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慧明小说《骨》的文学伦理解构
——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为视角

余 星

（嘉应学院 梅州师范分院，广东 梅州 514000）

伍慧明（Fae Myenne Ng）是美国华裔文坛的一位优秀作家。1994年，她发表的处女作《骨》，向读者展现美国种族主义阴影下中国两代移民在社会边缘所作的不懈挣扎与斗争，展示美国华裔双重文化生活的新经历。《骨》一经问世便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和读者的好评，获得美国图书大奖。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为视角，对作品中反复呈现的伦理结进行解构，对主要人物遭遇的伦理困境、伦理身份悖论和伦理选择进行分析，探讨华裔在跨文化环境和异质伦理语境中，融入美国文化、建构自我身份的复杂心路历程，以挖掘作品深刻的伦理内涵及艺术魅力。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概述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是中国著名学者聂珍钊2004年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上首次系统提出。随后聂珍钊发表一系列文章，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批评对象和内容、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渊源等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伦理、乱伦、伦理线、伦理结、伦理禁忌、伦理蒙昧、伦理意识、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等文学伦理学批评核心术语。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用于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的问题”，它采用伦理道德的价值体系，评判文学作品本身，以及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文学与社会关系等多层面的问题，它强调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文学，而不是简单地对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重视分析文学产生的伦理原因[1]。

二、《骨》的文学伦理解构

小说中的“骨”指向家中两位亲人的遗骨，一是指二女儿安娜坠楼身亡后留下的遗骨，一是指已故祖父梁爷爷的遗骨。《骨》和许多美国华裔小说一样表现第一代父辈华人和新生代华裔之间的冲突与和解，特别是表现第二代美国华裔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身份认同的无力感。

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认为 “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历史的现场感”是作家通过叙述与读者分享经验和想象的基础[1]。伦理结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文学文本中的伦理结被伦理线串连或并联在一起，构成文本的整体伦理结构。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任务就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发现伦理线上伦理结的形成过程，或者是对已经形成的伦理结进行解构”[1]。小说《骨》中，安娜的跳楼身亡构成了文本的伦理结，推动故事的叙述，决定故事向前发展的内在动机及其戏剧性冲突。《骨》中，安娜的跳楼身亡给整个家庭带来无限的伤痛，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思考和伦理困惑。大姐莱拉寻求安娜跳楼身亡的原因构成了文本的伦理线，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莱拉进一步了解了父辈移民的艰辛和不易，了解了那一段一度被隐藏的美国华裔历史。

（一）情感的伦理困境

聂珍钊指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1]。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在社会群体中拥有与之相称的身份，而伦理身份无疑是人在社会存在的根本。伴随着个体的出生，个人在家庭中也被赋予与之相对应的伦理身份。在诸多家庭伦理关系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和服从，以孝为先的思想在现代华人社会道德体系中得到延续。早期到异国他乡追寻“美国梦”的华人虽然迫于生计远离祖国，但他们仍固守传统的儒家文化，“传统观念在海外华人中似乎保留得更多、也显得更加根深蒂固”[2]。在大洋彼岸，华人父母以重孝道、顾手足等传统文化教育子女。然而，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子女们接受的是美国式教育，因此，以个体为主的文化必然会与以家庭为主的文化形成摩擦，孝道成为华裔父辈和子女一系列矛盾冲突的导火线，成为“华裔美国族群融入美国社会的文化藩篱”[3]。

安娜是梁家的第二个孩子，在伦理身份上她首先是父母的女儿。她从小跟随父母生活在唐人街，在成长的过程中深受来自家庭和华人社区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她聪明贴心，跟父亲利昂的关系最亲密，对父亲的依赖性也最强。安娜在三姐妹中最渴望家庭完整，但完整和谐的家庭对她来说却遥不可及。利昂和妻子的结合是为了各自方便，在艰辛的生活和无奈的现实面前，争吵打闹司空见惯。面对父母的不和睦，三姐妹对家庭关系解体的忧愁时常萦绕心头。当母亲发生婚外情伤害到父亲致使利昂离家出走时，最执拗要把他带回家的是安娜，耐心陪伴父亲一起等待得到工作机会的也是安娜。安娜对父亲利昂的感情是真挚的，是发自天性的本能，在作为女儿这个伦理身份上安娜尽到为人子女应尽的义务，体现孝道。

当安娜与男孩奥斯瓦尔多恋爱后，安娜的伦理身份发生转变，她不仅是父亲的女儿同时也是别人的女友。奥斯瓦尔多的父亲与利昂是生意伙伴，在对方将利昂的钱款席卷一空后，利昂将怒气迁移女儿男友的身上，反对他们交往，逼迫他们分手。在老一辈的观念里，子女对父母应绝对服从，为了他人与父母大吵大闹便是不孝。安娜与父亲利昂的关系变得紧张，利昂逼迫得愈紧，安娜和男友走得越近。父女之间的矛盾在某一夜被激化，安娜不顾利昂的愤怒与嘶喊，跟随男友离开了家。此时，安娜的女友伦理身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使她抛开一切去追求她渴望的爱情。但是在唐人街之外的安娜并没有寻求到所谓的快乐，在女儿和女友这两种身份上激烈地斗争着，饱受煎熬和苦痛。如果选择女儿的身份尽孝道，则意味着她要背叛爱情放弃恋人，与家人在唐人街继续过着刻板的生活。可安娜不甘于像父母一样死守在唐人街，她痛恨这种被家庭亲情困住、不能自由选择的感觉。如果选择女友这个身份，则意味着对父母的背叛，意味着摆脱父母的护翼到家以外的地方生活。离开家后的安娜无法真正融入外面的世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安娜不能同时具备女儿和女友的双重伦理身份。两种身份的冲突使安娜陷于两难，导致安娜在双重伦理身份及其相应的责任之间难以作出非此即彼的伦理选择，埋下了悲剧命运的隐患。当二者无法取得平衡时，安娜作出了从南平园的13层跳下结束自己生命的伦理选择。

安娜深陷双重伦理身份的悖论中，寻求不到出路，只能选择跳楼自杀。当她自杀落地的一瞬间，安娜的骨骸不再完整，而梁家也因她的自杀分崩离析。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而言，安娜自杀是具有转折性质的伦理事件，构成作品中的伦理结，致使小说中相关人物的伦理身份以及彼此间的伦理关系发生了不可扭转的改变。

（二）身份的伦理悖论

在儒家文化中，家的中心是由男性支撑统治的。在中国人心中，父亲是家庭的权威，不但给予孩子生命，而且是孩子成长的引路人。在安娜的眼中，父亲利昂时常出海，游离于家庭中心之外，母亲才是家庭的主心骨。安娜出世时父亲在遥远的大海上，是母亲取的名字；祖父死时父亲同样在海上，是母亲独自操办丧事。生活的艰辛和父亲利昂的逃避致使母亲有了婚外情，原本不和谐的婚姻更是雪上加霜。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利昂选择在安娜死后再次离家出走，搬到老年公寓，把家庭的责任推到妻子和大女儿莱拉身上。利昂不能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儿女们的榜样，丧失了作为父亲的地位和威严，成为女儿们眼中不讲情理、不负责任的男人，一个失败的父亲。

造成利昂在家庭中主体身份缺失的原因除了其自身原因外，也与当时的伦理环境相关。1882年，美国政府实施的《排华法案》剥夺了华人移民的美国公民权。此后，在美华人的家人要进入美国更是困难重重。种种限制下，为了获得进入美国的准许，靠“契纸”建立的无血缘关系家庭和“契纸儿子”大量产生。

利昂正是“契纸儿子”中的一员，他与梁父无血缘关系，伦理关系是靠“契纸”建立的。聂珍钊指出，“由于社会身份指的是人在社会上拥有的身份，即一个人在社会上被认可或接受的身份，因此社会身份的性质是伦理的性质，社会身份也就是伦理身份”[4]。利昂是“契纸儿子”，他在美国的身份需要靠各种档案证明，他在美国的合法性只能靠权威机构来裁决。利昂保留了历年来所有与身份、就业、入伍等相关的信件、表格、申请书，以此认识、回顾、证明自己在美国的生活轨迹。利昂是工人、商人、雇员和居家的男人，这些根据法律需求将身份一一归档的过程，“认识你自己”变得越来越艰难。利昂在真假身份之间摇摆，不是“不能说”[5]，而是只能说谎。当社会安全局要求他提供一纸档案证明他在美国这些年来固定不变的身份时，利昂陷入了尴尬之中，如果他向社会安全局出示写着他真实姓名和日期的文件，则是对他现在身份的一种否定；如果出示所有的申请信、表格等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否定，因为在美国的几十年中利昂一直处于被拒绝中。在美国失去血统文化身份后，利昂新的伦理身份建构同当时的伦理环境不断产生矛盾。利昂在自我否定和被迫说谎间循环往复，真话与假话之间变得模糊不清，利昂陷入了对自我身份的伦理悖论当中，寻求不到出路，像“幽灵”一样漂在美国。

（三）顿悟后的伦理选择

梁家三姐妹都是在美国出生的新生代华裔，与父辈相比，她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除了与生俱来的外表特征外，她们受到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思想观念比父辈更加开放和包容，她们以新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伦理身份。安娜在女儿和女友的身份之间左右摇摆，痛苦不堪，最终以结束生命作为最后的抵抗。三妹尼娜崇尚民主、自由，对家庭和社会赋予她的既定华裔身份深感不满，在家庭遭遇重创后，选择了美国人这一伦理身份。大姐莱拉在寻求安娜跳楼身亡原因的同时，也经历了对自身伦理身份的质疑和探寻，并作出与两个妹妹截然不同的选择。

在伦理身份上，莱拉是父母的女儿、安娜和尼娜的姐妹、梅森的女友，莱拉试图在诸多伦理身份中寻求平衡。作为家中长女，莱拉从小充当父母的桥梁，以及父母与社会之间的桥梁。莱拉与父亲利昂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利昂与妻子结婚时，莱拉已经6岁。但莱拉与父亲的感情超越了血缘，充满信任和爱。当莱拉违背母亲意愿与男友悄悄注册结婚后，她第一个想告知的人是继父利昂；为了不让利昂在街上闲逛，莱拉甚至家访时都带着他。莱拉又是一个矛盾结合体，一方面她身上带着像尼娜一样的 “美国性”，她和男友一起吸食毒品，未婚同居，在结婚这件事情上罔顾母亲意见，顶撞父母等；另一方面，她身上又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孝顺父母，照顾姐妹，在安娜去世后，更是扮演着“母亲”的角色，以女性的细腻照顾父母，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安娜的死一度让梁家分崩离析，家庭成员深陷家庭困境和伦理危机当中，莱拉也深感内疚和懊悔，总是沉溺于过往当中，挣脱不了往昔的藩篱。而安娜的死也让莱拉重新审视自身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伦理身份，在中国文化属性和美国国籍之间是不是真的要像妹妹们一样，难以寻求平衡只能二者择其一？莱拉在思考后有了自己的选择。

莱拉的选择首先建立在对父辈的理解上。莱拉理解父母的艰辛，意识到父母在美国社会的身份尴尬。在帮助父亲申请社会保险金时，她翻看了父亲珍藏的所有文件，充分理解利昂多年来的痛苦，对父亲曾遭受的种族和职业歧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母亲身上，她体会到了传统中国女性身上所具备的善良、坚韧等优秀品德。因此，一方面，莱拉尽力去了解父母身上的中国传统品德和他们的真实想法，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莱拉在尽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保留自己的身份不被完全同化。与安娜和尼娜相比，莱拉的身份是流动的，根据伦理环境的改变而变化。莱拉认同自己身上的中国文化属性，同时也肯定自己的华裔美国人身份，在过去和现在、个人和家庭、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影响之间追寻平衡。莱拉最后选择离开唐人街的家时，她明白“心是永远不会移动的”[6]。莱拉在拥有新的文化身份的同时，对自己的文化之根仍然铭记于心。她的离开是对自己伦理身份的一种顿悟：不愿意像安娜和尼娜一样付出巨大的代价却依然不能获得理想的归宿，也不愿意为了追求自我而远离家庭，更不愿意为了顺应父母而失去自我。莱拉意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的对父母、对男友和对自己的责任，她坦言：“我是个契纸儿子的女儿。”[6]她把过往的所有留在了包容她成长的唐人街，带着父母在她身上留下的中国印记继续前行。莱拉在经历了家庭困境和伦理危机后，重构新的伦理秩序，构建新的伦理身份。

三、结束语

文学伦理学认为，“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理解文学的前提是将其回归到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1]。在《骨》这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中，作者伍慧明关注了美国种族主义阴影下中国两代移民在社会边缘所作的不懈努力与斗争，向读者展现了美国华裔在双重文化生活中的经历，揭示了美国华裔在伦理身份认知和找寻过程中遭遇的不幸和困惑。作品中展现的家庭成员从家庭危机到伦理失衡再到理性复归的历程，更折射出华裔在跨文化环境和异质伦理语境中，融入美国文化、建构自我身份的复杂心路历程。文学作品的意义也因此超出文本范围，通过解构自己提供多重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