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训文献看晚明士大夫的治家认识
——以方弘静《家训》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传统中国家训主要用于训示、教诫子孙，以治理家政，进而服务于平天下的最终目标。故而，家训文献必须具备足够的权威、具体的目标和相应的手段。这些内容直接反映出家训作者对于家庭治理的认识，它们不仅会受到之前经典家训文本的影响，还有着家训产生时代的烙印。尽管家训作者身份具有足够的权威，或者使用家谱、乡约等特殊文本阐述家训时，个人或文本会直接提供家训所需要的治家权威，家训作者会侧重于阐述后两部分，而弱化前者，但削弱并不意味着消失，三者共存仍是现存家训文献当中的普遍现象。

就传统中国家训发展史而言，明清时期产出了大量的相关文献，细观其中脉络，可发现明清家训的盛况肇始于明嘉靖朝。以数量论，依照相关学者的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共有相关家训文献238种，而在37种明代家训中，仅有6种成书于嘉靖之前。(1)陆睿：《明清家训文献考论》，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就作者身份而言，大部分均出自于士大夫之手。家训文献的庞大规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产生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2)陈延斌：《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王雪萍：《明清家训中驭婢言论的历史解读》，《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陈时龙：《论六谕和明清族规家训》，《安徽史学》2017年第6期。但学者大多关注家训文献的内容、特征及体现出的价值观，对于文本所反映的作者意图及其与当时社会的关联则讨论较少。在31种晚明家训当中，方弘静所撰的《家训》体量较大，涉及范围较宽，在具有时代共性的同时，也有着自身的特殊之处，成为讨论上述问题的一个范本。正缘于此，本文以晚明士大夫方弘静所撰《家训》为中心，讨论其中的治家观念，进而从另一个侧面探讨时代变迁与家训撰述间的关系。

一、方弘静生平及其《家训》

方弘静(1517—1611年)，字定之，号采山，南直隶徽州府歙县岩镇人。关于其人之生平，已有数

位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韩开元：《诗人方弘静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邱仲麟：《金钱、欲望与世道——方弘静论嘉万之间的社会风气变迁》，《东吴历史学报》第28期，2013年。，在此不一一赘述，仅举其生平部分特点予以论说。首先论及出身与生活时代。方弘静从属于歙县方氏环岩派中川门，此族在明清时期商贾迭出，乃是歙县大族之一。(4)唐力行：《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韩]朴元镐：《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与宗族——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至于其家庭，同样是数辈经商，曾祖方茂富，长期在外经商，至中年时，方才多有积蓄，并回乡定居，留次子京生“屏侍于内”，长子泰孙与三子齐孙继续“殖生于外”。(5)方弘静：《素园存稿》卷20《谱略·谱传述论·德润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63页。泰孙便是方弘静的祖父，其长期在山东经商，“累金至巨万”，并在当地结交士人，之后“挟重资”回乡，屡行善事，时人尊之为“英达长者”。(6)方弘静：《素园存稿》卷20《谱略·谱传述论·通议公》，第366页。至弘静父亲方虎，同样早年在外经商，中年后又转而学医、习儒，“出入医贾，卒归于儒”。(7)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53《祭方小春先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第851—852页。弘静生于明正德十二年，卒于万历三十九年，享年九十五岁，实属长寿。正德至万历年间，正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时刻，社风、世情均有着急剧的变化。(8)陈宝良：《明代社会与文化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而方弘静逝世前后，又是明代国家转至衰亡之时，三十余年后，明亡清兴，政权更迭，社会又再次出现较大的转变。

再次论述个人生涯。方弘静的人生可以中式与致仕两个时间节点分为三个阶段。登科之前，方弘静长期乡居，为县学生员，并逐渐在当地文坛展现声名，二十六岁时，与程诰、王寅、陈有守等人创立徽州著名诗社天都社。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方弘静考中举人，四年后，参加会试，名列二甲第八名，时年三十四岁。(9)韩开元：《方弘静年谱》，《徽学》第3卷，2004年。此后，方弘静开始了长期的官宦生涯，先后历任多地不同官阶文武职位十数种，只是未曾任职于中央，其间亦有部分年岁去职在乡。在七十三岁时，即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南京粮储职位致仕。(10)顾起元：《懒真草堂集》卷28下《通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采山方公行状》，《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68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叶向高：《苍霞续草》卷11《通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方公墓志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123页。离任五年之后，方弘静回到家乡歙县，除偶有外出，直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卒，在乡时间竟达二十二年之久，并于四年后，诏赠南京工部尚书。(11)《明神宗实录》卷530，万历四十三年三月丙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校印本1962年版，第9973页。

最后阐述其人身份。从方弘静的人生经历来看，其属于典型的传统官僚。而在官宦生涯之外，弘静同样有着相当长的乡居生活，这使得他又具有了乡绅之身份。(12)关于乡绅的定义，参见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在两种身份之外，方弘静还是当时有名的诗人，他年少时便偏爱诗文，“余总角则从先元兄习举子业。举子所业在章句、训诂，不得泛及艺苑，乃元兄所诵习者，皆周汉以前古文词也，余时窃窥而喜之”(13)方弘静：《素园存稿·素园存稿自序》，第13页。，以至于在李维祯笔下，他乃是“少即以诗文着声”。(14)李维祯：《大泌山房集》卷17《〈方少司徒年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0册，第675页。方弘静所撰之诗，在当时与后世皆有较佳的评价，时人袁宏道称之为，“有长庆之实，无其俗；有濂洛之理，无其腐，质在是矣。”(15)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方弘静：《素园存稿》，第8页。钱谦益《列朝诗集》摘其诗三首，并援引王寅所言：“定之抱性幽闲温秀，故其修词吐气有似于人……宛然王孟遗响也”。(16)钱谦益：《列朝诗》丁集卷3《方侍郎弘静》，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71页。总而言之，方弘静的身份多样，但可被归入士大夫群体当中。(17)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方弘静一生留有著作多种，以《素园存稿》与《千一录》两种最为重要，前者是诗文集，后者则属于杂俎，而《家训》便是录于此书当中。《千一录》始撰于郧阳巡抚任上，最终在方弘静致仕乡居后成书，历时长达十四年之久。(18)方弘静：《千一录·千一录自序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卷一至四为《经解》，卷五到八为《子评》，卷九至十二是《诗释》，卷十三至二十二为《客谈》，卷二十三至二十六即是《家训》。其后不久，此四卷《家训》被何伟然删减后以《燕贻法录》为名，纳入《快广书》当中。(19)方弘静：《燕贻法录》，《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473—486页。就收录于《千一录》中的《家训》而言，内容较多，规模较大，但未有明确清晰的排列条理，当为弘静随想随录的缘故。(20)这种家训的创制过程还可见于弘治年间刘良臣所撰的家训，“省侍归来，课农颇暇，年日就衰，旧习犹在，恐懈意一生，终于自弃，乃以所尝经历体验之真切，或偶有一得者，笔之于书，题曰‘克己示儿编’，不拘体裁，不限条目。”刘良臣：《凤川子克己示儿编》，《续修四库全书》第938册，第62页。这种特殊的产出过程，也决定了文本不会是简单的按需而生之物，作者对于文本的影响亦相应较大。这四卷《家训》，全面展现出家训文献的三方面内容，可被视为分析方弘静治家观念的范本。同时，《家训》不仅包含方弘静本人对儒家治家传统的理解，还囊括了他当时能够获得的多样治家经验，故而可被视为研究这一时段士大夫治家观念的一个样本。需要注意的是，《家训》的篇幅与体系安排，自然会对文本的实际训诫功能产生影响，何伟然的删减编辑之举便是明证。反面观之，何伟然的所为，亦证明了弘静《家训》仍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二、治家权威的来源

由于家训将会运用于实际的家庭治理当中，故而作者需要于文本中论述治家权威之由来。就这种权威的论据来源而言，方弘静在使用前贤言行之外，还大量使用具体人物与事件以为论证之资。在此情形下，家训的权威便不仅是圣贤所构筑的理想，更多是个人或家庭经验的总结，进而具备丰富的生活和时代色彩。同时，方弘静还倾向于利用事件正反两方面佐证自身的言论，使得论证有着一定的“画面感”，也更能在实用层面上增加其训诫言论的权威。这种构成，实际上与当时其他家训文献并无根本区别，只是方弘静着重利用历史与时代经验的比重较多，使得《家训》的权威来源较为特殊，具体而言，其治家权威来源是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的。

(一)诸子与名儒的言行

尽管方弘静所处的时代心学大盛，但他显然更倾向于程朱理学，明代著名政治家叶向高有言，“其论学则服膺紫阳，以《太极图》《西铭》《通书》《定性书》为六经羽翼，深恶世之好为异说以掊击儒先者，谓其罪浮于扬雄之僭经”。(21)叶向高：《苍霞续草》卷11《通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方公墓志铭》，第123页。这种学术旨趣也影响到《家训》的制作，文中开宗明义，“圣贤之训，尽在经书。濂、洛、关、闽之学，圣学也。后此者，信而述之，可也。何必别开户牖，凌驾前薪，立异为哉，小子戒之。”(22)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29页。从《家训》内容来看，这些儒家先贤的言行确实构成了家训权威的重要证据。关于孔子言行，文本中共出现了近40次，涉及多个方面，如方弘静援引孔子言论，以劝诫子弟应恭而守礼(23)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46、461页。，又以孔子迁父墓行为为例证，批驳当时因风水而迁葬的行为。(24)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46、461页。孟子的言行同样被方弘静屡次引用，检索《家训》内容，以孟子为证者亦有20余条。例如，以孟子为例劝诫子弟应当浩然有正气(25)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62页。，又以孟子的人生经历论证自己的家教观念。(26)方弘静：《千一录》卷26《家训四》，第482页。宋明理学家们的言论同样成为了《家训》的论据来源，只是数量明显较少，例如提到程颐论及《论语》一书的名言，提醒子弟应多读《论语》。(27)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77、462、466页。至于朱熹，方弘静则主要是以其《家礼》作为立论来源，说明家庭与宗族的祭祀规则。(28)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7—438、430、430、433、435、436页。虽然方弘静在思想上服膺程朱理学，但在家训当中，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观点，以道家言论为例，弘静从老子言语出发，阐释他所认同的生死观念(29)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2、447、454、455、456页。，又通过引用庄子所言，分析家庭关系(30)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7—438、430、430、433、435、436页。与贫富态度。(31)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2、447、454、455、456页。此外，方弘静还在家训中使用了管仲、韩非子、晏婴、淮南子等多位不同派别名家的言论。

(二)历史人物与事件

在历史知识方面，方弘静具有一定的功底，《千一录》谢陛序中有言，“在昔藏书自六家七略之后，则有崇文四库定为经、子、史、集也，迄今中秘因之。余阅方定之先生《千一录》深有所当于衷，初惜无史，阅至‘客谈’，则强半史也。”(32)方弘静：《千一录·千一录序》，第100页。在此历史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方弘静于家训中大量使用历史人物，并兼采历史事件来具体训导、教谕子弟，使得历史经验成为家训权威的重要源泉。就历史人物而言，方弘静使用了三种方式进行阐述，一是凝聚某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弘静直言此是为了见贤思齐，“读史睹古哲人之迹，思企而及之，曰彼何人也，吾恶可不如彼也，斯可与读史矣……见贤而不思齐，见不善而不自省，即淹贯百氏，何以异于庸众人哉？”(33)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2、447、454、455、456页。进而以张良、诸葛亮与范仲淹为例进行分析。二是以人物的具体行为作为阐释对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弘静往往综合多位人物的行为来佐证自身的论点，如“齐王好射，引亏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九石。顾恺之好自矜伐，诸年少因相称誉以为弄。夫人好人誉己，而为所戏弄者多矣。苟知誉我者为戏我，庶几佞人，可远耳。袁嘏诗平平尔，多自谓能，乃遗诮于后世也。小子戒之。”(34)方弘静：《千一录》卷26《家训四》，第480、491页。三是谈论士大夫与风俗间的关联，并以为言论的落脚点，如“殷仲堪性真，素食常五盌，外无余肴。夫五盌，视季文子之无兼味为侈矣，乃犹以俭素率物，江左靡汰之风可睹哉。盖自何王辈来矣，其曰，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此士人所当服膺也。”(35)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2、447、454、455、456页。又如“谢安石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丝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夫贤者，众之表也，忍以其身为厉阶而败，先王之训乎。”(36)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77、462、466页。在大量使用历史人物进行论证之外，弘静还少量引用了某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以为证据，例如“子产为政，大人之侈者，取其衣冠而赭之，今诏书屡禁异服，而鬻于市、行于道者，辇毂之下若罔闻知，其何以令四国。”(37)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7—438、430、430、433、435、436页。“东汉建武、永明之世，禁上事言圣，浮辞虚誉，抑而不省，示不为謟子蚩，其规度远矣，此可为万世鉴。诚知謟子面谩而中蚩，必恶而远之，佞人远，则直谅之士进矣。万乘之主犹惧为謟子蚩也，况士庶乎？匹夫无能远謟子，况百乘以上者乎？”(38)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2、447、454、455、456页。

(三)时人言行与故事

丰富的人生经历与多重的社会身份，使得方弘静具备了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通过这些社会关系，他积累了大量来自不同人物的社会知识，“盖尝从大夫之后，故及政从事四方，东西南北之人，谈非无稽也，识之”(39)方弘静：《千一录·自序二》，第100页。，它们同样服务于《家训》对于权威的论证。这些知识主要来源于三种人物群体，并以方弘静为中心构成了明确的差序格局。其中与方弘静关系最为亲密者，当属他的家庭与宗族成员，尤其是弘静的父母，其言行在家训中多可见到，例如弘静之父的土地买卖之事(40)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7—438、430、430、433、435、436页。与晚年以树木之喻训子的言论。(41)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7—438、430、430、433、435、436页。又如在方弘静幼时，其母的身教(42)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77、462、466页。，以及祖母的治家观念。(43)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7—438、430、430、433、435、436页。在血缘群体外，家训中还出现了依业缘而与弘静有关的同僚、同年，以及以地缘而与方弘静形成联系的徽州人物，但这两个部分并非泾渭分明，其中亦有重叠之处。就同僚而言，家训中出场了夏元吉、李默、霍与瑕等人，同年则数量较少，仅有姚邦材与陈道基。而徽州人物较多，具有官身者如潘潢、郑佐等人，同样与方弘静在官场上有所往来，另一些如江珍、王寅等人，则是方弘静的朋友，还有一些则是方弘静在居乡中所接触到的人物，如里中某甲者、里中汪某者与里中吴生珍等。此外，在徽州人物方面，家训中还提及了以往的徽人事例，如程信、程敏政父子。最外层则是方弘静风闻的一些人物，例如金陵记江南一计吏、杭州府推官、山西石州男子等，他们与弘静并无直接关联，但他从不同处得知这些人与事，认为有用于劝诫子弟，便将之记入家训当中。但这些事件并非全然真实，部分可被视为故事，真实性大多难以证明，有些连作者本人都有所怀疑，“汪司马传郑缉之事，甚异而不近情”。(44)方弘静：《千一录》卷26《家训四》，第480、491页。

(四)个人经验与理解

方弘静身经三朝，历官数十载，且转任多职，复杂的生命历程便意味着丰富的人生经验，他对此多有总结。同时，身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方弘静对于时代之变迁又有着与时人的共识，它们与弘静的个人经验一起，构成了《家训》中治家权威的证据来源。在个人经历方面，方弘静总结他的官场经历与读书体会，以为身教之资源。以官场经历论，方弘静持身较正(45)就持身而言，方弘静并不攀附，他的多篇寿序中均有提及，参见鲍应鳌：《瑞芝山房集》卷7《寿方少司徒采山先生九十序》，《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1册，第142页；董其昌：《容台集》卷2《少司徒方采山公九十寿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1册，第297—298页；汤宾尹：《睡庵稿》卷9《方采山先生九十寿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3册，第147页。同时弘静也十分清廉，于时人笔记中可得以一窥，参见潘游龙辑：《康济谱》卷4《清操》，《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7册，第285页。，故而对其道德操守较为自得，于家训中多有记录，如官员寿礼，“余五十为按察使，僚友未知吾生辰也。六十园居谢客，而五、六君子枉驾焉，优人在门，未进也，小坐清谈而已。七十填郧阳，所属未有言称贺者，里闬中寄文数篇，览之徒用愧汗耳。德之不修是惧，亦奚以为？”(46)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4、455页。又如官方财物，“凡官物，不能视如己物，尚何云奉公体国哉？至于官舍，尤当严谕仆辈，临去如始至乃可也。”(47)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65、469页。再如官场立身，“吾初登第，肯一至分宜之门，即得翰林，然未必不终得罪。南都卿贰，若遵屡旨，供职三品十七年，可旦夕转，然未必康健至今。造物者之予夺，宜顺受，毋幸求，小子书诸绅可以坦荡荡矣。”(48)方弘静：《千一录》卷26《家训四》，第492页。

方弘静在家训中同样书写了他的读书体会，例如“士之读书开卷有益，其犹雨之润物，灌园丈人之桔槔乎。故曰：学，犹殖也，不殖，则落。”(49)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8、439页。“读书能口诵心，惟身体力行，则一部《小学》可以为士矣。如其不尔，即博览多闻，适以滋秽，不若椎鲁田父，为近道也。”(50)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65、469页。于读书之外，弘静还在家训中以较大篇幅记载了他对于作文的理解。(51)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0、459页；卷25《家训三》，第472页。

嘉万时期，社会有着较大的变化，方弘静于此也有着自身的看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士大夫的共识，并将之写入家训当中。对此，方弘静有着明确的倾向，即通过对前朝社会的怀念，以反衬当时，其中多以具体问题为对象进行展开，如论及当时全国士人风气，“嘉靖初，士风犹厚，于时谈者，犹以成、弘时为不可复见也。”(52)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8、439页。又如论述近来徽州奢靡世风，“今侈靡之风日益甚，虽吾郡亦渐汗习，非复旧时矣。有识者每思力挽之，无论成弘以前，即如嘉靖初年，何可得也。”(53)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4、455页。

三、治家目标与手段

尽管方弘静在撰述《家训》时未曾列有明确而又细致的条款，但文本却并非全无条理，其内容仍然是按照具体治家目标与手段展开的。与前述权威论证所不同的是，目标与手段主要是由方弘静自身所创制、总结或改造而成的。在目标上，方弘静描绘了理想化家庭的样态，而治家手段便是如此家庭的构建过程。前者包含子弟人格、家庭关系与宗族秩序三个层次，其中子弟人格与家庭关系自家训出现起便是文本阐述的重心，而宗族秩序则是在宋明以来徽州地域宗族发展影响下的产物。这种样态描述尽管在形式上大多数属于照本宣科，但方弘静本人是仍将之放置于具体环境下进行阐述的。而在构建过程方面，《家训》文本除了讨论了一些基本的构建方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做针对性的阐释。这种撰述状态体现出《家训》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使得文本具有一定的独到之处。

(一)治家目标：理想化家庭的样态

1.理想化的子弟样态

在家训中，方弘静用大量篇幅阐述他认定的理想化子弟。由于其人在学问上认可理学，故而主要以理学思想来塑造理想化的个人。(54)关于理学范畴内理想化个人，可参见杨国荣：《宋明理学：内在论题及其哲学意蕴》，《学海》2012年第1期；张学智：《宋明理学中的“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刘培：《理学对人生的塑造与规范——以朱熹辞赋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在家训中，弘静多以儒学正统道德概念来设定理学化的个体样貌，并以此作为相应的合理和合法来源。以儒家所论的“仁”为例，数十次出现于《家训》当中，且方弘静会将之放置于特定环境之下，“凡有忽人之心，傲人之色，凌人之辞，皆自损其德，无与于人。在上而临下者，犹不可，况同辈乎？况长者乎？如其为人所慢则宜自反，吾可慢耶？则耻不若人，莫如为仁，孟子之言至明切矣。”(55)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1、461、458页。再如“君子”概念出现的更为广泛，在单独阐述的同时，方弘静还会将其与“仁”“义”等词综合起来进行讨论，如“赵文子为室而砻其椽，张老之惧也，宣子之服义也，志于仁矣，君子哉。今也士庶之室鲜不砻也，吾见加密石焉者矣，不仁者之为也，戒之哉。”(56)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62、474、470页。又如“是故君子戒慎不违，穷不失义，奚有于败，达不离道，宁幸其成，是以坦荡荡而长嚣嚣也，若此者可谓成人矣，成人则何败之有。”(57)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41、437页。

在直接利用儒家概念诉说理想化个人的同时，方弘静又借用另一些概念以展现其理解的理想个人，较为典型者便是理学中的“天”。在家训中，方弘静认为，“先儒言天者理而已，至哉言也，理具于心，心违理，斯逆天矣。逆天者，天宁祐之。每见凶人立心倾险者，其后必不昌。吉人存心端厚者，其后必不替，闾里中可悉数也。”(58)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62、474、470页。而在如此概念体系之下，方弘静吸收了当时的社会经验，在前述后三种论据知识的支撑下，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不同情境中的理想化个体应具备的因素，例如善，“吉人为善，惟日不足悦诸心而已矣，心不欺天所监，故曰：知我者天，岂欺我哉。”(59)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1、461、458页。又如富，“天不能贫人也，乃若终岁营，营未必如愿。仕有不遇，耕有不获，贾有不利，皆有主之者，此天之所命也……故曰：人不能自富也，天人之交相胜也，于是乎征之。”(60)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41、437页。

此外，方弘静还从实用角度利用某些儒家概念，阐发了他对于某些方面理想化个体样貌的认识。以“慎”的概念为例，方弘静展现了三个方面的理解，一是“敬慎”，二是“慎谦”，三是“慎言”。(61)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29页；卷24《家训二》，第460页；卷26《家训四》，第487页。实际上，《家训》展现出的理想化个体并非全然是一种儒家话语中的完美人格，还包括儒家以外的思想内容，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方弘静在宿命观念下对于理想化个体的表述。通过对个人宦途的总结，方弘静于家训中得出了宿命支配人格的核心结论，即个体理应顺应命运，“吾初登第，肯一至分宜之门，即得翰林，然未必不终得罪。南都卿贰，若遵屡旨，供职三品十七年，可旦夕转，然未必康健至今。造物者之予夺，宜顺受，毋幸求。”(62)方弘静：《千一录》卷26《家训四》，第492、478页。

2.理想化的家庭关系

对于理想化家庭，方弘静同样是从理学思想出发进行描述，且未有多少偏离。在具体内容上，则是以父子、兄弟与夫妻三种关系为核心点。

就父子关系而言，方弘静主要是强调父子身份的责任，特别是子弟对于父亲的服从，“伊川云，古也子弟从父兄，今也父兄从子弟。伊川之生宋之盛也，而俗之下乃尔，然此系于世之升降，而家之盛衰亦可占矣。从父兄者家必昌，从子弟者家必替。”(63)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1、461、458页。“吾见东西家其卑少从长者教令，未有不昌者也。其子弟恣意自擅，不率父兄之训，未有不倾者也。”(64)方弘静：《千一录》卷26《家训四》，第492、478页。至于父亲之职责，则是在于教，“子所以为斯人，慨也，孟子则又望之于贤父兄也。曰：养之无弃之，益恳至矣。夫以善养人者，天下未有不服者也，况于家乎？”(65)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62、474、470页。

对于兄弟关系而言，其中亦有责任部分，即弟弟需要服从兄长，“明道伊川同游，从游者皆随明

道，伊川曰此颐不及家兄处，盖伯子温而叔子严也。余意非惟诸人宜随明道，弟固从兄者耳。”(66)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0、450、453页。在此之外，于家训中，方弘静还论述了兄弟友爱乃是兄弟关系理想状态的另一组成部分，“世人之贻厥孙谋也，必曰：和以致祥，莫不谆谆然矣！于兄弟则鲜能白首一心者，何以启后人耶？夫妇时有反目者矣，事过则相爱如初，兄弟之相犹则藏而不忘，何不一推之也。”(67)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5、430、437—439、460、434、442页。对于夫妻关系，方弘静坚持认为“夫为妻纲”当是此种关系的理想状态，且强调丈夫必须坚持此种认识，“夫为妻纲，责在已尔，已不能以礼仪刑，而区区求备于妇人，岂有远志者与？”(68)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5、430、437—439、460、434、442页。

3.理想化的宗族秩序

纵观《家训》全文，弘静并未在宗族秩序上着墨太多，但对于宗族秩序的存在基础和具体形式多有强调。在他看来，子弟知晓“一本”之意后，便可使得宗族秩序长久存在，“吾家自西汉末渡江至今，子孙犹守先墓，虽散处闽、浙者，源流甚明，苟知一本之义，则百世万里宜在念矣。”(69)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65页。至于理想化的宗族秩序形态当是以“礼义敦睦”为核心的，“宗族以礼义敦睦相尚，此可称故家如以富挟，以贵挟，以众挟，皆薄夫也。”(70)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0、450、453页。而礼则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其中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宗族主体所带来的宗法秩序，其范本来源主要是朱熹所做的《家礼》(71)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5、430、437—439、460、434、442页。；另一层面则是族人个体所确立的孝悌秩序，“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士之次也志乎。上者见其进而不惰矣。其为人也，不亲于族，不信于乡，而长傲自满，岂惟不可谓士人，道恶盈孽且作矣，小子戒之。”(72)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5、430、437—439、460、434、442页。

(二)治家手段：理想化家庭的构建

1.子弟层面的构建

方弘静在《家训》中设定的理想化子弟乃是以理学道德为核心的个人，而如此子弟构建的一般方式便是个人的修德。从家训内容来看，修德的具体方式有多种，大部分都是以往儒家学者所阐述的。(73)参见金桓宇、陈延斌：《方弘静家训之修德思想研究》，《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在此之外，方弘静还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构建方式，主要通过前述论据知识中的后三类，标示出应参照或规避的行为模式，并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屡有重复和强调。

这些问题涉及较广，主要集中于日常行为，如时人生活日趋奢侈且竭力追逐财富，方弘静便于家训中多有立论，不仅列举了历史人物与当时人士以为正反之例，还直接列出了一些错误行为，愿子弟予以变更，“妇女竞华饰至拟王家，饮酒无筭爵，客多饮则主人以为乐，或有以劝酬不行而成忿恚者……婚论财，厚聘厚嫁，又有不纳聘财，而反遗之以银币者……每为家计累故多溺女，然亦有得壻家利益者……示儿辈有识者宜思有以挽之。”(74)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5、430、437—439、460、434、442页。又如针对当时社会士人风气变化，尤其是士人的骄横，方弘静于家训中多次强调当以谦卑为上，特别列举了多个历史与当时的事件，以为告诫，“开元中有常敬忠者，能一遍诵千言，勅中书试之，赐赉骤贵，为同辈所嫉，中毒而卒。余里中吴生珍，一遍诵数百言，亦能之，而所著无奇，不为时所取。有汪生旻者，游兴化李公之门，李赏爱之，遂自矜也，而骄其同辈，一夕流血而死，莫知其由。夫小有才而不能处于不兢，鲜能免者，其可以鉴也夫。”(75)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0、450、453页。再如当时社会，特别是在徽州区域内，风水凶吉之说盛行，有着相当不良的影响，方弘静在家训中多有反对，以柳浑为例，劝导子弟，“柳浑年十余岁，有神巫言其相夭且贱，幸而为释乃可缓死耳。浑不从，为学逾笃，其后大有勋名于唐，年七十四。余未冠时，术者言年止四十，余以为造物者苟靳余，余恶能为跃治之金乎，安之尔。余位与德不能逮柳也，年幸过之。术士多言时或亿中，而举世惑之，何哉？由妄冀之念，胜而徼幸于可必也。”(76)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5、430、437—439、460、434、442页。

2.家庭层面的构建

对于理想化家庭关系的建构，方弘静所提出的和、忍等基本方式并未超越前人，但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总结的相应方式有着某些新意。就这些问题的核心内涵而言，不过是财富与情感而已，但外在表现则有所不同，方弘静则进而提出了相异的解决方式。

在财富方面，当时社会，特别是徽州地区，出现了三种威胁家庭关系的情景，一是家庭财富的由来，由于晚明时代金钱的社会影响力日趋强大，某些家庭不顾儒家伦理关系去追求财富。在《家训》中,方弘静标示出一些例证，以为警戒，尤以借婚嫁之事敛财的情况较为典型，“嫁女必胜吾家，娶妇必不若吾家，此有激之言亦不尽尔，惟是崇礼敦义，不兢侈靡者，乃不失其亲也。苟徒慕一时之荣盛，鲜不悔矣！”(77)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0、437、436、438、432页。二是家庭财富的分配，方弘静对于当时徽人分家简单按利而行的举动较为不满，认为应以“义”为标准进行分家，“人顾义何如，何可违义从利，利不必得，而不义可为耶？若是父是子者，可以为训矣。”(78)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0、437、436、438、432页。并在家训中列举了多个不同例证以为证明。三是家庭财富的延续，晚明时期社会流动频繁，造成家庭地位下行的可能性较大，方弘静认为在家庭生活中当对子弟进行治生教育，并将之写入《家训》当中，且以他的朋友作为例证，“吾郡士大夫素重名节，仕宦无厚积。余耳目所接，在邑里中如程方伯旦、郑大参佐、吴太守远、余族兄圉卿远宜、鲍司徒道明、余宗人太守瑜，此其子皆驯谨，而殁后贫乏，或至易产不能为活者……惟程司徒嗣功封君，江方伯珍予俱善殖生，二公家颇厚，非以官起也，前辈楷范，后生无忘哉……不则勤殖，亷入而俭出，恒足之道也。”(79)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69、475、476页。

而在情感方面，晚明时期的徽州妇女社会关系日渐复杂，进而影响到了家庭内部成员间的情感。尽管对于妇女社会关系的管制乃是传统家训长期关注的重心，但方弘静针对这种情境，仍然提出了一些更为强力的理解，例如“三姑六婆比之三刑六害，昔之闲家者详言之矣。今所谓斋婆者，名为事佛，其实奸盗之徒也。福善祸淫，圣有明训，何用别希功果。佛亦言，即心是佛，不欺心，不必佞佛耳！宜时提省，严拒此辈，勿使入门也。”(80)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0、437、436、438、432页。

3.宗族层面的构建

尽管方弘静在《家训》中对于理想化的宗族秩序并未有太多的描述，但却以较大篇幅批判了当时一些影响宗族秩序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祭祀、墓葬、财产与继承四个方面。就祭祀而言，方弘静在家训中明确反对于祭祀之外举行其他信仰活动，并以其父亲的行为以为佐证，“先通议府君治家时，祭之外别无祈禳，一切巫觋僧道辈无许及门，吾谨遵焉，此家人所共见也。异日有听妇言惑邪说玷素风者，非克肖子哉。”(81)方弘静：《千一录》卷26《家训四》，第478、492页。而在祭祀过程中，则明确限定女性参与祭祀，“妇人不宜画像，像非礼也……宗祠或稍远，妇人不必与，亚献以主妇，恐未能如礼。”(82)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0、437、436、438、432页。在墓葬方面，方弘静通过多重例证反对墓地凶吉之说，其中既有历史事件，也有当时故事，特别是后者，有着明确的针对性，例如“风水祸福逹者必不泥之，近如邑中汪氏先墓为仇家所掘弃，而富盛如故，里中潘氏墓，他姓建社屋以塞之，而其孙发科。吴氏、程氏之墓有挟仇而害之者，亦不为害，皆昭然耳！目者可以辨惑矣。”(83)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0、437、436、438、432页。又如“邑中发塚之变，凌氏被害为甚，其年入学二人，二举人固无恙。风水之不足信，亦一征也。何世人易惑而难悟。”(84)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69、475、476页。

对于财产，方弘静在《家训》中阐述了两种情况，其一是正确使用宗族资产，“祠苟完有余力，则置田供祀外，可以周急也。然须量给之，使耕获焉，可也。若游閒如故，而素饱不耻，适以滋其不才，岂所以闲家哉。行小惠慕虚名，君子不为也，惟煢独不能力作者，则计口济之。”(85)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69、475、476页。其二则是预防宗族资产的流失，“万历己亥有利色映之树，而擅伐之者，山下居民于里中五之一耳，而少亡者三十余人，安可不戒也。此山吾家数百年之业，他姓不得与，何为自孽而殃人后之。有识者，时警省之，毋忽也。”(86)方弘静：《千一录》卷26《家训四》，第478、492页。最后是继承，方弘静针对当时社会因继承而影响家庭与宗族的情况，认为应当直接参照当时法律规定，于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继承便可，“薄俗争继而破家者，知利而不知害，良可鄙也。余尝因事而谕之，兄弟之子多可并继，苟不肖可择继二者，律之所许也。无子而有犹子者，定之于豫可也。异姓则所必禁，是不孝之大者，不孝者，恶可以不刑乎。”(87)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7页。

四、社会风俗与治家认识

纵观整个明代，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风俗也呈现出明显的变化。晚明士大夫对此多有总结，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声音，即正德之后风俗逐渐变坏，至万历时，已是风俗浇漓。(88)参见陈宝良：《明代的时代转移与风俗变迁》，《中州学刊》2015年第10期。这些士人大都还有着对于晚明社会风俗变化的忧心，以及对之前岁月社会风气的怀念。事实上，从一些万历年间形成的中国南北多地方志文献当中，可以看出社会风气变化的普遍状态，例如万历《洪洞县志·风俗志》(89)常建华：《从“日常生活”看晚明风俗变迁——以山西洪洞县为例》，《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和万历《歙志·风土论》。正是在如此情感驱动下，一些士大夫认为应当有所作为，且进行了一定的尝试，方弘静便是其中的一员。

就方弘静的生活哲学而言，李维桢有所概括，“先生九十有五，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俛而顺情，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默为检式仪表，如丘山块然不动。”(90)李维祯：《大泌山房集》卷17《〈方少司徒年谱〉序》，第675页。《明神宗实录》中也有着较为类似的表述，“(方弘静)宁定恬素，不与时移，历试诸藩，多所建树，至海上之防，奇谋制胜，弗自居功。既归而型家范俗，终始不渝，享卫武之年，时谓天之报施善人不爽云。”(91)《明神宗实录》卷507，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己亥，第9619页。由此可以看出，方弘静崇尚俭朴且意志坚定，于个人行为上有着自我的坚持，这一点也可从他取字“定之”当中窥得一二。而对于当时的社会风俗，方弘静的看法也与前述士大夫群体类似，“我朝自圣祖开基，力镇之以朴。洪武至于弘治，士重节义，闾阎有耻，庶几近古矣。嘉靖初年，淳风未尽泯也。隆、万以来，日趋于薄，无论视成、弘时若太古，即求如嘉靖初年不可得已。”(92)方弘静：《千一录》卷21《客谈九》，第411页。同时，方弘静对于改变世风也有着一定的信念，并在家训中有所体现：

成、弘之际，几于比屋可封。正德时，虽宦竖为孽，而士习犹端。嘉靖稍漓矣，以视今则邃古也。习而不察，非智也。知而不变，非勇也。在位者泄泄沓沓，若非所急，非忠也。居乡不能表率，而随其波，非仁也。肉食者不虑，藿食者相忘，一室不能治，如远何？古之人耻之，吾亦耻之。(93)方弘静：《千一录》卷24《家训二》，第458页。

实际上，在方弘静最后的乡居岁月里，在此方面已然有所作为。方弘静在致仕归乡之后，订立《屏帖》，上书不应酬、不饮酒等数条戒律，并在最后写上订立之目的，“君子居乡，使不善者化，上也。有过相规，虽未及化，冀其改焉，次也。若德不能化，规不如约，面谀而背非，君子耻之。”(94)方弘静：《素园存稿》卷19《屏帖》，第346页。

而在乡里与宗族间，弘静也同样有所举动，如订立乡约以图制止迎神赛会或导正主仆倒悬(95)方弘静：《素园存稿》卷19《谕里文》《谕里》，第349、354页。，以族内宗老身份劝导族人等。(96)方弘静：《素园存稿》卷19《谕里文》，第350—351页。同时，他还期待着有“同好者”，并曾写信给大学士许国(97)方弘静：《素园存稿》卷15《又奉内阁许公》，第277页。，望其能力行俭朴，成为当时之表率。

在如此背景之下，方弘静撰述《家训》便不足为奇了。同时，从前述《家训》的内容来看，弘静显然是认为家庭治理可作为改变世风，使之回归之前简朴状态的一种途径。《家训》文本中的治家认识，则可被视为方弘静对于当时社会风俗，特别是徽州社会风俗的一种反应，其直接证据就是文本当中大量源自或针对“里中”的训诫。如此一来，《家训》文本并非是以往家训文献的翻本，或是道德榜样的综录与转述，更多地是基于经验治理家庭，进而劝导当时社会风俗的指南。相较于子弟是否能够成为圣人，方弘静更为担心子弟于日用之中延续当时的坏行恶习，以至于不能挽回风气，而此事正是他治

家认识的核心。(98)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65、466页。

在这种关注的驱动之下，《家训》文本展现出方弘静对于当时徽州社会的诸多忧虑，使之具备明显的时空特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首要的是本家家庭地位的下行，其中包含有家庭财产、子弟品行、成员关系等多个方面。方弘静甚至会论述一些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以为其论之佐证，可见其惦念之深。(99)方弘静：《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65、466页。而家庭社会地位的忽变在此时徽州较为多见，弘静之顾虑正源于此。(100)徽州方氏的情况可为参考，唐力行：《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其次是徽州地区内社会关系的翻转，《家训》中多处可见弘静加强僮仆管理的思路，有些观念甚至较为极端。(101)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6页。此论同样来源于明嘉靖之后徽州佃仆家族的兴起，与大族间矛盾日渐突出。(102)[日]中岛乐章著，郭万平、高飞译：《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最后则是徽州社会分化及道德沦丧，弘静在《家训》中明确指出当时徽人之间的财富不均以及里中个人之狡黠，并给出了明确的管理方式。(103)方弘静：《千一录》卷23《家训一》，第433页；《千一录》卷25《家训三》，第463页。这种担心亦本于晚明徽州的社会状态，当时徽州官府档案便是其明证。(104)参见王灿：《社会转型与明代后期徽州社会风气——以〈新安蠹状〉为主要材料的考察》，《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观察同时期的其他家训，以如此细碎状态针砭乡里时弊的文本，仅有《家训》一件，但方弘静期待通过撰述《家训》以正世风的治家认识,在当时徽州却非个案，隆庆年间金瑶便在其修的《家谱》当中以《陈俗》为名撰写了类似的家训文本。(105)金瑶纂：《珰溪金氏家谱》卷18《陈俗》，明隆庆二年刻本。全文参见常建华：《16世纪初的徽州宗族与习俗——以〈新安毕氏族谱〉为例》，《东吴历史学报》第19期，2008年；《16世纪初徽州的宗族与习俗补正——以〈珰溪金氏族谱〉为例》，《徽学》第9卷，2015年。对于其实际上是家训的判断，来源于金瑶的《引·陈俗》，“为父兄者知以是诲其子弟，为子弟者知以是自诲。”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8册，第206页。

在徽州之外，产于同时及之后的数部家训也有此旨趣，例如王祖嫡的《家庭庸言》、徐三重的《鸿洲家则》、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庄元臣的《治家条约》、秦坊的《范家集略》、李淦的《燕翼篇》等。(106)陆睿：《明清家训文献考论》，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只是这种有着明确针对世风目的《家训》文本，实际效力可能并非如方弘静等人所愿，主要原因便是他们并未能够准确把握晚明时代的发展脉络，进而在家训中采取正面疏导的方式以推动社会发展，而仅是试图通过治家而实现世风“复古”。之后徽州区域的风俗变迁恰好能够印证这一点，明末时期的徽人愈加焦灼浮躁，社会亦是震荡不安。(107)卞利：《明代中后期至清前期徽州社会变迁中大众心态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