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设计方法探析

2020-11-29 10:29李志飞高冬明
国防 2020年2期
关键词:工程化战争方法

李志飞 袁 艺 高冬明

内容提要:战争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战争设计方法也随着人类认知水平不断进步而发展变化。战争设计方法可以分为辩证思维方法、数学分析方法和科学实验方法三大类。生产方式的变化、系统/体系工程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影响战争设计方法发展演变的主要因素。新时代的战争设计,应着眼战略威胁和战争形态演变,探索我军特色的战争设计思想和方法,构建以战争预实践为牵引的战争工程化实验体系。

战争是打出来的,也是设计出来的。①参见沙基昌:《打赢战争离不开“战争设计”》,载《解放军报》,2005-04-13。每一场战争都是敌我双方精心筹划和设计的结果。战争设计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不论古代还是近现代,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有战争就有战争设计。随着人类认知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设计方法逐步形成多种类型,并不断发展演变。新时代的战争设计,应着眼战略威胁和战争形态演变,探索我军特色的战争设计思想和方法,构建以战争预实践为牵引的战争工程化实验体系。

一、战争设计方法的主要类型

战争设计,是对尚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战争进行的构思或者设想。战争设计以战争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战争中的过程与现象、手段与结果的搜集与分析,探索战争的内在本质和运行规律,进而指导、设计、打赢战争。方法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应遵循的某种方式、途径和程序的总和,战争设计方法的实质是研究未来作战的一种方法。战争设计方法种类繁多,综合来看,战争设计方法可以分为辩证思维方法、数学分析方法和科学实验方法三大类。

(一)辩证思维方法

辩证思维方法,主要是从战争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整体上、本质上完整地认识战争规律。基于辩证思维的战争设计方法,其战争设计行为主体主要是军事理论专家,凭借对大量战争案例的学习和归纳总结,对未来战争进行前瞻性的预判,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

大约2500年前,我国春秋时期的“兵圣”孙子就提出了“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通过提前设计战争,以期达到“先胜”或“全胜”。战国时期的“围魏救赵”,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都是运用奇正思维方法进行战争设计的经典之作。抗日战争中,毛泽东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通过综合比较中日双方的各种因素,写下《论持久战》,准确预见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堪称战争设计之壮举。解放战争时期,粟裕面对四倍于己的敌人,综合分析敌我优势和内线外线作战的利弊,主动设计战局,实现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成为我军的胜战典范。可见,采用辩证思维方法进行战争设计古已有之,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战争实践效果。

(二)数学分析方法

数学分析方法,主要是从战争各个方面的数量关系中进行考察,建立与决策目标相适应的、反映战争行为相互联系的数学模型,以便从定量上更精确地认识战争规律。基于数学分析的战争设计方法,其战争设计的行为主体是军事理论专家和数理学家,通过对战争规律的数学化、形式化建模,完成未来战争的定量设计。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工程师兰彻斯特就试图将数学与战争设计和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关于空战战术的尝试性数学模型——“兰彻斯特方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对“兰彻斯特方程”予以深入研究,提出了一批新的数学模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的数理战术学研究,推动了我军的战术学从经验科学向精确科学转变。

数理战术学提出的“规范交战”模式等概念,通过建立“作战指数概念”和“武器装备的作战运用”数学模型,证明了“规范交战”模式的存在与唯一性定理,揭示了作战效能、作战毁伤与最优火力运用之间的内在本质与规律,在总体上反映现实战争或未来战争的演变规律,使虚拟战争不再是纯粹的“纸上谈兵”。

(三)科学实验方法

科学实验方法,主要是在实验室人工控制或模拟特定的战争条件,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影响,反复观察和分析战争预期结果,检验战争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基于科学实验的战争设计方法,其战争设计的行为主体是军事理论专家、系统工程专家和实验工程师,通过运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各种技术手段,对未来作战环境、作战行动、作战过程,以及武器装备性能等进行描述和模拟,从而得到近似实战环境的高度模拟化的研究和实验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开始建立各种作战实验室。在实验室内实施高度实战化的模拟研究和训练,是外军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手段。1992年5月,美国陆军率先启动作战实验室的建设;1996年后,美国海军和空军也相继建立各自的作战实验室。美国国防部于1998年授权大西洋司令部作为开展联合作战实验的执行机构,同时增设第九参谋部(即联合实验部,J9)。1999年春,根据联合作战的需求,美军又组建了联合作战实验室,专门进行各种联合作战实验。至此,美军形成了完善的作战实验体系,为其转型提供了扎实的实验基础。美国约翰霍普金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于2000年开发的 Warfare Analysis Laboratory(WAL2000),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研讨的战争系统分析综合集成环境。2000年,美国兰德公司利用作战模型,对2005年的台海局势进行研讨式模拟推演,并撰写了题为《恐怖的海峡?》的研究报告,分析和总结了计算机模型推演的结果。这些研究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未来战争的各种可能情况进行分析考量,以提出对策。如今,大力加强作战实验室的建设,已成为各军事强国研究设计战争的重要举措。

二、影响战争设计方法发展演变的主要因素

战争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战争设计方法也随着人类认知水平不断进步而发展变化。其中,生产方式的变化、系统/体系工程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影响战争设计方法发展演变的主要因素。

(一)生产方式变化带动战争设计方法变化

农业时代,由于传统战争的规模有限、范围有限,作战方式主要为冷兵器的线式战、近距离接触战,指挥员一人就可以做到对战争进行研究、管理和控制。比如,孙膑的围魏救赵,主要依靠学识和灵感应对危机。机械化大生产时期,作战方式主要是陆上堑壕战、海上近距离火力战,战争设计主要用以线性、确定性、准确性为特征的机械思维方式。工业化时代,生产方式逐渐向自动化、工程化转变。虽然优秀的指挥员配合相应的参谋人员也可以做到“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但是战争的设计、计划、控制、试验及评估等,也都逐步向工程化方向转变。

随着生产方式逐渐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作战方式也以非接触、非线式、非对称作战为主。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对战争的研究、管理和控制也就越来越困难。战争设计的思维方式,逐渐向以发展、变化和正反馈为特征的复杂思维方式发展。为加强对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战争的研究、管理和控制,就应该有相应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方法。

(二)系统/体系工程发展为战争设计方法指明新方向

系统/体系科学及其工程化方法的发展,促进了现代战争向工程化方向发展。由此,综合集成方法、战争实验方法、战争模拟方法等相继涌现。

美军在其新军事革命和军队转型研究中,已经采用“战争工程”的理念。美军的“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就是建立在系统理论基础之上。该理论认为,战争可以被看成复杂自适应系统之间的对抗,无论国家、非国家、军队、游击队,还是恐怖分子,每一方都必须面对战争的挑战,适应战争,并作为系统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美军提出的“五环论”系统作战思想、作战净评估、基于复杂性理论的目标打击等,都是系统思想的体现。在“千年挑战”演习中,美军专门通过作战实验的方法,检验了“基于效果的作战行动”“快速决定性作战”“联合交互规划概念”“作战净评估”等概念。

以色列也提出了系统的作战设计方法,把系统科学的成果运用于作战设计。通过确定作战约束条件、分析敌我系统差别、现存指挥关系和保障问题,来设计战役行动,确定各阶段作战计划、任务、效果等问题,实现设计、计划、行动、学习的循环体系。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后来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使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研讨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已成为处理战争复杂性的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论。这种方法,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人与机器结合,数据、模型、装备、系统、专家智慧融合,提出更多的战争构想,并进行实验验证,预测战争构想的效果。由此,在改进—评估循环中,不断提高战争设计质量。

(三)科学技术进步促进战争设计方法体系的发展完善

信息技术、仿真技术、虚拟技术、智能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战争设计奠定了设计基础。随之,对抗模拟进入以模型论为基础的现代作战模拟阶段。

利用仿真技术,可对陆、海、空、天、电、网等作战元素,武器装备性能和作战行动进行量化分析,进而精确模拟战场环境,使之呈现相关战场态势。1980年,美国陆军组建了“国家训练中心”,此后,其陆军几乎每个基地都开设了兵棋推演训练中心。海湾战争结束之后,美军对兵棋推演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全面推广计算机模拟训练,美军成立了专门负责研制、开发、管理模拟训练系统(器材)和支持美军模拟训练的执行部门——“国家模拟中心”,从而推动了计算机模拟训练的广泛开展,引发了美军训练观念、训练理论、训练手段、训练方式、训练内容等一系列深刻变革。其中,虚拟现实技术能将军用仿真系统生成的虚拟物体、场景和信息叠加到真实场景中。当前,美国陆军依托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开发出未来整体实验训练环境,实现了无缝、混合的沉浸式作战训练。可见,军用仿真系统已经成为研究未来战争、设计武器装备、支撑战法评估的有效手段。

三、优化战争设计方法应注重的几个问题

设计战争体现的是更高层次的战略水平和运筹艺术,是掌握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必由之路。推动战争设计由经验化向常态化、规范化、系统化、工程化转变,提升战争设计水平,还应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一)走出传统思维误区,探索形成新时代我军战争设计思想

信息时代以及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作战力量构成向人机结合、脑机融合延伸,战场空间向极深、极微、极远拓展,作战体系向全域互联、自适应自协同重构,决定作战胜负的因素更加复杂,对战争设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把握战争发展的“脉搏”,开启战争设计工程,才能抢占新一轮军事竞争制高点,夺取战争主动权。

新时代的战争设计,应着眼战略威胁和战争形态演变,通过设计开发作战概念、形成作战构想,进而转化为制胜能力,最终达成“先胜”的战略目的。

改变以往战争设计重辩证思维、轻科学实验的“纯理论化”倾向,走开从定性到定量再回到定性的综合集成法的战争设计路子,推动战争设计工程化;改变以往战争设计重宏观设计、轻细节设计的“虚浮化”倾向,使战争设计从战略到战役、战术逐步细化落实,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改变以往战争设计重兵力对抗仿真、轻未来战争预测的“局部化”倾向,跟踪研究对手形成常态化,在战略博弈中进行连贯动态演化设计,以期准确把握未来作战态势。

(二)以战争预实践为出发点,构建战争设计工程化实验体系

现代战争规模更加宏大,参战兵力更加多样化,复杂性与时效性也空前增大。应以战争预实践为出发点,打造战争设计和验证的实验体系。

实验是研究设计战争、推演作战过程的有效手段。美军尤为注重以“战争预实践”为理念的战争设计环节,要求采取多种措施,对新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概念进行论证与评估。其中,包括进行模拟和仿真实验、召开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进行兵棋推演和实兵演习等。这样,可大大减少未来战争设计创新中的非科学因素,推动联合作战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例如,美军在推出“空海一体战”概念后,曾先后组织“英勇盾牌”“终极愤怒”“龙啸”等多次兵器推演模拟和实兵演习,为促进这一概念向作战理论和作战能力的快速转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迫切需要探索对未来战争设计的推演和验证工作,瞄准战争设计的研究需求,构建相应的实验体系和平台体系,形成战略博弈综合研讨、战争构想设计与推演、作战概念开发与验证、能力需求与力量体系论证等科研支撑能力,以提高战争设计研究的可演示、可推演、可验证、可模拟水平。通过预实践活动,搭起战争设计从理论研究到指导实践的桥梁。

(三)避免过度依赖工具,注重发挥战争设计中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大力推进战争设计工程化进程的同时,应该认识到,战争设计不仅仅是纯粹的工程问题,战争的“艺术性”仍然存在。计算机擅长处理逻辑问题。但是,战争设计不仅仅是逻辑推演,更需要直觉和想象力,战争中的许多因素复杂多变,是不能通过计算得到的,而目前仿真模拟技术还不能起到完全体现战争全貌的作用。因此,在战争设计方法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到“战争前研究战争”的转变中,应充分发挥人在未来战争形态、战争样式和制胜机理判断上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战争设计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由是,作战艺术和工程技术的结合,才是战争设计方法追求的目标,也是战争中占据主动的关键。应避免陷于“技术决定论”和“工具依赖症”,走开部队中高级指挥员和战争设计军事科研单位合作交流、共同进行战争设计的路子。针对青年官兵思维活跃、对新事物敏感的特点,集思广益,开展战争设计创新的群众性活动。同时,建立健全战争设计的成果整理、上报、评估、转化和推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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