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家”与“宋四家”考

⊙ 郑付忠

一、现状与争鸣

“宋四家”是今人再熟悉不过的了，略通文史者皆知北宋有“苏黄米蔡”几位名家。然而“蔡苏黄米”“苏黄米薛”“苏蔡黄米”及其他更多关于宋四家的版本，人们却未必尽知。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尽管“苏黄米蔡”说最为深入人心，且在书法史上大有文章，然而这一说法却无法涵盖宋四家的全部内涵。关于宋四家排名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蔡”字到底是指蔡襄还是蔡京，历来聚讼不已。

应该说宋四家排名问题是源头，而“蔡”姓花落谁家只是这一问题的延伸。近代以来，围绕这个问题有大量学术成果面世，从中可以大致概括出以下三类代表性观点：一、“苏黄米蔡”说（“蔡”有“蔡京”“蔡襄”之争）；二、“蔡苏黄米”说（“蔡”指“蔡襄”）；三、“苏黄米薛”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主流说法见诸史料，如“米苏黄蔡”“苏蔡黄米”说等。然有人却认为这些说辞属“个别之言，不足论述”[1]。果真如此吗？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如“米苏黄蔡”一说，便源于一则明代有关宋四家的材料：“南宫、眉山、豫章、莆阳擅声宗室，近时学者，寡师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2]而“苏蔡黄米”说则出自元人宇文公谅（1292—？）《跋蔡端明书<寒蝉赋>》：“先朝评书者，称苏子瞻、蔡君谟、黄鲁直、米元章为四大家……”[3]应该讲以上两说在史料中的确不常见，也没有引起论书者的普遍关注，然却并非毫无价值。仅就材料本身而言，结合前面的几种“主流”排名来看，笔者倒认为原本宋四家的名位便不固定——起码早期如此，否则那些“非主流”说法的出现便无法解释。再进一步说，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即宋四家所谓排名本来就没有后人附会的种种深层含义，仅仅是从书史发展历程和书家系年的角度出发，给出了系列当时有影响力的书家，以至于明清以来的各种“主流”“非主流”排名混淆在一起，令人炫目。这也是当今学人容易犯的通病，即为了学术不惜过度阐释，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失去本来面目。

众所周知，“苏黄米蔡”说、“蔡苏黄米”说是宋四家最主流的说法，特别是前者，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如成书于元明之际的小说《水浒传》里便有记载：

吴学究道：“吴用已思量心里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是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体。苏、黄、米、蔡，宋朝四绝。”[4]

可见“苏黄米蔡”说早在元末明初便流传开来。[5]同时，就目前所见材料来看，“蔡苏黄米”说至少在宋元之际也已产生，具体情况下面另作详述。这里可以确定的是，早在宋元时期便出现了“蔡苏黄米”“苏黄米蔡”“苏黄米薛”“苏蔡黄米”等多种说法并存的情况，且史料中“蔡苏黄米”说是出现较多的，这个情况不仅限于宋元时期，即便是在对宋四家排名争议颇多的明代，也有大量“蔡苏黄米”的记载。[6]到了清代，甚至连批评宋四家的钱泳也采用了这一排序：“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7]但今人之所以对“苏黄米蔡”说印象最深，恐怕与明人对该说激烈的批评直接相关。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明人的质疑看似合情入理，实则夹杂了太多非理性判断，“在存有肯定‘蔡苏黄米’名位这一正确观点的同时，也逐渐对四家的名位有了误解和疑惑”。[8]情感因素导致后人（特别是明清人）习惯于把“苏黄米”与“蔡”对立起来，由此使得问题愈发扑朔迷离。就笔者所见材料而言，结合宋代书史发展的整体状况，相比之下，蔡襄无疑能使得宋四家的书法面貌和内涵更加多样与丰满，而蔡京、蔡卞书风则与米芾趋同，故“蔡”当指蔡襄无疑。[9]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只有“蔡苏黄米”才能顶起有宋一代大书家代表之冠冕。[10]具体原因留待后文再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人中也不乏主此说者。清初倪涛便将“蔡苏黄米”与“初唐四大家”相媲美：“我明以邢子愿、黄辉、米仲诏、董玄宰为四大家，配唐之欧虞褚薛，宋之‘蔡苏黄米’……”[11]可见“蔡”在宋四家中的位置并非如世俗理解的那样只是个“配角”。

到了明成化年间，吴宽在《题宋四家书》中记录了“苏黄米蔡”与“蔡苏黄米”二说并存与博弈的情形：“朱文公论当时名书，独推君谟书有典刑，而谓黄米出，有欹侧狂怪之势，故世俗甲乙曰‘苏、黄、米、蔡’者，非公论也。沈启南得此四家书列之，深合朱文公之意，遂定曰‘蔡苏黄米’。”[12]沈启南在没有任何史料支撑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朱熹抑“苏黄米”扬“蔡”，便提出了“蔡苏黄米”的排名，这种草率的情形也成为明清人在四家排名问题上的惯常做派。当然，这则材料也反过来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即宋四家在明代世俗中广为流行的版本是“苏黄米蔡”而非其他。清人杨宾《大瓢偶笔》同样收录了这则材料，但不同的是，此书记录了杨氏对四家更为随性的排名：“宋四家书，本称‘苏黄米蔡’，朱子以黄米欹侧狂怪，世俗甲乙非是，沈启南以君谟为朱子所重，乃更为‘蔡苏黄米’，予则以为苏冠于黄米之前，亦未允当，遂于书要更定之曰‘蔡黄米苏’。”[13]杨宾在沈启南的基础上旁生枝叶，臆测出所谓“蔡黄米苏”的说法，而做出该判断的依据，竟然是他主观地认为苏轼书法在四家中水平最次。这显然已经偏离了学术探讨的范畴，然却由此让我们看到了明清时期宋四家排名争论的症结，即有些人认为四家排名是技法水准的比拼，要之，则排名便沦为无解甚至是无聊的文字游戏。除了以上两种说法外，宋四家还有“苏黄米薛”一说被提及较多，考虑到该说与宋四家早期生发语境密切相关，将在下文另行展开。

二、缘起与追问

以上有关宋四家排名争鸣的情况，是以明清为轴心展开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宋代是四家名号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得回到宋四家形成的原点，以便找出更贴近事实的真相。

较早谈及宋四家的是宋高宗赵构，他在《翰墨志》中说：

太宗皇帝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煕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趋向。[14]

有趣的是，这里的“四家”没有蔡襄和蔡京，却出现了薛绍彭，并由此出现了“苏黄米薛”一说。此说之后也有人提及，然语境却大相径庭。如明人孙鑛在《书画跋跋》中说：“唐四大家盖或云欧、虞、褚、陆，宋四大家其蔡是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恐君谟不甘，若云苏、黄、米、薛，固自稳当。”[15]孙氏以“前后辈倒置”为蔡京屈居末位抱不平，故参照唐四家有以“陆”代“薛”的做法，提出“苏黄米薛”的可行性。问题是陆柬之也长褚遂良七岁，他排在了末位，为何蔡襄却“不甘”了呢？这从逻辑上说不通。既然唐四家也不是严格按照“年齿”排序的，而是兼顾年辈与书家影响力两个因素，所以不好因此而指摘宋四家排名“前后辈倒置”的瑕疵。问题的关键在于，《翰墨志》中“苏黄米薛”一说有把高宗一朝四位名家，混同于宋季四大家看待的风险，这也是导致宋四家排名问题争执不休的根源所在。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说，高宗“所举的四家，这是说在当时是比较出色的四位书法家，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宋四家，却是笼罩全宋书坛的四位巨擘。就这样，在他们不成为问题的蔡京、蔡襄之分，却是由其范围的扩大，而成为一个问题了。”[16]

薛绍彭一定无缘于宋四家吗？其书法如何呢？元人张雨说他“学王书而不变”[17]，可知他在取法传统上当与蔡襄相近，趋于保守，无怪乎有研究者认为“苏黄米薛”代表不了一个时代。[18]然这个理由又不无牵强，试问书风同样保守的蔡襄缘何便可纳入讨论范畴呢？另据《薛道祖三帖卷》载“道祖……书法有舅氏褚登善宅相。时人语云：‘买褚得薛不落夹。’而道祖与米元章实齐名。故元（章）贻之诗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19]秉性自负的米芾都对其有“米薛”“薛米”之誉，因知高宗“苏黄米薛”之说恐绝非空穴来风。注意，这里又印证了笔者早期宋四家无定名的推测。不仅如此，笔者认为即便高宗所言有其特定的语境，“苏黄米薛”说的出现也不失为考察宋四家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换言之，宋四家的原始出处可能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言，仅仅是“当时比较出色的四位书法家”，并不具有更深层的含义，而恰恰是明清人喋喋于“位次”的执念赋予了“宋四家”并不存在的内涵。这个判断是有依据的，前述赵构《翰墨志》是目前所见较早提及宋四家的史料，然其中并未出现“四家”“宋四家”等字样。另，宋人赵希鹄《洞天清录》也是较早记录包括宋四家在内的宋代名家的史料，同样没有“四家”等相关字眼：

朝中名贤书，惟蔡莆阳、苏许公（易简）、苏东坡、黄山谷、苏子美、秦淮海、李龙眠、米南宫……皆比肩古人。莆阳典重有法度；许公无愧杨法华；东坡草圣，得意咄咄逼颜鲁公；山谷乃悬腕书，深得《兰亭》风韵……子美乃许多之孙，自有家法，……南宫本学颜，后自成一家。[20]

赵希鹄只是将蔡襄等十位名家大体按年龄顺序罗列，并对每位书家都盛赞一番，然并未特别突出宋四家的名份和书学位置，这应当是“蔡苏黄米”说的渊源之一，然同样没有提到“宋四大家”或“宋四家”字眼。

较早明确出现“四家”字样的材料出现于宋末元初，王芝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中曰：

右为蔡君谟所书《洮河石砚铭》，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以放笔为佳。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字学亦有风气，仆谓君谟之书犹欧公之诗也。绣江出示此卷，遂附识之以质之知此中三昧者。至元辛卯二月廿有四日，大梁王芝拜题于宝墨斋。[21]

从落款可知，此时距大宋覆灭才十余年，因此跋语中的宋四家排名极有可能“是流传于宋代的提法”[22]。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这则题跋。蔡显良先生据此认为宋四家排名当为“苏黄米蔡”，且这属于南宋约定俗成之说。[23]这个结论是有待商榷的。我们只看到跋文强调蔡襄“位置为四家”，即南宋时期确有“四家”之说，但尚不足以指证此“四家”是“有宋以来”四大家，或是“当时比较出色的四位书法家”而已，更没有明确“苏黄米蔡”的位次。从王芝把蔡襄书法与“欧公之诗”相媲来看，我们不能排除材料倾向于“蔡苏黄米”说的可能。蔡文之所以草草得出结论，当是明清以来的思维惯性使然。

至此我们不妨这样总结，目前学术界讨论所涉及的材料显示，宋末元初人们对宋四家的认识尚大致处于“无定名”的阶段，并未经典化为“苏黄米蔡”等固定位次的书家。在为数不多的可供参考的几条材料中，元人许有壬(1286—1364)的《跋张子湖寄马会叔侍郎三帖》也颇有代表性：“唐以书取士，书以法晋，故多造精妙。宋人不及唐者，不独人不专习，大抵法唐欲泝洄至晋而未有至焉。李建中后，蔡、苏、黄、米皆名家。南渡称张子湖，朱子称其不把持，爱放纵九原，不可作。”[24]以往研究者往往六经注我，由这则材料推出“蔡苏黄米”的宋四家排名，却忽视了该跋只是列出了宋代试图通过“法唐”而“至晋”的系列“名家”，或者叫作宋“四家”，并不等同于明清以来囊括整个宋代的“宋四家”排序。“如果认定它就是‘宋四家’的排列顺序，那么将蔡襄排在四家之首，只是由于年龄大小。”[25]因此诸如蔡显良所谓“元人许有壬将宋四家排列为蔡、苏、黄、米，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排定座次的资料”的说法，便不无草率。[26]王中焰曾分析以上王芝和许有壬两则材料后认为，“能代表有宋一代四大家的人物是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以年齿为序，即‘蔡苏黄米’四大家”[27]。笔者以为，若把许跋与前述王芝《洮河石砚铭》结合起来看，倒可以推测说宋末元初时期宋四家确曾有“蔡苏黄米”之说，但仍须强调这只是其中一种选项，目前所见材料尚不足以断言当时人们是否认为“蔡苏黄米”的排序确系紧要，进而要排除其他更多的可能。

蔡襄行书自书诗札册 选自故宫出版社《蔡襄书法全集》

之所以宋四家排名引起后人的诸多争议，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总是习惯于预设“苏黄米蔡”或“蔡苏黄米”的不同位次，包含除了时间顺序以外的更多含义。通过以上对宋元时期几则材料的分析，我们认为这种预设超越了文本的阐释。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宋四家排名的“位次”无关书品，不是书法水准的较量，艺术史上“带‘四’的称谓可以说是太多了，能因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名位顺序，就断定‘明四家’之中沈周的水平最高吗？……我们今天所说的‘苏黄米蔡’多是因沿袭、误解、顺口（苏黄米蔡之读音，顺乎音韵的平上去入）而衍生出来”[28]。“因袭误读”说前面已有交代，关于“平仄顺口”说，则需提及近人张伯驹，他指出宋四家“按次序应为蔡苏黄米，普遍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口，遂成习惯”[29]。这是个颇有见地的看法，不仅一针见血地给出了较为原始的宋四家版本——“蔡苏黄米”说，还道出了宋四家在传播过程中，因平仄习惯而选择“苏黄米蔡”说的现实状况。书法史上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如“欧虞褚薛”“颜柳欧赵”即为典型。巧合的是，“欧虞褚薛”的排序既符合平仄关系又遵循了年辈顺序。而后者则不然——“欧”在年齿上显然要早于“颜柳”，却没有人因此而讨伐欧阳询的“僭越”。只不过“蔡苏黄米”因年辈而来，“苏黄米蔡”应平仄而传，前者系宋四家早期出处之一，后者乃为便于传播的现实需求所致。

三、蔡襄：误读与再审视

宋四家问题争议的源头在明清，而争论的焦点人物是蔡襄。

为蔡襄张目者，多阐扬其年辈、人品胜于蔡京；而主张“蔡京”说者的理由，则无外乎集中于对二人书法水平的较量。这是个很难有结论的争辩，尽管蔡京在书写风格上更加张扬，但从综合修养及当时的社会评价来看，蔡京又很难站得住脚。如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便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30]苏轼也在《评杨氏所藏欧蔡书》中称“唐末丧乱，人物凋落”，又说国初李建中仍不免唐末“衰陋之气”，接着强调说：“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31]他们均把蔡襄置于古法中绝、世风凋敝的大背景之下，强调其在传承古法、延续经典上的伟大之处，这与后人单纯技法较量的站位截然不同。如果说此二人的评价尚难排除个人情感的话，则北宋末年徽宗主持编撰的《宣和书谱》便相对客观。其时蔡京官至宰相，大权在握，正是呼风唤雨之时。书法方面，满朝上下效仿“蔡体”，甚至官方的“勅”字也因此而有“蔡家勅”[32]之称。然而却未见《宣和书谱》对蔡体进行过多渲染。除了正遭元祐党禁的苏、黄不在列外，正书八人中有蔡襄，行书九人中有蔡京、蔡卞，草书有米芾、蔡襄等人，这在当今看来都基本客观，没有迹象表明刻意提高了蔡京的书法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被认为是徽宗亲撰的文献，同样称蔡襄为有宋“第一”：“京从兄襄，深悟厥旨，其书为本朝第一。”[33]另，前文谈及高宗对蔡襄也有“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34]之赞，足见蔡襄冠名宋四家之首，条件是充分的，并不存在以“襄”代“京”之说，起码在当时是这样。

但这个情况到了南宋时却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苏黄米”的风靡，对蔡襄的误读和批评越来越多，蔡书成了书风保守的代称，而“苏黄米”则因与“蔡”对立而成为时代的宠儿，广为流传。正如陆游所记载的那样：“近岁苏、黄、米芾书盛行，前辈如李西台、宋宣献、蔡君谟、苏才翁兄弟书皆废。此两轴君谟真行草隶皆备，石在仙井，可宝也。”[35]尽管陆游试图给蔡襄以褒奖，然仍无法改变南宋“有赝米无赝蔡（襄）”的局面[36]，整体来看，南宋人对蔡襄的评价，已经脱离了“传承”的语境而更多代之以“创新”的诉求。“三比一”的批评语境使得蔡襄逐渐被书法史疏离。至南宋末年，再来看赵伯玮《<续书谱>辨妄》的一段记载：“自此体渐变，至宋时苏、黄、米诸人皆然，楷法之妙，独存蔡君谟一人而已。尧章略不举，是未知楷书者也。”[37]从根本上说，“尧章略不举”的原因绝不是因为不知蔡襄“楷法之妙”，而在于其偏于端谨的书风已然游离了当时主流书法风尚。面对这种境况，理学家朱熹不无感叹地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38]尽管朱熹的评价也有其局限性，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情随事迁。随之而来的是明清人对蔡襄更大范围的责难，并由此带来了对宋四家排名无休止的争论。

有人在宋四家排名中提及“按年辈”“依成就”的说法[39]，除此之外，笔者以为还有因人贵书的排次依据，以上三个因素也是明清乃至今人审视宋四家排名的主要理论依据。明初王绂在《书画传习录》中说：“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40]这里便提到蔡京因人品卑劣而被废书的情况。前面已有论证，“依成就”而言，蔡襄居四家之首在当时是具备社会条件的，若“按年辈”，则更毋庸置疑。这里再重申一下，“苏黄米蔡”说是后人为便于传播而“顺口”产生的，明清人有弊于此，遂致错讹百出。同时，王绂以“世称”为幌子，故意夸大“苏黄米蔡”在排名上书品、人品的论辩意味，由此把蔡京推上了风口浪尖，更属节外生枝。有人指出，这里“苏黄米蔡”并无明确出处，“因而在此基础上认定‘蔡’为蔡京，自无法令人信服”[41]。再者，有种说法认为若宋四家按“长幼”排列，“则蔡一定是‘蔡京’（仅比米芾稍长四岁）而不是‘蔡襄’（比苏轼年长二十五岁）”[42]。这个主张同样是经不住追问的。既然蔡京也年长于米芾，身居高位的他又为何能“列元章后”呢？有人注意到了这个矛盾，于是又生出“四家是按照卒年先后来排序”[43]的说法，这便纯属臆测了。回过头来看王绂，据《明史》载他“以善书供事文渊阁”，“于书法动以古人自期”[44]。换句话说，王是一个保守的台阁体书家，因此他在宋四家问题上的言论大体不会出朱子范畴，多半是趋于守成的说辞。明清以来似王绂这样，在宋四家排名问题上因人贵书者大有人在，如张丑便认为：“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45]盛时泰也认为蔡襄：“如有德之士而自令人心服，虽欲凌驾其上而自不能者哉！”[46]类似为蔡襄屈居四家之末而鸣不平者举不胜举，然而他们对宋四家排名的最初情形并不感兴趣，且大多只集中于对“苏黄米蔡”这一种成说的争辩。究其原因，当与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因人贵书的风气有关。清人朱和羹说：

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欧阳永叔尝以蔡端明比汉儒者，又考端明教闽士以经术，实为晦庵之先声。世称宋人书，必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京书姿媚，何尝不可传？后人恶其为人，斥去之，而进端明于东坡、山谷、元章之列。然则士君子虽有绝艺，而立身一败，为世所羞，可不为殷鉴哉！[47]

此与王绂的论述如出一辙。道德因素的介入使得书法史上对很多人物的评价非黑即白，除此之外，也有依据书法水平评价蔡襄及其排名的。如明人徐㶿便认为“蔡当居三公之上”[48]，原因在于他认为：“莆阳书如翔龙舞凤，为宋代第一手。”[49]再进一步讲，不少人认为蔡书有晋韵，取法高，从而为之鼓吹。如明人解缙便在跋中说：“端明书法继锺王，佩玉琼琚在庙堂。见说当年推第一。”[50]稍晚些的杨慎也说：“解大绅学士《春雨斋续书评》……惟评蔡端明为土偶蒙金，殊为失之。蔡之字有晋韵，在苏、黄、米之上。”[51]王世贞更直言道：“唯蔡忠惠奕奕神全，得晋人笔，名所以冠四家，不虚也。”[52]明清以来，不少人皆对蔡襄的书法水准给予了正面评价，如焦竑、赵崡、盛时泰、梁廷枬、钱泳、姚广平、张伯驹等，然这些人为蔡张目的前提，是他们对晋唐古法的追认，及对蔡襄屈尊四家之末的错误断想，因此丧失了对四家排名从宋“四家”到“宋四家”演变的理性观察，亥豕讹传，愈发难以钩沉。

注释：

[1][6][8][10][18][27][28][42]王中焰.“宋四家”名位考论[J].文艺研究，2016(04)：134—143.

[2][48]徐㶿，等，编，吴以宁，点校.蔡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821，822.

[3][7][13][15][20][21][40][45][46]水赉佑.蔡襄书法史料集[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99，51，46，38，29，103，31，40，88.

[4]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59—360.

[5]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众说纷纭，此处从鲁迅先生“元明传来之讲史”说。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111.

[9]徐利明曾将蔡襄、蔡京纳入整个尚意书风大环境中考察，指出“蔡”为蔡京。见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342.

[11]杨健君.墨苑吟屐[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225.

[12]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上编3[M].北京：中华书局，1994：945.

[14]董史.皇宋书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1：9.

[16]陈振濂.也谈“蔡襄还是蔡京”——兼与懋义先生商榷[G]//书谱编委会编.书谱 1974—1990.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74—75.

[17]张丑.清河书画舫[G]//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302.

[19][52]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377，244.

[22][25]涂元济.“宋四家”的蔡是指哪一位？[N].福建日报，2017—05—23(11).

[23]蔡显良.从宋四家排名论辩看苏黄米蔡对明代书法的影响[J].文艺研究，2010(02)：124—132.

[24]傅瑛，雷近芳，校点.许有壬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764.

[26]或许蔡文也注意到许有壬此跋信息的有限性，因此又说：“在南宋和元代中期以前，宋四家的提法只有四人之名实而无座次的论定，其座次的排列最早也要迟至元末明初这段时间。”见蔡显良.从宋四家排名论辩看苏黄米蔡对明代书法的影响[J].文艺研究，2010(02)：124—132.

[29]上海书画出版社编.书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2.

[30][37]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10，441.

[31]苏东坡.苏东坡全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1740.

[32]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1.

[33]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7.

[34]按，周必大转述为“入格律、度骅骝之褒”。见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四七[G]//宋集珍本丛刊：第49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173.

[35]曾枣庄.宋代序跋全编6[M].济南：齐鲁书社，2015：4003.

[36]按，南宋刘克庄在《蔡公书朝贤送行诗序》中说：“盖行草易而楷难，故藏帖之家有赝米无赝蔡。”刘氏对“无赝蔡”成因的概述有失偏颇，忽视了蔡襄不被见重的时代环境。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29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57.

[38]黄冬丽.《朱子语类》语汇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6：263.

[39][41]韩立平.论“苏黄米蔡”的形成——蔡襄、蔡京之争的关捩[J].学术探索，2011(01)：132—136.

[43]王万洪.“苏黄米蔡”四家排序新论[J].中国苏轼研究，2017(01)：326—365.

[44]张廷玉.明史：第5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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