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之二）

黄 荭

南京大学

母亲和堤坝的故事

1950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掀开了杜拉斯自传叙事的冰川一角，堤坝的故事浮出水面，但所有的地名还是模糊的，母亲和儿子约瑟夫、母亲和女儿苏珊娜，尤其是苏珊娜和若先生（Monsieur Jo）的关系也没有明朗。需要迂回地进入：“其他的进展本来可以出现，其他的运行，在处于我们这个位置的其他人之间，有着其他的名字，其他的时限本可以生成，更长一些或更短一些，其他的充满遗忘、向遗忘垂直下坠、猝然进入其他记忆的故事，其他的有着无尽的爱的长夜……”[1]1954年的小说《成天上树的日子》和1965年的同名戏剧照亮了母子关系，但作为地点的东方已然不在，除了书名中的“树”让人联想到暹罗茂密繁盛的森林。

自身经历的故事就是一个结束不了的故事，“拔不出的泥潭”：

不过，在这讲述共同的关于毁灭和死亡的故事里，不论在爱或是恨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总之，就是关于这一家人的故事，其中也有恨，这恨可怕极了，对这恨，我不懂，至今我也不能理解，这恨就隐藏在我的血肉深处，就像刚刚出世只有一天的婴儿那样盲目。恨之所在，就是沉默据以开始的门槛。只有沉默可以从中通过。对我这一生来说，这是绵绵久远的苦役。我至今依然如故，面对这么多受苦受难的孩子，我始终保持着同样的神秘距离。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是站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罢了。[2]

杜拉斯的母亲

杜拉斯一直在等待，无望地等待，等待母亲如春风的手抚摸她的秀发，但母亲的目光越过她的头顶，只有大哥，永远的大哥。从杜拉斯的第一部小说《无耻之徒》（1943年）开始，她的作品就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始终萦绕作者的三角关系“女儿-儿子-母亲”也在此形成。我们在《平静的生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成天上树的日子》《伊甸园影院》《情人》和《中国北方的情人》中都不难找到极度偏爱长子的母亲、放荡无耻的大哥皮埃尔的影子。小哥哥保尔或许是杜拉斯童年唯一的慰藉，他让杜拉斯体会到了贫穷却自由的童年。在那里，母亲不管他们，兄妹俩四处乱跑，爬树、抓鸟、猎猴子，像当地人一样生活，讲越南话，和越南孩子一起玩耍。自然的美景、殖民地的阳光、各种气味和颜色深深地印在了玛格丽特的记忆里。但这份美好是脆弱的、短暂的，被大哥的霸道和母亲的不幸淹没、窒息了。

母亲一直是杜拉斯挥之不去的主题。照片上年轻的她面容姣好，目光中有一抹散不去的愁绪和一定要战胜命运的坚定，看上去更像一个母亲，而不是一个女人，痛苦已然写在她的脸上。1904年11月24日，师范毕业刚当上老师的玛丽·勒格朗（Marie Legrand）和一个从印度支那回法国休假的小学教师费尔曼·奥布斯居尔（Firmin Obscur）相遇并结婚，婚后不久夫妻双双去了印度支那任教。1905年3月10日，玛丽成为西贡市立女子学校的一名临时教师，费尔曼仍在嘉定师范学校教三年级。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费尔曼就染病被遣返回国治疗，并于1907年2月5日去世。丈夫的离世对玛丽打击很大，她也病倒了，担心回印度支那会跟很多在殖民地的白种人一样，受到各种来势汹汹的地方病和传染病的侵扰：疟疾、麻风病、肝炎、痢疾、鼠疫、霍乱……但她还是在1909年12月1日回到了西贡，第二天就去了女子学校上课。是出于对殖民地教育事业的无私热爱？责任感？她无法忍受一个孩子因为太贫穷、因为买不起书本和文具而不能上学。因为她坚信只有教育才能改变命运。抑或是跟她丈夫的姓氏一样，有什么其他“晦暗不明（Obscur）”的原因？比如爱情？

人们只知道，1909年10月20日，亨利·多纳迪厄（Henri Donnadieu），三等教师，嘉定师范学校年轻英俊的校长，娶了同事奥布斯居尔的遗孀玛丽·勒格朗为妻。当时，他的前任妻子阿丽丝去世才5 个月，给他留下了两个儿子：让和雅克。两颗孤独的灵魂撞出了火花，希望开始“新生活”，重组新家庭？还是两人早已有了私情？从保存在亨利·多纳迪厄档案里的一封匿名信中，可以读到某种居心阴险的告密：“这个男人让妻子不明不白地死在西贡，他有家丑，情妇怀孕了，妻子必须消失，情妇变成了多纳迪厄夫人，事情自然也就不会败露了。”玛丽和亨利的第一个孩子皮埃尔是他们结婚一年后出生的，那么匿名信中未婚先孕的指控便不攻自破。但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晦暗不明（Obscur）”。

1911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夕，亨利和玛丽迎来了第二个儿子保尔。1914年4月4日，玛格丽特的出生让父亲很高兴，但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亨利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急性阑尾炎、双侧性肺炎、痢疾和慢性疟疾，唯一的好处或许是疾病让他躲过了上前线当炮灰的厄运。再度回到印度支那，亨利被委派到东京地区，负责有“热带巴黎”之称的河内的小学教育，之后又被派往金边。1920年12月31日，他们搬进了一栋豪华的巴洛克风格的公务员官邸，玛丽也顺利地找到了公职，很快被任命为诺罗敦学校的校长。但亨利越来越感觉体力不支，1921年3月，病重卧床，4月被遣送回国急救，12月4日离开了人世。玛丽又一次成了寡妇，这次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分别是11 岁、10 岁和7 岁。处理完家事和遗产问题，1924年6月5日，带着三个孩子，玛丽回到了西贡。她在途中还不知道将去何处任职，她希望是西贡，最好是河内，而等待她的任命却是金边，她给印度支那总督写了一封充满绝望的信：

如果我是孤身一人，我当然很乐意到柬埔寨就职，因为我曾在1921-1922年间任诺罗敦学校的校长，我非常喜欢我的职业。但是我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儿子分别是14 岁和13 岁。他们已经结束了六年级的课程，柬埔寨根本无法让他们继续受到教育。

……

我二十几岁起在殖民地工作，我对于交付给我的工作，我在儿童教育方面一直是恪尽职守的，而现在，正是我自己的孩子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他们的前途不应该受到影响。[3]

总督收到信后，让殖民行政当局进行调查。柬埔寨小学的校长发了封电报给西贡，说多纳迪厄夫人“不论在诺罗敦学校还是在考试委员会，都声名狼藉”，只要有她在，就有“混乱和不团结”。第一次，玛丽感觉遭到了“自己人”的背叛，她被陷害了，她想和同事评评理，但所有人都躲着她。一个人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城市生活，没有面对面的对抗，有的是暗箭难防，告密、诽谤和指指点点。她的疯狂和偏执或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母亲害怕为国家做事的人，公务员、财政部官员、海关官员，所有以法律名义做事的人……她总觉得在他们面前，自己是错的。”[4]最后是总督帮了她的忙，她被调往永隆，任女子学校的校长。但母亲也没有真正融入永隆的白人圈子，她是寡妇，个性太强，嗓门太大，又爱抱怨，还爱提要求，喜欢指手画脚教训人。玛丽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做枯燥乏味的公务员，按资历一点点晋级。她开始幻想发财，她穷怕了，她一辈子都认为只有金钱才能带来尊重和幸福。在不停地写信要求之后，她终于得到了那笔期待已久的寡妇抚恤金，她卖掉了河内的那栋房子，加上微薄的积蓄，头脑发热地开始筹备一项宏图伟业：她要买地，她要成为太平洋稻米女王。

玛丽一心想买的“特许经营地”其实是法国行政当局从当地农民手中抢来的，然后转手卖给做“地主梦”的白人。1927年3月28日，印度支那总督颁布了一份通报，允许教师参与国有土地的竞标项目，这对玛丽·多纳迪厄来说绝对是利好消息，她又给相关部门写信，一遍遍强调自己的情况，她要一块地，一块很大的地，她可以等。

玛丽终于等来了她的地，柬埔寨一块850 公顷的地和一片位于象山与大海之间的森林。因为玛丽没有贿赂土地管理局的官员，他们给了她一块太平洋岸边备受海潮侵蚀的盐碱地。太平洋的海潮一来，地里的收成旦夕之间就荡然无存，只有竹楼孤零零地杵在这片巨大的沼泽中央，玛丽带着孩子，撑着船，巡视着她的这片荒芜领土：“一年当中有6个月，这块地都泡在海水里。而她为了这样一块地，付出了20年的积蓄。”[5]但玛丽不认命，她要再次向命运抗争。她抵押房屋、购买木料（红树的树干）、雇当地农民修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她自己也干。“我们招来了100 多个工人，堤坝在我母亲的监督下造起来了，正好是在旱季。不幸的是，堤坝给涨潮时躲在泥沙里的螃蟹啃噬一空。”[6]堤坝被毁，稻田被毁，玛丽也被毁了。周围是令人绝望的平原，单调而呆板，吊脚楼孤零零地立在海滩中，没钱翻新的屋顶有白蚂蚁不断落在床单上、饭桌上。饭是有得吃，只有米饭和涉禽肉，千篇一律令人作呕。平原上不断有光屁股的小孩玩泥巴，因吃青芒果害了霍乱一茬茬死去，再一茬茬出生。死掉的孩子被父亲埋在泥土里用脚踩平。多纳迪厄一家一无所有，债台高筑。玛丽并非唯一受殖民地地方行政官员欺骗的人，“胡志明市的殖民档案有这方面的记录。一共有几十个人，都买了这种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在坚持不懈地与绝望作斗争，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他们用泥沙和粗木修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在放弃以前他们都反抗过。他们甚至试着申诉，不过一直毫无结果”[7]。

玛格丽特和母亲，摄于20世纪30年代初

堤坝于是成了不公正的现实给杜拉斯打下的最初也是最深的烙印。杜拉斯的毁灭感就源于母亲的被毁，她的家园、她的亲情，她生存的世界已被毁灭。在母亲买下的那座每年都会遭到季风和潮汐侵袭的小楼的平台上，她常常梦想“财富与奢华”，而“傍晚出奇的安静，太阳西下，消失在山的后面……”[8]一起消失的还有少女玛格丽特对生活的热望与信心。

所以她一开始就不相信爱情，甚至不承认它。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苏珊对若先生有的只是羞耻感，她成了交易的对象，而情人则成了金钱的化身。“由于各种原因，我的一生充满了耻辱。”[9]这种羞耻感是家族和社会灌输给她的，出于白种人的倨傲，母亲、大哥还有苏珊自己都排斥中国人（属于白人看不起的黄种人），但由于生活窘迫，他们无法拒绝他的金钱和钻戒的诱惑。母亲紧紧抓住中国人送给她女儿的钻戒时，双眼迸射出希望的凶光：只要有钱，生活就可以重新开始。可是生活并不能重新开始，母亲的青春与健康已经耗尽。在《伊甸园影院》这部戏剧中，母亲默默地坐在舞台的一隅，儿女们讲述着她的过去，生活已磨平了她的锋芒，她麻木了，熄灭了。曾经如此相信殖民主义的美梦，结果却遭到了无情的背叛和嘲弄，这种痛苦从此一直深深地锩刻在多纳迪厄一家的身上，也渗透到杜拉斯的全部作品里。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无耻之徒》

《平静的生活》

和母亲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死死纠缠着杜拉斯的生活和作品的另一个人物是“大哥”皮埃尔，她恨他、嫉妒他，因为他，她有一种被母亲抛弃的感觉。杜拉斯最初的两本小说《无耻之徒》中的雅克和《平静的生活》中的热罗姆身上都分明有“大哥”的影子。杜拉斯在《无耻之徒》中借女主人公“慕”之口说：“如果没有雅克，她母亲也许会留下她。无论如何，母亲不会这么快就抛弃她，仿佛在无意识中卸下包袱。母亲不自觉地在大儿子周围继续制造真空，直到她在完成对其他儿女的责任以后，只剩下这个儿子去全身心地爱。”[10]作为不受宠的孩子，“一想到哥哥，她就感到奇异的痛苦，疼倒不是太疼，但无法忍受，像脓包一样在她体内抽搐”[11]。大哥不仅独享了母亲特殊的爱护，还是个“败家子”。在《平静的生活》中，“热罗姆挥霍了我们的所有家产。因为他，尼古拉一直都上不了学，我也是一样，我们永远也没有钱走出布格，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没有出嫁的原因”[12]。

大哥是压抑玛格丽特和小哥哥生存的阴影，“母亲的殴打和大哥的殴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大哥的殴打更疼，更让我无法接受。每一次，我都觉得他简直要把我杀了，我不再是愤怒，而是害怕，害怕我的头会掉下来，在地上乱滚，或者头还在，但是疯了”[13]。他对她进行不仅是肉体上的暴力，还对她的心灵造成了不可愈合的创伤。他也殴打小哥哥，不让其和妹妹亲近。他一边挥霍妹妹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金钱，一边嘲笑中国人的愚蠢和笨拙，让妹妹觉得自己堕落、肮脏、罪孽深重。玛格丽特要反抗，“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目的是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把她的儿子搞掉，为了惩罚她对他的爱；这种爱是那么强烈，又那么邪恶，尤其是为了拯救我的小哥哥，……大哥的生命把他的生命死死地压在下面，他的那条命非搞掉不可，非把这遮住光明的黑幕布搞掉不可，非把那个由他、由一个人代表、规定的法权搞掉不可……”[14]有大哥在，杜拉斯就只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受到压抑和摧残。只有“杀死”大哥，用刀或用文字，杜拉斯才能摆脱恐惧，走出童年的阴霾。

在《情人》这部自传色彩更浓的作品中，“大哥”的形象更加暴露无遗：“他就是那么一个人，贼眉鼠眼，嗅觉灵敏，翻橱撬柜，什么也不放过，一叠叠被单放在那里，他也能找到，藏东西的小角落，也发现被翻过。他还偷亲戚的东西，偷得很多，珠宝首饰、食物，都偷。他偷阿杜，偷仆役，偷我的小哥哥。偷我，偷得多了。”[15]母亲也不得不面对这个让她伤心欲绝的现实：她最看重的长子不学无术，成天游手好闲在外惹祸，不是赌博欠债就是在烟馆吸食鸦片，甚至肆无忌惮地偷窃，仗着母亲对他的溺爱和毫无底线的迁就，蛮横霸道，一副殖民地害群之马厚颜无耻的嘴脸。母亲知道儿子已经误入歧途，在殖民地任何教育都不可能让他走回正道，1929年，母亲痛下决心把长子送回巴黎，希望他重新上学，有朝一日可以考取机电学校，但这一切都是徒然。他混世魔王一样消磨着日子，拉过皮条，二战期间曾经出卖过很多犹太人；后来母亲死了，他伪造遗嘱继承了母亲所有的家产，无所事事，继续赌博，很快败光了一切，包括那栋误传属于路易十四的古堡。一直到年过半百，他总算在海运保险公司谋得了一份信差的差事，有生以来第一次靠薪水过活，干了有15年。最后，他孤零零地死去，和母亲葬在一起，墓穴里没有其他人的位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