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基层群众的体育记忆研究*
——基于对山东省Q 县赤脚医生的访谈

张 轩 晋 腾

（1.运城学院体育系，山西 运城 044000；2.沈阳体育学院研究生部，辽宁 沈阳 110102）

赤脚医生，是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中不脱产的初级卫生人员，他们是由贫下中农推荐，经过一定时期培训的具有初级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的农村卫生人员[1]。他们为促进农村卫生医疗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赤脚医生虽然已经被乡村医生所取代，被基层医生取代，但是赤脚医生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影响却没有消除[2]。我国基层农村部分乡村医生还有由原来的赤脚医生转型而来的，有很多赤脚医生仍然健在，他们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存在的一批特殊人群，很多人与共和国同龄，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相比于农村普通务农劳动生产者，赤脚医生的文化知识水平较高，对于体育社会事件的敏感性更强，在我国农村乡土社会中赤脚医生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研究通过对山东省Q 县赤脚医生体育记忆的个案访谈，了解我国基层群众对于体育的社会记忆，进而分析体育对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1 赤脚医生的产生因素与历史演变

政治因素。建国之始，百废待兴。全国人口不到6 亿，平均寿命只有36 岁。我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使毛泽东极为不满。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毛泽东痛斥“十七年”的政府卫生部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下,赤脚医生制度的推行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文革时期”独有的政治效应。毛泽东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是从“面向工农兵”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的阶级原则出发的。这一伟大号召在“文革”中是被当作“政治任务”全面落实的，形成了一股史无前例的卫生资源动员力量。

经济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相对较弱，面临诸多问题。与城市相比，更为广大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显得更加困难。1965 年6 月26 日，毛泽东做出一项指示“要有一大批农村养得起的医生在农村给农民看病”，这便是催生农村赤脚医生的“六二六”指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由此大范围开展。农村赤脚医生的培养，不需要很长的周期和大量的经费。赤脚医生的培训时间一般放在农闲季节，采用集体培训的方式，赤脚医生普遍采取中医和针灸的就诊方式，中医在农村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有利于降低医疗成本和减轻群众的负担。

文化因素。赤脚医生的出现除了政治催生和现实需要外,还有其社会文化心理基础[3]。赤脚医生与农民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多数赤脚医生为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赤脚医生和病人既有血缘关系，也有地缘关系；还有一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一方面行医治病，另一方面又参与劳动生产。赤脚医生本身的身份就是农民，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与农民的联系。特鲁多医生有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正是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关怀，使得饱受病魔折磨的广大农民看到了希望。

赤脚医生制度的施行，是中国政府针对我国现实的农村条件和农村的现实情况做出的选择，这份宝贵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赤脚医生，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来说并不是正规的医生大夫，在很大程度上也难以处理重病大病，但却可以在农村处理常见病症，能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能够深入到农村文化中，对于农民的真实生活有最真切的感受。同时，赤脚医生对于农民来说是可负担起的医疗力量，能够满足农民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和保健的需要。

1968 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做出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充分表达了对赤脚医生工作的肯定。随着特殊年代的结束，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赤脚医生逐步演变为今天的乡村医生或基层医生，以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出现的家庭医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取消了原有的工分计酬的方式，赤脚医生的经济状况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政治上的荣誉和社会角色的被尊重感和自我满足感被消解。赤脚医生伴随着形势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2 赤脚医生对体育记忆的个案研究

2.1 Q 县Z 村赤脚医生个案

Q 县Z 村赤脚医生J，出生于1949 年，与共和国同龄，高中文化程度。1968 年，20 岁时J 经过推荐在镇上的卫生学校进行了三个月的基本医疗知识的学习，从此开始赤脚医生工作。J 医生说：“当时我们学习都努力、很勤奋，都是经过推荐才能去卫校学习，不用花家里钱，管吃管住。”这种待遇使得大多数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知识的学习中。10 多年之后，又进行了一次医疗知识培训，继续从事赤脚医生工作。“赤脚医生就是一把草、一根针，一把草就是要自己会做药，咱们国家缺医少药，就得自己做；一根针，就是要会针灸，当时倡导学习中医。也就是说，要用最基本的办法去看病。”“我还自己挖野菜，用蒸馏管做药，就跟咱们用的大青叶似的，现在来看并不是非常正规，但是那个时候，有头疼脑热的，扎上针之后，人病也好了。”自1968 年开始，J 医生持续在Z 村行医长达50 多年，直到现在仍坚守在岗位上。

赤脚医生作为中国医疗卫生史上一个特殊产物，是贫穷落后年代基层医疗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逐步推行医疗改革政策，“让赤脚医生穿上鞋”，1985 年1 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从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2004年1 月1 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乡村医生要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才能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

2.2 Q 县Z 村赤脚医生对体育的认识

本研究采取焦点小组访谈法，焦点小组访谈法即就某一问题进行谈话讨论。对于赤脚医生关于体育的访谈，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你觉得什么是体育”；二是“你觉得体育重要吗”；三是“谈一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体育事件”。

Q 县Z 村赤脚医生J 首先说的一个关键词是“奥运会”，随后谈到了毛泽东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可见，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的建设与改革时期，对于体育的认识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政治的影响在他们的心中有深刻的烙印。然后谈到自己的孙子上学，联想到孩子在学校中的体育课，这说明J 医生对于体育的认识受到家庭因素影响。在回答“你觉得体育重要吗”这一问题时，J 医生说肯定重要，“原来人家叫咱们‘东亚病夫’，你看现在没人这么说了吧。”近几年，广场舞这样的群众性自发体育活动在农村开始兴起。山东省建立农村居民健康档案的工作开始实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逐步开展。J 医生谈到基层开展的社会体育活动时说道：“我并不喜欢这种舞蹈活动，要是说打个篮球、荡秋千啦，安装那些设施，这还能说得过去。”

3 基层群众对于体育的社会记忆

3.1 对体育总体认识薄弱

赤脚医生作为乡土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在我国乡村社会中承担着维护村民健康的重要职责。赤脚医生的这一职责与体育促进人的健康发展有相似之处。赤脚医生的身上有浓厚的政治烙印，在平时的乡村生活中，他对于社会时事有较多的关注，比如说订报纸。通过对Z 村的实际调查发现，村中订报纸的家庭为数不多，一是村主任、书记这样的“政治能人”，二是赤脚医生这样的掌握某种技术的人员。订报纸的行为，在传媒相对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为农民提供了一定的信息来源，也反映出农民对于时政的关注。在与赤脚医生的访谈中，J 医生说：“如果不是有一个学体育的孙子在上大学，我基本上不会想到体育。”“如果不是你的访谈，我基本不会想到卫生和体育的目的是相似的。”这表明基层群众对体育的总体认识相对薄弱。在这次访谈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J 医生的老伴问：“你们体育有什么用啊？”这时候J医生说：“练体育就是为了锻炼身体，为健康，少生病嘛。”这说明在乡土社会中，赤脚医生作为与村民健康息息相关的人，体育意识能够得以先于其他人觉醒。

3.2 对竞技体育印象深刻

有很大一部分的赤脚医生与共和国同龄，他们20 世纪60 年代正处于青年阶段时选择了赤脚医生这一为基层群众服务的工作。赤脚医生的产生具有浓重的政治意味。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平均寿命不到40 岁，党和政府关注基层农民的医疗健康事业，赤脚医生的诞生本身就有一种明显的政治色彩，这种政治因素对于赤脚医生的个人生活而言，使得他们在平时的基层工作中会关注国家大事，关注时事政治。虽然普通的乡村医生不知道“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的概念，但是竞技体育作为体育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建国之后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于“谈一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体育事件”这一话题，J 医生认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奥运会，2008 年北京奥运会”。可见，奥运会这一竞技体育突出表现形式在基层群众中深入人心。在谈到奥运会时，J 医生说道：“咱们中国足球搞得不好，但有的项目还是不错的，你看乒乓球、羽毛球。还有一个是很多项目女的比男的搞得好。”这种对于竞技体育的评论，表明竞技体育在基层群众中是关注的话题，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受到基层群众的关注。

3.3 对学校体育持续关注

赤脚医生对于学校体育的认识始于孙辈读书上学，2001年我国政府宣布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说明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地区的适龄儿童能够做到基本入学。学校教育不仅仅改变了我国新一代儿童的命运，也对学生家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样，学校体育也会对家庭其他成员产生影响。J 医生有一个孙女、一个孙子，孙女现在正读高三，孙子还在读小学，两个孩子相差八岁。J 医生说：“孙女上小学的时候，体育就不太好，她不如她的同学们跑得快，学校里开运动会也不参加。孙子的体育就比她姐姐当年好，虽说不是跑第一第二，但他学校举行体育比赛，他能积极参加。你看上个月还参加了学校的跳绳比赛，得了个第三名，这我很高兴啊。”通过和J 医生聊天我还得知，这两个孩子在学校的学习都不错，“原来孙女读小学时候，语文数学都能考双百，看墙上都是两个孩子的奖状。”赤脚医生这种对学校体育的关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医生本身的职业意识，体育与医疗都为了人的健康，体育对于人的成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是源于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关注，希望孩子能够顺利成长。

当问起当年的学校体育经历时，J 医生说：“四五十年前的学校体育并不像现在这样，原来的时候咱国家穷，如果说体育活动的话，我当年都是跑20 多里地去上学，不知道算不算。原来的年代生活困难，基本都是走。学校体育课也少，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的跑步、做操，还有打球这种很基本的体育活动，有时学校还组织外出长途的远行活动。”或许因为年代久远，也或许是对当年的学校体育并没有太多的关注，J 医生说“别的忘了，记不清楚了”。这种学校体育具有现代学校体育的雏形，当年的学校体育工作虽然没有明显的显性影响，但是学校体育工作一代代持续下来。

3.4 对群众体育认识尚浅

总体而言，我国基层农村体育活动处于一种“隐性”状态。在农村，体育活动并不明显，农村基层体育活动相对滞后。在访谈中，J 医生说：“其实就大多数的农村来说，感觉并没有多少体育活动，老百姓就是天天干活，没有多余的时间。”我建议J 医生从农村的传统活动来做回忆，“一般来说，好像就是过年过节时候，和体育沾边的活动多了。”“你看原来的时候，有踩高跷、扭秧歌的人，但是现在会的人也少了，基本没人了。”在访谈中，J 医生说到了一项名为“打落（lào）子”的体育活动，就是在过年时候才会有的节目。“会这个的人，估计得有八十岁以上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好像都没有会的。”“你看十年之前，村里过年表演节目的时候，还有人在篮球场打球。现在平时打篮球的也就是小孩多，大人基本上没有。”“另外，你看村里安装的那些健身器材，玩的也是小孩们。”

近几年，广场舞运动风靡我国的大街小巷，农村也不例外。在Z 村也有广场舞活动，J 医生说：“这都好几年了，平时跳的有那么几个人，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就多了。农忙时候，就没有人了。”J 医生对广场舞表示不喜欢，他说：“那个音响也不好，晚上你想歇歇睡觉的时候，吵得你睡不着。”其实J 医生想表达的是，你跳舞可以，别打扰我睡觉。“再一个，我觉得小孩们跳舞也不好，这不耽误学习嘛。”

4 基层农村体育工作建设的提升路径

4.1 注重体育文化的“反哺”

文化反哺，是指在急速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文化吸收的现象，是一种新文化传承模式[4]。通过对J 医生的访谈可以看出，他更加关注孙子辈的教育情况，孩子在学校生活中学到现代体育知识和观念会影响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来自孩子的体育文化反哺，将影响家庭中老一代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文化反哺不仅仅局限于学校，农村中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也会接触到有关现代体育的最新信息。来自青年的体育文化反哺，会提升年轻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会促进农村家庭成员的社会化，让老一代更能适应现代社会。

4.2 重视乡村医生的体育价值

健康是一个社会问题，健康的决定因素中，医疗服务只是一部分。而医疗专业人员和其他很多专业人才一样，通常偏好更高的技术，更加强调利用专业性的技术来促进健康[5]。从这一思路出发，维护健康就要增加医疗服务的力度，加大医疗投入，增加医疗卫生的经费支出，医疗成本就会上升。从我国农村赤脚医生提升基层民众的健康状况来看，在特殊的时期用更少的医疗投入，去解决更多人的医疗卫生问题，服务大众健康。赤脚医生的经验，不仅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就现在的农村体育而言，赤脚医生的农村医疗卫生经验，对于提升农村体育工作也有诸多借鉴之处。《农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是这样阐述的：“农村体育骨干包括社会体育指导员和组织、指导群众开展体育活动的体育教师、教练员、裁判员及其他志愿者[6]”，这个“其他志愿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包括何人，这也就造成农村体育工作的重要缺失。应该注重赤脚医生的体育价值，为农村体育工作添砖加瓦。

4.3 建设基层的体育文化生态

20 世纪50 年代，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H·斯图尔德（J.H.Steward）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的学说，并将文化生态系统视作“一个包括内核与若干外核的不定型的整体”，从外至内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层等生态结构层次。他认为只有从整体上进行整合性研究，并把各种复杂因素联系在一起，才能弄清楚环境诸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才能说明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怎样受制于环境。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是体育文化与体育环境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7]。农村基层体育是多个体育文化类型构成的有机复合系统。要发掘农村基层体育中传统文化的部分，拯救农村体育中濒临失传的体育运动形式，这种传统的民间体育表演形式是农民长期生产劳动的重要组成之一。要注重体育设施建设，我们的体育事业是为大众服务的，这就是要建设适合民众的体育设施。要规范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对现有的乡土社会体育运动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