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研究的媒介入射角：一种延伸学术想象力的路径

◎ 胡翼青

书籍是一种媒介，这种媒介长期形塑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因此从传播和媒介技术变革的视角研究出版是再正常不过了。然而吊诡的是，虽然编辑出版被放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的框架之中，但很少有从传播或媒介技术变革的视角研究出版的力作。这大概就是一种专业主义者的傲慢，作者和编辑的优越感和优先性是始终存在的，所以面向书籍传播的研究始终是第二位的。专业主义的傲慢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规范性的研究由此替代了探索性的研究，对出版业该怎么做的兴趣超越了回答出版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的兴趣，出版研究的经院化和内卷化便不可避免。当然，这种问题并非出版研究独有，新闻学研究是如此，文学研究亦是如此。解放这些规范性研究的想象力，恐怕必须重新回到书籍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要回到书籍媒介的语境中去。

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是较早建议从传播视角来研究阅读史的重要学者之一，讨论出版的媒介视角不妨从他开始。

一、书籍史的传播视角及其缺憾

达恩顿是如此强调书籍史的传播视角的：“书籍史是一门重要的新学科，是一种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的学问。当然，这里说的沟通和交流是以印刷品为媒体的。这听上去很拗口，但这样是为了突出一个主题，即过去五百年里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①他也多次提到类似的话题：“研究作家、读者，包括知识社会学的问题，都应该考虑跟传播与沟通有关的问题。”②“对书籍的研究必须看书籍同其他媒体的关系。这样的研究……最终要帮助我们理解的是，印刷是怎样塑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③更进一步的是，达恩顿看到了印刷文本之外的东西，看到了出版背后的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看到了出版背后的“物”的问题。他隐隐地感受到出版背后的物质性问题：“对《百科全书》的研究不应该只限于这本书的文字内容，还要把它当成一个有疤有眼的物理实体。”④在达恩顿那里，考察卖书的印书的甚至是走私书的，都对建构书的传播问题以及书籍史意义重大。这绝对是很有见地的想法，其实已经接触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传播学的媒介视角。

然而，达恩顿是出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才开始强调传播的物质性和重要性的，他是否真的理解从传播视角研究出版的重要性是存疑的，即使他真的理解其重要性，恐怕也很难从传播学的视角进入书籍史的研究。就从他把书籍传播理解为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和读者这么一个传播的闭环⑤，就可以看出他的传播观是非常传统的，并不是真正围绕媒介的物质性展开的，而是围绕“5W”展开的。此外，作为一个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者，达恩顿仍然摆脱不了内容对他的困扰。在一篇书评性的文章中，他指出：“所有经典作品的通病，即把话说得太到顶了。如果一本书写得太好，会让人觉得它把这个话题都说完了，别人没话可说了，如此一来，这本书也就会被人敬而远之了，束之高阁，它讨论过的话题也就没人再去碰了。”⑥然而，经典之所以从来不会被束之高阁，有时真的不是因为其内容，而仅仅只是因为它是“经典”。“经典”这一称号就是一种媒介，它及因它组织起来的社会意义而不是它的内容本身就是媒介，本身就会激发阅读行为持续发生。由此可见，达恩顿所呼唤的传播视角，以及他本人过于老旧的媒介观，其实对研究书籍的社会意义尤其是书籍影响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的机制贡献有限。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媒介视角?

很显然，达恩顿所持的就是一种实体化的媒介观，这种媒介观视书籍为将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和读者联结在一起的媒介。所以，虽然他的观点已经很超前，但他并没有真正实现革命性的突破，或者说他的革命仍然不够彻底。达恩顿的论点确实帮助阅读史研究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细节，纠正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但他的贡献不是创新性和颠覆性的。由于传播观和媒介观的缺陷，他并没有像他宣称的那样对书籍生产过程的物质性和关系性开展研究，或者说他并没有开展这种研究的手段和知识型。所以到了最后，达恩顿仍然是麦克卢汉批判的只重内容的研究者中的一员：“印刷精确可重复的特性非常明显，结果反而被读写人忽略了，以为只是技术上的特质，并不重要，因而将注意力放在‘内容’上，仿佛正在聆听作者说话。”⑦在1962年的麦克卢汉看来，媒介技术就是一种隐喻，它作为人体某些感官的延伸，会改变人们对社会和文化的认知：“一旦新科技将一个或多个人类感官扩展到社会，感官比例的调整也会发生在文化里，就好比在旋律里加入新音符一样。文化感官比例发生改变，过去显而易见的可能变得晦暗不明，模糊难辨的可能变得清楚明白。”⑧虽然这时的麦克卢汉还没有形成《理解媒介》中成熟的媒介观，但这种媒介观、传播观与达恩顿的起点大相径庭，因此他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由书籍和出版所建构起来的世界。

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一书中因其独特媒介观而体现出的想象力显然对出版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更多相关研究不断问世。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一书的前言中谈到了麦克卢汉对她的影响：“我读到了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谷登堡星汉》。这位加拿大英语教授调笑广为人知的历史视角的失落，和美国史学界的扼腕叹息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宣告历史研究的过时，谷登堡时代的终结……麦克卢汉提到的一些变化很可能有助于对长期存在的问题做出更加令人满意的回答，至少能够帮助我们跳出循环论证和议而不决的窠臼。”因此，她决定沿着麦克卢汉指明的方向，做一些更为精确和实证的历史论证：“麦克卢汉神谕式的宣示并不足以构成一个论证充分的出发点。首先要回答印刷术产生的实际结果，我们才能够着手对其他问题进行探索。”⑨

爱森斯坦意识到用麦克卢汉的视角去证实印刷技术变革的历史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从手抄书到印刷书的变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所带来的问题，无论是间接演绎的结果带来的问题，抑或是难以估计、难以计量的问题，可能永远都难以克服。”⑩“描绘谷登堡的发明这一抽象概念的‘力量和效应’必然会遭遇许多困难。一方面，它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另一方面，它又似乎改变了一切。”⑪但她还是努力地做了非常出色的论证。总体来说，她较好地指证了印刷术对文艺复兴、新教扩散、地理大发现、科学兴起、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盛行等西方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断裂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我们可以在此列举一二：“倘若印刷术到16世纪以后才出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可能像是12世纪所谓的‘原型人文主义’运动。如果是那样，文艺复兴运动就不是逐渐失去活力，而是迅速死亡——在兴旺之前就夭折了。”⑫“如果我们尊重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将印刷术的出现置于前面而新教的反叛置于后，那么，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和混乱相关的一切问题就不会那么令人困惑了。”⑬以上这些论证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指向人类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是说印刷术在人类走向现代性社会的过程中无声地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

然而，爱森斯坦著作中呈现的历史学的实证主义精神似乎与麦克卢汉隐喻式的媒介观格格不入。与达恩顿一样，爱森斯坦的媒介观也是实体主义的。在她的书中，印刷术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技术革命，因此她虽然也看到了印刷术对人精神世界的影响，比如标准化观念的盛行，但她并没有真正说明印刷术到底建构了什么，也说不清楚人类历史的现代性断裂到底与印刷术的问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旦爱森斯坦要去强调印刷术的积极作用，她马上就会面临上述一系列论证的挑战，而且从最严谨的因果关系判断来看，爱森斯坦所列举的大部分证据当然是成立的，但也有相当多的证据有因果倒置的嫌疑。由此可见，在处理因果关系的各个方面，爱森斯坦实难自圆其说，可以说深陷因果关系的陷阱之中。”⑭如果说笔者在2014年时只是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因果关系的解释并不适用于复杂的历史变迁，那么今天看来，更大的问题来自于爱森斯坦和麦克卢汉在媒介观上的差别。

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需要从传播的角度去理解和思考出版与阅读的问题，并认为这种基于实体化媒介技术或媒介组织的传播视角会给这一研究领域带来认识论上的革命，然而由于无法打破媒介的实体主义观念，这种“新”想法并没有真正开辟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二、媒介隐喻与印刷术研究的想象力

第一个真正打破媒介实体主义观念的当然是麦克卢汉，可惜的是麦克卢汉对于出版和阅读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而且也没有打算在这一领域展开深入研究。虽然麦克卢汉成功地书写了《谷登堡星汉》这样的著作，但他其实并不推崇印刷术，甚至有点讨厌高度视觉化、个人主义和现代性的印刷文化。他与伊尼斯一样，多少有点怀念口头传统的文化方式。所以，麦克卢汉只是将印刷术的研究当作其媒介史的个案之一，进行了探针式的驻足，此后便对其兴味索然。当然，麦克卢汉的媒介史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证主义的史学研究，而更像是隐喻意义上的媒介史，而且这种媒介史的隐喻据说深受天主教的影响。

虽然麦克卢汉对书面传统的兴趣有限，但他在分析印刷术时透露出的媒介观是特别重要的一种认识论。在这里，媒介指的首先不是它所承载的内容，而是它作为一种物质形式本身。长期以来，人们表面在关注媒介，实际上却是关注文本和内容。文本和内容当然很重要，但对于媒介本身的关注也很重要，而后者往往因为其无形无象而被忽略。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完全可以不需要任何内容，但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和个体。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麦克卢汉神奇地列举了一种不带内容的媒介——电光：“电光是单纯的信息。它是一种不带讯息的媒介……这个传播媒介之所以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因为它没有‘内容’。”⑮其次，他讨论的也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媒介组织或媒介技术，他讨论的是媒介技术的文化意义，这里的媒介是一种隐喻层面的概念。所以当麦克卢汉说到媒介即讯息时，他说的是媒介就像讯息一样；当他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时，他说的是媒介就像是人体感官的延伸一样。媒介从来是无形无象的，但离开媒介，一切都不可能发生，离开或增加某种媒介的介入，社会和文化就会打破原有的平衡。

与爱森斯坦不同，麦克卢汉即使讨论印刷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也并不特别喜欢讨论什么新教的发展，而更喜欢讨论印刷作为一种媒介，它到底延伸了人的何种感官尺度，这种尺度的延伸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不平衡。在《谷登堡星汉》一书中，他宣称自己的方法灵感来自于实验医学：“人类器官机能无论受到抑制或加强，都必然产生‘终止’‘完成’或重回均衡的驱力。西方文化先后经历文字和印刷两次‘扰动’，出现一系列演变与完成，而《谷登堡星汉》就在观察其间的历程。”⑯

麦克卢汉认为，印刷术极大地扩展了视觉的延伸，这一点绝对是手抄书所不能比拟的。在麦克卢汉看来，“相较于印刷文化，手抄文化是非常听觉、非常感官的。而这一点也意味着疏离中立的观察和手抄文化（古埃及、希腊或中国文化皆然）格格不入”⑰。这一点看上去很让人费解，但事实是在手抄文化时代，口语即大声朗读仍然占统治地位。“从苏美尔人最初的刻写板开始，书写文字的目的就是用来大声念出的，因为这些符号隐含有一种特殊的声音，这种声音仿佛就是它们的灵魂。”⑱“若说高声朗读是从书写文字发轫时就出现的规范，在伟大的古代图书馆里，阅读会是何种情景呢？……这些人肯定都是在隆隆嘈杂声中阅读的。”⑲印刷术之后的标准文本才带来了真正的默读，带来了与之相关的视觉文化：“西方小孩生活四周充满了抽象外显的视觉技术，这类技术假定时间和空间是单一而连续的，因果关系是环环相扣的动力因，事物都在单一平面上出现、移动，并且前发后联……对来自听觉世界的人而言，西方人确实冷若冰霜。”⑳如果反复认真阅读这句话，爱森斯坦就应当明白为什么她无法追随麦克卢汉了，英语言文学系的教授根本就不承认因果关系的合法性，他的媒介史怎么可能在现实世界中被因果关系证明呢？视觉的延伸带来的结果，当然是原有感官平衡被打破：“印刷造成视觉成分独大，以至于均衡互动变得极为困难。”㉑顺着这种思路往下推进，失去感官平衡的西方文化便不得不受到麦克卢汉的各种抱怨：精神分裂、线性的时空观、标准化、同质化、个人主义盛行、科学与艺术的决裂、集权政府的兴起、民族主义甚嚣尘上。最后，这些现代性的特征被麦克卢汉归结为一点：现代性是个贬义词。为了抑制过于发达的视觉延伸，麦克卢汉特别乐意通过电子媒介口语系统的反击来平衡印刷文化。

麦克卢汉对印刷术和印刷人的分析，不管其立场、基调、结论及解决方案如何，都不重要。由于受限于自己的预设和逻辑，尤其是医学视角的逻辑，他可能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他的追随者尼尔·波兹曼用了相似的视角，却得出了基调和情感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就说明了一切问题。无论是《娱乐至死》还是《童年的消逝》，波兹曼一直在对由印刷文化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的逝去扼腕叹息，而对电子媒介建立的新社会环境表示不满。这就说明麦克卢汉也有自己的偏爱和立场，他所分析的也未必全面。不过，麦克卢汉的媒介视角却不可不重视，它为延伸出版研究的学术想象力提供了重要启发。

基特勒对麦克卢汉的媒介观有着程度相近的推崇和不屑，这种辩证的张力使基特勒形成了自己关于印刷术的独特理论。说到基特勒对麦克卢汉的推崇，说的当然是他对麦克卢汉媒介观的高度赞赏。“重要的已不是信息，也不是在技术时代为所谓灵魂配备的信息或内容，而是（严格按照麦克卢汉的话来说）它们的电路，是感知的图示。”㉒但除了在认识论上的推崇外，基特勒对麦克卢汉的知识体系却没有半点认同：“基特勒依旧喜欢引用麦克卢汉，但很明显的是他认为麦克卢汉虽然发现了正确的问题却总是给出错误的解释。和麦克卢汉不同，基特勒认为并没有必要将所有媒介都挤向人类感觉器官的瓶颈。”㉓

利用麦克卢汉的视角，基特勒从福柯的问题切入他对技术的看法。福柯是个典型的历史断裂论者，而且他认为这种话语的断裂是天经地义的，不需要过多解释。基特勒赞同话语的断裂问题，他也指出，话语网络1800与话语网络1900是一种典型的话语断裂，而个中原因与电所带来的那场媒介革命息息相关。“福柯认为，知识型的改变既无规律也无原因，基特勒则断言这种改变与媒介的转变（至少是转变的媒介实践）有关。”㉔媒介革命分离了听说读写，甚至在其中每个环节都出现了机械化的现象，如打字机的出现让人的写作变得特别机械，写作的双手与写作的界面分隔了，于是人成了写作的工具而非主体，人在写字变成了字在写人。从这些分析当中可以看出，基特勒认为，相较于电子媒介时代，在印刷时代，人显得更像是语言的主体。而在电子时代，人完全是分裂的：“1880年前后，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技术分流打破了谷登堡的书写垄断，……人们不再梦想以写作来彰显个性或者存留身体的印迹。文字的形式、差异和频率都简化为各种格式。”㉕与波兹曼一样，基特勒从麦克卢汉出发，走到了麦克卢汉观点的反面，虽然他们侧重的面向完全不同。波兹曼可能更倾向于对印刷时代的怀旧和依恋，而基特勒则是在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问题上有着与麦克卢汉完全不同的观点。

三、出版研究的媒介入射角及其前景

虽然都是从媒介入射角出发，但麦克卢汉与基特勒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麦克卢汉将媒介看作人体的延伸，因此他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那些指责麦克卢汉为技术决定论者的人，通常其观念根本下沉不到麦克卢汉的同等深度。然而，基特勒完全不同，基特勒的各种表述让人觉得他是在说人体是媒介的延伸，一副典型的反人文主义的面貌。就像他说的“机器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控制人的肌肉，还接管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官能。……所谓的‘人’分裂成生理结构和信息技术”㉖。正如杰弗里·温斯洛普-扬评价的那样：“麦克卢汉是且一直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家，他将媒介概念化为人身体的延伸”，“在基特勒看来，麦克卢汉对感官的了解要胜过他对电子学的了解，因此他会试图依据身体来思考技术而不是依据技术来思考身体”。[27]

当然，讨论出版研究的媒介视角恐怕也没有必要就在麦克卢汉或基特勒限定的框架里，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上述两种视角就可以概括的，技术与人之间通常是相互依存、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但是，有一种视角却是必须避免的，那就是将媒介看作一种实体，然后来谈它与主体的关系。这样思考问题的结果一定陷入两难，要么成为技术决定论者，要么否认技术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媒介技术像网络一样连接着各个结点，根本不该将其看成一种实体性且与人二元对立的力量。

关于这一点，爱森斯坦的痛苦和矛盾最有说服力，她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一书的前言中宣称：“我的目的是丰富对历史的理解，而不是使之贫乏；我认为单一变数的解释与这样的宗旨格格不入。当技术革新的断言被吹嘘得过头时，历史的视角就难以维持了。这个道理千真万确。”[28]她这么说是为了与技术决定论撇清关系，但是她只要把印刷术当作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只要把媒介技术与主体实践二元对立起来且强调技术的重要性，她就一定会被贴上技术决定论的标签。人和媒介技术当然不是二元对立的，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依据人体来看技术还是根据技术来看人体，都不应当抛弃两者的相互嵌入，尤其是隐喻意义上的相互嵌入。不突破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我们对于媒介技术与人关系的思考必将是片面的。而突破二元框架之后，就会有很多有趣的视角，比如媒介化社会理论，比如行动者网络理论，又比如媒介可供性理论。

近些年来，对媒介可供性的热烈讨论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媒介入射角。可供性这个概念最早由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提出，在1979年的著作《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一书中，吉布森指出：“环境的可供性是它提供（offer）给动物的东西，它准备（provide）或供应（furnish）的东西，无论好坏……它意味着动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29]这种强调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展现了这样一种认识论的视角：“一方面，可供性指那些与人类有关的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种性质只有通过与特定生命体相互关联才能体现。”[30]2003年，这一概念延展到了传播研究领域，用以说明媒介技术的可能性与人的使用共同创造了媒介实践。一方面，媒介技术具有建构环境并容纳或限定人类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人类的具体实践又不断建构着媒介技术的可能性。这一理论表面上看也没有摆脱技术与人的二元对立，但其实却通过独特的方式实现了两者的一体化。在可供性的视野中，物质与身体、技术与意识有着多重向度的交互，而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或主体决定论。

对于印刷术而言，它具有创造围绕这种技术而组织起来的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既是在建构又是在限定作者、传播者与读者的实践，而人的创作行为、阅读行为和社会实践则在很大程度上开发了这种技术的潜能，形塑了这种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当然，这种对于书籍的开发和应用未见得一定顺应着书籍所创造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甚至还有可能走向问题的反面，因此从印刷术、书籍与主体实践等多重向度交互中，出版研究的丰富性得以彰显。

曼努埃尔对阅读史的漫谈就部分体现出了媒介可供性的视角，因而提升了我们对阅读史的理解。在曼努埃尔看来，书这样一种媒介，提供了各种阅读实践的可能性，但终究是在阅读者的阅读实践中实现的。阅读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通过书籍的可供性看到文字，二是通过先在知识来考量阅读到的文字：“说我们阅读——世界、书本、身体——是不够的。阅读的隐喻而招来另一种隐喻，要求用位在读者的图书馆外面，但同时也是在读者的身体里面的意象来加以解释，好让阅读的功能和我们其他的基本身体功能联结在一起。正如我们所见，阅读担任一种隐喻性的工具，但是，为了容易明白，它自己也必须透过隐喻来让大家认识。”[31]通过这样的实践，人与书籍便合而为一，各自成就和实现了对方的存在意义：“无论读者如何将一本书弄成他们自己的，结果都是该书和读者合而为一。本身就是一本书的这个世界，被堪称这本世界之书中的一个字母的读者所吞没；如此一来就替阅读之无穷尽创造出一个循环的隐喻。我们即是我们所阅读的东西。”[32]

更进一步，从可供性视角出发，以往的出版研究，比如对专业出版机构及其从业者的研究反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因为其利用出版的生产流程与技术特征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关于阅读的权威意见，已经成为一种规训和权力，成为自由阅读的敌人，他们在专业主义的自我建构中建立了阅读的阶级秩序。“先前的权威人士——翻译者、注释者、注解者、评注者、编目者、文集编选者、检查官员、规范制造者——已经替著作建立起正式的价值层级，并将它们贴上不同的目的标签。”[33]不得不讲，以这种阅读哲学视角来进行出版研究，是具有想象力的。

当然，可供性只是媒介入射角的一束探照灯，但即便如此，该视角已经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多启发，而媒介技术哲学或媒介社会学的诸多视角则可能会带来更多惊喜。也许对于出版研究而言，以媒介入射角来组织其知识体系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理论前景。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M].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5,266,112,118-119,100-112,282.

⑦⑧⑯⑰⑳㉑麦克鲁汉.古腾堡星系[M].赖盈满,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8:120,71,前言22,54,42,54.

⑨⑩⑪⑫⑬[28]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前言2,6,19,185,280,前言6.

⑭胡翼青,戎青.历史的想象力:处于因果陷阱中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J].国际新闻界,2014(4):20-31.

⑮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4-35.

⑱⑲[31][32][33]曼古埃尔.阅读史[M].吴昌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5,53,209,212,100.

㉒㉕㉖基特勒.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M].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前言3,17,17.

㉓㉔[27]温斯洛普-扬.基特勒论媒介[M].张昱辰,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147,76,147.

[29]GIBSON J J.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M].Psychology Press,1979:127.

[30]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