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研究

2020-11-30 09:12赵朋飞王宏健
中国西部 2020年5期
关键词:社会网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

赵朋飞 王宏健

[摘要]创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源泉与地区经济活力的重要体现,不仅对解决当前就业难题至关重要,更是农村家庭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有效途径。文章剖析了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对西部及东部、中部地区扣全国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该影响因地区而有所差异,具体来看,与全国、东部与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相比,接受教育年限、金融知识、金融环境、风险爱好、沟通能力、宗教信仰等因素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边际效应更大。与基础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更大,农业生产经营则会“挤出”家庭创业。

[关键词]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农村创业;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0)05-0024-10

一、引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返乡留乡务工人员增多,部分地区面临较大就业压力。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全球81%的就业人口会受到影响,标普全球公司报告称,亚太地区的失业人口可能增加一倍,且一些工作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恢复(参见《经济日报》 2020年4月9日第8版《全球约八成人就业受到疫情影响》一文)。我国也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大力扶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并优先支持弱势群体就业。西部农村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薄弱的复合区域,其产业发展直接关系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创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源头与家庭可持续生计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国际国内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乡村创新创业,支持发展小微企业,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0年乡村产业七项工作要点》也强调要培育创新创业群体,支持本地农民兴业创业,引导农民工在青壮年时返乡创业,发掘一批“田秀才”“土专家”和“能工巧匠”在乡创业。可见,创业已经成为关系国计民生、农村地区能否稳健发展的关键选择。因此,深入剖析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因素,并制定培育创业精神的有效策略,提升農村地区家庭的创业与就业能力,对我国当前破解因疫情困扰的就业难题、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与家庭及个人经济行为密切相关,部分学者将教育水平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关键因素并研究其对创业的影响,认为个人受教育水平与创业呈正相关关系,教育投资提高了劳动者的基本文化知识水平,接受了高水平教育的个人创业动机也更为积极。接受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者能够凭借人力资本优势,率先实现非农就业,受教育水平与农民工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个体进行创业,提升企业绩效,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地区创业活动往往也越活跃;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有重要影响,健康状况越好,创业意愿越高。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极为紧要(冯军旗,2010),对大多数创业者来说,他们最重要的资源是个人网络,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创业者不仅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源,而且能获得他人难以获得的稀缺资源,能够利用丰富社会网络资源的创业者更易于快速采取创业行动,促进新企业生成。Francis(2000)就认为创业者拥有可利用的强联系社会资源越丰富,创业的可能性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曹卫秋(2000)、才凤伟(2014)、董静(2019)调查发现,近半数的农民工认为创业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人际关系”,而创业所需信息一半以上源于亲朋好友,朋友关系、从政或从商亲戚数量与农民工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社会网络在创业伊始与企业成长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创业行为处于某种文化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时,尤其是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时,社会网络与创业者、资源和机会间的联系会对创业行为或绩效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Carolis(2006)、丁冬(2013)、肖诗顺(2019)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不仅有利于提高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的能力,而且有助于创业者评估与利用创业机会,人际关系较广的家庭进行创业的可能性也更大,有更多社会网络的农民,会有更多的借贷渠道,从而更有可能开展工商业活动;宗教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有利于塑造社会资本,从而对创业具有间接的影响,阮荣平(2014)研究发现通过参加宗教集体活动,人们可以通过宗教组织积累较强的社会资本。在影响创业的其他因素研究上,Kader(2009)、陈琪(2012)、赵建国(2019)等认为创业者的性别、风险偏好、实干精神、意志力、勤奋等个体特质对其创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整体上讲,当前既有文献多从某一群体或某一区域创业的视角进行研究,而基于全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农村这一空间视角,分析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因素对家庭创业影响的文献比较匮乏。不同区域家庭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及其他要素不尽相同,因此上述要素在家庭创业行为的作用上或亦有所差异,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3年在我国西部十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地区调查获取的3172户家庭数据。本文提取了18-80周岁受访者的家庭数据,一是可以保证受访者达到法律年龄,拥有合法权利;二是现实表明创业与受访者是否达到退休年龄关系不大,所以本文并未将受访者年龄限制在法定退休年龄。

2.变量设计

依据研究需要,本文设置“家庭创业”二元因变量,当家庭选择了创业时,因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调查数据显示有8.1%的西部农村家庭进行了创业。在解释变量人力资本方面,充分考虑部分学者研究使用“教育年限”的基础上,引入了身体健康情况与金融知识两个变量,以期对人力资本的衡量更全面,在金融知识方面,以问卷中受访者对银行存款利率题目的回答正确与否为基础,生成金融知识哑变量。因此,以“接受教育年限、健康情况及金融知识”三个变量来衡量人力资本。在社会网络方面,主要通过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社交能力来评估其社会网络,选取了“家庭成员数量、沟通能力及宗教信仰”三个变量作为衡量家庭社会网络的解释变量,由于宗教在身份认同与社会网络方面的优势作用,将宗教信仰状况也引入分析框架。为保证研究的全面性,本文还引入了年龄、性别、风险偏好等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与否等变量,以及可以衡量金融环境及资金获得便捷程度的“本村(社区)银行网点数量”变量(详见表1)。

3.模型构建

为研究人力资本与社会网络等因素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在模型设定上依据最大似然估计法,构建了以下二元Probit模型:

Enteri代表家庭i的创业行为,当括号内表达式成立时,Enteri取值为1,表示家庭进行了创业,否则取值为0,表示家庭未进行创业;Huci是衡量家庭i人力资本的解释变量组,包括受访者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金融知识三个变量,α1是人力资本解释变量组对家庭创业影响的参数组;Soci是衡量家庭i社会网络的解释变量组,包括家庭成员数量、沟通能力及宗教信仰三个变量,α2是社会网络解释变量组对家庭i创业影响的参数组。为使研究更科学,本文将“年龄、性别、风险偏好、农业生产与银行网点数量”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分析模型,并以Koni表示,α3是衡量控制变量影响家庭创业的参数组;μi是随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4.人力资本、社会网络与西部农村家庭创业关系分析

表2是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因素与西部农村家庭创业关系的计量结果。第(1)列是仅考虑人力资本时的分析,结果显示,接受教育年限对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为0.007;健康状况对家庭选择创业的边际效应为0.042;金融知识对家庭选择创业的边际效应为0.054。因此,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更大。第(2)列是社会网络对创业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接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有宗教信仰、沟通能力较强、规模较大的家庭进行创业的可能性显著上升。第(3)列是引入控制变量后的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年龄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影响,性别对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风险偏好会显著影响家庭创业,表明新创企业面临较大风险,创业者往往具备风险爱好型特质;农业生产经营对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为-0.076,也即农业生产经营会挤出家庭创业;银行网点对家庭选择创业的边际效应为0.009,即银行网点数量越多,家庭创业的可能性越大。第(4)列显示职业教育对家庭选择创业的边际效应为0.137,且在1%水平上显著,可见,职业教育对家庭选择创业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

5.不同地区农村家庭创业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因素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文章还采用相同变量与模型对全国、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创业行为进行了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表中第(1)、(3)、(5)列纳入模型的变量与表2第(4)列相同,是未控制“职业教育”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与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其他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相比,全国农村创业家庭“金融知识”“银行网点”的边际效应均要低于西部农村家庭,“接受教育年限”“宗教信仰”“沟通能力”“风险偏好”等变量的边际效应也要低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相应指标。在东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的分析中,“金融知识”“沟通能力”“银行网点”“风险偏好”的边际效应不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农村,上述几个变量均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知识、金融环境、风险偏好及沟通能力对西部农村家庭的创业行为影响更大,这对政府制定与创业相关的政策具有一定启示作用。在中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的回归分析中,金融知识、宗教信仰、沟通能力、银行网点、风险偏好变量的边际效应不显著,这有别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相关变量的边际效应。

以“职业教育”替代“教育年限”变量后,继续对全国、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创业行为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职业教育”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更大,而该变量在全国农村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显著低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相应指标,在东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分析结果中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分析中,该变量边际效应与显著性均明显低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

6.稳健性检验

金融知识或许是创业后因实际需要而加以学习获得,为消除金融知识可能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对该变量进行了Durbin-Wu-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拒绝模型存在内生性。为了检验上述衡量人力资本与社会网络的关键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的稳健性,文章还利用“平时经常关注金融类信息、同村(社区)是否有亲戚及受访者所在县(区、旗)宗教信仰率”分别替代“金融知识、成员数量、宗教信仰”三个变量再次进行回归,以检验人力资本与社会网络对创业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平时经常关注金融类信息、同村(社区)有亲戚的家庭更倾向于创业;宗教信仰率对家庭创业具有正向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此外,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及沟通能力等依然对家庭创业具有正向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综上分析,关于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会显著影响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的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四、结论及建议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行为有显著影响。总体来看,采用相同变量与模型对全国农村、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的分析发现,与全国、东部与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相比,接受教育年限、金融知识、金融环境、风险偏好、沟通能力、宗教信仰等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更大,这也说明了人力资本与社会网络在西部农村家庭创业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这启示政府应依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有差别的创业政策。可以考虑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产业发展政策制定权力,西部地区政府在制定本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创业政策时,应更加注重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的培育,加快改善农村金融环境,优化农村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政策,引导村(社区)、家庭营造和谐的亲朋邻里关系,切实改善西部地區农村创新创业环境,培育创业精神与源动力,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农村教育投入。探索建立农村地区教育专项基金,切实减轻经济困难家庭教育负担,鼓励民间组织投身于教育事业;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完善校车接送机制等。提升师资队伍水平,落实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政策;以及提升农村地区教师与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扩大职业教育学校在农村招生规模等。

二是强化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政策扶持。考虑建立针对中小微企业或创业扶持的政策性银行,利用政策性银行金融创新的优势和较商业银行更为自由的经营权利,为小微企业、创业家庭及创业个人的资金需求、技术创新与引进、创业教育与培训等提供便利。鼓励商业银行加快中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建设,加快金融机构向县域和乡镇等中小微企业集中区域和创业活跃区域延伸网点和服务,强化在西部农村地区的服务网点建设,提高网点分布密度。

三是提升西部地区农村尤其贫困地区卫生医疗条件。切实增加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的财政投入,保证投入资金持续稳定增长,提高乡村医生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完善乡村医生养老保险制度和补偿政策;加强对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疗从业人员的培训,建立高等院校医学类毕业生下乡服务与就业机制。

四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优化创业环境,简化手续,减免管理费用,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提供创业就业培训;划片区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点,引导农民工等群体摆摊经营,适度发展“地摊经济”;对不减员中小微企业给予税费减免与补贴,引导返乡留乡农民工重归农业生产经营,创办家庭农场、发展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积极发展乡村车间、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与创意农业等,探索休闲旅游、健康养生、农事体验、电子商务与直播直销等新产业新业态。充分挖掘西部地区资源禀赋,开发特色产品,培育特色产业,打造产业链条,引导和鼓励工商资本下乡,搭建要素聚乡、产业下乡、人才返乡和能人留乡平台,办好农村“双创”基地,支持本地农民兴业创业,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村地区合作,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互动、以村富民。

(责任编辑 肖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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