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理想的交响曲
——评梁晓声《人世间》

□ 李 勇 席新蕾

《人世间》写得大气磅礴。作家梁晓声从20世纪70年代写起，围绕周家三代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写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时间横跨五十年。故事的发生地聚焦在共乐区——一个北方工业城市中的平民区。共乐区的居民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百姓的缩影，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既真实又温暖，在这份很多人可能都不陌生的人间烟火气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深刻变革对个人、家族的巨大影响——可以说，《人世间》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这是当年的知青作家梁晓声用自己几乎一生的丰富生活阅历和人生经验写就的一部厚重之作，也是近年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它再现了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和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作家怀着善意、温暖、责任感和希望，对社会寄予“应该怎样”的美好理想，以忧患之心传达出对当今社会问题的思考与隐忧。《人世间》作为作家晚年最厚重的作品，它对作家本人创作生涯的意义自不待言，而放置于当代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这样一个更宏大的视域来看，它也蕴含着深刻的启示。

一、 忠实记录时代与个体

梁晓声给自己写作的定位一直是“做时代忠实的书记员”①，由此可以看到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持。现实主义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有重振之势，但这么多年来真正能够令读者满意的作品，也并不是特别多见。面对横跨五十年的时间维度和日益复杂化、碎片化的社会现实，把“人世间”的平凡故事驾驭得当，对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能不说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从梁晓声的创作历程看，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年轮》《雪城》开始，到新世纪的《返城年代》《知青》，再到百余万字的《人世间》，现实主义一直是其创作的主线。在八九十年代现代派、先锋派狂飙突起时，他也曾创作过《浮城》《红色惊悸》《尾巴》荒诞现实主义三部曲。不过，对自己当年的荒诞主义创作尝试，作家自己也并不满意。在《红色惊悸·自序》中他写道:“某一时期，我倍感自己在现实主义这一条创作道路上疲惫不堪，而且走投无路，于是不得不踉跄拐向荒诞一径。实在地说，我对荒诞现实主义并不多么的青睐，我的选择只不过是现实主义作家的无奈罢了。”②可以看出，在面对现代派、先锋派等文学流派的猛烈冲击时，梁晓声也曾觉察到坚持现实主义的疲惫，并试图从荒诞现实主义寻些出路，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证明了他与“荒诞”的无缘。

其实，作家选择怎样的文学道路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与其生命历程、个性气质有着根本性的关联。梁晓声出生于哈尔滨一个建筑工人家庭，后又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做知青，可以说他的生命早期与平民阶层有着斩不断的脐带联系，这就为他后来更好地表现城市平民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样的生活基础和生命经历，其实也更内在地塑造了他的文学观。梁晓声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以前所未有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把反映客观现实摆在美学的中心”③。我们看到，在反映现实社会方面，梁晓声的《人世间》显现出一种对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做史诗性描绘的雄心和努力。这样的尝试，一方面固然提升了作品对社会生活的表现力，但同时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难度。不过，就像卢卡奇曾指出的：“对这个时代来说，生活的外延整体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了，感性的生活内在性已经变成了难题，但这个时代仍有对总体的信念。”④晚年的梁晓声也许正是怀着这种“对总体的信念”创作了《人世间》这样一部作品。

在《人世间》中，梁晓声从以周秉昆一家为代表的工人家庭切入，展现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故事以北方工业城市共乐区为背景展开，描写了老城区市民的生活。这座北方工业城市的市民既不同于来自农村的农民，也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市民，他们大多属于普通的工人阶级。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指出：“城市平民，乃中国当代城市中为数最广大的阶层。”⑤城市平民阶层包括工人阶级、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中小知识分子、政府至街道委员会的小职员等。在《人世间》中，梁晓声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展现了城市平民尤其是底层百姓们的真实生活和人情冷暖。

在小说中，时代变革深刻影响着周家三代人的命运。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我们国家的许多重要事件，例如上山下乡运动、三线建设、知青返城、高考恢复、出国热、下海潮、国企改革、工人下岗、市场经济、反腐倡廉等，都在《人世间》中有所反映，而且它们也都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对周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小说的主人公周秉昆的父亲是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第一代城市工人，他离开家乡支援国家建设。在20世纪60年代初闹饥荒的时候，周秉昆在农村的爷爷、奶奶吃不上口粮而死在老家。当时，周秉昆的父亲在大西北做建筑工人，母亲一人在城市辛苦拉扯着三个孩子。70年代初，“文革”使得哥哥周秉义的大学梦化为泡影，他既无心参与激进的造反，又不能去学校念书，只能在家读些被视为“禁书”的文学作品消磨时光。这期间，周秉昆和姐姐周蓉、蔡晓光、郝冬梅等也加入了文学讨论，他们逐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接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哥哥、姐姐纷纷离开家乡，只有年幼的周秉昆留在母亲身边。这次选择也为周秉昆与哥哥、姐姐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基础。留在城市的周秉昆先后在木料加工厂和酱油厂做工人；哥哥周秉义和姐姐周蓉则在高考恢复后，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从底层人家的穷苦儿女变为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周秉昆在“和顺楼”酒店当上副经理。哥哥周秉义在岳母的帮助下成为领导干部。姐姐也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高校副教授。周家的第三代人以周蓉的女儿玥玥和周秉昆的儿子周楠、周聪为代表，他们的生活比父辈要幸福得多，拥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又赶上出国热。时代的变革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命运走向，时代的进步也给百姓们提供了施展自身才能的机会。

梁晓声在叙述百姓生活时，除了展现他们对生活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没有回避他们性格上的劣根性。在周秉昆从木材加工厂调到酱油厂后，昔日的朋友便围着他询问情况，这不是出于对他的关心而更多是因为羡慕。“这些底层人家的小二郎，从没与上层人士接触过，同类中若有谁与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受到垂爱，他们不但羡慕，当然还极感兴趣，因为或许会从中学到经验和技巧。”⑥在得知周秉昆并没有和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后，他们才最终感觉到心理平衡。周秉昆的母亲对蔡晓光春节不到自己家做客耿耿于怀，她并不是单纯地要感谢蔡晓光，而是想通过蔡晓光与蔡家攀上关系。这让“一根筋”的周秉昆有些难过，因为在周秉昆心中，母亲一直是那么的伟大，没想到她竟然也对有权势之人刮目相看。这些细节就将底层人的多样性、人性的复杂等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实在的社会历史中，社会和个人往往构成某种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时代变革在百姓身上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百姓的心态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时代的发展。阅读《人世间》，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过去五十年我们的父辈真真切切地经历过什么，了解我们的社会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变化，而且透过这些描写，我们也能被召唤起深藏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的久远记忆，重温一段已经逝去和正在逝去的岁月。

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曾致力于解构宏大叙事，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复归某种程度上则是对一种深蕴着历史理性的叙事风格的重唤。《人世间》这种宏大叙事正是对这一重唤的响应。这种响应，是需要强大的积淀，需要雄心和气魄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现实主义文学在今天如何健康地发展探索着方向。正如房伟在反思90年代以来的宏大叙事时认为的那样：“这种承认，并不是要毫无保留地拥抱‘宏大叙事性’，而是要重新赋予中国文学勇气、信心、激情与力量。”⑦在当今之世，如何将传统而古老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与新中国的时代现实相结合，确实需要作家的摸索和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自然盼望并呼唤更多像《人世间》这样有深度、有激情、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出现。

二、 平民视角下的温情与理想

现实主义文学在力争客观、真实地呈现时代现实的同时，更有其深在的人道和人文主义精神立场和价值追求。这也凝聚成了现实主义文学无可替代的深邃、博大的理想主义气质。这一点在《人世间》中有鲜明的体现。

《人世间》在呈现现实生活时，虽然也写了许多人世的艰难和苦涩，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坚守。梁晓声在采访中曾说：“《人世间》是我尽最后的努力对现实主义的一次致敬。我既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⑧在《人世间》中，梁晓声不仅以史诗般的宏伟气魄呈现了五十年来的社会现实“是什么”，更怀着作家的善意、温暖、责任和希望对社会寄予“应该怎样”的美好理想。在对现代主义进行批判时，陈映真曾说：“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一个充满了人味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人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⑨作家在面对真实而复杂的现实生活，并力图以“现实主义”的姿态呈现这种生活的时候，他以什么样的态度理解这种生活并进行创作，其实非常关键。

在《人世间》里，面对底层的现实生活，梁晓声没有过分渲染社会阴暗面，也没有刻意回避苦难，而是对人世间的众生展现出一种深切的关怀和怜爱。《人世间》在题材和内容上涉及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小知识分子、小商贩、服务业从业者等广大平民阶层，在表现他们的生活时，作者没有落入以往底层文学对苦难猎奇式的、展览式的描写怪圈，没有用苦难刻意刺激人的神经使人心灰意冷。梁晓声将人道主义的温情投入到作品人物身上，与他们一同受难，一同恸哭，也一同在平凡生活里感受幸福。作品中的人物也曾经历痛苦和磨难，但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把他们压垮，没有使他们失去良好的品质，而是赋予他们战胜苦难的韧性、毅力，让他们活得更加结实。例如，有着悲惨童年和不幸婚姻的郑娟在失去丈夫涂志强后，独自照顾着母亲、盲人弟弟和两个孩子，当周秉昆走进她的生活时，她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郑娟在生活上并不如其他家庭妇女那样斤斤计较、精明算计，她乐天知命、易于满足，反而收获了爱情和幸福。爱慕周蓉的蔡晓光在得知周蓉选择了他人时，并没有和周家反目，反而热心地支持周蓉的选择，并为周蓉分担压力。在周母得知女儿为自由恋爱去贵州农村插队后，虽然一时间难以接受，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理解女儿。周父在历尽艰辛找到女儿后，顾不得气愤和责备，而是满怀感激和疼爱——这是父母对孩子的无限包容和关爱。在周秉昆出狱后，昔日的朋友一起帮他修葺破损的老屋。在工友因为无钱治病卧轨自杀后，周秉昆等人自发筹钱供工友的女儿读书——这是工人阶级的兄弟情义。作者把一段段关于爱情、亲情、友情的故事娓娓道来，用温情净化人的心灵，也把爱和美的种子播种在人们内心。这种给人以温暖和希望的理想主义气质，可以说是梁晓声这部作品最为动人之处。

梁晓声一直是一位心怀忧患的作家，对于中国人理想缺失的担忧，是他忧患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实际上，对理想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反思和批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确实是中国文化知识界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它的产生自然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甚至合理性，但是近四十年来在社会世俗化进程中理想主义缺失给我们整个社会发展和个人精神生活带来的戕害，却是我们更加无法忽略的事实。某种异化的、极端的“理想”也许是有害的，但是理想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它是人性的自然伸展——甚至，理想主义情怀是任何社会和个人更新与完善的根本性动力。在《人世间》中，梁晓声没有悬置理想，而是用他笔下的故事对理想做了充分注解，那就是向上、向善、向美。“如果说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类物种，那么这一物种的进化方向只有一个，便是向善。善即是优，善即是美。”⑩周志刚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舍小家为大家，热心支援国家建设。他作为周家的大家长，深明大义，通情达理，为儿女树立起良好榜样，也为周家后代的成才提供了优良基因。在周蓉恋爱时，她本可以凭借自己姣好的容貌和渊博的学识嫁给高干子弟，但是她忠于自己的爱情理想，最终没有选择对自己未来发展更有帮助的高干子弟蔡晓光，而是选择了与自己精神世界更为契合的诗人冯化成，哪怕为此离开父母，远走他乡。这显示出知识女性对理想爱情的勇敢追求，也是作者对女性拥有独立人格的肯定。周秉昆虽然出身底层，却因为读过哥哥、姐姐留下的一些书籍，而与周围的人显现出明显的不同，当周围人聚集一起兴致勃勃地谈论家长里短时，他会羞涩地起身离开，这是因为他心中有对道德的理想。在众人眼里，他是个“一根筋”“直脾气”，实际情形却是当年在与哥哥、姐姐一起阅读讨论文学作品后，他逐渐形成了一种善于自我分析的习惯，这种善于反思的习惯，也是后来引导周秉昆向善、向上的力量。除了底层百姓，在知识分子身上也展现着一种理想的人格修养——周蓉的导师汪尔淼在得知国家经济不景气时，打算放弃出国开会的机会，为国家节省开支；周秉义在担任军工厂党委书记期间，没有官僚作风，设身处地为工人兄弟谋福利。作品中的这些人物内心深处所蕴藉着的最质朴、最自然的爱和温情，体现着梁晓声对理想的追求。

在《人世间》中，梁晓声用平民视角展现百姓的现实生活和质朴心地，践行着他一直坚持的“好人文化观”，就如书中结尾处写的：“他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从小到大对自己的要求也只不过是应该做一个好人。”在现代以来的人类文明史中，理想社会的建构似乎对于道德力量的依赖越来越弱，社会文明进步更多地召唤和依赖体制性和非人化的力量(法制)，但实际上，人类的道德理想从未消失，因为它寄托着我们对于真善美最深切的凝望。而文学因为其自身的人文性和强大的感性力量，恰恰成为帮助人类趋近和保存这种道德理想的最有力的方式之一。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比如《战争与和平》《红楼梦》《平凡的世界》等，几乎都能在这一点上产生“共鸣”，《人世间》同样也具备这种气质。

三、 知识分子的思考与隐忧

在《人世间》中，梁晓声在忠实记述时代、真切表达理想的同时，也显示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一种隐忧。恰如有人所评论的:“梁晓声身上的思想者形象和知识分子情怀，是他现实主义的内核。”文艺家首先是个思想者，现实主义作家不能仅满足于对社会现实的简单再现，也不能仅止于理想主义的呐喊，他还要有发现“问题”、揭示矛盾的胆识和勇气。在《人世间》中我们看到，梁晓声对中国五十多年来社会状况的深入观察，渗透着他对当今社会问题的思考与隐忧——特别是对工人阶级转型、阶层固化、贪污腐败、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的关注。

在小说中，工人阶级的后代周秉昆经常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就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他对自己——乃至于自己所在的工人阶级——的命运和未来充满担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享有极高地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资源重新分配，企业转型，工人下岗，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之前尖锐的阶级对立淡化了，具有对立色彩的“阶级”概念逐渐被“阶层”取代。当初和周秉昆一同做工人的“六小君子”后来纷纷自谋出路，命运殊途：吕川走了，龚宾疯了，唐向阳去读大学，曹德宝搬进了城里，进步重新回到军转民的工厂，肖国庆得了重病无钱医治而卧轨自杀，周秉昆出狱后处于失业状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阶级显示出极大的建设热情和极强的主人翁意识，但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国企改革、工人下岗，工人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没有保障的生活令他们苦不堪言，随之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对工人阶级的处境的书写，渗透的是作家对于整个社会转型的省思。

在《人世间》中，梁晓声从工人阶级的后代周秉昆的人生故事入手，将写作视域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对阶层分化问题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思考。周秉昆的哥哥、姐姐通过读书、婚姻等途径走出共乐区，从平民子弟一跃而成为社会中层。但这毕竟是概率极小的事件，哥哥、姐姐实现的阶层跨越离不开父辈积累的良好基因和个人的后天努力。事实上，周秉昆的大部分朋友还是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在共乐区里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甚至周秉昆自己也认为，他见证了周家最精彩的历史，往后许多代中，估计很难再出一个他姐周蓉这样的大美人儿，也难再出一个他哥周秉义这样有情有义的君子。他最后不禁发问：“寻常百姓人家的好故事，往后会百代难得一见吗？”

周秉昆对后代的担忧，实际上也是作者对当今社会阶层固化问题的预警。在周秉昆生活的年代，哥哥、姐姐还可以通过努力实现从平头百姓到社会中层的跨越，往后会不会越来越困难？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就如姐姐周蓉在《我们这代儿女》中说的那样：“婚姻的关系，自然是有缘分在起作用的。所谓缘分，乃是家庭的社会等级作为前提的。”作者在《人世间》里对周家人的“幸运”做了分析：从先天因素来讲，儿女们形象良好，而且正直、善良；从后天因素来看，他们热爱读书，精神世界丰富；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让他们比同龄人更加成功。但是周秉昆的后代们呢？这种先天、后天的因素，在一个新的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会给后代儿女子孙带来怎样的命运？

作家在此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整个时代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除此之外，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的欲望膨胀问题，物质欲望膨胀又滋生出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特别是90年代以来，经济的巨大发展越来越接近于启蒙主义者梦想的现代化，但现实又无情地暴露了它另一面的残酷。生活中充满荒诞，物质的极大丰富却也导致道德的进一步沦丧，唯利是图，人欲横流。”在《人世间》中，周秉昆和师傅白笑川在“和顺楼”当经理时目睹了食客们公款吃喝、倒卖国家物资等贪污腐败现象，周秉昆对师傅说：“腐败就发生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咱们经常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心知肚明，却还要待以上宾，周到服务，笑脸相迎，且不论咱们自己的感受如何，后人又将怎么评论咱们呢？”身为服务人员的周秉昆对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本着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态度拒绝为公款吃喝的官员服务，这是忧国忧民情怀在普通人身上的体现。但是这种拒绝和反抗，多少又渗透着作家的某种理想化的愿望——它在现实生活中能真的实现吗？

晚年的周秉昆终于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一个下过雪后的清晨，他发现春天终究还是来了，然而看着眼前的美景，他突然升起一种恐惧，害怕自己与妻子分别，于是把妻子的手紧紧攥在手心。此时的他还不能安享晚年，因为儿子和儿媳的婚姻令他担忧。他们上一代人的婚姻并不是没有面临过考验，但是彼此的包容和信任把风风雨雨都扛了过来。郑娟和周秉昆结婚后，面对事业成功的前夫的诱惑，郑娟不为所动，周秉昆也深知郑娟不会因贪图荣华富贵而离开自己。但是如今周秉昆不得不为子孙后代的婚姻担忧——儿子和儿媳经常因为一点生活琐事争执不休，这让他怀疑两人的婚姻还能维持多久。小说就在这样的疑问中结尾，它留下了一个老人的怅惘和隐忧，也让这怅惘和隐忧紧紧地抓住我们不放……

从20世纪70年代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沧桑巨变。在《人世间》里，梁晓声没有回避时代发展中出现的尖锐矛盾，他以忧患之心对社会转型进行反思，显示出一位有良知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文学并不能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指南，它也无法帮助我们解开生活中的各种疑难，在这样一个文学已经边缘化的时代，它甚至也无法给我们以振奋或希望(如果我们真的已经远离文学的话)，但是梁晓声这样的作家，以及《人世间》这样的作品却至少证明了：这世上还有那样一些人——为数不多的一些人——还在为我们可能都已经无暇顾及的这世界上的其他人(普通人)，以及我们可能都无暇思考的一些看起来宏大实际上却和我们每个人都切身相关的问题而焦虑和思考着。他们的焦虑和思考，展现着他们的良知和勇气，包蕴着他们向上、向善、向美的理想。也许，这正是当代作家不辱作家使命、不负时代召唤的方式吧。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1批特别资助项目(2018T110733)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沈雅婷、崔芃昊：《理解梁晓声的三个关键词——“现实主义：梁晓声与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侧记》，《中华读书报》2019年7月3日。

②梁晓声：《红色惊悸·自序》，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③卢卡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④卢卡奇著，燕宏远、李怀涛译：《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9页。

⑤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07页。

⑥梁晓声：《人世间》(上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页。

⑦房伟：《九十年代小说宏大叙事问题再反思》，《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

⑧梁晓声：《现实主义亦应寄托对人的理想》，《文艺报》2019年1月16日第002版。

⑨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开发》，《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2页。

⑩梁晓声：《人世间》(下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