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考工记》的多重空间意蕴

王宏妍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考工记》是王安忆2018年9月出版的最新长篇小说，也是继《长恨歌》后，时隔23年完成的又一部低回婉转的上海别传。“空间是融于时间的，在一定意义上时间与空间是一体的。”[1]关于上海的岁月增叠，王安忆始终存有一抹淡淡的都市乡愁，所以，她致力于在作品中构建一系列关于上海的城市审美空间。从《长恨歌》到《考工记》，王安忆皆以世俗烟火着墨，以普世大众生命历程为参照，娓娓向读者讲述不同时期的沪上繁华。相较于《长恨歌》将整个大上海作为主人公王琦瑶软红十丈的沪梦映衬，《考工记》则从无形至有形，将叙事镜头聚焦于一幢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宅，以主人公陈书玉平凡而又独特的命运遭遇为经，以老宅漫长的时光记忆为纬，沉淀、铺展、织就出家宅、内心和城市等多重空间。时代飞扬，60多个寒暑的洗礼促成了陈书玉与老宅几近一体的状态，在人与屋的互为写照中，埋藏在多重空间背后的，关于个人困顿、友朋亲疏、家族聚散、时代胶着等的感伤，也围绕二者徐徐荡漾开来。

一、家宅空间：集体记忆的压缩

空间在小说叙事中承担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2]，《考工记》即是如此。王安忆通过描绘一幢老宅现实空间的沉浮聚散，表现上海城市空间的百年变迁。并且，她延续“个人时间里的历史时间”这一早期小说创作方式，将个体命运与时代脉络相互连接，架构出一处独特的家宅空间。故事中，世家子弟陈书玉的祖上风光早已被数百年的时间冲刷殆尽，昔日的豪门阔户仿佛是一艘在水中浸淫已久的航船，随时都有在波掀浪涌中倾覆的可能。坊间关于往日家族的荣耀传闻，只剩一幢丹楹刻桷，却难掩岁月斑驳的老宅。大时代浩荡激情冲击下，“四小开”中其他三人皆被分散到各处，唯独陈书玉偏安在老宅这一历史缝隙中，度一己悲欢，却在不知不觉间和其一起成为时代的参照。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说：“一切重要的形象都同时有历史和史前史。它们总是既是回忆又是传说。”[3]陈书玉父辈人记忆及坊间极具传奇色彩的流言，为老宅过往岁月笼罩了一层神秘面纱，通过祖父和父辈零散的话语和坊间不同版本的传闻，陈书玉得以了解到一些与家族过往有关的“碎片”。宅子的确切源头已经无处可考，但陈家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晚清，经营码头和船号的商贾之家一时风光无限，即便后来产业被晚清政府收购，所得的财富也能维持家族体面至今。老宅中的精致技艺更是为祖上风光提供了切实证明——若无足够显赫的过往，怎能购得墙头游龙、金砖铺地的官宦之家。但岁月沧桑、季节流转，昔日家族的光芒终究难以为继。小说开篇，历经战乱漂泊的陈书玉回到上海，用他熟悉而陌生的眼光再次打量老宅，所见的是一副考究但颓败的景象，“天井的地砖，覆了青苔，厚而且匀，起着茸头，亮晶晶的。两口大缸被浮萍封面，面上又盖了落叶，青黄错杂，倒像织锦”[4]。老宅留给陈书玉的是无尽的空旷，战火中的上海本就是一座孤岛，而老宅又在其中遗世独立，悄然将时代分隔为两片天空，不单是与外界的被迫隔离，仿佛有某种刻意的回避。

因祖产丰厚，陈书玉一家人头脑中早就没有了劳动的概念，一群人居住在老宅中，躲避着外界的日月天光。虽然逃难回归的陈家人一时间仍摆脱不了旧有生活的惯性，对现实风向反应迟钝，但也不得不正视起生活的龃龉。家中积存匮缺，兄弟姐妹四散为稻粱谋，昔日的阿陈为负担生计开始修表，姑婆为存私房钱染指公帐，甚至整日研习书画的祖父，都用瘦金体记起了日常的流水账……现实不经意间的变奏隐匿在生活的恒常之中。“西厢四小开”中的其他三人也都猝不及防地被时代裹挟向前，仓皇应对着现实变化：奚子投身革命，更名改姓，杳无音讯；大虞家道中落，迁居乡下，隐姓埋名；朱朱则娶妻生子，牵扯官司，最终移居香港。陈书玉“曾以为，是那宅子，和宅子里的人拖累他，但大虞和朱朱的遭际却让他怀疑起来，分明感觉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暗中起着作用，就像水底深处的潜流，这股力量的名字叫‘宿命’”[4]。其实，所谓的宿命不过是对时代进程不可控的无奈与感伤，任何人都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表情，陈书玉别无选择，只有在弥散着旧时代余韵遗绪的老宅中，战战兢兢、随波逐流接受时代的修复与改造。

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始终不曾放弃对老宅的启蒙和解构，看似深潭一般幽静的老宅，实则从未伫立于时代变化之外。老宅空间的每一处存在都浸染着时间缝隙中的回忆，关于时代的细微改变、市民的生活图景、政治的风起雨落，都能在其中找到明确踪迹。当街道瓶盖厂进入，嘈杂的机器声打破了这处原本萧瑟死寂的空间时，老宅和时代之间就形成紧密的联系，之后每一处历史拐点，陈书玉都和它一起，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参与其中。三年困难时期，老宅见证了城市膏腴的渐趋瘠薄；全民大炼钢铁，宅子中承载时间记忆的金属器物化为创造新世界的炙热火光；“文革”时期，宅子中的古书、卷轴、折扇、盒香等物助燃着虚无的革命热情；粉碎“四人帮”后，老宅又成为纾解历史创伤，充满希望的高考补习之所；改革开放中，老宅冷眼凝视着机巧、浇薄的世事人情；进入新世纪，老宅拥有了文物身份，但历经严寒酷暑，宅子和宅子中的人都已走到了生命的残破处，随时可能和歪斜的防火墙一道，向时代发出一声庄重的叹息。

二、内心空间：身份认同的困境

狄德罗曾说：“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5]陈书玉封闭、怯懦、优柔软弱的性格源于他的身份符号——“世家小开”。“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上，代表性和代表行为总是和身份认同——或者身份无法认同——问题相关联。”[6]家道中落、时代更迭的环境下，陈书玉身份面临着无法获得认同的囧境，无论社会还是家庭空间，他仿佛都是局外人。陈书玉的身份认同困境首先源于社会政治的变革，旧时代用一堵高墙隔出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阶层，新社会却用无形的观念划分出了不同群体，陈书玉的身份显然不为新社会所认可接纳。并且，心理和文化差异还加深了陈书玉对自己身份的偏见，以致他在社会纷争和政治拷问中内心始终被惊惧牢牢攫住。陈书玉身份认同困境的根源在于自我认知的焦虑，从小成长于繁华末梢拮据环境中的他，一直在“终有穿帮的一日”的危机里小心翼翼地维持所谓世家子弟的体面。陈书玉并不像王琦瑶那般留恋虚无缥缈的旧韵，反而急切地想摆脱身份的桎梏，所以，在大虞说他是坐在金盆里洗澡时，他才回应“我倒宁愿是你家的木头脚盆”[4]。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令他一生都不能酣畅。

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情感形成和其所处环境及生存空间有着密切联系。“‘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已要素中存在。”[7]《考工记》中，现实空间对人物性格、情感空间的影响尤为明显，小说中不同空间的关系体现出彼此独立又相互契合的特点，现实空间和建筑空间的变化不仅仅映照着社会空间的变迁，同时还承担了生成情感场所的功能。遮身寄足的老宅在情感空间维度中从未让陈书玉体会到所谓的“在家感”，也并没有成为他逃离世俗之外的精神高地。望之俨然的老宅更像是旧时代的拖尾，泛着晦暗幽光的旧空间让宅子里的人似乎还没有经历童年，便已被浸染得未老先衰，瑟缩在被时代遗忘的角落，成为没有情感的器物。时代的奔腾活跃令陈书玉显得愈加不合时宜，宅子中仿佛有一把无形的枷锁，让他心生忌惮又无处逃离，焦虑和畏惧充溢在他看似波澜不惊的情感空间背后，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单纯又复杂的旋律。看似无限大的空间实则极其小，以至狭窄到无处安放灵魂，他只能在灰暗岁月中独自咀嚼扑面而来的困难和寂寞。

生存空间的异化是情感空间异化的开始，老宅情感空间缺乏温度的直接原因就是奢侈繁华的过往不复。有限的资源面前，人与人之间早已顾不得亲情体面。他们的关系在日常生活的磕碰中渐行渐远，每个人都摆出一副锱铢必较、绝不妥协的姿态，甚至连父母对子女都客套得近乎虚伪。对物质的过度关注使他们的情感世界变得日益逼仄，人和人之间形成强烈的陌生感，近乎封闭的现实空间叠加畸形异化的情感世界，老宅中的人几乎成了被时间忽略的没有情感的生物。陈书玉在第一次正面打量姑婆后，“他走神了，想这老宅子里孵出什么样的物种啊！又老又嫩，仿佛活化石”[4]。惶遽的世事里，遮掩和逃避成了每个人不约而同的选择，宅子里的人四散离开后，祖坟迁移、姑婆张贴大字报等事件，令本就疏淡的亲情观念终至全无。亲人对于陈书玉的意义一直有如暖风隔岸，亲情缺憾的烙印一直是他情感空间中的创伤性存在。因此，他选择以孤独自守、封闭内心、缄口不言来应对情感缺失并保护自己，甚至连少年情怀一朝触动，也不敢有所表示，任其为日后沉甸甸的时光增添又一抹感伤。

人物的性格特点可以通过其情感经历得到有效验证。陈书玉爱慕的女性在性格上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她们身上都具有不同于寻常女子的英气和担当，这恰好与陈书玉怯懦、自卑的性格形成互补。而两次模糊情感经历作为他人生中仅有的闪光，更从侧面进一步表现他内心世界的封闭自守和他因身份焦虑而产生的极度不自信。与采采相识本来不过是交际场中的逢场作戏，但绮年玉貌、眼神交汇的一瞬难免触动真心，采采识透了阿陈的仁厚心，也看中了世家的风光，对其倾心暗示，但中空的家境和身份的自卑感让陈书玉变得敏感多思，不敢担负起成家立业的责任。西南之行恰好为他提供了落荒而逃的借口，不期然的一段邂逅以不告而别匆匆落幕，再回头时，已过万里，故人长绝，只能感伤流年终不可继。朱朱入狱，在与其妻子冉太太的接触中，陈书玉心中对这位举手投足间从容不迫的女子生出了有违常理的情愫，尽管内心经历了迟疑、自重、辗转、变迁等种种感伤，但这份模糊的情感却自始至终只有他一人存在。“别后相思空一水”，数年后的一句“见字如面”就能轻易地勾起陈书玉内心的无限惆怅，可他却一直没有勇气将这份情感向任何人提起。

三、城市空间：历史诗学的建构

王安忆在小说第一章中写道：“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4]从这句话看，小说《考工记》似乎与历史并无太多关联，但实际却并非如此，“与其说王安忆试图描述一个游离于大历史之外的世俗故事，倒不如说，她在刻意保持一种距离，从而能够更为从容地描述大历史的丰富表情”[8]。《考工记》原本是一部详细记录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官营手工业规范和制造工艺的历史文献，而《考工记·匠人》一节中，“匠人营国”的说法更是从某种角度阐释了小说中历史、技艺和人之间的复杂联系。所以，在王安忆将其作为小说题目时，整篇小说就被赋予了浓厚的历史气息。亨利·詹姆斯说：“小说乃是历史，这是唯一相当准确地反映着小说本质的定义。”[9]《考工记》中，王安忆深入历史深层，运用家国同构、互为肌理的表现手法将宏阔壮烈的大历史器物化、拟人化，透过微观视域，对曾经碧瓦朱甍、雕梁绣户的百年老宅建造技艺的考工，以及对主人公陈书玉琐细日常的描写，将格物、宿命在作品中延伸，串联起了上海城市空间一个甲子的变迁。

历史空间从来都不是顷刻间的云水激荡，而是日常生活的点滴累积。“长久以来，日常生活因其庸常、琐碎、世俗的本性被长期地疏离于宏大的社会改造之外，文学艺术也都自觉打碎日常生活的自身逻辑，剔除其平庸本性，在将日常生活理性化、历史化、本质化的同时，形成了宏大叙事的诗意氛围[10]。《考工记》则正好与之相反，作者在微观叙事中赋予小说中的具体形象以某种特殊含义，以具有代表性的“物”隐喻大的社会历史变迁，用隐而不显的“人”重新审视历史空间中的种种过往。老宅是上海城市空间的独有特征，主人公陈书玉则是上海众多平凡市民的缩影，宅子在陈书玉和其祖辈的生活中不断见证着时代风云，陈书玉的一生也在见证着老宅复杂变迁，无数个这样的宅子和宅子里的人共同造就了历史，而历史也不断用独特的技艺在塑造着宅子和宅子中的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无处不在、赋形于世间万事万物的精致技艺，代代相传的技艺又无一不是体现着从苍茫到渺小的历史。因此，主人公陈书玉一直在试图对宅子的年代、工艺进行考察、探寻，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在对自身的人生意义进行探求，对历史的繁华凋敝进行考工。

从张爱玲可以让一座城为成全一段情而倾颓的《倾城之恋》，到王安忆可以让一个时代为成就一部传奇而模糊的《长恨歌》，历史在上海作家笔下似乎一直是一处多情的存在。然而，时隔23年，王安忆写作《考工记》的目的似乎不止于再续一段长恨无绝的风花雪月，更多的是想要表达对上海这座城市和历史的深情。《考工记》在老宅榫头和榫眼、梁和椽、斗和拱的咬合中展开了从晚清上海开埠到新世纪初近两百年的叙事时空，上海的历史，不是只有纸醉金迷、繁华喧闹的表象，漫长的时光还沉淀了精致细腻的文化。但当新文化的输入超出了旧文化所能承载的限度与范围，旧文化势必面临着破裂和衰败。老宅当初惊艳绝伦的形制做工终归在岁月的侵蚀下模糊了轮廓，对木器手工痴情了一生的“大木匠”大虞也未能完成老宅的修缮计划而仓促离世，最终只剩一块“煮书亭”石碑供人凭悼感伤。建筑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更是承载时代精神重要的艺术样态，一梁一榫中缠绕着时光的轨迹，一墙一瓦间雕琢着文化的内涵。小说中王安忆用大量近乎工笔的刻画详细描述建筑业和木器手工业精湛绝伦的技艺，这绝非是作者一时兴起的闲来之笔，在这些精致器物和繁复雕饰的背后，埋藏的是其对上海数百年历史的深情以及对时代变迁的感伤。

王安忆在《考工记》中延续了《长恨歌》一贯的怀旧情绪，老宅被她赋予一种历史文化的穿越感，还在其中包蕴了传统文化精神流逝在现代性中的悲怆与苍凉。因此，小说全篇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层感伤的气息：感伤陈书玉的人生经历，宿命无常；感伤老宅的繁华流离，迟暮凋零；感伤历史的浮沉激荡，旧韵难寻。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感伤之余，王安忆也深刻地向人们诠释了历史进程的不可逆性，一切只能像主人公陈书玉对待生活的态度那般 “顺其自然”。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关于新旧文化的争论一直是历史与时代绕不开的难题，人们既畏惧现代化气势汹汹将旧历史的余韵碾压殆尽，又忧虑旧时代的虚无阻碍了现代社会的有序向前。基于时代的焦虑，王安忆以考工历史的方式回应了这个历史难题，旧历史应该被铭记和缅怀，但新历史也值得被感召和期待，历史的每一次断裂和变化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开始。陈书玉用一生的时间对老宅和自身进行考工，这其中的意义，不只是表达个体与时代的别样情怀，而是在新旧时代的涤荡中，对旧历史进行尊严的告别。但值得注意的是，顺其自然不等于顺水推舟，时代恒常，只有完成了对过往时光中心灵和历史的拷问，才会更真切地理解历史在断裂和连续的交替中弹奏出的错落有致的韵律，从而更加从容地迎接新历史的到来。从王琦瑶到陈书玉，王安忆不仅换了一双眼睛回望过去，更是换了一种心境看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