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甲骨学的全面总结和展望
——读王宇信、具隆会的《甲骨学发展120年》

郭胜强

(安阳师范学院 甲骨文研究院,河南 安阳 455000)

1945年傅斯年先生在为董作宾先生的《殷历谱》作序中曾指出：“许多杰出学者对甲骨文进行研究，但只有4个成绩卓越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作出贡献的著名专家，由他率领学者们在前进的征途上迈进一步。实际上这些专家的著作都是综合性的。这四部里程碑的著作是：(1)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2)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3)郭沫若的《卜辞通纂》；(4)董作宾的《殷历谱》。”(1)傅斯年：《殷历谱·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4月。又载《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1、2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11月。

1949年甲骨文发现50周年的时候，胡厚宣先生出版了《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商务印书馆，1951年)。1959年甲骨文发现六十周年的时候，出版了董作宾先生的《甲骨学六十年》(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年)。1999年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的时候，王宇信、孟世凯、宋镇豪、 杨升南、常玉芝等先生编著了《甲骨学1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009年甲骨文发现110周年的时候，王宇信先生出版了《新中国甲骨学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这些著作，详细总结了甲骨文发现100年以来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甲骨文发现发掘、整理收藏、著录考释的历史，论述了甲骨学的基础工作和深入研究，作者非常科学地以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78年为界，将甲骨学研究划分为甲骨学的“先史”时期、甲骨文的非科学发掘和甲骨学草创时期、甲骨文的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发展时期、甲骨学的深入研究时期等几个历史阶段，论述了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史的成果，为今后甲骨学商史研究指出了方向。因此，这些著作可以说是不同历史时期甲骨学发展史上里程碑著作。

新世纪里，殷墟甲骨文研究取得重大成就和发展，2006年安阳殷墟正式获准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不仅弘扬了我们伟大祖国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展现了殷商文化重要价值，也为殷墟保护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环境，为甲骨学殷商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2017年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世界对甲骨文文献重要价值的高度认可，使甲骨文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谈到甲骨文，2016年他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2019年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

习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了方向，对甲骨文研究者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这就标志甲骨学研究进入了“政府推动下的甲骨文研究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新阶段”。正如原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文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杜占元先生所指出：“从清末学者王懿荣‘一片甲骨惊天下’到今天已经过去将近120年，经过几代学者苦心孤诣，薪火相传，甲骨文研究取得显著成果，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集大成的甲骨文著录与文献集成相继问世，甲骨文相关工具书也越来越完备，研究方法也有了长足的发展。”(2)杜占元：《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发布会上的讲话》，2017年12月26日。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下，回顾甲骨学120年来的发展历程，检索120年来已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展望甲骨学未来发展的趋势，请党和政府检阅甲骨学研究队伍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文字博物馆顾问、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研究院教授王宇信先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具隆会先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教育部及国家语委甲骨文研究与应用专项《甲骨学发展120年》应运而生，成为甲骨学史上的又一里程碑著作。

《甲骨学发展120年》印制精美，图文并茂，回顾总结了120年来甲骨文发现发掘和整理收藏的历史，有关甲骨学的基本知识和几代学人在甲骨学领域研究探索、继承弘扬、开拓创新等方面所取得重大成果，是面向专业研究者和一般读者的综合性学术著作。承蒙作者以书相赠，我们认真拜读，细细品味，和以前的同类著作《甲骨学一百年》《新中国甲骨学六十年》等比起来，深感该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的学术创新和亮点。

第一，着力阐述甲骨文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弘扬

在第一章第二节“甲骨文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弘扬”中，作者从九个方面对甲骨文和商代历史研究、甲骨文与中国考古学、甲骨文与汉语史和语法学、甲骨文与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弘扬、甲骨文与医学、甲骨文与天文历法、甲骨文与中国青铜时代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是对“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重要指示的很好诠释。

例如以前的著作在讲述甲骨文源头的时候，往往只是简略的谈到陶器石器上的刻画符号，《甲骨学发展120年》在甲骨文与汉语史和语法学一节中，则从仓颉造字传说，结绳记事传说，刻木为记，阴山岩画，仰韶文化陶器符号，到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龙山丁公陶文、高邮龙冉庄刻文、澄湖陶罐刻文，陶寺、二里头、王城岗等遗址发现的早期“文”字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最后得出结论“甲骨文与大汶口文化、陶寺、登封告成镇王城岗等地发现的文字符号是一脉相承的，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P72)使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文字，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

第二，详细论述介绍了120年来甲骨文发现发掘的历史

作者王宇信先生指出：“本书定名《发展120年》，因而在已出版的《100年》《60年》等总结综述性著作中，所不便叙述的甲骨学发展的一些具体过程，或不够叙述‘规格’入书的一些内容，可以从叙述‘发展’过程的需要出发，在本书中较为详备的加以追述；”[1](P3)《甲骨学发展120年》从发展史的角度，在第二章120年甲骨文的发现发掘中，分九节详细介绍了殷墟甲骨文的埋藏时期、“药材”时期、私人挖掘时期、“科学”发掘时期、新中国殷墟考古持续的进行与甲骨文的出土、安阳殷墟以外地区出土的商代有字甲骨、国内外甲骨文的收藏、西周甲骨等问题。

特别是第五节，从董作宾赴安阳先期调查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殷墟发掘，从董作宾、郭宝钧等挥起了殷墟发掘的第一铲到李济出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主持殷墟发掘，再到梁思永、石璋如、尹达等加盟殷墟发掘团队，从小屯到后岗、四盘磨，从洹水南岸到洹水北岸，从挖掘甲骨到寻找建筑基址，再到发掘殷王陵，详细介绍了十五次殷墟科学发掘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发掘过程、主要收获等基本情况。同时还介绍了发掘期间发生的一些逸闻轶事，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河南省博物馆关于殷墟发掘权之争、河南省博物馆发掘人员驻地甲骨被盗案、YH127 甲骨历险记等。

这些情况除了胡厚宣的《殷墟发掘》、石璋如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石璋如先生访谈记录》等著作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外，一般书中大都是简单谈及，而两书一是出版时间较早一是在台出版，一般读者很难见到。《甲骨学发展120年》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便于人们对中国近代考古学形成时期的考古工作有一深入了解。

书中还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四大导师”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和“十兄弟”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尹达等进行了全面介绍。通过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从事发掘和研究，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西南大后方辗转迁徙。他们在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持学术研究，其中不少人直接奔赴抗日第一线，使我们看到我国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捍卫中华民族的自主独立，而始终如一、坚持不懈、英勇奋斗的高尚精神和爱国情怀。

本章插图除了历史老照片外，还增加了不少新绘制的精美图片，这些图片加上作者精心构思，可谓是妙趣横生，而画龙点睛的配文更显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第三，向党和政府汇报：“绝学”、冷门学科后继有人

120年来甲骨学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已由开始少数文人书斋中的文字考释发展成为一门涉及到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人类学、文学艺术等多学科的蔚为大观的国际性学问，学术成果丰富，学术队伍阵容庞大。早在甲骨文发现五十周年的时候，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曾统计，自甲骨文发现至1949年的前50年内，有关论著为876种，其中撰述148种，论文728种；研究甲骨学殷商史而有论著的作者，人数为289人，其中中国230人，外国59人。[2]1999年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的时候，著名甲骨学家宋镇豪先生、常耀华先生统计：“我们现在根据本书(《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的统计，一百年有关论著超过了1万种，作者队伍加起来达到3834人，其中中国(包括台湾、港澳地区)3332人，外国502人”。[3]至今又过去了20年，尚未见有人做这一繁重琐碎的统计工作，但研究队伍阵容肯定会更加庞大。

按照惯例，《甲骨文发展120年》第五章介绍了120年来甲骨学发展史上有贡献的甲骨学家。面对数千人之多的研究队伍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重点的介绍。他们之中有泽被学界的甲骨学发展史上的四个第一人：王懿荣、刘鹗、孙怡让、王襄；甲骨学“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甲骨学权威大师“八老”：容庚、于省吾、唐兰、商承祚、陈梦家、胡厚宣、严一萍、饶宗颐；甲骨学“六外国权威”学者：明义士、岛邦男、雷焕章、伊藤道治、吉德炜、松丸道雄。还有至今仍活耀在学术界，继续发挥余热的甲骨学“五资深学者”：李学勤、裘锡圭、王宇信、刘一曼、许进雄；甲骨学“七领军”学者：葛英会、朱凤瀚、宋镇豪、黄天树、蔡泽茂、朱歧祥、吴振武。更有年富力强、学有所成、成绩斐然的甲骨学“九新秀”和风华正茂、朝气蓬勃、脱颖而出的甲骨学灿烂新星。

像这样堪称“全家福”式的甲骨学“六世同堂”大合影，在此前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是没有的，显示了作者“缅怀、致敬为甲骨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寄希望于群星灿烂的研究新秀”[1](P4)的苦心孤诣。我们统计，老一代的甲骨学家包括四个第一人、“四堂”“八老”“六外国权威”“五资深”学者共计27人，而青年甲骨学家包括“九新秀”和灿烂群星共计38人。这一方面是作者对青年学子的鞭策鼓励、寄以厚望，更是向党和政府、向习总书记的郑重汇报：“绝学”、冷门学科后继有人。

第四，将甲骨文书法艺术请入甲骨学神圣殿堂

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开创者罗振玉先生曾说：“昨以小憩尘劳，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先后三日夕遂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3)罗振玉：《集殷契文字楹联》前言。也许是受这句“小憩尘劳”之说的影响，比甲骨学诞生稍晚的甲骨文书法艺术似乎被认为是休闲消遣之作，始终难登甲骨学大雅之堂。1984年秋季，在安阳市召开以甲骨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结束之后紧接着又召开以甲骨文书法创作为主要内容的“殷墟笔会”，两者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中国书法艺术是世界各民族文字中独有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也大放光彩。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艺术长河里，有一支古老而年青的奇葩，这就是甲骨文书法艺术。甲骨文书法是中国书法的重要源头，对现代书法艺术的推陈出新，对书学演进史的慎终追远、探本朔源都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当代广大人民群众正是通过甲骨文书法来认识甲骨文，对于普及甲骨文基本知识、普及学者研究甲骨文的新成果及推动甲骨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正如王宇信所指出：“甲骨文研究这一‘阳春白雪’，正是通过甲骨文书法这一艺术形式，才走进人民大众之中，从而使更多的人民群众喜爱甲骨文，普及了甲骨文的知识和增强社会认同感。”[1](P2)

王宇信先生十分重视弘扬甲骨文书法艺术，在他的多种著作中谈到甲骨书法。1989年他在《甲骨学通论》中就专门列出一章“甲骨文与甲骨书法”，分三节进行了论述。还写出了《谈甲骨文与甲骨文书法》《甲骨文基础知识——为甲骨文书法爱好者而写》《甲骨文：镌刻文明的国宝》等多种读物。在当时缺少资料的情况下，该书和这些文章成为广大甲骨文爱好者和甲骨文书法艺术爱好者的入门必读教材。

他不断利用题词、留言等机会创作书写甲骨书法作品，鼓励甲骨文爱好者书写，在他的指引和影响下不少人都走上甲骨文书法创作之路。他还先后为雷声、金开、谢兆刚、魏峰、李来付、李俊国等甲骨文书法家个人甲骨书法集和各地各种甲骨文书法大赛作品集写序，一方面予以热情鼓励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对指导甲骨文书法的健康发展，引领甲骨书法发展的方向很有意义。2014年11月，朱月萍女士将这些读物和序言并王宇信先生的十余幅甲骨文书法作品集为《王宇信甲骨文书法论序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受到甲骨书法界和爱好者及广大读者的普遍认同和好评。

在各地各级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以王宇信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奔走呼号下，在广大甲骨文书法家和爱好者积极努力下，目前甲骨文书法艺术园地里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作者在《甲骨学发展120年》以相当的篇幅给以全面的总结和高度的评价，主要表现在五个各方面。首先，各地甲骨文书法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据统计全国34个省、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直辖市，有33个成立了甲骨文书法协会或研究院，共计有884个，如此庞大阵容的群众性学术组织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第二，甲骨书法研讨会的召开。第三，甲骨书法大展的举办。第四，甲骨书法研究著作问世，包括上述王宇信先生的《王宇信甲骨文书法论序集》，重要的还有马如森先生的《甲骨文书法大字典》、陈爱民先生的《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研究》、贾书晟先生的《殷墟甲骨文书法探赜》等。这些著作将甲骨文书法理论推进了一大步，为甲骨文书法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六，甲骨文走出象牙塔，走向人民大众，走向世界。所有这些成果，表明甲骨文书法艺术已登上了甲骨学神圣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