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具有形成国内大循环的良好基础条件

文/周景彤 编辑/孙艳芳

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重点话题。笔者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国民经济大循环，不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与其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也与其特定的发展阶段相关。从当前的国际环境看，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地缘政治纷争和全球政经格局大逆转，使得外循环模式备受挑战。从我国自身的发展阶段看，受要素成本上升、改革红利衰减、周边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目前正处于阶段更替、结构转变和动力切换的关键期。内外大环境要求我国经济要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将为形成国内大循环奠定良好的基础条件。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人均GDP已迈过1万美元大关，国内市场已进入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并重的新阶段

大循环模式与市场终端需求密切相关，终端需求又是居民收入的函数。当一个经济体发展水平很低时，即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较高，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此时经济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实施出口导向型，尤其是“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即“外循环”模式。比如二战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我国，都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实践的成功典范。反之，如果在此阶段过早地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陷阱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当一个经济体发展达到一定的阶段之后，GDP总量增加、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扩大内需则水到渠成。这时客观上就要求发展模式从外循环模式逐渐向内外双循环发展模式转变。

实际上，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面对外需不振、出口受阻，经济增长减速、物价下跌和企业困难加大的压力，我国就曾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特别是通过开启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国有企业等多项重大改革来扩大内需。在这些改革举措和政策的推动下，以住房、汽车为代表的消费需求和以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为代表的投资需求蓬勃发展，国内市场“双轮驱动”迅速扩大，开启了我国经济新一轮景气周期，一直延续到2007年。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从1998年后，扩大内需就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以出口拉动的外循环和以投资、消费双拉动的内循环并存的局面，开始逐步形成。随着经济迈上新台阶（2019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我国的市场规模空前扩大，投资提质增效和消费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显著上升。这些都为新时期我国构建以内循环为主、内外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经济结构来看，我国经济正在从以投资、出口和工业为主导向以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转变

制度变迁、全球经济繁荣和低要素成本优势这三个关键力量，推动了我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呈现为“投资-出口”双拉动的外循环特征。2008年后，世界经济复苏曲折漫长，全球贸易陷入低迷，我国出口增速显著低于危机前水平，出口对投资、经济增长等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2016—2019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仅为1.2%，而同期，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分别为66%和32%左右。

后疫情时期，国际局势变化、要素成本上升，我国出口的竞争力和市场环境将备受挑战。过去高投资增长也难以为继，投资增速已从过去20%以上持续放缓至2019年的5.4%。在三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速降至2019年的3.1%，房地产投资增速也降至个位数，基础设施投资成为稳增长的关键；但在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的背景下，要保持其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一定的困难。

近几年，我国经济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需求端的消费和供给端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和作用越来越大。超大规模的消费潜力和市场空间，是内循环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蓬勃发展的服务业，则能从中间供给和终端需求两个方面促进内循环的发展。

从经济发展动力来看，我国经济正在从要素投入型的数量型增长向以创新为主的质量型增长转变

从要素投入来看，一是我国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从年龄结构看，2013—2019年，我国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约2314万人。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意味着人口数量型红利逐步削弱。从城乡结构看，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二是资本积累效率出现下降。我国“边际资本-产出比”自2007年以来明显上升；同时，2005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差距不断加大，2016年前者达到后者的1.87倍（近几年差距有所缩小，2019年为1.29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投资向新增固定资本的转化程度与效率在不断降低。随着我国产业结构逐步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阶段，未来资本形成增速将趋于下降。与此同时，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要素投入效率下降等诸多问题凸显。

上述因素叠加与周边国家的竞争加剧，使得我国近些年加快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步伐，以通过培育和强化创新优势弥补要素投入型增长动力的衰减，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两个百年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当前我国经济具有形成国内大循环的良好基础条件，但也要看到目前仍面临外循环遇阻、内循环不畅的困境。这意味着，在新时期迫切需要解决内外循环中的“新忧”与“旧愁”，以使两个循环能互相促进并且更加顺畅。就内循环而言，我国供需错配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我国消费结构进入加速升级阶段，人们越来越追求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对消费品的品质、款式、个性化等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旅游、文化、健身、医疗等领域的消费日益增加，也更加重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我国过去的供给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中低端供给，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较低，款式陈旧、价格虚高，消费环境欠佳，相当于今天的消费需求，这种传统的中低端供给已经越来越难适应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这也导致了国内产品过剩与消费外流（如境外采购和跨境电商蓬勃发展）并存的局面。总之，在新时期，构建双循环发展模式要特别强调以下四点：一是内外两个循环要协同发展，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二是持续提高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占比；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将内需作为抵御风险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四是将促进供求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基本动力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