状态，所经过之阶级者也。”

20世纪上半期，西方有影响的历史哲学著作和史学理论著作被译介引入中国，中国学者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与回应，例如，何炳松认为：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虽然是就欧洲史而言，但也可以对中国历史研究形成借鉴。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知识界广泛传播。李大钊1924年的《史学要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他指出当时的世界史“不是并叙各国史，即是叙说列国关系的发达；其内容仍为研究国家经历的事实，在学问的性质上，这不过是国民史的一种”。这一判断指明了世界史研究轻理论分析的要害所在。

1929年王纯一编译的《西洋史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西洋史。其中，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巴黎公社、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军国主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国际联盟等术语都得到了运用。这代表着世界史新的话语概念的规范化进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浴血奋战，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抗战的定位，批判帝国主义的侵华谬论，总结历史经验，提振民族自信心。翦伯赞提出：“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

1943年，缪凤林的《中国通史要略》在世界史背景下书写中国通史，力求“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周谷城1949年的《世界通史》突出世界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并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的书写。这两部作品表明了中国学者对世界逐渐一体化的认识。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黎澍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应当把重新研究世界历史并给以正确的说明当作中国历史科学的迫切任务。新中国成立后的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是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来进行。

1990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集中反映了当时世界史研究的进展。吴于廑在其中《世界历史》的专文中，系统阐明了世界史的学科性质、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梳理了古今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这篇文本标志着中国世界历史学基本理论体系的确立。吴于廑指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

1992—1994年，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六卷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六卷本分为古代史编、近代史编、现代史编各两卷，并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体系。齐世荣2006年主编了四卷本《世界史》，四卷本在六卷本的古代、近代、现代的分期基础上突出了“当代”（从二战结束以来至21世纪初），把当代史单独列为一卷。六卷本《世界史》和四卷本《世界史》都是国家级规划教材，集中体现了吴于廑的整体世界史观，这意味着中国世界历史学的基本话语阐释框架搭建起来了。2010年，武寅主持的百余位中国世界史学者合作完成的8卷38册1500余万字的《世界历史》面世，体现出当代学者对人类历史的独立理解和对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及现实问题的认识体系。2011年，世界史正式成为一级学科。

四

从19世纪中期以来，在大约180年里，中国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从初兴到不断探索发展，以1949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相继相接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中期到1949年，在大约110年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筚路蓝缕，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摸索和实践过程，在不断扩展对世界的认识和编译外国史学作品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突出特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努力为国家民族提供世界史的专业知识，能够迅速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比较专业的学术反应，而且努力对世界大势做出科学的学术判断。

结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对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空前尖锐。帝国主义列强不会允许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1919年巴黎和会将德国一战前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从而严重损害中国利益，就是帝国主义对华关系实质的明显表现。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权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中国实行顽固的军事独裁统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其残酷统治的具体表现。中国近代的社会现实已经验证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而要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革命成为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华民族摆脱了被侵略被奴役状态，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是中华民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赢得的真正历史性进步。中华文化已经从封建文化发展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即大众的、民主的新文化。中国的世界历史学正是这种时代巨变的产物，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所反映的正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论总结。

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以来，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是改革开放之初，或者世纪之交，在重要历史时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构成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发挥了思想引领作用。70年来，中国学者已经探索了一条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基本途径，即在唯物史观指引下，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这个最根本因素出发，从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入手，说明人类社会结合为统一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话语体系侧重于分析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过程。

当代世界的突出特点是世界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即人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程度不断提高，而且各个部分之间形成各种交流网络和不同层次的互动空间，具体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认同多样化等各个方面。新时代对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要求，就是加强对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过程的研究，进而更加充分地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说明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辩证统一，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中说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既包括作为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包括世界史学科自身的理论方法论研究。西方学界的世界史研究对我们有可资借鉴之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就是全球史。西方全球史意味着西方世界史的新一套话语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也就是对世界历史各种横向发展现象的研究。西方全球史的新问题是如何界定发生跨文化互动的双方主体或多方主体的历史作用。脱离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而单纯强调交往的历史作用，无法说明不同时期世界基本结构上的变化，无法说明不同时期各种交往现象的区别和联系。这就凸显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学术价值。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世界历史是人类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在此基础上人类交往不断密切的产物，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其中两个核心概念是生产和交往，生产的发展促进交往的扩大，交往的扩大有利于生产的保持，这两个要素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发展动力。西方全球史的话语体系回避了对生产及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更迭的分析。我们可以考虑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入手，从历史发展动力的角度来探讨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我们以往比较欠缺的对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过程的研究，急需得到改善和提高。

由生产和交往两条基本主线组成的纵横时空轴线，既包含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也涵盖了人类不同群体发展的关联性和多样性。生产和交往的每一阶段的总和，都构成了人类能动的生活过程的一种形态，都意味着世界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世界历史作为人的生活过程的集合体，也将随之继续演化并不断上升至新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各个文明或地区的历史，显然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各种支点，这体现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生产和交往在各个支点达到的水平和程度，表现为各种地方社会的具体化情境，这些具体化情境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空间范畴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在这个现实基础上，才能充分理解各种地方网络之间的互动，以及地方网络和全球网络之间的互动，而这些不同层次的网络和范畴共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通过生产和交往两条主线构建的这个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如何把握文化主体性与研究视野全球性之间关系的不断探索，已经形成了自身阐述世界历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这是世界历史学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资产。当代中国正处在新的发展节点上，复杂的社会生活实践向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便充分理解和应对当代这个由多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不同交流空间层次组成的复杂世界，阐明中国人对全球一体的演变和走向的基本判断。这也是世界历史学能够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历史智慧和学术支持。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进一步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内在动力，显然是其中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