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深的乡村:历史与人
——读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

2020-11-17 13:07刘启民
新文学评论 2020年2期
关键词:时刻小说

□ 刘启民

艾湾的“颓废”瞬间

《早上九点叫醒我》是阿乙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仅仅讲述艾湾的村霸宏阳死亡后两天发生的事,包括宏阳的葬礼,以及他人对宏阳生前事的议论。无疑,这是一部难解的小说,它深刻的先锋气质,首先便瓦解掉了我们对于经典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诸种叙述成规和风格气派的期待。与现实主义小说的“宽广”性相反,即与其试要以人物跌宕的命运勾连起“壮阔的时代画卷”的意图相反,这部小说带给人的是一种“幽深”之感。这种幽深,首先来自时间,来自艾湾的历史。历史的意义,不是在某一整全连贯的时间段落里经由某个英雄的成长或跌落过程而被呈现的,在这部小说里,时间被零切为一个个并无太多关联的瞬间,每一个特别的瞬间都如同黑洞一般吸纳着人的注意,由叙述者反复地分析、描述,仿佛生活的意义只有在这一个个孤零零的瞬时之中,才被充分地、完满地体认,并得到叙述。

很大程度上,小说就是由这些瞬间、这些时刻直切切地粘连起来的,情节的起承转合是作者并不在意的事情,作者在意的是那些他认为重要的瞬间,他常常是没有太多预兆地、单刀直入地进入金艳、许佑生、宏阳、飞眼、赵中男生命中极富考验因而意义非凡的时刻,然后围绕着这些时刻,反复地渲染、铺陈、敷衍其中的深义。比如小说伊始,就写村霸宏阳的情人金艳意识到宏阳死亡的时刻,写她内心的恐惧与难熬和那种灾难突然降临的震惊体验。又比如宏梁在给外甥许佑生讲述飞眼、勾捏两人的连环杀人过程时,首先是从重述勾捏第一次杀人后给飞眼撒娇的两句话开始的:“‘以后,会有一个人,对着一个年龄比他小的人讲我们的事。’这是这件事里令我印象最深的两句话之一。能想象那个女人是一边擦拭活动扳手一边对情郎这样说的……如今想起这话我不寒而栗……”①宏梁对勾捏的话难以忘怀,他在对外甥的讲述中不断渲染着勾捏述说这话的原初时刻,其诡谲与可怖的气氛。

在这样对一个个瞬间的反复揣摩体认之中,时间不再是均质的,那些被叙述者——更多的时候就是讲述宏阳生前故事的宏梁——所叙及的,都是更“深”的、更有质量的时刻。这些时刻之间的关联性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体验这些时刻本身,如同19世纪法国作家布尔热在论及美学颓废风格时所指出的那样,“颓废风格是这样一种风格,在其中书的统一性瓦解以为书页的独立腾出空间,书页瓦解以为句子的独立腾出空间,句子瓦解以为词语腾出空间”②。而小说叙述的动力,就来自对那些被挑选出来的时刻的反复体认与领会,叙述不管不顾地沉迷于这些时刻,对它们精雕细琢;情节让位于这些时刻,围绕着它们才得以展开。我需要引用理论家戈蒂埃对波德莱尔《恶之花》的概括,用以描述阿乙是如何沉溺于这些深刻的瞬间的:“不断将言语的边界向后推,借用所有的技术词汇,从所有的色盘中着色并在所有的色盘上获取音符,奋力呈现思想中不可表现、形式轮廓中模糊而难以把捉的东西,凝神谛听以传译出神经官能症的幽微密语,腐朽激情的临终表白,以及正在走向疯狂的强迫症的幻觉。”③阿乙在《早上九点叫醒我》中表现出来的对于瞬时的充沛的体验热情,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细繁复的叙述,是这部小说的关键特征,也曾被批评者识别为一种“沉到底部”④的叙述冲动。事实上,这正是在19世纪的法国出现并发展出了它的高峰的“颓废”文学风格。

在卡林内斯库的理解中,“颓废”是现代性的典型面容之一,是启蒙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反对自身的美学样态。这一现代美学样态的生成,与现代人对时间的体验感知密切相关,且尤其植根于基督教那种单线向前的时间想象。因为基督教在时间尽头设有的终极审判,“颓废”成为审判前的终极序曲,它意味着“敏锐不安的紧迫感”,并导致“一种自我审查、全力以赴和作出重大放弃的需要”⑤。也就是说,“颓废”,这种焦躁不安的精力充沛,是由紧迫的时间感带来的,是一种朝向最终灭亡的、生命精力的肆意挥洒。因为朝向死亡,每一个瞬间都被认为是紧要的且需要充分体验的,因而都必须经由极度精细的描写、体会。

《早上九点叫醒我》就是朝向死亡的一次写作,整部小说的意蕴与死亡密切关联。小说的开头便是艾湾的村霸宏阳的死亡,接着叙述分头,一边写现实中两天一夜里宏阳的葬礼,以及最终其棺材被挖出破开,一边是宏梁向他的外甥许佑生讲述宏阳的生前故事。在宏梁专注地讲述宏阳如何从胆怯的懦夫,转变成与派出所公开叫板的“艾湾好汉”,最后又在权力的威逼下幡然懂得以低头的方式与权力打交道的过程中,宏阳已经死亡的事实,始终笼罩在这重讲述之上。就像是被一重黑影所跟随一般,被宏梁所讲述的故事里的宏阳,自始至终他的行动与心理变动,不可能是经典现代小说中简单的“在历史之中成长”,而只能是朝向死亡的一次全力以赴。这种全力以赴首先指向了宏阳自己的生命历程:一个事实上的农民,一个村霸,在我们已经确证他是已死的情况下的挣扎求生过程——以争斗、巴结、交换利益等方式与地方公安势力的长期斡旋。很有意味的是,在小说里,也即在宏梁的讲述中,宏阳似乎早已知晓自己即将死亡的事实,他曾不无悲伤地将自己藏匿保险柜钥匙的地方告诉前妻水枝。这样,在宏阳的身上,我们似乎感受到一种朝向死亡的挣扎之力。另外,这种朝向死亡的全力以赴,实际也指向了宏梁对宏阳生命过程的讲述过程。宏梁对于宏阳生前事的讲述,先是精准地选择那些理解这位已死之人关键性的情境,比如宏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派出所服软,宏阳亲自到派出所叩关叫阵;然后以细腻的笔触沉入这些情境里,并对宏阳的心理动机做出繁复、深切的分析。宏梁的叙述,充斥着对宏阳生命时刻沉甸甸的描写,和像河流一般涛涛然排布而来的心理洞悉的语句,他极度精细的叙述,始终叠影着的是正在紧锣密鼓筹办着的宏阳的葬礼。只有同时联系着宏阳的葬礼,才能领会宏梁——隐含作者在小说中的一个人格分身——对宏阳生前事的叙述为何如此充沛、如此耗尽气力。

宏阳的死并非简单的村民之死,他的死是乡村命运的象征。历史地来看,宏阳大约也能看作农村“能人”谱系里的一个。如今的村庄,不再有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梁生宝那样带领村民从事合作化生产的党员英雄,也不再有80年代孙少平那样企图从农民转变为城市人的知识青年,只有在基层的法制权力之下斡旋求生的村霸,而这样的村霸也突然地暴亡。阿乙自己说,《早上九点叫醒我》这部小说,调用的是他全部的乡村经验,“我想写两个主题。一是,我印象中的乡村没了;再一个,乡村里有性格的人没了。那我就想写乡村的最后一霸,写这么一个庆典般、节日般的人物。他活着的时候一言九鼎,但树倒猢狲散之后,权威一下子崩解了,自己的棺材说开就开了”⑥。可以见到,作者是在自觉地将乡村的命运投射在宏阳的身上。艾湾最后一个霸主的死,意味着以暴力来建立势力权威,同时也与司法权力勾结斡旋的乡村霸权生态也从此走向死亡。小说用很大一部分篇幅详尽表现的宏阳的葬礼,其真正的死者,是带着特定历史阶段文化内涵的“乡村”。隐指作者在竭力沉入宏阳生命里那些关键时刻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在奋力体认那段已逝的乡村生态史,回望、追索宏阳身体上承载的在艾湾土地上发生的权力纠缠与角力的瞬间。小说叠次交织叙述的宏阳现实中的葬礼,以及经由宏梁讲述出的宏阳生前事,在叙述品格上同时呈现出来的那种精细繁复、深耕溺入——一种可以被称为“颓废”的风格,其叙述冲动事实上是由乡村之死所激发出来的。这样,小说就成为一部对特定历史阶段下的暴力乡村及其霸主的悼歌。

为了强调这一死亡的彻底性,阿乙甚至安排了一个过分绝望的结尾:宏阳以土葬的方式在死后保留生命痕迹的遗愿,最终也并未达成;就在宏彬匆促举办葬礼,土葬宏阳之后的第二天,镇工作队就掘开了宏阳的坟墓,破开了宏阳的棺材。土葬遗愿的消解,宏阳棺材的被破开,意味着仅仅以文化的形态、肉身的形态保留过去乡村文化的生态也变得不可能。阿乙就是如此决绝,他一面当头棒喝,告诉读者们乡村已经全面死亡,一面又朝向这一死亡沉浸于乡村过去历史中那些关键的、富于生机的时刻。这些叙述所沉迷的时刻,是艾湾的颓废时刻,亦是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被甩离政治、经济体制末端时它们的美学现代性闪耀的时刻。

洞穿人性之瓤

如果说艾湾的历史被叙述为一个个零切着的深邃瞬间,那么艾湾的人,同样分有着这重经由叙述动作所赋予的“幽深”之感——人与历史总是同一的。宏阳,作为已死的乡村政治文化的代理人,成为被死亡所召唤出的极度充沛的叙述冲动的标矢,甚至可以说,艾湾历史的深度,它内里的酷烈残忍、权力的纠葛缠绕,最终被陈放于宏阳心灵的深不可测之上。宏阳这个人物,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复杂,他也经历了性格的“成长”。而他的“成长”所朝向的,是艾湾的人心政治。宏阳从一开始在人心的汪洋里被冲击,被迫做出行动——比如出于一种耻辱感向镇派出所公开叫板,逐渐在权力场摸爬、试探、琢磨、掂量的过程中摸出内里的门道,洞悉了艾湾土地上各色人的人心,表面上向权力低头,实际上是主动地交结权势,于是就着这乡村政治的已有甬道,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地图。宏阳的成长过程,是一次对艾湾文化政治基因的自我内化,他是艾湾文化土壤所培育出的最后一代霸主。

从人物的质感来看,飞眼与宏阳在小说中构成了一种对位的关系。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飞眼,他的经历是以冗长的自我表白、自解自剖被叙述于小说中的。读者如同同处艾湾寒夜的暖屋之中,直坐于醉酒的飞眼的膝前,听他真诚的自述,感觉到与人物的亲近。因而尽管飞眼是一位连环杀人凶手,但读者们在其掏心掏肺的自述中并不感到人物的可怖与疏离。宏阳则不然,他总是那样的缄默而深远。宏阳的幽深质感,首先来自宏阳性情上的深沉,来自他在权力场中求存逐渐生成的这种缄默、讳莫如深,总是处于揣摩试探状态的性格,在权力的博弈场里,他不可能以真面目示人。这气质,是艾湾土地所赋予他的,是艾湾历史对其文化代理人的馈赠。“宏阳在所有人与自己之间筑下一堵高墙,使自己变得神秘、遥远和深不可测。人们依靠小道消息来揣摩他的心性,并依此安排自己的命运。”⑦另外,在宏阳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幽远”,还因为他已经死亡,他是完全地背对着读者的,读者们对他的理解和把握,也完全是通过宏梁的讲述才实现的。叙述的多层次,加大了小说主人公与阅读者们的距离。小说最核心的张力,就在于对宏阳令人捉摸不透的心灵世界的洞穿,经由宏梁的讲述,小说把这位已逝乡村霸主曾经的隐秘心灵世界给剖解出来,把这一最遥远的最隐秘的人心——艾湾历史的黑暗之心,牵拉、掰开给人看。

宏梁是宏阳的堂弟,在筹办宏阳葬礼的一天一夜里,宏梁给自己的外甥许佑生详尽地讲述了宏阳的生命历程。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的设置,特别适用于隐指作者剖解人心的意愿,尤其是宏梁,当他在讲宏阳故事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作者在小说里的现身。宏梁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讲述做出选择,他讲的正是宏阳生命里关键性的“成长”时刻,他特别是要呈现出宏阳从一个对镇派出所的干事们唯唯诺诺束手就擒的懦夫,转变成为以暴力抗暴的“好汉”,又转而在监狱狱官的折磨中猛然顿悟权力场的机窍,在这一整个心灵“成长”的过程里,宏阳最本底的心理转变。讲故事的讲述过程,是难以挖掘出宏阳行动背后的心理动机的,它还需要一个分析过程。对于这一点,作者充分自觉,他明白需要从主人公旁侧的人物视角,来对主人公心灵进行分析、剖解、测度,他通过宏梁之口将这种揣度方式的作用给表达了出来:“佑生,今天我跟你讲的,就是我所听他说的及我自己揣度的。它涉及人性的隐秘之处。这种隐秘,像西瓜里的瓤,平时是看不见的,只有打开了(只有经过他人的剖辨),你才知道里边是什么。”⑧而小说中讲故事者与听故事者这重叙述层次的作用就在于,它为在小说里对宏阳深层心理进行分析,提供了可能性。“佑生,我跟你说……”⑨,“佑生,你宏阳舅就是爱撒娇……”⑩,宏梁每每中断他对宏阳一段行动经历的讲述之后,总是转而这样跟许佑生讨论,以开启一段对宏阳的心理分析,发表宏梁/叙述人对于宏阳行动背后心理动机的理解。小说能够挖掘出人物隐秘的心理,就在于此。

一个典型的例子即是,宏梁在他的讲述里,解释宏阳在被监狱狱官的蹂躏中顿悟如何与压迫性权力交往的方式——“佑生,如果宏阳是死囚,老头便不敢怎样……老头正是看准他们的心理——劳教学员只关一到三年(宏阳是一年),这是可以忍受的时长,就像是可以支付出去的款项——才大发淫威的……他就想看到你在怒火中毁掉自己,毁掉生活、理想、追求以及打算好的事,将自己的一切赔进去。或多或少,我们一生都要面对这样无聊的人,佑生,你得学会与之相处。宏阳指着那张照片对我们说:‘这就是我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在例子中可以见到,说故事人宏梁与听故事人许佑生之间有着轻微的长幼教导关系,正是在这重教导性的交流环境中,宏梁以长辈的、(小学)教师的姿态,分析了他所理解的宏阳的心灵成长。宏阳与许佑生这重带有教导色彩的叙述层次的设置在小说中尤其关键,它是洞穿宏阳心灵的工具性的叙述装置,它甚至就是隐指作者与隐指读者之间关系在小说文本中的显影,它为隐指作者——这一比读者们更靠近宏阳、了解宏阳因而也就具有了说教权力的人格得以现身,将幽深难测、已然逝去的宏阳的心灵史,牵拉剖解给离宏阳更远的许佑生/读者们。对于艾湾及其文化代理人的历史,说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的叙述层次充当的是一个筛滤、提纯装置,它过滤掉了那些轻飘飘的、无足轻重的东西,留下了生成于这片土地又赋形了新的历史的沉甸甸的人心——历史的晶体。经由这一叙述层次,艾湾和宏阳尽管看上去离读者更远了,但却更有了厚实的深度。

结 语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借助于西方现代派的美学资源,中国作家们对于乡村的书写开始逐渐生成一种幽深感。“幽深”作为美学上的气质,事实上也意味着一种独特的、新鲜的在乡村产生的时空感知体验,它是对于乡村晚近历史的带有悼亡意味的持续着迷。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无疑是对“幽深乡村”的一次极致书写。

阿乙所选择叙述的空间是艾湾,它既不是乡土中国中承续前现代各种仪礼教化传统的“村落”,也不是“十七年”时期带有未来气息的承载合作社实验的“乡”,它是下源村“村落”下面更小的一个空间。这意味着乡村自身意义传统的丧失与破碎,乡村不再承载悠远文化传统,亦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规划的着力之所,它只能短暂地生活在晚近历史中的瞬时间下,由此在空间序列上成为被遗落的现代世界的尽头:“许佑生调转车头向艾湾骑去,他感到光明里起了霉斑,他将在逐渐加重的暮色里走向世界的尽头:联合国、亚洲、中国、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县级)市、范镇、原九源乡或九源管理区、下源村、艾湾。”这里不仅是一个空间的序列,事实上也是现代性时间的阶序位次。也就是说,乡村作为原本占据着一定空间的文化场域、文化单位,附着于它自身空间之上的文化传统在《早上九点叫醒我》中基本被褪尽了——空间性基本上丧失掉了,因而那被追忆回顾的艾湾“历史”是如此的晚近——艾湾由此被组织为单向现代时间线的最末端,一个需要被追悼的对象。小说里对艾湾瞬时间的叙述迟迷与弥漫的悲悼气息,呈现出单向的现代时间这一主流的现代性想象和对乡村空间意义与价值的挟持与裹挟。

注释:

①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20页。

②布尔热:《当代心理学论文集》,转引自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3页。

③戈蒂埃:《文学肖像与记忆》,转引自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6页。

④胡少卿:《〈早上九点叫醒我〉:“沉到底部”的艺术》,《创作评谭》2017年第11期。

⑤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4~165页。

⑥阿乙、傅小平:《阿乙:写小说就是给人下一场定义》,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6e11f90102xrbt.html。

⑦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305页。

⑧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215页。

⑨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227页。

⑩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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