濯足苍茫云海间 振衣欲蹑珠峰上
——关于《中华诗词》杂志的一些资料和随想

□ 高 昌

2019年，是《中华诗词》杂志创刊25周年。这本杂志诞生于1994年，由中华诗词学会主办、中国作家协会主管，受到海内外各界读者的热忱关爱。从只有千余份的不起眼刊物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诗词刊物。可以说，《中华诗词》杂志的崛起，是当代文学一个历史性的重要现象。

《中华诗词》杂志的编辑和传播引起学术界的一些关注和关切，华中师范大学戴勇博士就曾以《〈中华诗词〉与新时期旧体诗词的传播及创作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戴勇通过分析《中华诗词》杂志的传播机制，来讨论以《中华诗词》为代表的旧体诗词传播媒介对于推动新时期旧体诗词文体发展的意义与作用。他认为“就杂志的发行量而言，《中华诗词》杂志无疑在新时期旧体诗词传播场域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其与《诗刊》双峰并峙，分别成为旧体诗词和新诗传播领域的代表刊物”。

《中华诗词》杂志受到读者和作者欢迎的同时，在读者和作者中也有一些误传和揣测。比如2017年7月，湖北省阳新县的一位75岁老先生给编辑部写来一封信，说：“前两年我购订了《中华诗词》，捧读此刊，大开眼界，收获良多。《中华诗词》大多数作品都是阳春白雪，词工句丽，律细韵圆，不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旗舰刊物。……我先后给贵刊投了10来次稿件(手写稿、打印稿、电子稿)，可是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均未选用。后来，我打听到一些消息，据说想在《中华诗词》上发表作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组团投稿，且作品质量要高；二是要有熟人关系；三是要交点刊登费。”

这位老先生信中所说的在《中华诗词》发表作品的三个“条件”，就是很明显的误传。第一，以诗社的名义集体投稿，编辑部的同仁确实会比较重视，如果作品质量过硬，当然见刊的速度也就会很快。但是编辑部收到的稿件中，还是以个人名义投稿的多些，只要作品质量过硬，同样也会出现在杂志上。第二，虽然每位编辑自己也是诗人，都会有一些诗人朋友。但是编辑部实行严格的三审制，发表作品还是看质量，而不会看脸。第三，《中华诗词》杂志从来没有收取过刊登费，这一“条件”是个绝对的假消息。

这三个“条件”有很明显的漏洞，可是为什么还有人会相信这种的虚假传言？这一方面是读者的误解，另一方面也说明杂志和读者、作者之间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沟通和了解，这方面的工作是很需要加强的。

一、 前行印记

中华诗词学会自1987年成立之后，即酝酿出版会刊《中华诗词》。经过多年筹备，《中华诗词》杂志于1994年创刊。当年1月27日，《中华诗词》杂志正式刊号下达(国内刊号：ISSN1007-4570；国际刊号：CN11-3453/I；邮发代号：82-827)。5月6日，杂志曾在北京煤炭部多功能厅召开了创刊座谈会，刘征先生在会上强调了办刊质量问题，周笃文先生汇报了创刊筹备工作。诗人李锐强调“学会办刊物很重要，没有刊物就没有维系全国诗界的东西，对国外联系也不方便”。7月15日，《中华诗词》创刊号正式出版。《发刊词》强调该刊“以振兴传统诗词为宗旨”，认为“在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中，传统诗词有着特别突出的地位。中国的文学史，在悠悠数千年间，首先是一部诗歌史。传统诗词从来具有与时代同步前进的特点。我们在努力继承诗词传统的同时，必须着意于改革，着意于创新”，并表示“力求把《中华诗词》办得情文并茂、雅俗共赏，成为优秀诗词的园地、学术研讨的论坛、联系群众的纽带和促进海峡两岸人民以及国际间诗艺交流的桥梁”。

《中华诗词》杂志创刊以来，先后由刘征、杨金亭、张结、郑伯农和我担任主编。首任主编是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著名诗人刘征。2017年5月，刘征先生接受《中华诗词》记者潘泓采访，回忆当年创刊情景时说：“我来杂志时，杂志已经出了几期试刊。据我知道的，第一期试刊是谁编的呢，是施议对先生。施先生现在是澳门大学教授。试刊第一期，很薄的一小本。施议对编第一期后走了，接着来了一位四川的同志，叫谷声漴，这个名字很特殊，一下子就记住了。他是孙轶青老从四川调来的，专门编刊物。他编第二期试刊，第二期规模比较大一些。我去了后，孙老的计划是要正式出刊了，是不定期的。”

“我怎么样进入中华诗词学会编《中华诗词》这个刊物的呢？这完全是孙轶青先生、咱们的老会长，他极力地叫我出来办这个事，这个时期他到我家里，一共来过三次，每一次他都说，你要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了。那我就非出来不可了。我是感知遇之恩这么一种心情。

我当时有本职工作，所以当时有好几位同志帮着我办刊物做编辑工作。有周笃文同志，有刘梦芙同志。还有位秋枫同志，女的。还有的同志我已经忘了名字了。如有位同志我只记得他的笔名叫‘王屋山人’，姓王，山西人，已经去世了，真名我不记得了(注：指王澍先生)。”

那时《中华诗词》杂志社的同志们都集中在北京北兵马司17号院上班；其中有常驻的，比如谷声漴同志，也有一个星期去一次的。这些同志都是“老雷锋”，一分钱不挣；大家只有写信用一下杂志社的信封信纸，别的一分钱也不用。连杂志社开会，路费都是自己掏，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久很久。大家凭着责任感、兴趣和奉献精神在这里工作。

1994年至1996年为季刊(1994年只出了2期)，1997年至2002年为双月刊，2003年起改为月刊至今。诗人何鹤先生对《中华诗词》杂志的外观变化情况作过详细统计，资料如下：

装订变化：1994年创刊到2002年，采用的是骑马式装订，即两个书钉从中间一钉成书。2003年以后，采用胶订，也开始有书脊了。2011年，封面覆膜，套红印刷。

页码变化：1994—2010年为64个页码，2011年至今为80个页码。2012年增加中插彩页。

版式变化：1996年第2期至1998年，采用左右开卷。将刊物一分为二。前半排版文章，后半将封底作封面，竖排诗词内容，右向左翻。从1994年创刊号到1998年第6期，理论文章排在前面。1999年第1起，诗词排在前面，文章放到后面。

价格变化：从创刊至今，价格调整了6次。1994年创刊到1995年为3元；1996—2000年为4元；2001—2006年为5元；2007—2010年为6元；2011—2015年为10元；2016年至今为12元。

印数变化：创刊时仅有千余份，自办发行，后逐年印数增长。1998年交邮局发行，据1998年第2期报道，各地邮发订户订阅数为10910份。同年第3期公布各地邮发数为12000册，自办发行数为4000册。至2002年突破2万份，并逐月递增。2002年第5期报道：“刊物发行量上升到全国诗歌报刊的首位。”此后订数一直稳中有升，2019年杂志订户近3万。

刊址变迁：迁址3次：1994年创刊始到2009年，在北京市东城区北兵马司17号(首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钱昌照家的四合院)；2010至2012年2月在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2012年3期至今在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58号新洲商务大厦808室。

通过何鹤统计的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本刊物一步步成长壮大的前行印记。

二、 初刊前的三个难题

第一是没有刊号，刊号是很难批的，特别是诗词刊物。这是第一大问题。后来通过大家各方面努力，刊号解决了。

第二大问题是没钱。怎么办？开始时中华诗词学会给了一笔钱。刘征老师回忆好像给了十万元。那时这笔钱花得是非常紧俏的，如刊物每一期编出来了要付印，都不找北京的印刷厂，图便宜。这家多少钱，那家多少钱，要算账，甚至曾经找到东北去了，总之哪家报价低就在哪家印。资金这样还是不够，“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办公用房是制约杂志开展工作的第三大难题。初期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华诗词》杂志社是在北兵马司17号院一起办公，那是一所幽静典雅的四合院，由第一任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先生捐献。遗憾的是，由于法制观念淡薄，捐献未办法律手续，以致后来出现一些纠葛，于是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华诗词》杂志社先后从北兵马司17号院搬了出来。诗人欧阳鹤先生主动联系，直接向他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同班同学、当时担任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反映情况，争取领导支持。朱镕基总理热爱中华文化，喜欢京剧，也爱好诗词，和欧阳鹤先生也有诗词交往。

1999年，欧阳鹤先生亲笔写信，同时联系了清华大学老同学和电机系老领导帮助写信反映情况，并代学会向总理汇报情况、吁请支持。朱镕基总理十分关心中华诗词事业，随即批示财政部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助解决。朱总理的批示很快得到落实，大大改善了中华诗词学会的办公条件。这就是现在太平桥大街4号9层的中华诗词学会办公处所。《中华诗词》杂志社后来也一度搬到这座楼1层的两间办公室办公。

2004年12月中华诗词学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学会领导委托欧阳鹤先生向朱总理请示，看他能否出席大会、担任名誉会长并题词。欧阳鹤先生为此给朱总理写了信。2004年12月28日，朱镕基总理为此专门接见了欧阳鹤先生，在听取了先生的详细汇报后，当即表态：一、我是诗词爱好者；二、我是《中华诗词》的忠实读者；三、我永远支持中华诗词事业。希望把这一表态转告给大家。他说：“我就不参加会了，也不担任名誉会长，但可以写一封信。”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欧阳鹤兄及中华诗词学会领导同志：

多承厚爱实不敢当，只好辞谢。

我虽不通格律，唯自幼喜爱诗词。我将永远是致力于中华诗词事业的各位同志的忠实支持者。谢谢。

朱镕基2004年12月

2011年，《中华诗词》杂志社得到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支持，中华文学基金会所属位于北京市阜成路58号的新洲商务大厦808室被提供给《中华诗词》杂志社作为办公场地。这就是现在《中华诗词》杂志封底印刷的杂志社通讯地址。

三、 初刊时遇到的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

第一个外部问题是阻力很大。刘征老师回忆《中华诗词》杂志创刊前，他在《诗刊》杂志社参加了一个会，会上当场宣读了当时住在病院里的一位著名老诗人专门写来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呼吁《诗刊》千万不要开辟旧体诗词的栏目。那时有好多人都认为旧体诗已经死了，要再搞的话，就是一些遗老遗少的哼哼唧唧。当时诗界很多人对于《诗刊》的旧体诗栏目施以白眼，而对于《中华诗词》这种专门刊发旧体诗词刊物的创刊，更是侧目而视了。他们对于当代旧体诗的创作是不能接受的。刘征老师回忆说：“这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过时了，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打倒了，你怎么现在还在搞这个东西呢；另外就是青年诗人觉得这个难，碰不得。关于中华诗词，当时仅仅是《人民日报》等能够刊登一点点名人的诗词。很多人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是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说是‘容易束缚人的思想’等等。那时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是很厉害的。”

第二，《中华诗词》杂志出刊后，社会上又出现了认识问题，就是认为诗词活动“长不了”。有位著名老诗人给《中华诗词》的活动“算了命”，说这些搞诗词活动的人可以叫“银发师爷”，全是一群“白头翁”在干。他说至多出不了三十年就会自己消灭的。确实，当时诗词界一开会，往台上台下一看，差不多都是白头发。这确实让人担心诗词有多大的前途，担心“红旗能打多久”。但《中华诗词》杂志当年的老编辑们有个信念：“我们搞的是当代诗词，而不是搞旧的一套。就是说诗词只要它是跟当代、人民相结合的，它就永远不老，就有生命力，这是个信念。对那些个‘长不了’的观点，我们在杂志上没有批判过，我们就是闷头干。”现在看《中华诗词》杂志的发展，“闷头干”这种态度仍然是宝贵的经验。

第三种外部阻力就是“古董论”，说诗词确实是个宝贝，但是过时了，是古董。这个说法大多来自高等院校中文系研究诗词的那些专家学者。他们说诗词就是到清末为止了，后面都是“尾巴”，根本没有把当代诗词算作一回事，一点儿也没有看进眼里，觉得诗词已经不适于反映现在的社会生活了，只适合反映旧社会的生活形态。所以当年诗词在中国作家协会、高等学校等等挂不上号。评奖挂不上号，也不能进入诗史。刘征老师回忆说：“当代诗词，完全可以反映当代人的生活，完全可以受到当代人民的欢迎。这里面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毛诗。毛泽东诗词用的是传统的格律，但写的是全新的事物。没有比他再新的了，因此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当然有地位的关系，但是诗也的确好。这个是我们信心十足的一个支柱。不但毛主席，还有鲁迅也写诗，大学教授也有写当代诗词写得好的，像夏承焘先生、沈祖棻先生。这都是写抗日战争或抗日战争前后的生活。写得好的还有那时已经是中华诗词学会的人、2017年刚刚去世的霍松林先生。总之，这种论调是要克服的。我们用什么来克服呢，我们没有在报刊上公开反驳什么。我们是用实在的创作成绩去克服，一步一步地，到现在，不能说是满意，但是相当好了。”

创刊时期，《中华诗词》杂志社内部也遇到几个突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声韵问题。用今声今韵还是必须守住平水韵？当时杂志上在讨论，社会上也讨论，还有南方《当代诗词》杂志也在讨论。经过好长时间，大家商量、决定，就是实行“双轨制”，即知古倡今，双轨并行。你爱用哪个韵就用哪个韵，提倡新韵，不废旧韵。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是创新问题。一般意义上说，创新不一定改变格律。比如说毛主席就是个例子，他就是放松一点，他不改变格律。但是他的诗是全新的。创新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新的体式的出现。还有一种创新叫做创造新的语言、新的思想、新的意境。最后“求正容变”的观点，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刘征老师认为，诗的创作，是个人行为，所以得给很大的自由，现在又不是凭诗去升级、去卖钱，就是求得个性的发展，是心灵的自由。诗人怎么写，我们只能引导，只能提倡，不能规定。正如马凯同志提出的“求正容变”，可以有同，可以有不同。

三是关于办刊方针。经过反复实践和讨论，逐步确认办刊方针为“切入生活、求新求美、兼收并蓄、雅俗共赏”。

四、 关于投稿技巧

《中华诗词》杂志所刊发的诗文作品，主要来自海内外朋友的自然投稿。

诗歌写出来，自然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欣赏和共鸣。拿出去投稿，正是与人沟通和交流诗艺的方式之一。现在诗词报刊很多，大多数报刊都有自己的相对稳定的作者群，而且诗词报刊的投稿量都比较大，积稿众多，怎样在激烈的竞争中，使自己的稿件脱颖而出呢?答案当然首先是提高自己的作品的质量，让作品说话。那么，在提高作品质量的前提下，投稿要不要一些技巧呢?以《中华诗词》为例，我的答案是需要的。

1. 知己知彼

每种报刊有自己的办刊办报方针和宗旨，有自己的特定的读者对象，投稿前要对这些情况有些了解。要知道人家的刊期和栏目，知道这些栏目都发哪些作品。还要知道人家都发哪些作品，自己的作品的内容是否适合人家等。比如对方是报纸，那么一些时效性强的时事类作品就可以寄给他们的副刊，而如果对方是杂志，就要知道对方是双月刊、季刊、月刊还是半月刊、周刊。如果对方出版刊期很长，那么一些时效性强的稿件就不要投寄对方，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投稿也是如此。如果不熟悉对方的情况就胡乱投过去，虽然不能说绝对没有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时候，但终归还是不如有些了解后再投稿的命中率高。

2. 自己留底

稿子投寄之前，自己一定要留下底稿：因为现在邮费上涨，很多报刊都不退稿了。如果稿子投出去对方不用，自己又没有底稿，也就彻底失去了向其他报刊再投稿的机会了。实际上这个报刊觉得不合适的稿子，没准却恰好适合另一个报刊呢。

另外，投稿前自己最好做个记录，记下什么时候寄给什么报刊的什么人。因为现在一些报刊都有稿件投寄之后三个月(或两个月、一个月)之后没有回复，方可投寄其他报刊的约定。自己有个记录，这样过了约定时间，就可以投寄其他报刊试一试。

3. 书写清楚

有的作者书法功底很好，投稿喜欢手写甚至用龙飞凤舞的草书。作为硬笔书法确实很好，但如果作为投稿，编辑辨认起来就会很吃力，审稿时就会浪费很多时间。遇上不负责任的编辑，就可能干脆放下不看了。所以，如果稿件用来投稿，能够打印出来最好。如果确实只能手写，那么一定要注意书写整洁清楚的规范汉字。

4. 格式准确

诗词作品须符合声韵、格律要求。作品格式一般为：作者姓名、标题、正文。纸质稿请用A4纸横行书写，最好是一页一首作品。每页须注明作者姓名、地址、邮编、电话，以便作品发表后及时寄付稿酬或样刊。评论稿件引文务须核对准确并注明出处(包括正文、序言、注释中的引文)，涉及社会新闻的，亦请注明出处，以增加引文的可信度，防止引起读者疑惑。

5. 防止重发

为防止作品重登或漏登，来稿请按编辑部地址或电子邮箱投寄，勿寄私人尤其是不向副主编以上人员寄稿。

6. 介绍自己

如果是往不熟悉自己的报刊第一次投稿，那么最好在交付稿件时加上一个简单的“作者简介”，以方便编辑了解自己的情况。当然，简介中千万不要添加那些什么“桂冠诗人”“世纪诗人”之类的用钱买来的虚头巴脑的东西，要实实在在，认真负责。简介后面最好附上自己的地址、邮编、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方便编辑处理稿件的过程中有问题时与自己联系。

7. 控制数量

一次投寄的作品不宜太多。诗词作品数量控制在十首以内为宜，一定是自己最好的作品。另外，也要控制投稿节奏。因为报刊都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如《中华诗词》杂志是两个月，最好不要在一个出版周期内连续多次投寄稿件。

8. 把握时机

作者写出的诗词作品如果与时事有关，比如遇到玉树震灾、世博盛会、九寨沟地震、金砖会议等内容，就要赶紧投寄，最好能够掌握一定的提前量，并尽量选择那些出版期比较短的报刊投寄。不然时效性一过，就不方便刊发了。如果是时效性不强的稿子，比如个人生活情感等内容，则什么时间投寄都行。

9. 改好再寄

稿子一定要修改好之后再投寄。寄出之后就不要再找编辑部反复修改了。有的作者非常认真，投寄稿子以后，又继续推敲，反复打电话来修改。因编辑流程是三审制，有的时候稿子已经交到下一审编辑手里，作者再反复改，容易出错，也让编辑为难。有时候改稿甚至不一定比原稿要好。比如我自己最近发表的一首《高家堰漫步》中有一句“堰裁疑鬼斧，水伏叹神工”。后来我自己把“伏”字改成“驯”字，可是之后才察觉“驯”其实是平声，此处出律了，这样改，反而不如不改了。

10. 相信自我

由于编辑部每天要处理的稿件很多，所以收到稿件后如果认为不合用，就不跟作者联系了，甚至连个退稿通知也不发。还有个别的编辑大量地照顾“关系稿”，眼睛只盯住自己的小圈子，致使一般作者很难上稿。但是，应该相信，大部分编辑都是好同志，他们也要考虑自己的声誉，真正的好稿子是决不会被埋没的。《当代诗词》的已故老编辑李汝伦曾经说过，编辑要有“法眼、铁面、公心”。我认为还可以再加两个字：“仁怀”。对基层作者、偏远地区的作者等等要扶持，要有满腔热忱，要有仁爱之心。

作者一定要相信自己，要自尊自强，摆正与编辑的关系。作者用稿子支持编辑，编辑用慧眼发现作者，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关系。作者应该要用稿子质量去打动编辑，而决不能幻想靠走某些编辑后门、送礼套近乎或者某某名人推荐的方式来上稿。当然，某些编辑的老爷作风和痞子气派是很讨厌的。遇到这样的编辑，作者完全可以绕开走，让他自己玩自己的去吧，看他能玩多长久。

11. 持之以恒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稿子在一家报刊不用，可以投寄另一家报刊。一次投稿不中，还可以再投下一次。一定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千万不要一曝十寒，忽冷忽热。只要你的稿件确有价值，相信是金子早晚都会发光的。

12. 不要乱寄

很多报刊有一些挂名的主编、编委、顾问名单，这些挂名者其实是不直接处理稿件的。《中华诗词》杂志严格执行三审制，多次强调不要直接给副主编以上的同志寄稿。有的作者直接向主编、编委和顾问投寄稿件，由于这些同志不处理编务，有时候反而被耽搁了。所以投稿还是直接寄到编辑部更为稳妥。

另外，投稿要堂堂正正，不要试图作诗外文章，尤其不要搞歪门邪道。下面举一个反面例证，是安徽某地的一位作者写给《中华诗词》杂志社一位老先生的信(节选)：

我是一个文静好学的姑娘，至今未婚，不知某某先生你结婚否？很想和你交朋友。我买了二期中华诗词杂志，很喜欢这本杂志，看了有一股积极向上的人生目标。

……

某某，你肯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来，与我通信，交流思想，人生是多么美丽。很想交一个诗人朋友，我温文尔雅，感情专一，你一定不要辜负我的一番好意，常写信，常回信。

作者 某某(学名某某)2017年7月7日

这样的投稿方式，就令人有点难以理解，甚至啼笑皆非，无言以对。

网上随便搜索，就能发现很多假冒的所谓《中华诗词》杂志的“征稿启事”或“投稿须知”。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投稿要交钱，发稿要向作者收版面费。而这正是应该在这里提请读者注意和警惕的。

五、 编辑的职业操守

《中华诗词》杂志得到这么多读者的支持，得到这么多读者朋友们的真正喜欢，我们也很珍惜这份信任，杂志社内部对编风编德也有很多自律性的规定。比如有很多编辑都自我要求，在自己杂志上尽量不发或少发自己的作品，即使内部人做广告也有很多严格规定。下面谈一下编辑的职业操守：除了深厚的学养、奉献的精神和敏锐的鉴赏力，还要一不贪钱，二不贪色，三不媚权。

《中华诗词》杂志编辑不仅注重艺术水准的提高，更加关注自身高尚品德和健康情趣的养成，注重以严谨的职业操守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杂志社同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益，讲品位、重艺德，自觉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编辑的职业操守，是树立杂志良好社会形象的关键因素之一。毋庸讳言，确实有部分文学刊物的编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在保持良好职业操守上发生了变异——浮躁情绪多了，逐利愿望高了，铜臭气浓了，江湖味重了，“赶场”增加了，“走穴”频繁了，而读者意识却淡薄了，导致一些低俗、庸俗、媚俗的平庸之作、应景之作，甚至是美丑不分、是非不辨、颠覆经典、传递负能量的东西开始充斥报刊。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文艺问题也变得突出起来。此外，由于“互联网+”时代媒体传播的广泛效应，其中极少部分人的各种错误、负面信息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诸如此类的各种问题，确实已经妨碍了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扭曲了报刊编辑的良好社会形象。

编辑的职业操守，就是在从事编辑工作过程中理应严谨遵循基本道德共识，编辑的社会形象需要社会公众的认可，也需要编辑以自身严谨的职业操守来树立。立身以正，守心以纯。走光明的路，唱温暖的歌，做干净的人。编辑也好，作者也好，德是艺之根，艺是德之光。德与艺相辅相成，辩证共存。德高而艺平，德就难以得到彰显。艺高而德损，艺就难以立世。德艺双馨，才是编辑和作者职业操守的完美体现。

用德艺双馨的严谨职业操守为编辑正名，可以在文艺界树立良好的职业风尚和鲜明的艺术指针。编辑其实要上好三所学校：思想学校、艺术学校、生活学校。通过在这三所学校主体的认真学习和勤奋实践，文艺的职业操守也理应而且必将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闪烁出更加夺目的灿烂光辉。编辑出来的作品要给人们带来爱的熏陶、美的滋润，同时也要志存高远、积极创新，要有艺术创造的执着追求，要有接受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艺术胸襟，更要有沉下心来、俯下身子的艺术定力。对此，编辑要有责任担当和自省意识，要有时代风气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编辑出来的作品要让人动心，自己首先要动心;编辑出来的作品要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自己的灵魂首先要接受洗礼;编辑出来的作品要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自己首先要有与人们一起发现自然美、生活美、心灵美的精神共振频率。

好的编辑，展示的是高尚的艺术风范和人格魅力。要嫉恶如仇，敢于担当，乐于为人民歌与赞，更勇于为百姓鼓与呼……良好的职业操守，是编辑部的共同追求，也是编辑部代代薪火相传的崇高荣誉。有了职业操守的支撑，《中华诗词》杂志及其作品才能真正在读者中间站住脚、立得住，才能真正让读者满意，才能在读者的共鸣中收获自己的价值。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具备美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情志相投的人来与他站在一起。

六、 稿件没有发表的一些原因

初步统计，《中华诗词》杂志从创刊至今，在诗词版块共设置了几百个栏目，1994年第1期至2019年第6期，共有45185人次发表诗词作品。理论版块则共设置了常用栏目140多个，从1994年创刊到2019年第6期，共有2945人次在理论版块发表作品。现在喜爱诗词写作的人很多，作者队伍也非常庞大。《中华诗词》杂志每天的来稿量巨大，据不完全统计，见登率约为5%，也就是100首投稿中能够闯过三审，正式刊登在杂志上的只有5首左右。《中华诗词》杂志上的作品当然不能说每一首都好，但是能够在庞大的投稿队伍中脱颖而出，对每一位作者来说，也都是不容易的。登在杂志上的作品，各有特色。不能见刊的那些作品，也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下面大致分析一下：

(1) 格律粗疏。有的作者写作热情很高，但是来稿中多有格律粗疏之处，有的人不肯在格律上下功夫，甚至振振有词地自我辩解，认为我们对格律的要求过于严苛。也有人在网上开玩笑，说即使李白的《静夜思》投寄到《中华诗词》杂志，第一审也会被刷下来，因为不合格律。《静夜思》是古绝，也是旧体诗词的范畴，属于《中华诗词》杂志的刊登范围，所以我们不一定按照近体诗的绳墨来衡量，也不一定就在第一审被淘汰。但是大量来稿中的不合格律之作，是会在编辑审稿时被拿下来的。不合格律的作品不一定不是好诗，但是一本杂志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不讲平仄格律的作品，或格律有重大粗疏之处的作品，也会在选稿时遇到困难。如同体育赛场，体操要遵守体操的规则，游泳要遵守游泳的规则，篮球要遵守篮球的规则，足球要遵守足球的规则。我们不能在体操赛场上说我篮球打得好，也不能在篮球赛场上说我足球踢得好。金脚不能在篮球比赛中论高低，篮球高手也不能在足球比赛中论短长。不能说不守格律的作品不好，也不能说一定要死守规则。但《中华诗词》杂志是以传统诗词曲为主的刊物，所以还是要以基本格律常识作为一个基础门槛。格律问题常见，此处就不举作者投寄的未发表的稿件作例子了。

(2) 语言熟烂。诗词语言要准确新鲜，要有自己的个体经验和陌生面目。反复使用一些陈旧、熟悉的语言甚至固定成语，甚至滥用一些约定俗成的熟而又烂的琐碎词汇和平庸句式，就缺少令人眼前一亮的冲击力，作品显得平淡和单薄。不好举未发表的作者投稿在这里谈语言问题，我们不妨对照一位名人的作品：“四十春夏从艺忙，豪情仍炽识开张。回眸笑看风和浪，阔步平添寿与康。众手耕耘新世界，同心规整好家乡。春风化雨赞神韵，锦绣前程未可量。”这首诗的作者是央视主持人赵忠祥先生。作品格律上大致齐整，但语言上缺少陌生化处理，尤其是锦绣前程、春风化雨之类熟语的使用，使诗作缺少新鲜感。

(3) 视角狭窄。一些作者热衷宏大叙事，仿佛是照着日历和新闻联播来写诗，春节、元旦、清明、端午、中秋要写诗，“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要写诗，植树节、教师节、世界读书日、世界人口日、艾滋病日等都要写诗，南海风波、中印对峙、巴以冲突、九寨沟地震、台湾选举等也都要写诗。但寄来的作品像自来水一样，寡淡无味，勉强凑句。重大节庆和新闻事件不是不能写，但要真正触动心灵，要有旷阔的视角和鲜明的个性，要有独到的艺术发现。这类题材看似好写，其实更难把握。

(4) 类型化的意象。有的作者缺少生活历练，作品都是一些套路化、类型化的情绪。表面看像模像样，仔细看似曾相识，千诗一面。比如离别就是折柳，情豪就要举杯，怀古就要秦关汉月，赠内就要红豆孤灯……这类意象在赠答酬唱之类作品中表现更明显，生吞活剥古人意象和意境，表面古雅，内里空洞，其实是一种新的概念化倾向。投给《中华诗词》的稿件中有一些脱离现实、盲目泥古拟古的倾向，令人忧虑。思想、感情、语言“三旧”的作品时有所见，一些生僻的甚至确已死了的文言字词，以及“徐娘、萧娘、檀郎、香钗、玉貌、红腮”一类的词，也出现在某些诗人笔下。投稿作品中经常读到一些句子很精美的所谓诗，虽然对仗工整，平仄和谐，但是总感觉其中少了点什么东西，不能打动人心。少了什么东西呢？就是少了作为当代人的作者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体验和思考。2019年春天某期《中华诗词》杂志刊登的一首绝句，受到一些读者来信批评，原因是这位现代人还在自称为“妾”。

(5) 趣味粗糙。前人一直有在诗中打油的传统，今人也有不少成功之作。比如幽默风趣自然给读者带来愉悦感，但把握失度也容易坠于油滑。《重庆晚报》2016年刊登过一首《趣事》：“早早辞别热被窝，雨中登山趣事多。两条花狗林中配，一旁观战是鹩哥。”这首诗对一个生活小场景进行了生动描述，读罢令人莞尔，但是我个人认为，终究还是过于随俗了。失去节制的趣味，容易泛滥成灾。好作品还是要有净化人心的力量和屏蔽尘俗的修为，要能够让喧嚣的世情和浮躁的生活感受到清凉和清新。

(6) 情绪褊狭。比如作品颂赞失当、谩骂恣情，或者发表违背真实原则歪曲事实本相的狂言妄言，制作和传播各种道听途说的谣言和个人隐私，点名制造个人矛盾，还有涉及民族宗教话题的不当言论等，都不好公开在杂志上发表。偏于谩骂或吹捧的直白浅露的作品，诗味也终究稍显不足。比如前面提到的写信给编辑部的湖北阳新县的那位老先生，他随信寄来的作品中有一首《讽贪官》：“工于心计善钻营，窃得大权集一身。跋扈专横成霸主，翻云覆雨不容人。我行我素山中虎，吮血吮膏凼里人。善恶到头终要报，恢恢天网待龟孙。”这首诗为贪官画一幅漫画像，骂得淋漓痛快。但是纯用干巴巴的议论，感染力也就打了折扣。玫瑰要带刺，但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花，要有色彩和芬芳，也就是说讽刺作品也要有艺术魅力，要有巧思，有余味。

(7) 敏感话题的把握。有的作者写作技巧纯熟，作品写得也不错，但是有时候遇到敏感题材，尤其国际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等，把握起来就有商榷的空间。比如一位诗友所写的一首《鸭绿江中朝友谊桥》中的几句：“谊能久结桥堪咏，鬼不全诛国岂宁。利剑光寒犹映雪，大江水暖可舒翎。”这首国际题材作品的“鬼不全诛国岂宁”“利剑光寒犹映雪，大江水暖可舒翎”等等，就容易产生各种歧义。

(8) 赶集式的题材。每逢某个重大节日或重大政治活动，会有不少的诗友投寄作品。但是词句雷同，思想干瘪，食之无味。这种扎堆创作的作品，缺少个性化的发现和独立的思考，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越是大家都写的题材，越要写出新意和深意，否则就很难出彩。

七、 不能旧，不能懒

《中华诗词》杂志较早介入韵律革新这一诗学话题。1995年2期，设置了《韵律研讨》栏目，刊登了臧克家《给孙轶青同志的一封信》、孙轶青《论格律诗词的声韵改革》、启功《旧体诗的绊脚石》等文章。1998年5期刊登了杨金亭《革死韵换新声是诗词形式生存发展的自然法则》，1998年6期刊登了袁第锐《中华诗词如何迈出新的步伐》等，随后历年的《中华诗词》杂志，陆续刊发了对新韵研究的几乎当代所有前沿的学术成果。

《中华诗词》杂志辟有专门刊发新韵作品栏目，原来叫“新声新韵”，后来改叫“杨柳新翻”，再后来又改成了“雅韵新声”，沿用至今。过去发表新韵作品，都特别标注新声韵，后来有一个老师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说新韵单独标出来，实际上等同于还是没有真正双轨并行，有点歧视“少数民族”的嫌疑。因为双轨并行、知古倡今已经得到大部分读者认可，懂韵的读者都能看出来一个作品采用的是新韵还是旧韵，所以不必单独标注新声韵。后来我们采纳了这位老师的建议，就一视同仁，不再在杂志上专门标注新声韵。

《中华诗词》杂志每一期都有一些固定栏目，形成一个基本格局。全国的诗词刊物很多都是照着《中华诗词》杂志的栏目设置来克隆，《中华诗词》有什么栏目他们就有什么栏目。每期杂志就像一列载满情感的动车，向着读者心灵的方向行驶。沿着一个轨道往前开，没有必要重新开辟另外一个轨道，但是具体到编辑实践中，每一期的编辑思路都会有所变化，每一期都有一两个小亮点，让拿到这期杂志的读者有新鲜的感觉，不能让读者感到审美疲劳。

虽然传统诗词是旧的形式，但办刊思路不能旧，不能懒，不能丧失对当下比较新的文化思潮和社会现象的关注，对当代生活中的敏感事情不能回避。

只要真正看《中华诗词》杂志，就会发现这本杂志一直在与社会文明同步进行着美学嬗变。从文本意义来看，即使早期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所谓的老干体作品，其实也符合他们那个时代读者的审美情趣。实事求是说，谁也不是卜卦师，更不会未卜先知预测到旧体诗会有现在这样一个万紫千红的局面。那时候旧体诗非主流，大家写得都比较少，受影响比较重的也大都是领袖体诗词，尤其是毛泽东诗词。不仅那些老先生们，即使是我们这样的1960年代出生的作者，一开始上学学的也是毛泽东诗词，大家当然会受影响，这个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中华诗词》早期的作者大致来说，分别来自两方面群体：一是老干部，受到的影响就是来自毛泽东诗词；二是老知识分子，也受毛泽东诗词影响，包括聂绀弩。我曾写过一篇关于聂诗的文章，题目叫《万里长空，一轮明月》，他确实有着就像一轮明月一样的影响，但是聂先生的诗也有缺陷，主要是局限于“我”，局限于就写“我”的生活，文人气少，书卷气少，市井气比较浓一些。早期《中华诗词》杂志的作者和读者，欣赏诗词就是这么一个审美习惯，后来随着时代的慢慢发展，禁区打破，资料开放，大家读得多了，很自然地就不满足了，然后有人就会从多方面的审美角度来要求诗词，而且诗词作者也日益多元，尤其是年轻人作为新生力量的加入——先是中青年，接着是更年轻的诗人进入这个队伍里来，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队列越来越长，他们把自己的更新的元素带到当代诗词，给当代诗词带来很多新变化，同样也使读者的审美情趣提高了，对诗词的美学期待也越来越热切。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中华诗词》杂志比较自信的办刊经验，就是一直随着时代往前走。办刊理念、办刊风格和办刊内容的历年变化，回应着读者审美情趣的时代变化，其中也包括诗词作者构成成分的群体变化。所谓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说起来好像是一些大的理论性的政治术语，但是对于一本杂志的主编来说，这却是关乎一本刊物生存的实实在在的生命线。如果不伴随着时代前行的脚步，不与百姓一起思想，不发百姓的心声，大家就不会把你作为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而是把你放在远处远观，远远地看着你，哪怕你在高高的神坛上，和百姓们的距离也是拉开着的，这还怎么奢求大家来和你站在一起呢？

八、 活动

为了生存，《中华诗词》杂志当年曾举办过多种走进读者的社会文化活动。1996年至2009年期间，《中华诗词》还先后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兖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特区报》协办。

目前，《中华诗词》杂志连续举办着两个主要的公益性的诗词活动，一个是青春诗会，一个是金秋笔会。这两个活动都是一年一度，已经连续举办十几年了，算是《中华诗词》杂志社的品牌活动。

2002年11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青春诗会，到2019年江苏盐城青春诗会，青春诗会共举办了16届，183人参加，其中一大批优秀青年诗人已经成为当代诗坛的中流砥柱。

而金秋笔会的来历，则可上溯到更早的时间。1995年10月23日至28日，由《中华诗词》编辑部、《文艺报》社及《诗探索》编辑部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华诗词研讨改稿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学员听取了李汝伦、蔡厚示、杨金亭、张同吾等专家、教授、学者的讲座，并由张结、林锴、周笃文、林岫等诗词家、教授、编辑分组辅导研讨并改稿。1997年6月16日—23日，由“回归颂大赛”组委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杂志社联办的中华诗词高研班暨诗词笔会在京举行，1997年11月24至30日，《中华诗词》杂志社联合厦门大学中文系在厦门大学举办了第二期中华诗词高级研修班。1999年7月26日，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杂志社举办的“世纪颂”中华诗词笔会在京举行……2001年第4期《中华诗词》刊登了“中华诗词创作研究中心函授班招生启事”。杂志社组织诗词教学，开创了中华诗词函授培训班。同年第5期的《函授园地》栏目刊登的就是学员作品。

2004年9月25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中础宾馆召开了“2004年京华‘金秋’笔会”，金秋笔会这个提法自此出现。此后，又于2005年安徽黄山、2006年湖北武当山、2007年四川绵阳、2008年云南玉溪、2009年北京石景山、2010年北京石景山、2011年湖北大冶、2012年河南永城、2013年山东即墨、2014年江西瑞昌、2015年河北南戴河、2016年山东临朐、2017年北京昌平、2018年福建上杭分别举办了各届金秋笔会。

从2017年开始，《中华诗词》杂志开始举办刘征青年诗人奖的评选工作。首届获奖的刘如姬、朱思丞等六位，都是很优秀的青年诗人。2019年7月1日已经开始启动第二期评选工作。这个奖项是由杂志的首任主编刘征老师捐资设立的，主要是为弘扬传统文化、繁荣诗词创作、扶植和推举诗词新人做一点工作。凡1979年7月1日之后出生的中国公民及海外华人，思想健康、品行端正，作品积极向上、格调高雅，有一定诗词造诣者皆可投稿参评。

九、 走在当代文学的先锋位置

诗词新潮带着虎虎生气和勃勃生机，作为一种挡不住的美学力量澎湃而来，给平静的当代诗坛添加了更加辽阔、更加新鲜的想象力和可能性。这些勇敢奋进的诗人们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使旧形式与新内容得到了完美结合，创造了不少鲜明生动的抒情形象，形成了新鲜自由的艺术面貌。《中华诗词》杂志真正的是要做大家队伍中的、伙伴式的事情。大家想到什么，或者诗词界有什么最新、最前沿的现象，《中华诗词》杂志都愿意也能够及时做出一个反馈，录下一个印记。

现在学术界在讨论当代诗词的入史问题，好像分歧很大。别人怎么说入史，都值得尊重。因为历代入史，都要有一个时间间隔，不是谁说能入史就入史，或者谁说你不能入史就不能入史。别人说的都不算，要有一段冷静的时间观察，只有你这个东西能留下来，人家过段时间愿意看看，这才有真正的价值，也才是真正的入史。光是什么权威写到文章里、写到他的书里，或者他没写你、没有选你的作品，这些都不算什么，也都影响不了文学价值的存在，减损不了真正的艺术光辉。另外，我在杂志社经常说要敞开大门，而且很恭敬地敞开大门，用一种欣赏的眼光来欢迎当代诗词的美好生态，欢迎这么多熟悉的和陌生的诗友。我们不会以个人好恶来挑选作品。不能说这个人和我关系好，就划在圈子里，或者和我争论过两句，就划到圈子外。常听到某某诗歌刊物要封杀谁谁，谁谁的作品果然就不能在他那里发了，这等于他们自己画地为牢，实际上是一种慢性自杀。

别人在争论入史不入史的问题，而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为当代文学、当代诗词来创造和记录历史。我们就在当代诗词的历史细节里，我们的诗风、编风都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和筛选。风生水起看波澜，这里不是说我们写得多么好，就必须让人家写进某某史的某一把交椅上去，我们还没有沦落到那样的程度。但是研究当代诗词，研究当代诗歌，我绝对可以自信地说，“不能绕过《中华诗词》杂志”。我们以此自豪，也以此自律，同时也因此而更有一份历史责任——不能漏掉当代诗词的佳作，不能漏掉当代诗词的重要诗人。如果将来有一些成就特别高的诗和人，人家提起来的时候，在《中华诗词》杂志中却是一个空白，那我们《中华诗词》杂志的编辑同仁就没有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如果人家研究这一段当代诗词，却没有在《中华诗词》上看到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和重要人物，我们这个工作其实就是失职的——这其实也是一份温馨而又冷峻、鲜明而又严肃的时代试卷啊。

学者和专家在讨论入史问题，而我们呢？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把真正能够入史的东西收到《中华诗词》杂志来，让人家真正把《中华诗词》杂志当成一份客观真实而又鲜活可信的史料。泰戈尔说：“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中华诗词》杂志不一样，我们是踏雪留痕。历史在走，一步步地留下一个个脚印，而我们是呈现这个脚印的。所谓写史，我们不是天天都在写吗？包括大家写诗词，你写出来好的作品，实际上就是在写个人的心灵史，也是在写当代的诗词史。

想当年，旧体诗词创作的存在价值好像都有问题，因为领袖人物说过“要以新诗为主”。如果来搞“凡是派”那一套，《中华诗词》这本杂志根本办不下去。所以说，《中华诗词》杂志本身就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一个文化标志。现在人们写改革开放史，好像没有人谈到旧体诗词这一块。历史上其实不乏以复古为名的创新思潮，宋代明代都有不少这方面的文学例证。诗词复兴的表面虽然是复古现象，然而更深层次上则是一种文学禁区里的精神突破。如果没有思想解放，当代诗词连在曲折中进行发展的基本渠道都没有，更何谈复苏和复兴？正是因为思想解放的时代思潮，当代诗歌才发生了这么多美好变化。

当代诗词所采用的形式虽是传统旧体，有着符合汉语美学规律的固定范式和格制，但也对创新和探索有着更加迫切、更加热烈的艺术追求。可以说，没有新意，也就没有当代诗词。

《中华诗词》杂志一直有一份自信，一直走在时代、思想、艺术、文学的前沿位置，我们不是故意做出一个先锋的姿态，不是制造一些社会热点和舆论噱头，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一些耕耘和播种的实际工作。当代诗词的发展，猛一看好像是在往回走，但实际上却一直走在当代文学的先锋位置。大家一直都是在探索着，跋涉着，开掘着。诗词本身是一种旧的语言形式，而又有汉语言特殊的美学规律，那么我们怎么用这个美学规律来发一代之心声？前人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果当代诗词要作为这一代文学的前提，我们就要真正伏下身子，付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和心血。作为《中华诗词》杂志的一位编辑，置身于中华诗词从复苏到复兴、从复兴到振兴的长途跋涉中，感受着真挚和美好，也见证着澎湃和壮丽，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也有坚韧的自信和自豪。

当代诗词作为这一代之优秀代表，至少是代表着这一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一种崭新的美学方向。可能现在人们还没有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当代诗词，但是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回头来看眼下的文学，当代社会文化中最为活跃的时代元素一定会放射出难以遮蔽的璀璨光辉。一般而言，文学史家要关注的，必须是一种新的文学视角、新的文学质素，而我们的当代诗词、我们的《中华诗词》和众多的兄弟报刊，也确实是在代表着一个新的诗歌方向和美学趋势。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