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体育思想的演进及其特征

崔乐泉

1919 年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创办人之一兼职教员郭希汾(1893～1984)编撰的第一部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体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其也被视为系统的中国体育思想研究的历程开起。本文谨以1919 年作为标志性起点,分5 个历史时期,就百年来中国体育思想的历史演进及时代影响展开探讨。

1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萌生与形成(1919—1926)

1919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关键时期,这一年,李大钊在《每周评论》杂志发表了《新纪元》一文,指出作为世界革命新纪元的俄国革命,更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2],这一年中国大地爆发了影响至深的“五四”运动;也正在是这一年,美国哲学家与教育家杜威(1859-1952,John Dewey)来华讲学,其实用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教育界、体育界大行其道,中国近现代体育的百年征程亦由此开启。

1.1 时代背景

1919 至1926 年,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中西体育交汇的重要时期。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在成为中国整个思想界旗帜性口号的同时,也为国内体育思想文化解放提供了适宜土壤。

此时期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播布,在其影响下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中的地位逐步得以确立。受此影响,国人对舶来文化包括体育文化的特质以及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差异开始了理性的深层次思考[3]。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郭希汾先生编写的《中国体育史》,这部近代史上首部体育史专著,除了分列绪论、古时之体操术、角力、拳术、击剑、弓术、舞蹈、泅泳和游戏之外,还在结论一章从思想和理论角度对中国体育学说与宗教之关系、中国体操术与欧西各国之异点进行了阐述。1922 年,在北洋政府颁布的《壬戌学制》中,“体操科”被正式改名为“体育科”,兵操就是体育的观念渐被打破,体育被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得以全面实施[4],昭示着承载封建统治者意愿、镌刻西方文化烙印的近代体操开始退出学校[5]。在此环境下,一批思想先进、敏锐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更加关注体育,体育界掀起了百年史上思想论争的首次波澜。

1.2 主要思想观点与代表人物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主要是军国民体育思想、实用主义体育思想以及民主与科学体育思想在体育界畅行。

军国民体育思想本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国民教育,其主要特点是借口培养“军国民”而将专制主义和沙文主义灌输给青少年与国民,并强制其接受军事训练[6]。1902 年左右,军国民思想传入中国后于中国体育界形成了一种具有较大影响的军国民体育思想,而对此极力鼓吹、传播与直接实践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近代教育家范源濂(1875-1927)以及著名体育教育家徐一冰(1881-1922)。

19 世纪末,美国的“新体育”思想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相结合,形成了实用主义体育学派[7]。1919 年开始,实用主义体育思想在中国体育界广而播之。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否定军国民体育,抵制其所主张的军事化体育,并由此开始确立了体育教育在学校中的地位。这一体育思想对近代中国体育的科学化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受此影响,创办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的实业家与教育家张謇(1853-1926)、思想家,文学家与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1891-1962)、教育家与思想家,国立东南大学教授陶行知(1891-1946)、体育教育家郝更生(1899-1975)、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教育家蒋梦麟(1886-1964)等,均成为实用主义体育思想的传播者与实践者。

民主与科学体育思想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的两面旗帜——民主与科学,这是西方文明影响下在近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思潮。1919 年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正义要求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慨,而表现在体育界,则是通过民主与科学体育思想的倡导,通过“德智皆寄于体”“兽性主义”以及“造就完全之人格”[8]达到体育的民主与科学救国。青年毛泽东(1893-1976)、陈独秀(1879-1942)、恽代英(1895-1931)、杨贤江(1895-1931)等共产党人以及南开大学创办人教育家张伯苓(1876-1951)、外交家与体育活动家王正廷(1882-1961)等早期体育领袖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

1.3 体育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这一时期人们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已有了初步认识,对世界近代体育和中国体育的探索更深入了一步,所以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们对体育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文化教育功能的探究也渐趋深刻。他们的体育思想及其主张,既继承了近代以来先进体育思想的精华,又有所发展。如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倡导者,从体育救国的角度出发,不仅著书立说,发表个人主张,还努力身体力行,将自己的体育思想付诸教育实践。发展至后期,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始所带来的现代科学技术以及现代体育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军国民体育思想逐步被实用主义体育思想和民主与科学体育思想取而代之。其结果是：随着军国民思潮与近代体操的衰落,以体操模式编创的“中华新武术”被迫退出校园,以传统武术为代表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在学校体育教育中迎来了一度繁盛的局面。据北京体育研究社于1924 年对全国40 所大、中学校的调查,当时将传统武术列为正课的达到了52.5%,而开展课外武术活动的则占到了22.5%[9];随着学校体育教育化、生活化和自然化指导思想的逐步确立,学校体育的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开始成熟起来。

2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与转化(1927—1948)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22 年间,国民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对全国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的绝对统治,客观上为社会文化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事业正规化、统一化及其体育思想与体育实践的全面结合提供了舞台,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由此获得了更加深入发展与创造的条件;同时这一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的体育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在新中国成立后接收和改造旧体育基础上向新民主主义体育转化奠定了基础。

2.1 时代背景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标志着整个国家在形式上实现了基本的统一。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逐渐形成了殖民体育、战时体育以及新民主主义体育等不同性质的体育形态。在战时状态下,沦陷区的体育依据日伪体育机构及其控制下的体育团体的意志而行,其主要目的是为日本推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服务;国统区的体育主要是实施带有一定为抗战服务性质的“战时体育”,学校体育的军事训练和为战时服务的体育竞赛尤具特色;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体育,则是“以锻炼我们的身躯”,为“打破黑暗的世界,创造光明的世界”[7]为目的,在军队和广大民众中间获得了广泛的开展。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体育运动获得了新的发展,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以及人民军队的体育,较之以往开展的更为全面。在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新民主主义体育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普及,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奠定了基础。

2.2 主要思想观点与代表人物

由于近代以来体育越来越成为一项专业性的人类实践活动,并且日益成为与世界体育舞台互通互融的共有文化形态,此时期,不同的体育思想开始更广泛地影响到中国体育界,代表性的主要有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民族体育思想以及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同时活跃在国内舞台上的教育家、思想家、体育活动家和革命家对体育的发展也更加关注。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源于20 世纪初期美国学者的“新体育”主张以及欧洲体操改革和奥地利的“自然体育”。至20 世纪20 至40 年代,经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体育系主任詹姆士(1842-1910,William James)的发展,“自然体育”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成为了美国学校体育的主导思想[10]。“五四”前后,经由基督教青年会派来中国的体育专业干事麦克乐(1886-1959,C.H.McCloy)以及归国留美学者的传播,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20 世纪后期的中国体育界开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6]。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受西方近代体育文化熏陶的一批留美学者,包括师从詹姆士教授的上海体育学院体育家和教育家吴蕴瑞(1892-1976)、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的教育家袁敦礼(1895-1968)和方万邦(1893-1969)以及进修于美国春田学院的体育活动家董守义(1895-1978)等。

民族体育思想,是随着20 世纪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逐渐升级而出现的以阐述民族体育化问题的一种思潮。在体育史学界,常将其称之为“民族体育观”[11]。其核心内容为在中国实行“全民体育化”和“体育军事化”。这一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体育学者程登科(1902-1991)。他认为：在中国要“为国家而体育”,要“为民族而体育”。要把体育作为“强国强种与复兴民族的工具”[12]。这正是“民族体育”思想的核心要义。

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是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产物,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运动而发展起来的。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逐渐形成的新民主主义体育性质的思想和体育组织形式、活动内容、方法等,为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是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专注于新民主主义思想,为使近代体育发展在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基础上向“新体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2.3 体育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军国民体育思想观念开始受到挑战并逐渐消弭,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开始渗入中国体育界。而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相适应,民族体育思想亦呈一时畅行之势。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转化,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逐步获得了丰富并开始走向了转型。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着重强调运动的竞技化、生活化和娱乐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校体育目标的多样化,在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理论和实践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普及化的运动是难以达到的,其也导致诸多学校只注意培养少数运动员,助长了“选手体育”的形成和锦标主义泛滥。

民族体育思想,因其是基于发展民族体育、强国强种的意愿而提出了一套有关体育的推广应用方面的主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国贫民弱和抗日救亡的需要。但是其带有一定的法西斯专制色彩,因此它不可能成为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意识。

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因其是在人民大众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符合中国体育发展的实际,体现了“体育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和核心。在经过不断充实和完善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成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体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根源与依据。

3 当代体育思想的探索与初步发展(1949—1977)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体育事业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建国初期体育发展的基本目标。但特殊的国际形势下,在增强人民体质的同时,体育也被逐渐赋予了国际外交的强烈政治功利性。1966 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体育事业发展遭受到了严重挫折;1971 年开始,因国际交往的需要,竞技体育开始复苏;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随着体委系统领导体制的逐渐恢复,体育事业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3.1 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伊始,作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事业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由于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围堵,全面学习苏联经验成为了新政权确定的主要方针。体育工作中,在继承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关于体育工作一贯指示的同时,亦开始多方面借鉴和引进苏联发展体育的经验与理论。在此形势下,体育界的思想碰撞、理论争鸣一度活跃,这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随后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运动,使体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不仅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性内乱,也使得体育事业遭受重大破坏和损失,给我国的体育思想界带来了混乱。

1971 年第31 届世乒赛上发生的“小球转大球”,为中国体育重返世界拉开了序幕。特别是随着1977 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结束,体育界开始在拨乱反正、冲破旧的思想束缚中重新规划新的未来。

3.2 主要思想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体育以建立“新体育”作为阶段性目标。体育界一方面继承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关于体育的工作方针,全面落实“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在清除崇美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借鉴和引进了苏联发展体育的经验与理论,形成了“体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主要一部分”[13]为代表的体育理论思想体系。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推进大众体育的普及和经常化成为指导体育工作的主体思想和工作方针。1952 年第15 届赫尔辛基奥运会以后,由于体育运动水平高低对新中国在国际地位产生重要影响,“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育思想开始成为中国体育界“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13]的指导性方针。但随着反“右”和“大跃进”的出现,在体育事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的同时,体育思想界也被蒙上了一层阴影。针对这一困难形势,在党中央于国民经济领域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国家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基础上,对体育发展规模和重点进行了调整,并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模式和指导思想。其中包括“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发展模式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缩短战线,确保重点”“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为国际政治斗争服务”等指导思想[14]。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对刚有起色的体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摧残,我国体育工作和成绩被全盘否定,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体育发展模式和指导思想被严重冲击。

3.3 不同体育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体育界在“以俄为师”的基础上全面学习苏联体育经验。这使得体育工作者对苏联体育的本质、指导思想与管理模式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从思想上树立起以苏联为榜样,建设新中国的信心。但由于过多地考虑社会的需要,在体育领域尤其是学校体育中,体育仅仅成为了一种教育的手段,体育教学中忽视了学生个体需要及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的个性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导致我国的体育教育在后来很长时间内都受到片面强调学习和掌握竞技运动技术为主的负面影响。

1959 年正式出台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工作方针,对旧有的僵化体育管理模式以及教条、主观的体育思想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虽然“反右”斗争和“大跃进”使体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在“八字方针”指导下,体育界仍然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了一套适合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模式和指导思想。“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种种违背体育发展规律的体育思潮,虽然对体育事业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通过拨乱反正,中国体育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重又走上了新的轨道。

4 当代体育思想的充实与丰富(1978—2011)

1978 年12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体育工作徘徊不前的局面。同样,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路线方针的指引下,体育事业不仅开始走上社会主义发展新的轨道,新的社会环境所催生的针对体育事业发展不同侧面的思想和主张也纷纷涌现,体育思想界一度十分活跃。

4.1 时代背景

1978-1979 年间,国家体委明确体育发展的目标为满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迅速攀登体育运动技术高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快出人才,多出成果,为国争光[14]。1979 年11 月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后,面对我国竞技体育即将全面登上世界舞台的形势,国家体委于1983 年提出了建设“世界体育强国”的“奥运战略”[15]。紧接而来的是中国运动员参加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1995 通过《体育法》、1986 年下发《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这一切表明中国体育的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1995 年,从体育运动应以群众体育为主出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全民健身战略”和“奥运争光战略”协调发展战略,这与之后进行的国家体委改名为“国家体育总局”(1998 年)、北京2008 年奥运会举办,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体育的发展。

4.2 主要思想观点

随着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工作重心转移,国家体委根据我国体育发展的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工作思路的调整。在以往“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工作重点转移,侧重抓提高”[14],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体育理论界也随之出现了新的思考,其中“运动”“竞技”不是体育思想的提出,引发了人们关于“运动是否是体育”[16]“竞技是娱乐而不是体育”[17]“竞技并非体育”[13]等认识的讨论。其实这些涉及到体育基本词汇科学化和规范化的问题,说明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已呈现出新的高度。

与此同时,随着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体育理论界展开了“体育属于自然科学”思想的讨论。持此论者认为体育属于自然科学、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而不是上层建筑,但同时体育也与上层建筑存在着一定的联系[18]。而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体育是一门教育科学或社会科学[19],或者说是一门综合科学,亦有将体育归入边缘学科或者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观点,更有学者认为体育应归属于人体科学[14]。后来实践证明,上述分歧的出现源于对“体育”概念的理解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体育理论界掀起了关于“体育科学体系”和“增强体质为主”的学校体育思想大讨论。前者主要有“学科体系、运动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人体科学类和管理科学类”和“体育的基础学科、体育的应用学科和未来体育学”等三种不同分类体系观点[13]。这些关于体育学学科分类的讨论,对我国体育科学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无疑奠定了重要基础。后者主要是基于1979 年至1980 年进行的全国青少年儿童身体形态、机能、素质的调查研究。讨论中对将学校体育的主要任务定位在“增强体质为主”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通过实践中引起的广泛争论,进一步推动了该时期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

1983 年国家体委明确提出了建设“世界体育强国”的“奥运战略”,这也引发了不同体育思想的论争。体育界先后出现了“以革命化为灵魂,以社会化、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的“三化促腾飞”体育战略思想[14]、“各类体育协调发展的思想”[13]、真义体育观与大体育观[20]、学校体育整体效益思想[21]、“六化六转变”体育改革思想[22]、体育产业化思想[23]、体育法治化思想[24]、“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思想[25]、“人文奥运”的体育思想[26]等等。这些思想认识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而进行的。可以说,异彩纷呈的体育思想大讨论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体育思想的内容体系,也标志着我国体育思想的成熟与进步。

4.3 多样体育思想特点及其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背景下,体育思想界在发展与反思中不断冲破旧的束缚,提出新的理论议题。无论是历史性转变时期关于竞技体育发展及其属性的不同认识,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关于“体育科学体系”和“增强体质为主”的学校体育思想的大讨论,及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与建设时期围绕“世界体育强国”的“奥运战略”而出现的异彩纷呈的体育思想,多与几次大的思想变革有着密切关系,每次体育思想的变革都有鲜明的主题,进而带动了一系列体育思想观念的变化。实际上,这些不同侧重体育思想的学术讨论,其主体都是围绕着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围绕着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如何协调发展而展开的,都是与这一时期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相伴而行的。

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体育思想的论争中,虽然出现了就概念论概念的纯理论讨论,虽然学术讨论中掺杂进了人格臧否或“上纲上线”的“政治化”现象[27],但总的来说,不同理论思想的提出和讨论,仍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的发展注入“强心剂”。可以说自历史性转变时期以来中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与此时期体育思想的提出、讨论有着密切关系。

5 新时代的体育思想的“高扬”(2012—2019)

2012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八大上对新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全面部署,为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即在这一年,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2014 年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南京举办,成为继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的又一个重大奥运赛事。2015 年第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由中国北京和张家口联合获得。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实践领域,中国体育界也开始从管理体制改革入手,通过注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专业协会去行政化等,实施管办分离,奏响了改革创新、激发行业活力的主旋律。这一切都为新时代的体育改革与体育思想的激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5.1 时代背景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体育工作提出了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要求。2014 年2 月,习近平在索契看望参加第22 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说：“只要我们立下雄心壮志,奋起直追,就一定能够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目标。”[28]同年10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46 号文)与2016 年国务院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标志着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2017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9]这是中国体育人奔向体育强国的进军令;而将体育上升到国家健康安全战略高度,则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奠定了新时代的基础。这一时期,体育理论界对体育思想的探讨,也紧紧围绕着整个中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而进行。

5.2 主要思想观点

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进入新时代最大的标志,即中央领导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体育事业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对体育事业极为重视,据统计,仅在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期间,习近平对国家体育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和论述就有15 次之多,同时还对体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批示120 多次。[30]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体育事业的重视,为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科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体育事业发展所做的指示,为国家体育事业发展、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体育理论界紧紧围绕着整个中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凝练出了一系列体育思想。

全面协调发展是新时代体育改革的主题,也是目前人们关注的主要体育思想热点之一。新时代体育全面协调发展的关键点,就在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如何全面发展,在于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如何深度融合,在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和体育外交如何协调推进。这些正是新时代体育改革全面协调发展思想的核心问题。为此只有通过体育改革找准破除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节点,才能更快达到实现体育事业全面协调发展的目的。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的体育思想,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新时代的体育更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更加关注人民身体健康,关注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这既是国家领导人对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殷切希望,也是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体育思想的完美解读。因为在新时代推进体育事业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是基础,唯有如此,中国的体育事业才能在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谋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产生积极效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体育思想是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习近平同志指出：“体育不仅可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还可以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31]这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体育思想的精辟解读。中国体育70 年发展的历史与成就证明,体育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其在建设体育强国的今天有着更为令世界瞩目的时代担当。因为,没有国际影响力或国际影响力很弱的国家不能算是一个体育强国[32]。

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体育事业做出的一系列决策、重要讲话论述和指示,成为指导体育思想发展的理论基石。在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体育思想,都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体育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具有时代特点的体育思想,既有着对当代体育事业发展的总体思考,更是对既往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经验理论性总结。

5.3 新时代体育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新时代体育思想及其发展,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融合在一起的,而且在整体内涵上与中央领导集体、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体育的论述高度一致。全面协调发展的体育改革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的体育思想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体育思想,囊括了对新时代体育强国梦、体育改革、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文化和体育外交等方面的总体认识和发展内涵,这是对新时代体育哲学社会科学新的理论解读,更是新时代体育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新时代体育思想,顺应了时代发展,将中国体育事业在当代的发展立意于世界体育发展的整体之中,体现出中国体育思想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思想是理论基石,在建设体育强国的征程中,新时代的体育思想将会产生重大深远的历史影响。

6 结语

一百年一个世纪,在这一百年中,中国体育走过了一条由传承与融合,到借鉴,再到中国特色的世纪发展之路。同样,中国的体育思想,也在这一个世纪中,经过了近代体育思想的成熟、发展与转化,当代体育思想的探索、改革与全面发展以及走向新时期几个不同历史阶段。

一个世纪的体育思想变迁,既折射出百年间中国体育理论的演进轨迹,更展现了百年来中国人在体育观念上的变迁。不同体育思想的出现和论争,既体现了西方教育与体育思想对中国本土体育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映射出中国体育近代化进程的曲折和艰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体育迎来了更为良好的发展条件,波澜壮阔的体育实践、不断攀升的体育成就,促成了更新的、丰富多彩的体育思想的出现。换言之,当代体育思想既是中国当代体育发展的见证,更是广大体育思想工作者关注体育事业发展的见证。概而言之,百年中国体育思想的产生、演进与发展,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既往中国体育发展的思考,更有对未来中国体育发展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