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2020-11-18 11:02刘回春
中国质量万里行 2020年1期
关键词:国际标准标准化体系

刘回春

标准化工作对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规范市场秩序,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保证和技术支持作用。日前湖南大学和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长沙共同举办的第四届“标准化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标准化学者专家、ISO、IEC等国际标准化组织、国内对口单位代表和相关企业代表充分交流,就标准化治理问题深入探讨。

1962年国务院发布我国第一个标准化管理法规《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管理办法》,至1966年已颁布国家标准1000多项。1978年5月国务院成立了国家标准总局以加强标准化工作的管理。同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参加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1979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管理、切实整顿、打好基础、积极发展”的方针。同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

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并以国家主席令颁布,于1989年4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标准工作,进入法制管理的新阶段。

截止到目前,我国共有国家标准36877项,备案的行业标准62262项,备案地方标准37818项,团体标准9790项,企业自我声明公开的标准有114万项。我们国家已经组建了全国标准化的专业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达到1321个,专家有近5万名,承担国际标准组织的秘书处达到89个,主导制定国际标准583项,国际标准组织注册的中国专家近5000名。

以标准化治理的理念

正逐步形成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副司长李玉冰在致辞中强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以标准化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的有力举措。

湖南大学侯俊军教授给标准治理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学术定义,即“一套与标准相关的价值、政策和制度的系统,在这套系统中,一个社会通过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部门之间、或者各个主体内部的互动来管理与标准相关的事务”。他认为,标准治理包括三个层次的涵义。一是国家制度建设层面,主要是与标准相关的法律框架和政府治理能力;二是社会建设层面,主要是与标准相关的各种非政府组织、社团、机构;三是治理手段和技术层面,主要是标准制定、修订、执行过程中涉及的各种手段、工具和技术。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王平研究员以传统标准组织与标准联盟的发展历程为脉络,深入讨论了全球标准化治理体制的变革,传统标准化组织和标准联盟共存已成为全球标准治理体系的新格局。就目前全球标准治理体系来说,传统标准化组织仍在全球庞大国际“正式”标准化网络中发挥主要的中心力量,联盟标准化与传统标准化互补,逐渐形成一种关联机制。

湖南大学方放副教授分析了高技术产业团体标准利益平衡问题,认为要实现高技术产业团体标准的利益平衡必须从各利益主体、利益分配、政府与市场外部驱动三个方面共同着力,建议政府应发挥好引导者、协调者、监管者、采购者这四类角色的作用。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安排

原国务院参事张纲强调,标准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基本要素之一;标准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技术支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制度安排;标准化合作是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此,标准化要在标准化体系、体制机制、技术方法、发展评价、国际工作机制等多个方面实现综合创新。

张纲认为,华为成功离不开如下几点:构建技术引领的计量测试体系、研制先进的产业标准、实施全球认证在内的强大质量技术基础。他提出,中国需要树立“大标准”理念,由工业领域向一二三产业和社会事业全面拓展,让标准助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创建“标准化+”的工作格局;由重标准制定,向标准制定、实施、监督全方位转变,树立标准全生命周期的理念,促进经济社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完善标准“化”起来的工作机制。

印度尼西亚迪潘戈罗大学Bambang Purwanggono教授通过介绍印尼国家质量标准基础建设,肯定了标准化对印尼在商品、服务和流程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即使在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为加入东盟之前的印尼在国家建设方面提供了比较有效的建设航标。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许方解读美国标准体系时,讨论了法律、法规和标准之间的关系。湖南大学侯俊军教授认为,标准比法律柔软,比道德坚硬,比产业规划细致,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微观,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内容,与其他国家治理工具形成良好的互补。

韩国延世大学Heejin Lee教授以澳大利亚铁路为具体案例分析了标准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历史上澳大利亚铁路曾一度并未采取统一标准,由于各方利益冲突,各种不同标准的铁道轨距同时并存,这又导致进一步的封闭经济体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府封闭。这种封闭至今余温尚存,物联网时代的标准制定与治理依然冲突不断,新的治理结构尚未到来。

标准是国际经济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ISO亚太区域办公室主任Adrain Goh先生介绍ISO的性质、主要工作、会员数量、运作体系、ISO亚洲参与计划等情况时表示,对标准制定中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动机、参与方式的识别非常重要。欧盟驻华标准化专家项目(SESEC)标准化经理朱明辉比较了CEN-ISO维也纳协议和CENELEC-IEC法兰克福协议,阐述了欧盟标准和国际标准以及欧洲标准化组织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各自在国际标准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西北大学Justus Baron教授以物联网标准制定为例,详细讨论了标准组织在标准制定领导权方面激烈的国际竞争。细致的数据分析表明利益相关者、隶属关系、个人能力、利益平衡机制等的作用有所不同。荷蘭蒂尔堡大学Olia Kanevskaia博士从法律视角研究了全球信息通信技术标准化的治理和领导力,认为标准化治理在全球信息通信技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标准制定组织(SDO)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利益平衡、防止一家独大。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Adbel Alashadafan博士基于欧洲能源效率标签,对国际标准制定中的非商业利益进行分析,认为消费者等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代表性不足,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主要体现制造商的偏好。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Dieter Ernst博士认为,中美技术摩擦加剧限制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而标准化治理是其关键,这有可能导致国际标准体系分支,这种情况对于标准制定组织寻求标准必要专利市场失灵的解决非常不利。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语言服务研究所所长蒙永业博士从标准编制国际化、标准文本国际化、标准使用国际化和标准活动国际化四个维度构建出标准国际化评价模型。

研究发现:(1)国外利益相关方参与编制中国标准程度较低;(2)国家标准英文版母语接近度为89.87%;(3)中国标准国际互认度低,难度大;(4)中国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量质量不高,近年来高速发展。

标准化起源于工业革命的开始

现代标准化是近二、三百年发展起来的。蒸汽机的出现和工业革命的开始,将标准化问题提上了日程。

18世纪90年代,法国科学家承担建立公制计量制度任务,是较早涉及标准化领域的一项基础性标准。大约同一时期,在美国,由于实现了零件的互换性,出现了大批量生产,这就构成了向现代标准化迈进的另一重要步骤。

1898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行业性的标准化组织美国试验和材料学会(ASTM)。1901年,世界上出現第一个国家标准化团体英国标准学会(BSI),同年,该会制订了第一个英国国家标准——螺纹。

1906年,根据国际电工会议的决议,创立了世界范围的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在1918-1928年10年间,有18个国家正式成立了国家标准团体。这些机构成立后不久,就开始意识到通过共同协作来达到标准化的国际性协调与统一的必要。

1921年,比利时、加拿大、荷兰、挪威、瑞士、英国和美国7个国家达成协议,定期交流有关标准情报。1926年,国际标准化协会(ISA)成立。从1943年到1947年,它临时由联合国标准协调委员会(UNSCC)代替。同年,成立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这一组织成立后即同国际电工委员会达成协定,由国际电工委员会担负电气与电子工程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并由国际标准化组织担负包括除电气与电子工程以外所有技术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这是两个专门从事标准化工作的国际组织。它们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在工业领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包括农业和其他经济领域。现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有89个国家的标准化团体成员。

中国标准化协会于1978年重新参加这一组织。该组织每3年举行1次大会。在1982年9月的第12次大会上,中国被选为理事会成员。国际电工委员会现有43个成员国,中国于1957年参加,1980年6月被选为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

我国标准化的三个历史性转变

我国标准化工作实现了三个历史性的转变。

一是实现了标准由政府一元供给向政府与市场二元供给的历史性转变。依据新修订的标准化法规定,更加突出市场主体在标准化工作中的作用,新确立团体标准法律地位,更好满足了技术创新活跃、市场需求旺盛领域对标准的需要。

二是实现了标准化由工业领域向一二三产业和社会事业全面拓展的历史性转变。目前我们国家的标准体系实现了农业、工业、服务业及社会事业各领域的全覆盖,在国家标准中农业标准的占比达到11.4%,工业标准占比达73.5%,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的占比达到15.1%,服务领域的标准占比正在不断的提升。

三是实现国际标准由单一采用向采用与制定并重的历史型转变。一方面,我国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努力做到能采即采,国家标准中采用国际标准数量超过万项。另一方面,积极向ISO、IEC提交国际标准的提案,提案的年度增长率已经达到20%左右,成为国际标准提案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标准化事业的全面提升期,这一时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中国将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以标准助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

中央深改办将标准化工作改革纳入到了2015年重点工作,国务院相继出台了《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和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的发展规划。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标准化法,确立了新型标准体系的法律地位,形成了政府主导制定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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