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经验与内涵重释

◎ 段 鹏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概括了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根本任务和努力方向，是开展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重要原则与基本遵循，向我国当下乃至未来的新闻出版领域的舆论引导方向提出了根本要求。面对5G媒体技术驱动下的新传播环境，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要在清晰认知技术本质、合理应用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始终保持改革创新的活力。

一、5G媒体技术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心转移

当前，5G技术及其衍生出的智能传播趋势，深刻地重构着传统的传播模态和媒体格局，互联网空间逐步取代传统媒体成为重要的传播场域，发挥着关键的传播效用。5G是一个由多种接入技术、多层网络、多种设备和多种用户类型交互的异构网络环境，能够提供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无缝的、连续的用户体验。①5G具有超高的频谱利用率和能效，在信息革命纵深发展的背景下，5G技术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应用呈现出了新特点：

首先，5G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将极大地提升数字新闻出版内容的传输速率，增强用户与媒体的互动性，强化媒体场景化使用功能。当前热门的以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智能媒体技术，主要包括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无人机、机器人写作、大数据等。在媒介内容不需要受到数据容量和传输速度限制的情况下，内容形式会从以往的报纸、新媒体稿件向以中、短视频为代表的视频稿件转向，彻底改变以往的新闻出版方式，“数字化”已向“智能化”转变；虚拟现实和全息影像技术将不再是“未来影像”，传感器新闻、VR新闻等新兴传播方式会越发普及。②其次，物与物之间的连接增强，设备之间的技术壁垒被打破。5G时代的趋势是增强物联网的连接，未来任意两个设备之间不需要连接端口便可进行数据交换等。由此，“万物皆媒”得以实现，媒介设备对信息的吸收和迅速的交换使其具备极强的灵活性，于是，新闻出版内容的传播不仅仅是在输出，甚至可随时根据用户状态来调度资源和分发内容。在5G技术的加持下，媒介生态会产生新的变化，使得人们从“看媒介”变为“用媒介”。此外，超低时延为新闻出版模式从单向传播变为多向互动提供了可能，低时延的技术特点使超高清直播、超高清视频互动以及超高清沉浸式体验都变为可能，画面卡顿、声音不连贯等4G时代的问题将不复存在，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媒介带来的便利和纵深体验感。

技术带来的传媒发展变革，成为意识形态引导与治理的宏观背景与底层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科学认识网络传播与智能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在新的媒介环境之下，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科技手段必将成为完成好舆论工作的重要“武器”。面对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冲击，传统模式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固有的意识形态引导方式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互联网实践需求。5G时代，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互联网上来，这是破解媒体融合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难题的必行之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勇于直面这种变化和挑战，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置于全新语境之中加以探索，树立全媒体视角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理念，在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传播生态中创造性地开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

二、5G媒体技术时代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经验升华

1.理论经验：5G技术驱动下的智能传播规律

首先是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智能化。5G技术驱动下，媒体内容生产呈现出高度融合的智能化运作规律，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提供了理论经验基础。具体而言，内容生产规律可归纳如下：第一，5G高速率、低时延的特点使得信息传播得以突破以往媒体维度的限制，使媒介内容以无损、无卡顿的方式呈现在用户的接收终端，长视频和具有完整叙事结构的优质节目内容将再次崛起。因此，媒体内容的创作者、传播者可以继续发挥在长视频领域的优势，将精良新颖的选题影像化，创作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优质内容，力求经典，同时使长短视频相互补充、协同发展。第二，5G基础上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助力高效内容生产，为新闻生产提供了全新的可能。5G技术的高吞吐量、低数据传输延迟、支持大规模设备的技术特点使得机器人写作技术有了更加海量的数据支撑、更低的数据传输延迟。因而，5G媒体技术背景下的万物互联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生产将建立在对社会生活数据的自动采发和深度挖掘之上，植根于数据化的内容体系建构之中。

其次是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呈现方式的沉浸化。第一，超高清直播形式的喷涌使用户获取媒介信息的渠道从单一的听觉、视觉到视听齐聚再到多感官协同，媒介内容呈现形态表现出越发人性化的沉浸式趋势。未来，大体量、超高清的直播将为意识形态引导的媒介内容打开新的通路，使其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之中。第二，5G技术的普及将反向推动内容呈现形态的变化，使得AR新闻、VR新闻等先进的呈现形态大规模发展，使3D技术和360度全景技术全面铺开，媒介内容相应地从二维升级到三维甚至多维空间，为意识形态引导提供多元化的媒介展示空间。譬如，2019年“两会”期间，央视网的报道《带你聆听春天里的“代表声音”》《5G啥样，污染咋治……首场委员通道通民心道民意》《“大图景”与“新目标”的交响》等都是“代表通道”“委员通道”的VR全景图集，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益尝试。

再次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接收的多维互动。随着5G技术的发展，直播节目的互动模式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VR、AR技术以真实而震撼的沉浸感重新定义了“现场”，直播节目中电视主播与观众之间实时视频对话，甚至无延迟的场景共享、身临其境的互动都已成为现实。这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实现了即时反馈、实时互动、亲身体验，极大地提升了价值观引导的接近性、对话性、互动性。另外，2019年6月，中国广电获得5G商用牌照，未来可供海量机器接入通信③，这意味着广电内容将不仅仅在电视屏幕上播出，电视信号的接收终端会进入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5G时代，除媒介终端种类的多元化，媒介终端组合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即电视节目将可以在电视、手机甚至VR眼镜上同时观看，而跨屏互动、多屏同看亦成为现实。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而言，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使得具身性、移动性、伴随性的价值观引领成为可能，提升其到达率和效率，真正使党的声音“入脑入心”。

最后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关系的网络化、互联化。5G时代，智能媒体除了可以对个体生活的需求与期望进行量化感知，还可记录数据，比如个人的行为轨迹和生理指标等。华为的5G技术专家称，5G网络可以连接5亿个场景、50亿个人和500亿个数据传感器。万物互联的新型传播关系图景下，海量数据库成为资源整合的工具，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战略制定、舆论走向的监测与治理极具价值。万物互联的新型传播网络会反过来促进不同主体间新型传播关系的建立④，使用户真正从“看媒介”变成“用媒介”。一个具体的表现在于，5G技术的高传输速率和低时延，使得电子设备能够实现同声翻译，这使得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得以突破语言和文化的传播界限，更好地向全球传播。

2.实践经验：我国意识形态引导实践的历史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实践经验，尤其是新闻出版方面的政策调控措施，对当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其进行经验总结，对理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科学要义具有重要意义。

1949—1966年是我国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重建与起步阶段，新闻出版事业逐步开始集中管理、专业分工。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意识形态引导的重点由“服务革命”转向“重塑价值”，并通过一系列运动让意识形态引导工作在新闻出版、文艺、教育等各领域铺陈开来。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956年），通过宣传系统来实现全民范围的“思想改造”，在全社会宣传“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新闻出版体系建设开始步入正轨，较为显著的体现是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被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之中，为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铺就了以出版为线索的传播网络。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年），我国意识形态引导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一方面，媒介技术和媒介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更为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党开展意识形态引导的手段和形式也日渐多元和立体，新闻出版工作力求提高质量和专业化程度，通过出版对人民群众进行意识形态引导和思想教育被提上日程；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引导的方向逐渐从“重塑价值”阶段过渡到“阶级斗争”阶段，“左”倾错误不断累积导致我国意识形态引导工作在总体导向上逐渐失控，并为“文革”十年的动荡埋下伏笔。从经验教训来看，这一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引导过程中，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缺少基本有效的环节和方法，新闻出版也逐渐沦为阶级斗争的宣传工具，而意识形态引导实践的话语体系也基本都是口号式的大话、空话和套话，缺乏亲切感。⑤

1966—1976年，我国意识形态传播工作进入重大挫折阶段，新闻出版事业也遭受重创。“文革”时期，在新闻出版领域，我国意识形态引导工作总体上呈现出体制集中、模式僵化、内容同一的特点。在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控制下，“阶级斗争”成为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主题，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灾难，宣传思想工作全面失控，助推了“左”倾思潮在社会上的蔓延，致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倾向深入到各行各业，而当时的意识形态引导实践最终也成为“文革”浩劫的帮凶。究其根源，当时的意识形态引导中的一系列失误都是在“左”倾主义盛行、宣传体制高度集中和僵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由此可见，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开展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根本方向，将意识形态引导工作作为服务社会发展的理论工具。

1977—1992年，我国意识形态引导工作进入转轨阶段，新闻出版事业也进入改革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意识形态领域实施“拨乱反正”，其在新闻出版领域中表现为改革发行体制、整顿出版秩序，为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扫除障碍。党中央开始强调意识形态引导的科学性与规律性，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明确为“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繁荣文艺发展和加强宣传队伍的内部建设”⑥。为适应新形势，党中央不断推动自身的宣传工作改革，强调“宣传条件的现代化”，图书市场、购销机制被进一步搞活、融通，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发展水平在此期间有了显著的提升。出版内容方面，党中央在强调继续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余，开始注重其多元性和丰富性，尤其是在文艺出版领域逐渐放松了内容规制。1986年，打击非法出版、压缩整顿出版社、加强对新闻出版物的意识形态调控被提上日程，这进一步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扫除了障碍。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体制、技术、手段和内容上实现了全面的突破，这与顺应时代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

1992—2012年，我国意识形态引导工作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新闻出版业也迈入结构调整期。1992年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逐渐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引导的主要方向，出版领域的集团化也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集中调控提供了条件。同时，这20年间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更是让意识形态引导工作迎来了全新机遇期，创新出版制度、规范出版秩序也获得了全新的技术手段。1994年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对意识形态引导的任务做出了阶段性的部署，使其在稳定中实现全面发展，尤其是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进入了稳步前进的阶段。“新闻战线走基层”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工作路线为目标，实现了新闻出版工作水平的大力提升，打通了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通路，尤其是出版方面，党刊党报奠定了我国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媒体基础。

2013年至今，我国意识形态引导工作步入融合重生阶段，新闻出版也逐步进入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西方敌对势力通过互联网平台加紧了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从内部来看，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也放大了一些国内矛盾。面对复杂的时代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指明了新方向。⑦这一时期，我国传统媒体纷纷推动自身转型，经过几年的磨合、沉淀与发展，从中央到市县的各级融媒体建设均取得一定成就，我国媒体融合进入了全新阶段，而这也为新时代各部门有效开展意识形态引导工作提供了良好环境。在此背景之下，我国互联网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信息安全管理水平稳步提升，互联网出版市场的监督机制不断完善。同时，国家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合牵头的网络空间专项治理行动，为营造风清气朗的网络生态空间做出了重要贡献。从网络文艺的监管和审查工作到互联网舆论的引导工作，从中央各部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到广大基层党组织利用互联网开展理论教育工作，逐步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从“融合技术”到“融合服务”的转变。

三、5G媒体技术时代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涵重释

1.坚持党管媒体、依法管网和紧密贴近群众相统一，尊重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规律

我国开展一切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前提，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守党性原则，主要反映和传达党的思想主张。这条规律是在对我国历史经验升华的基础上得来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管媒体，就是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导向。而依法管网仍是5G媒体技术环境下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命题，体现了网络空间法治化的基本要求，这意味着对规范化、法制化、透明化的互联网技术监管环境的需求，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基础保障。⑧此外，5G驱动下的智能媒体环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仍是为了紧密贴近人民群众、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这是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必须遵循的又一基本原则。

此外，开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必须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尊重客观规律，既不能离开媒介技术空谈传播效果，也不能忽视传播策略、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技巧等所起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意“时”“效”“度”。在5G驱动下的智能传播时代，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时”，强调要抓住传播时效性，在突发事件、国际传播的舆论战中先声夺人，抢占传播话语权；“效”，强调传播要有明确的效果和目的，借助技术优势扩大传播声量，提高受众的认知程度；“度”，强调把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分寸，尤其是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分寸感的拿捏极为重要。⑨对“时”“效”“度”的准确把握，有利于我国的意识形态引导工作实现理念、内容、形式和方法层面的创新。

2.将采用最新技术手段和创新主流意识表达相结合

对于创新改进网上宣传和运用网络传播规律，首先体现在对于最新媒介技术手段的充分利用上。近几年，主流媒体不断尝试运用新技术开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19年“两会”期间，人民网“强国论坛”推出的创意拼贴短视频《“拼”了！90秒告诉你，今年两会网友期盼啥？》，就以短视频的形式预告了即将到来的“两会”，从而提升了网友对“两会”的期待。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网络化战略转移，不是将传统媒体中的内容生搬硬套到互联网上，而是让宣传工作彻底融入互联网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具体来看，5G时代，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战略重点向互联网转移的实践探索过程中，要积极借助5G驱动的智能传播、大数据、算法等媒介技术向广大人民群众传递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并丰富多元形态的互联网叙事方式，建构符合媒体深度融合趋势、体现具身性和移动性媒介环境与传播特征、引领互联网受众的精神品位与文化偏向的话语体系，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空间的贴近性、表现力、到达率、有效性，真正做到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人民群众的网络生活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3.将向网络化战略转移和坚守传统媒体阵地相结合

5G时代的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一方面要强调战略重点向互联网转移，将技术变革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重心转移的基础与动力。5G技术的低时延、大带宽和广覆盖的特点，将助推4K、8K超高清视频技术和VR、AR技术实现新的飞跃，促使视频行业在用户侧和供给侧发生双重变化，极大提升互联网宣传工作的到达率、有效性和认知力，真正做到使党的声音“入脑入心”。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具备品牌权威性、内容深度性、价值稳定性等优势，因而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重心向互联网转移的过程中，也要鼓励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加入技术革新、观念更新、实践创新的大潮中，将自身的优势资源投入到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战略中来。近年来，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在主动利用智能技术进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变革，这为未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结合内容优势和技术优势打开了创新空间。例如，电视、智能手机、PC的多屏互联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高声量拓宽了空间，使得优质媒体内容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夺冠》等电影通过多屏互动、高清体验来达到传播主流价值观、传递正能量的效果。未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需努力实现互联网阵地和传统媒体阵地的互动、联动，实现主流意识传播的辐射范围最大化、效果最优化。

四、结语

在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重心向互联网转移的趋势下，一方面应在技术革命对思想意识的影响中汲取启示，在新闻出版实践中提升意识形态引导能力和水平，并借势而为，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出版手段实现党的声音“入脑入心”；另一方面，应利用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历史经验，在新闻出版发展与意识形态引导相互促进、互为构建的基础之上，拓宽意识形态引导的实践路径。5G技术驱动下，互联网传播生态发生历史性变迁，在此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应实现应时而为、顺势而发，其内涵也应得到新的阐释，进一步拓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渠道，提高互联网情境下党的传播声量。

5G时代，新闻出版事业向着数字化、融合化、智能化方向转变，新闻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引导形势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一宏观语境之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有了新技术手段的加持，新闻出版工作者需要转变思维观念，把握政策导向，将寻求发展与意识形态引导紧密结合，在战略突破中注入舆论引导活力，并把握新闻出版的国际化、产业化、市场化方向，增强新闻出版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外传播和文化“走出去”水平。

注释：

①ETSI.LTE;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GPRS) enhancements for Evolved Universal Terrestrial Radio Access Network (E-UTRAN)access (V14.10.0; 3GPP TS 23.401 version 14.10.0 Release 14) [S].2018.

②喻国明,王佳鑫,马子越.场景：5G时代VR改写传播领域的关键应用[J].现代视听,2019(8):31-35.

③张蓝姗,黄彩云.5G时代电视媒介的发展趋势[J].中国电视,2019(10):70-73.

④彭兰.5G时代“物”对传播的再塑造[J].探索与争鸣,2019(9):54-57.

⑤李宗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3.

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907-910.

⑦高庆涛,李合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宣传思想工作认识的深化[J].广西社会科学,2017(2):14-18.

⑧段鹏.从党管媒体到依法管网的依据和路径[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42-48.

⑨陈力丹.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闻观[J].新闻记者,2014(1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