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人”本身的文学批评
——评吴道毅教授《当代作家小说论稿》

□ 毛海琳

吴道毅教授新著《当代作家小说论稿》作为一部当代文学研究专著，是他近二十年来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心得和成果。在本书中，吴道毅选取了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梁斌、杨沫、柳青、刘心武、王蒙、阿城、贾平凹、陈忠实、苏童、韩少功、刘震云、余华、阿来、莫言、铁凝等中国当代24位代表性作家及其代表性小说进行专题式研究，立足于文本细读，运用福柯话语理论、存在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等，挖掘这些作家各自独特的文学观与创作个性。在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中，这本书有着尤为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论述，并且回归“人”本身进行文学批评，体现出吴道毅对当代作家及文本独特的赏析和理解。

一、 话语理论的运用与实践

将福柯的话语理论引入文学研究之中，是吴道毅这本著作的一大亮点。根据吴道毅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究》中的解释，对于“话语”一词，他主要是在福柯权力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的。根据福柯的说法：“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①而话语正是一种浸透权力关系的知识。对此，吴道毅认为，文学无法逃避话语的属性，甚至就是一种话语，他总结道：“文学作为话语，是体现权力关系的知识体系，表现为不同民族、政治群体、阶层所秉持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理念、伦理取向与信仰追求，等等。”②将话语理论运用在文学研究之中能扩大文学研究的视野，使文学研究与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相关联，从而更加深化对作家及作品的理解。

在本书中，吴道毅梳理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并从中提炼出启蒙话语、民族话语、女性话语、阶级话语等多种话语，探究不同历史时期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各种文学话语形态，或同一作家作品中不同话语的交汇、碰撞与转换。例如，吴道毅从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中归纳出阶级话语与民间话语这两种话语形态，认为梁斌小说中的阶级话语包含阶级斗争和阶级复仇，而民间话语体现为作品中对人物文化的还原。具体说来，主要是作品中朱老忠这一人物形象反映出革命意识的觉醒与中国农民的文化本分或侠义的古代文化传统，从而使得梁斌的创作体现出阶级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同构。而在《红岩》中，吴道毅认为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积极进行了革命话语体系的生产，这一体系包括建构国人在革命中的主体意识、建构充满共产主义与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的新型人生价值体系等，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对于作家丁玲，吴道毅将其创作按不同的创作时期分别归类为民族话语、女性话语、启蒙话语和阶级话语，这样的分类既简明扼要地划分了丁玲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创作特征，又体现出作家所接受的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和交融，从而梳理出丁玲的创作由启蒙文学到解放区文学的变化过程，表明其创作的丰富性和话语建构的复杂性。著名学者於可训教授对吴道毅《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究》曾作出以下评价：“相对于以往的主题研究只着眼于文本要表达的思想，文化研究只关注文本的文化含义，叙事研究只热衷文本的表达方式，包括语言研究只探讨文本的形式问题等，话语研究就是一种多项综合的、纵深的文学研究，它对研究对象的覆盖面和理论穿透性，都是其他单项研究难以达到的。”③这一评价也适用于吴道毅的《当代作家小说论稿》，此著运用话语理论进行的当代文学研究，具有更宽广的思路和与对作品更深入的探究。

二、 回归文学本位的批评立场

萨义德论述知识分子时曾指出：“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④吴道毅在解读当代小说时，正是站在这样的角度，秉持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剥离部分作品中图解政治、理念化的部分，以作品的文学水平评判其价值，做到了对文学本质的回归。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文学很大程度上曾经沦为政治的“传声筒”，过于强调文学为革命、政治服务。一大批表现历史巨变、人民当家作主等新题材的作品在传播新思想、歌颂新政权、展现时代新发展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类作品在其文学贡献之下，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用文学图解政治、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等问题，从而使人物形象的塑造过于英雄化、理念化，失去了应有的艺术价值。尽管这类作品载入文学史册，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但在对这一类作品的文学批评上，吴道毅坚持站在知识分子立场，用文学的眼光审视这些文学作品，回归文学本身来探讨作品的价值，而评判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便是文学性。对于“文学性”的定义，布拉格学派的雅克布逊指出：“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或者说，“如果文学批评仅仅关注文学作品的道德内容和社会意义，那是舍本求末，文学形式所显示出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才是文学理论应该讨论的对象”⑤。在这里，雅克布逊强调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而著名批评家勒内·韦勒克则强调：文学不等于哲学、政治、社会等，且不受这些意识形态羁绊。正如他指出：“一般来说，文学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是远为间接的。”或者说：“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⑥这便表示我们不能将思想性当作对一部作品的硬性评价标准。在这些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吴道毅坚守文学阵地，以文学性作为他重要的批评尺度。在这本著作的前半部分，吴道毅批评了解放初期以及“十七年”作家写作理念化、模式化的问题，但同时也高度评价了部分作品中展现文学性的闪光点。例如，吴道毅以“小说的双层结构及其位移”为题来评价周立波的作品，一方面指出周立波在创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时实际上秉持的是一种以党性和阶级性为内涵的文学观念，作者因此存在着写作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从而造成了这部作品的时代局限性，一方面则肯定了《暴风骤雨》对民间文化的发掘，以及对中国农民文化心理的深度挖掘。受当代著名文学史家陈思和先生等的启发，他还特别赞扬《山乡巨变》中深层的隐形结构——对民间文化的发掘，认为正是民间文化的活跃，使作品超越了主流文化的规限，不单单是政治的图解，而更具有文学性。而对于解放区作家赵树理，通常研究者认为赵树理的创作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兵和解放区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使得解放区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创作符合新政权宣传需要，在当时具有深远的意义。吴道毅指出赵树理的小说不光有歌颂新政权、新生活的“赵树理方向”，也大胆挖掘了中国农民文化心理以及民族劣根性，这包括农民身上自私自利、愚昧迷信、易被权力异化等缺点，这种在作品中对农民缺点的暴露表明赵树理依旧保有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敢于批判现实，他并没有放弃“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同时，吴道毅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批评赵树理的创作由于过于强调民族化和大众化而忽略了艺术形式的创新，其作品通常为抑恶扬善的情节以及大团圆结局，缺乏艺术创作的创新精神，造成了作品艺术价值的减损。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都是吴道毅从文学鉴赏角度对作家创作提出的独特见解。对于作家浩然的创作，从文学角度来看，吴道毅认为是“十七年”时期对阶级斗争运动的迎合，是对政治生活理解的生搬硬套，概念化和假大空问题突出，严重暴露了文学局限性。而作家陈忠实的创作则克服了这个问题，吴道毅认为其长篇小说《白鹿原》突破了革命历史小说一贯的僵化模式，并没有用文学简单地图解政治，而是敢于对一些历史问题大胆提出作家自己的看法。正如他指出：“对阶级叙事进行了大胆超越确实构成了《白鹿原》的一个创作特点，也构成了作品思想上对意识形态藩篱的积极突破。”⑦以上评论均可看出批评者吴道毅本人坚持文学本位的文学立场。

三、 关注人性的人道情怀

钱谷融先生曾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倡导文学应表现人的生活，好的文学作品应当是表达人性中共有的东西。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强调：“作家的创作应当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体力量，实现主体价值，而不是从某种外加的概念出发，这就是创造主体的概念内涵；文学作品要以人为中心，赋予人物以主体形象，而不是把人写成玩物与偶像，这是对象主体的概念内涵。”⑧依照这两位评论家的看法，人性便成为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而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始终强调个体生存价值的重要性，关注人的生存境遇，从人生的荒诞与和对荒诞的反抗中追求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困境中反抗的自我觉醒正是作为人的尊严和意义。受上述思想影响，对于人性的关注，构成了吴道毅对于当代作家小说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正如吴道毅在书中指出：“新时期之后，文学开始回到‘人’本身，文学对人生价值或人生意义的思考开始超越了政治学的囿限，而走向文化学乃至生存哲学，也因此具有了更加宽泛的内涵与意义。”⑨吴道毅认为，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是当代作家探索人的价值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于是他运用存在主义理论来论析当代作家及作品中对于人性的拷问。在评论阿城、刘震云、余华、阿来、史铁生等作家时，吴道毅特别关注他们作品中对人性的复杂刻画，既注意到作品中揭露人性弱点的一面，也关注到作家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对人生命运的抗争。在人性刻画方面，吴道毅认为“十七年”的文学叙事过于夸大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导致英雄被泯灭了七情六欲，甚至沦为阶级的符号，而刘震云在他的新历史主义写作中，解构了英雄人物的神性，没有回避对英雄身上人性弱点和人格缺陷的刻画，从而体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同时，吴道毅认为阿来的创作表现了普遍的人性，其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通过对人性的深度开掘来表达作者对人类普遍性的寻求，作品中土司们的斗争体现出人类欲望的非理性一面。而在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上，吴道毅用存在主义哲学的眼光来评判作品。对于作家阿城，吴道毅评论阿城的小说《棋王》的主题核心是对人道的思考，在传统文化——道家和禅宗的观照下，阿城的作品凸显出要超越衣食等基本生活需求，在事业和志趣的追求中实现人生价值的哲学内涵。在评析余华作品时，吴道毅认为，一方面，余华作品堪称先锋文学的典型，另一方面，作为先锋文学，余华作品的一个突出写作特点与写作意义便在于：“从生存哲学角度看待人的生存处境和命运(如荒诞与孤独)，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⑩这一点在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中尤为凸显。《活着》中的福贵抵抗苦难、战胜困境，他的活着昭示着生存的终极价值，《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的数次卖血是一种牺牲自我、挽救他人的人道情怀，他们的行为都是对命运的抗争和人性的升华。对于史铁生的作品，吴道毅引用加缪《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的观点，认为史铁生的写作“是运用文学的形式对人生的局限与困境进行哲理层面的思考或追问”，好比《西绪福斯神话》中的英雄西绪福斯，他一次次向着山顶推巨石，尽管巨石会一次次跌落，但他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在这没有效果的事业之中，这种与命运抗争的过程彰显出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史铁生在其作品中想要表达的过程哲学——在抗击命运的过程中获取人生的意义。以上种种，都是吴道毅出于对人性和对人的命运的关注而体现的人道情怀。

四、 对女性主义的理解与思考

长期以来，受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尤其在男权的强权和支配观念下，女性常常被当作男性的附属品存在，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其行为和心理长期被忽视。就两性关系而言，美国学者米利特在其作品《性的政治》中曾总结道：“两性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关系，是男性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随着文明的发展，女性性别意识开始觉醒，女性地位逐步提高，一大批作家和文学作品开始关注女性的生存境遇，描写女性心理，女性主义由此崛起并得到了长足发展。吴道毅同样关注到了当代文学中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以及其他作家的女性书写，并利用女性主义理论对此进行分析。在论述丁玲的女性写作代表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时，他借用女性主义学者米利特的理论，指出在作品中全村人非议被日军强奸的主人公贞贞却不去谴责施害者日寇的行为体现出长期积存的严酷的两性关系——支配与被支配，认为“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压迫女性的男权文化与男权思想已经形成了广大妇女的集体无意识，并产生出可怕的社会后果”。在解析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女主人公林道静的形象时，过去的研究通常将重点放在林道静的革命品质和思想转变上，吴道毅则注意到了小说对于女性情感世界的表现，这主要体现为林道静喜好打扮的女性特征和对她多愁善感的复杂内心世界，以上种种都是女性话语的楔入，体现出作者在女性叙事方面的成功开拓。对于作家苏童的妇女生活系列创作，吴道毅评价其长篇小说《妻妾成群》中颂莲本为新式女青年，却在遭受家庭生活打击之后甘愿放弃自尊做年长者的小老婆，这是通过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另类”书写，来观照女性悲剧性的生存图景。而小说《红粉》对于妓女不愿意接受改造、自甘轻贱的异质化描写，表现出女性在剥离时代与社会影响下作为“人”的选择。吴道毅认为新时期女作家铁凝的创作，更彰显出女性写作的意义，指出铁凝的女性创作聚焦两性世界，一方面以写作揭露男权文化的罪恶与虚伪——正如米利特所言：“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尚无人认真检验过，甚至尚不被人承认(但又十足制度化了)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通过这一体制，我们实现了一种十分精巧的‘内部殖民’”，解构了男性神话，击碎了所谓的阳具崇拜心理，这从她的《玫瑰门》《大浴女》创作之中可见一斑；另一方面，铁凝又通过身体叙事，关注女性自身，解放女性性心理，审视女性自我生存处境及命运。吴道毅对于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与运用，使他的文学批评更加注重对女性写作及女性命运的关注，从而超越了两性文化藩篱，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阈。

注释：

①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2页。

②吴道毅：《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③於可训：《序》，见吴道毅：《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④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页。

⑤周小仪：《文学性》，见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592～593页。

⑥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5页。

⑦吴道毅：《当代作家小说论稿》，崇文书局2019年版，第89页。

⑧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⑨吴道毅：《当代作家小说论稿》，崇文书局2019年版，第72页。

⑩吴道毅：《当代作家小说论稿》，崇文书局2019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