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
——以五师为例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新四军第五师(以下简称“五师”)是新四军七大主力师之一，1941年2月正式建军。此前，五师经历了信阳挺进队、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等多个阶段(为避免称谓混乱，本文将五师正式建军前，鄂豫边区新四军各部统称为“边区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开创鄂豫边区(以下简称“边区”)的基本部队。与新四军其他师相比，五师处境更凶险，边区长期不与中共其它抗日根据地直接相连，还被日伪军、国民党的中央军、桂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及鄂东地方军等各军防区分割为若干小块，俨然是一块“飞地”。况且，五师底子薄，基本上是靠吸收反正伪军、国民党散兵、地方游击队员和新兵组建的部队，其正规化建设相当艰难。

目前，学术界有关新四军正规化建设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是陈毅与新四军全军正规化建设的关系。(1)张艳华：《论陈毅对新四军正规化建设的贡献》，《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尽管五师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却鲜被学者关注。本文拟以相关文件、档案、著作为基础，考察五师在皖南事变后的正规化建设，希望对抗日战争研究有所裨益。

一、皖南事变前边区新四军的状况

1937年10月，经国民政府同意，依据“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的承诺(2)《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页。，中共中央将原留守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共辖四个支队，约10300人；1939年，增编第五、第六支队和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年底部队达5万人；1940年底，新四军全军有9万余人。(3)章绍嗣、田子渝、陈金安：《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页。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开辟了豫皖苏、皖东、皖东北与鄂豫边等多块抗日根据地，成了华东、华中地区由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劲旅，成绩斐然。然而，由于部队发展较快,有些高级指挥员的建军方略偏离了中共中央的建军精神，导致新四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军事上主要是部队指挥不统一，一方面是军长难以完全统一调度各支队、挺进队，另一方面是各地区新四军的指挥也有问题，如苏北新四军各部指挥不统一(4)刘少奇：《坚决粉碎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5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皖东新四军“指挥不统一，内部外部情况均复杂”(5)《刘少奇关于江北部队应向东发展向西防御致毛泽东等电》(1940年6月6日)，《新四军·文献》(1)，第169页。，华中新四军“在建制上、指挥上亦完全不一致，问题亦多，在目前迫切需要建立有威信、有工作能力的华中总指挥部，在指挥上以至建制上统一我华中各部队”。(6)《刘少奇关于华中部队亟需解决统一指挥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40年6月22日)，《新四军·文献》(1)，第706页。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迫于国民党军长期围困的压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有时与中共中央的政治原则不一致，过于迁就国民党，虽然在陈毅、刘少奇的抵制下，情况有所好转，但未彻底扭转局面。(7)《中共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1941年1月)，《新四军·文献》(2)，第181页。各支队的政治工作也有偏差，如第三支队“政治工作容易中断”(8)《第四次繁昌战斗中的政治工作》(1939年)，《新四军·文献》(1)，第349页。，第六支队多“皮鞭动员”，少政治动员。(9)彭雪枫：《亟待解决的大问题》(1940年5月15日)，该书编写组编：《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245页。事实上，除了国共力量悬殊过大外，新四军自身的军事、政治问题，也是导致新四军主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重创的重要原因，因此事变后中共中央与新四军新军部全力推动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皖南事变前，边区新四军在边区党委领导下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亦有诸多不足。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军队被迫从武汉周边撤退和日伪军尚未部署完毕的情势，要求留守当地的中共党员组建抗日部队，建立根据地，打击日伪军，支援正面战场。10月底，国民党军被迫撤离后，武汉外围抗日力量薄弱。而且国共内战时期，鄂豫皖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和中共党员因反“围剿”失败而转移，原根据地未留下成建制的正规军。鉴于此，边区各地方党委接收了包含地方游击队、国民党溃散部队、新兵及反正伪军等各方人员参加新四军。11月，通过统战，中共豫南特委将国民党信阳县交通队、警察、县常备队整合为信阳挺进队。(10)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7页。同时，中共党员张体学在黄冈创建了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11)汪杰主编：《张体学在鄂东》，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6页。这是中共开创边区最早的两支武装力量。

1939年4月，中共中央认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到整个抗战前途甚大”。(12)《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重要指示》(1939年4月21日)，《新四军·文献》(1)，第126页。随后，根据中共中央要求，边区新四军进行了两次整编。6月，以豫南、鄂东新四军为基础组建了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边区新四军指挥不统一问题。(13)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第56—57页。11月，边区新四军各部被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并初步实现了统一指挥。整编后的边区新四军发展迅速，1940年1月，部队有9000余人(14)《先念部收复仙桃镇等地并扩大到九千人》(1940年1月3日)，《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1辑,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1984年编印，第40页。，11月更发展到了1.5万人。(15)《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人马弹药统计》(1940年11月)，《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1辑，第161—162页。与此同时，边区新四军先后开辟了鄂中、襄河西等多块根据地。然而，反正伪军、游击队等在军中的人数远多于基干部队，如1939年6月，鄂西伪军1200余人；1940年6月，鄂南、天汉地区伪军900余人；8月，应城、汉川、孝感地区伪军1000余人先后向边区新四军反正。(16)《鄂豫边根据地概况》(1942年4月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革命史档案，档号：GM3/1/020/001/0026。(以下省略“革命史档案”。)而1939年春李先念只带来了基干部队160余人。(17)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与士兵来源复杂相类似，边区新四军干部队伍由延安派来的干部、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当地干部和抗大教员组成。(18)《战史资料——五师概况》(194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25/001/0010、0003、0008、0004。问题是，底子薄，人员来源复杂，加上抗战初期中共在边区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抗日武装，因此部队的政治建设有些滞后。一般情况下，基干部队比较重视政治工作，可其他武装人员囿于过往经历，他们在入伍之初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持轻视、敷衍甚至抵触态度，对上级政治训令也是不研究便执行或打折扣执行，还轻政治干部、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19)《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6月)，《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1984年编印，第8—10页。政治不过硬，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

边区新四军的本位主义，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部队指挥官之间或不同出身的干部之间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不能通力合作，一时忽视了部队全局发展。1939年6月，边区试图整合边区内所有新四军由边区党委统一指挥，但只有豫南二、三、五团交出了指挥权，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新四军第六游击队只交了部分，而鄂中地区的一、三、四团队则完全没交。(20)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部队内部还出现了彼此漠不关心、闹矛盾与闹独立等状况。如1939年，由反正伪军、中共鄂中区委领导的两个中队、陈少敏领导的部队合编成了挺进团，可这三股力量彼此不互助，还不听团长许金彪指挥，最后只好分家，各自为战。(21)《战史资料——五师概况》(194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25/001/0010、0003、0008、0004。总体上，受资历、文化程度、地缘、原军队背景差异等影响，边区新四军的干部相处不够和睦，“新与老，知识分子与工农，本地与外籍，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互相之间不融洽”。(22)《战史资料——五师概况》(194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25/001/0010、0003、0008、0004。11月底，各方干部在四望山会议上加强了沟通，本位主义倾向有所克服，但彻底解决因背景不同、人事隔阂产生的本位主义问题，是项长期工作。

同时，一些游击队员和新兵参军后仍保留着军事上的游击习气。游击战在中共军队中极富战略地位，尤其是正规军不足以与对手进行大规模正规战时，游击战是打击敌人的主要军事手段。但边区新四军不能完全适应正规军生活和不注重调整作战策略，军事上存在一些游击习气。1942年3月，五师军事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部队来源及成分复杂，游击习气太深。”(23)《三年来的整训工作》(1942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25/009/0005,0005，0003、0005。具体而言，有人“存在着游击习气，随便脱离部队，不请假，不消(销假)”；有人不适应操练制度，“早晨太阳出来了还不起床”；(24)《三年来的整训工作》(1942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25/009/0005,0005，0003、0005。有些部队受挫后不是总结经验、接受教训，而是选择逃跑。如1940年，平汉支队第二团人员逃跑、叛变达2/3；(25)《战史资料——五师概况》(194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25/001/0010、0003、0008、0004。有些县招兵时称“参军可以解决生活问题，政治上出头角”，但有人入伍后只讲个人实际获得，一旦发现承诺不能兑现即消极怠工，直至逃跑、变节。军事上的游击习气是边区新四军走向正规化的一大障碍。

还有，反正伪军、国民党溃散部队会把原部队的军阀作风带入边区新四军。皖南事变前，以新四军基干部队为核心组建的部队一直保持着中共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如鄂中独立游击支队及信南三、五团队；而统战过来的部队一直存在打骂现象、自由散漫、家长作风，“惩罚不是带有教育意义的处理”。(26)《三年来的整训工作》(1942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25/009/0005,0005，0003、0005。

1940年11月，鉴于华中敌后战场的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力量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而现实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27)毛泽东：《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1940年1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其实，同年2月，中共中央即要求边区在一年内将新四军扩大到4万人。(28)《豫鄂挺进纵队的工作指示》(1940年2月5日)，《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1辑，第41页。总之，严酷的抗日形势亟需中共在边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加强边区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二、皖南事变后五师正规化建设的举措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遭受重创后，中共中央意识到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迫在眉睫。1941年1月，中共中央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将原7个支队、纵队改编为第一至第七师，其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被改编为第五师，由李先念兼任师长和政治委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要求50万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政治工作，加紧军事训练，摆脱地方性，坚决服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29)《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紧急工作的指示》(1941年1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8册，第33页。2月1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要求他注意加强李先念的政治领导力。(30)《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致刘少奇等电》(1941年2月1日)，《新四军·文献》(2)，第256页。6月，全师政治工作会议在白兆山召开，会上，师政治部对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提出了七点要求：一是要求绝对执行党的政策，二是保持高度的政治觉悟与胜利信心，三是思想意识正确，四是内部团结一致，五是具备极高战斗力，六是克服非战斗减员，七是肃清奸细活动。(31)《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6月)，《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第3—4、16—20页。概言之，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将五师建成政治可靠、内部稳定、战斗力强的抗日武装。此次会议在五师正规化建设进程中起了至关重要作用，既是五师正规化建设的开篇，又为部队指明了政治方向。7月，新四军军长陈毅也强调“建军成为当前迫切的任务”，而建军应“从政治上着手，首先保证党在本军中的绝对领导权，排斥一切非革命意识”。(32)陈毅：《论建军工作》(1941年7月)，《新四军·文献》(2)，第867、880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建军精神与新四军军长的命令，结合自身情况，五师的政治思想建设从树立政治机关与干部在军中的威信做起。皖南事变前，政治干部与机关在军中地位不高，被认为是同级军事长官的下属，甚至是“卖狗皮膏药的累赘”；有军事行动不及时通知政治干部，整编部队、收留伤员、调动干部、打扫战场、处理案犯也不与政治机关商量。对此，1941年6月，师政治部通告全师：政治干部代表党在军中行使最后决定权，政治干部与同级军事主官地位对等。(33)《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6月)，《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第3—4、16—20页。同时，陈毅意识到，“新四军政治机关的威信比八路军要差，因此其政治保证力量也较弱，应向八路军学习。首先应坚决反对不尊重政治机关的反党倾向。”(34)陈毅：《论建军工作》(1941年7月)，《新四军·文献》(2)，第867、880页。李先念也认为，“搞好部队的政治建军，与搞好部队的军事建设一样重要，如同一只鸟的两翼，缺一不可！只有把这个方面搞好了，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35)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第398—399、400页。陈毅、李先念厘清了军事干部同政治干部、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的对等关系后，政治干部与政治机关的威信逐步树立起来。

同树立政治机关与政治干部威信相配合的是，五师努力将政治思想工作深入至部队基层。首先，李先念要求师、旅、团三级都要建立连队研究会，“抓好以支部为重点的连队政治思想工作”，“切实抓好(连)支部这个‘基础’”；其次，师党委要求“各连队支部(党员)都要上党课”，还要求各支部党员“参加革命斗争锻炼，加强自我修养，加强党内教育与批评。通过党课教育，不少党员的思想觉悟出现了质的飞跃”。(36)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第398—399、400页。部队政治觉悟和稳定性随着政治思想教育下基层明显提高了，尤其是主力团，党员们“自动监视动摇分子，终夜不睡。(第)三九团参谋连长率一个连叛变，脱离该团已三日，结果被三个党员自动阻止，并将叛徒扣押……，群众说党员是无线电。”(37)《五师党的工作报告》(1942年1月30日)，《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8辑，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1985年编印，第108页。再次，通过奖惩巩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成果，完成出色的党支部会被评为“模范党支部”，反之会受惩处。如1942年1月，师政治部处理了一个敷衍政治工作的党支部和张祥云、张俊祥、谢富林等7名党员。(38)豪枫：《X支部的大脓包开了刀——陈少敏同志亲自领导支部实施手术》(1942年1月)，《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8辑，第254—263页。

从源头上保证政治干部质量也是五师政治思想建设的重要举措。严把党员质量关是从源头上确保政治干部质量的前提。1942年，五师副政委陈少敏指出：“要加强政治斗争，并且要把政治斗争提高到主要地位，要缩小党的数量，提高党的质量，改造党的成分，把党内的封建势力驱逐出去”(39)陈少敏：《在战斗中建设党》(1942年9月)，《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8辑，第47、89页。，并及时清除了党政军系统中有政治问题等五类不合格党员。(40)陈少敏：《在战斗中建设党》(1942年9月)，《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8辑，第47、89页。师政治部也要求“新党员入党必需宣誓，最好是全营集体宣誓，这样能给以深刻的印象，一开始就加强了新党员的组织概念”。(41)《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6月)，《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第25页。多管齐下的措施基本避免了不合格党员流入到五师政治干部队伍中。

通过组织指战员到抗大十分校系统学习政治与开展日常政治学习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了五师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在抗大十分校，政治队的政治课占到了总课程的60%，军事队的政治课占比也达到了35%。(42)《关于创建抗大十分校的工作》(1942年4月2日)，《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4辑，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1984年编印，第12页。学员学习政治的情绪很高，“上课的时候到了，同学们一排排的坐在地下的砖头上。膝盖上安置好了笔记本，准备记着。X部长远远的走来了，用一副笑脸回答几百个同学盼望的眼神，这一堂课是讲中国问题——这一门功课和X部长生动有趣的讲授，是同学们最爱听的。”(43)金铎：《我们紧张的学习生活》(1942)，《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4辑，第30页。另外，政治学习日常化进一步推动五师的政治思想建设。1943年，排级教导队每年要学习政治课120小时(44)《教导队各队军政文化课教育比例》(1943年)，《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第194页。，而队员要依据所学，为战士授课。日常政治学习课程包括中国问题、汉奸汪精卫、中国国民党、中共简史等6大类54小类。(45)《政治教育课程及进度》(1943年)，《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第201—203页。学后通过考试检验效果。如13旅的政治考场，“上午检验团营级干部，试场在该旅旅部，由方政委亲自主持，除个别因事请假外，多数干部均能准时到场。试场情绪之紧张，空气之严肃，耐人寻味。下午检查连排级干部，刘部长与各科长分别到各团监视。试场在各团政治处，由该团政治处主持，秩序均甚良好。”(46)《十三旅干部政治文化总结——政治文化测验总结》(1943年5月4日》，《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第179页。试后根据结果查漏补缺，总结经验。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派郑位三担任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治委员(47)李先念于1944年初重新兼任五师政委。，此举利于巩固之前政治思想建设成果与开展后续的政治思想工作。因郑位三在延安工作过，又任过二师政委，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被中共中央认为是边区党委书记和五师政委的合适人选。(48)《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郑位三任第五师政治委员致陈毅等电》(1943年5月17日)，《新四军·文献》(3)，第685页。此前，在严酷战争环境中，李先念担任五师师长，兼边区党委书记和五师政委，既要领导军事斗争，又要做政工，压力颇大。郑位三接任后他压力减轻，可集中精力致力于军事建设和带兵打仗。

政治机关与政治干部威信的确立，抗大教育与日常政治学习的开展，使得五师整体政治觉悟显著提高，这对消除本位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关键是部队人事安排要合理化。因李先念政治上讲“五湖四海”原则，安排军事经验丰富的干部任旅、团级指挥员；安排知识分子干部到政治教育、宣传、统战等岗位上；安排当地工农干部到地方军事与后勤部门任职。此举深受各方干部拥护，他们彼此合作，消除了隔阂。(49)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第401—402、402—403页。后来郑绍文回忆五师成功经验时说：“李师长使用干部，疑而不用，用而不疑。因为有这种特点，所以五师是发展很快，而且是从零星小块组织发展起来的……不讲山头与出身。”(50)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第401—402、402—403页。

中共实施部队正规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由党绝对领导军队，因此五师很重视部队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确立由党绝对领导军队体制与加强部队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是五师党建的任务，又是其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步骤。1940年1月，刘少奇要求，“由纵队(51)指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即边区新四军1940年1月至1941年间的称谓。首长组织纵队委员会，以理治、先念、质斌、少卿、少敏诸位同志组织之，以理治同志为书记，(纵队)中干部任免、部队行动之一切重要军事、政治计划，均需经纵队委员会讨论后执行。”(52)《刘少奇等关于鄂中、鄂东部队改称为挺进游击纵队致朱理治等电》(1940年1月3日)，《新四军·文献》(1)，第558页。从制度上明确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但此时部队政治水平不高，阻碍了目标的实现。由于政治思想建设的持续推进，到了1943年2月，“鄂中五师地区之党政军统一领导机关为鄂豫边区党委”(53)《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成立鄂豫边区党委致新四军等电》(1943年2月13日)，《新四军·文献》(3)，第669页。，实现了由党领导一切的目标。

强化部队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是正规化建设策略贯彻到部队基层的保障。1941年7月，陈毅强调，“党的组织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基础”，而且“我们应加强党的支部，在连队中起到工作堡垒作用”。(54)《论建军工作》(1941年7月)，《新四军·文献》(2)，第880页。五师加强部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途径主要有两个。其一，提高党员在五师中的占比。武汉沦陷前，“由秘密党(地下党)搞军队”，沦陷初期，基本是数名党员骨干领导一支规模较大但成分复杂的抗日武装。(55)须浩风：《鄂豫边党的发展情形》(1946年)，《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8辑，第99—104页。如五师第15旅，反正伪军占了多数。党员占比过低的部队稳定性较差，故边区新四军从1939年开始大力发展党员。1942年1月五师有中共党员约3100人，占全师总人数的32.87%，且班以上干部基本由党员担任。(56)《五师党的工作报告》(1942年1月30日)，《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8辑，第105、105—106、108—109页。其二，师党委将党支部建到每个连队，并赋予支部八项使命与权力：一是负责军中党的一切工作，二是执行上级指令，三是负责提高支部内党员政治水平，四是密切军中党群关系与巩固党在军中的领导地位，五是领导青年队员工作，六是吸收新党员与候补党员的转正，七是领导指战员参加地方群众工作，八是巩固全连纪律。(57)《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在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第21—22页。这八项权力与使命使连支部这个“小堡垒”将全连凝聚成一个“大堡垒”。“小堡垒”作用很大。首先，部队稳定性提高了。如1941年7月至1942年1月，五师党员逃亡27人(不含14旅第2纵队、第13旅直属队)，占已知逃亡总人数的12.22%、党员总人数的1.23%，非党员逃亡194人，占已知逃亡总人数的87.78%、非党员总人数的4.4%；(58)《五师党的工作报告》(1942年1月30日)，《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8辑，第105、105—106、108—109页。部队虽有零星逃亡，但实施正规化建设之前那种一团逃亡2/3的情况被杜绝了。其次，连支部的党员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党员“吃苦耐劳，作战勇敢，主力团党员战场喊话，鼓动克服动摇情绪，轻伤不下火线”，而且党员“(出)公差不讲价钱，态度好，守纪律，学习精神好，讲破话少，有时能作些说服工作，非党员看得出，哪个是党员，欢喜在党员的班排长下面去当兵，被提拔的绝大多数是党员，党的威信高，有些非党员因未被批准入党而痛哭”；再次，密切了党群关系,“好的党员能对群众解释工作，和群众对立的情况没有”。(59)《五师党的工作报告》(1942年1月30日)，《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8辑，第105、105—106、108—109页。事实上，前文提及的严把党员质量关、建立连队研究会、政工干部下基层等政治思想建设措施，同时也是强化党组织的举措。

军事正规化是正规军的标志之一。五师的军事正规化建设主要包括部队编制与指挥体系的正规化、培养正规军事人才与训练部队正规作战能力等多个方面。皖南事变前，边区新四军指挥系统层级混乱。1939年11月以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委员会能指挥各部，但部队基层是名目繁多、互不统属的团、大队、支队，而团级以下更乱，未按“团—营—连—排”层级鲜明地编制部队，这导致团级以下指挥员很难有效指挥部队。1941年2月，五师主力编制有第13、14、15三个正规旅，每旅下设3—4个正规团，全师按“师—旅—团—营—连—排”层级鲜明地编制部队(60)《鄂豫边根据地概况》(1942年4月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20/001/0039—0041、0029。，部队编制实现了正规化。同时，五师确立了正规军的指挥规则——师长能指挥全师，旅长能指挥本旅内所有部队，往下以此类推，有不从者必受惩处，全师实现了军队指挥系统的垂直化管理，结束了以往基层部队指挥不灵的状况。

而学习正规军事理论与培养军事技术骨干的主要途径有三：一是组织营级以下干部集中学习基本战术理论和游击战术、射击、夜战、工事伪装术与特种武器使用要领(61)《三年来整训工作报告》(1942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25/009/0011、0009。，待其学成后回部队推广；二是创办参训、译训、电话、无线电、司号、军需训练班，培养军事技术人才；三是建立野战医院、兵工厂，培养后勤人才。(62)《三年来整训工作报告》(1942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25/009/0011、0009。

军纪严明与军民关系融洽是正规军应有的素质。1942年，李先念通令全师，要求五师杜绝存在下级不服从上级命令、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等无组织、无纪律等情况；建立完善的请示报告制度，即使是分散作战，各部若有行动必须请示上级，行动完毕后必须上报，坚决不能“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63)李先念：《严正军风》(1942年)，《李先念文选(1935—1988)》，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6页。此外，师党委要求军队不能扰民、更不能害民，要爱民。1943年初，李先念、任质斌等要求全师将爱民运动经常化、制度化。

带动地方部队走向正规化同样是五师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作为后备军，地方部队对五师主力意义非凡，“五师的成立是从地(方)武(装)一点一滴发展起来的，地方武装参加正规军是起着决定作用的，这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去动员的。边区过去武装斗争的胜利，便在于执行也是根据这一规定。”(64)《关于地方武装的补充报告》(1942年2月3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25/013/0006。因此，从主力部队抽调军政干部按正规军的标准管理与训练地方武装，显得尤为必要。如此一来，主力部队不会因补入地方武装而素质下降，而地方武装则因政治素质提高，力量加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互促进，一起走上了正规化之路。

当然，五师在正规化过程中遇到了巨大阻遏。第一，边区处境凶险。边区无法获得其它根据地的直接支援，且被日伪军、国民党中央军第31集团军、西北军第2集团军与第33集团军、川军第22集团军、陕军第128师及鄂东程汝怀部(65)《鄂豫边根据地概况》(1942年4月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20/001/0039—0041、0029。，分割为许多小块，无法聚集大部主力集中整训。第二，五师军事压力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关系由抗战初期的相对和谐变得日益紧张。1942年，国民党军与五师的摩擦战持续了8月之久。日伪军亦经常“扫荡”五师。从1943年4月李先念等给军部发的电报，可见其端：“师主力在去年敌顽长期夹击中，一般的较为疲劳，故旧年后，决定主力整训，可中间遭到相当的阻碍，如敌进攻监、沔等地。”(66)《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关于整训情况及各旅活动位置致陈毅等电》(1943年4月24日)，《新四军·文献》(3)，第678页。但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与全师共同努力下，五师基本实现了正规化。1946年6月，中共中央以五师为主要基础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中原解放军，充分肯定了五师的正规化建设成就。

三、正规化建军与边区的发展

五师的整体实力随着正规化建设的推进而增强。一方面部队人数持续增加，1943年为2.7万人(67)《鄂豫边五师根据地概况》(1943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20/003/0004。，抗战胜利时达5万人(68)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豫鄂边抗日根据地》，第66页。；另一方面部队政治素质过硬，1944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致电郑位三、李先念时赞誉道：“你们创造了数(量)质(量)均相当强大的主力与地方军”。(69)《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开展第五师地区工作致郑位三等电》(1944年3月15日)，《新四军·文献》(3)，第226页。实施正规化建设的五师，正规作战能力显著提高，保障了边区政权建设、经济工作与文教工作的开展。

第一，五师的正规作战能力实现了质变。在正规化建设之前，边区新四军只能在游击战中对抗小股日伪军和应对实力不强的反共军，一般不与大股日伪军作战，对反共军也多持避让态度。避让反共军，一是要尽量维持国共合作，另一原因则是边区新四军不具备与国民党正规军对抗的实力。如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战斗力不强的国民党鄂东地方军程汝怀部就能多次进攻、屠杀新四军指战员。而实施正规化建设后不到一年时间，五师即能主动进攻装备精良的对手。1942年初，五师主动进攻拥有5000余人，能获得日军直接援助、装备精良的伪定国军汪步青部，结果汪部很快被打垮，这对正在进攻长沙的日军构成了威胁，支援了正面作战的国民党军。(70)《威逼武汉的侏儒山战役》，鄂豫边革命史编辑部编：《新四军第五师抗战历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这次胜利反响很大，1942年2月21日，边区机关报《七七报》社论称：这次胜利震慑了武汉日军，五师名声显赫！同时，驻武汉的日军第11军总前卫部队的指挥官因三攻长沙不克而公开抱怨：蒋介石有300万保持战斗的大军，新四军(指五师)也日夜活动在武汉周围，这使“大东亚战争”前景堪忧。(71)《十五旅襄南敌伪工作的经过及经验》(1942年4月13日)，周焕中主编：《特殊的战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正规化的推进，使五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能够应付自如。1941—1943年间，五师打垮了鄂东地方军程汝怀部，在军事实力支持下还与国民党桂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即使是面对训练正规、火力强大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摸索出“(中央军)战术不机动，行动迟缓，最怕我突然之奔袭”的应对之策。(72)李先念：《一九四三年鄂豫边区的斗争》(1943年12月)，《李先念文选(1935—1988)》，第55页。军事实力提升后，五师可自信应对国共摩擦，一改保守退让之策。1944年，李先念按中共中央指示公开发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73)《军委关于重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给五师的指示》(1944年12月25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43/010/0001。的自卫声明。

政治素质和战斗力的提高，为五师对日伪军发动战略反攻提供了条件。1945年4月13日，五师河南挺进兵团以两连兵力进攻寨高沟深、有重兵防守、被日伪吹嘘为“铁打的”合水镇，他们“同时从南门和西门进攻，不到两个小时，就拿下合水，活捉了伪二师师长张国威和四县联防司令员吴春亭以下官兵三百多人，击毙了敌遂西舞三县指挥官松木以下日伪军数十名。”(74)黄林：《挺进河南》，《豫鄂边抗日根据地》，第398页。此役是一场主动攻打由日伪军重点防守的堡垒攻坚战，挺进团展现了不俗的战斗力。之后数月，挺进团与日伪军打了多次阵地战，新建了7个县政权，新辟了豫中南抗日根据地，队伍由出发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8000余人。(75)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367、442页。

第二，五师的发展壮大保障了边区抗日政权的建立与巩固。1938年10月至1941年1月，边区新四军在鄂中的应城、安陆、随县等县控制了面积不大的基本区，同时以豫南信阳、罗山和鄂东黄陂等地的山区为中心打出了一片游击区，并在上述区域内建立了12个县政权。(76)《艰苦奋斗的三周年》(1941年6月2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3/1/039/006/0024。但囿于实力，基层士绅、豪强不愿与边区新四军合作，民众想支持又担心遭报复，所以这些政权并不稳固。这种情况在五师通过正规化建设走向强盛后发生了根本改变。1941年2月至1945年8月，五师先后开进武汉郊外的汉阳、黄陂及邻近的汉川、孝感，挺进鄂东的黄梅、广济与皖西南的宿松，进军鄂南、豫中。在这4年多里，军队所到之处，抗日政权随之建立，到1945年8月，五师在东起皖西宿松，西达鄂西当阳、宜昌，南抵湘北南县，北达豫中舞阳的广阔区域内建立了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政权(77)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367、442页。，构建了上至边区公署，下到乡政权一套完整政权体系。具体如下：1941年4月，五师在其实际控制地域内按“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了边区最高行政机关——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建构了“边区公署—专署—县—乡—保”层级鲜明的政权体系，到1944年底，全边区有公署1个，专署5个，县政权44个，乡政权800余个，保7000余个。(78)《鄂豫边区根据地建设概况》(1940—1945)，《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7辑，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1984年编印，第37—38页。更重要的是，各级政权在军队的支撑下，控制了大片土地和大量人口。据载，1942年，边区基本区人口216.4万人，游击区人口257.1万人；1943年，基本区面积约2.38万平方公里、人口420万，游击区面积约16.7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1944年，基本区面积约3.2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游击区面积约6.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1945年1月，基本区游击区总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79)《豫鄂湘赣皖边区扩展面积三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九百万》(1945年1月9日)，《豫鄂边抗日根据地》，第213页。，人口约1085万。(80)《鄂豫边区根据地建设概况》(1940—1945)，《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7辑，第34—41页。边区不断扩大，压缩了同地区汪伪政权的生存空间，限制了其资日能力，加速了日汪败亡。

第三，五师开展的爱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经济发展和维护边区民众利益。首先，五师彻底清除基本区的汪伪政权，避免民众同时被两个以上政权征收赋税，支持抗日政府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整理田赋税捐，制定新税制。在新税制下，基本区民众承担的赋税比抗战前减少了5/6。(81)《艰苦奋斗的三周年》(1941年6月18日)，湖北档案馆藏，档号：GM3/1/039/006/0027、0030。此举改变了以往贫者、弱者交税多，富者、强者交税少，赋税不均的状况。其次，五师设法在游击区和沦陷区向日本商人收税，减轻民众负担。如1942年4月，五师鄂东税务二分局稅警队、手枪队60余人冲破新洲县日伪据点，冲入拒不纳税的井泽洋行(沦陷区)，没收大量香烟、牛皮、皮油等，折合3万余元，以抵其所欠税款，事后不仅据点内日伪军不敢追击，而且洋行老板宫冈表示“新四军大大的了不起，我们洋行交税，交税的”。(82)刘川、周质澄：《向日本洋行收税》(1989年12月)，《特殊的战线》，第137页。再次，五师支持商人们赴沦陷区经商，商人只要说货是“老四的”或“四老板的”(指新四军)，伪警察、密探即不敢与之为难。(83)《十五旅襄南敌伪工作的经过及经验》(1942年4月13日)，《特殊的战线》，第240页。还有，五师支持法币和边区票在根据地内流通，抵制汪伪钞票流入，还协助地方部队、民兵查禁仇货。

第四，五师为边区国民教育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据记载，到1941年5月，边区各级政府在五师控制基本区内改造、兴建了公学1所，中学6所，小学248所，民办学校111所，还有被改良后的私塾185个，在校生10944人。(84)《艰苦奋斗的三周年》(1941年6月18日)，湖北档案馆藏，档号：GM3/1/039/006/0027、0030。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与巩固，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稳步增多。1942年以后，在各级、各类学校数量和在校学生人数持续增加的同时，边区各级政府陆续颁布了各种教育法规，边区国民教育逐渐步入正轨。虽然五师没有直接参与边区国民教育事业，但边区国民教育的成果是在五师创造的安定环境中取得的。

结 语

对部队实施正规化建设既是中共军队在严酷战争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的策略，更是中共革命最终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体而言，五师的正规化建设是在孤立少援(85)关于五师的孤立少援处境，从两份电报中可窥其一斑：1942年7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李先念称，“五师在敌伪与顽军夹攻中，形势相当严重。我们对鄂中各方面情况知道得很有限，特提出几点意见，仅作供参考之用。”参见《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第五师在坚持与发展敌后斗争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致李先念等电》，《新四军·文献》(3)，第638页。1942年7月18日新四军电呈中共中央，“我们与五师电台经常不畅通或中断，所以压电报很多，甚至一个月以前的电报现才收到，已经完全失去时间性。另我们无鄂省五万分之一地图，许多地名找不着，增加指挥上的困难。”参见《陈毅、赖传珠提议第五师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新四军·文献》(3)，第639页。之处境中展开的，这可与其他师的正规化建设作比。因其余各师基础较好，根据地多集中于皖苏二省，又地近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故其正规化建设可利用已有基础直接开展，同时既能得到八路军帮助又可彼此互助。如1938年9月豫东有中共武装数千人(86)其中西华1500人、魏凤楼1000人、睢县与杞县3000人，参见《彭雪枫报告毛主席电：目前河南近况，准备东进豫东》(1938年9月3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竹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彭雪枫一次即带来了军政干部200人(87)危拱之：《关于豫南武装工作补充报告》(1940年6月7日)，《抗战时期的竹沟》，第99页。，这使四师日后利用已有基础直接实施正规化成为可能。而且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帮助他们建军，如1941年2月毛泽东、朱德等将八路军115师教导一旅编为三师第七旅(88)《毛泽东、朱德等关于教导一旅改编为新四军第七旅致彭德怀等电》(1941年2月20日)，《新四军·文献》(2)，第207页。，帮三师建军；又如同年3月中共中央将八路军115师教导五旅编入四师，助其建设部队。(89)《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部编入新四军第四师致陈毅、刘少奇电》(1941年3月17日)，《新四军·文献》(2)，第210页。不仅如此，1941年7月二、三、四师临时由邓子恢、彭雪枫统一调度(90)《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关于组织皖东北和淮宝部队临时指挥部致二师等电》(1941年7月23日)，《新四军·文献》(2)，第612页。，翌年10月一、六师领导机关合并由粟裕统一指挥(91)《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同意谭震林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致陈毅、饶漱石电》(1942年10月26日)，《新四军·文献》(3)，第231页。，如此一来各师建设部队时有可能协调互助、同步进行。然而五师不具备此条件，不可能仅依靠1939年1月由李先念带来的60余干部(92)1939年1月李先念带到鄂东的160余人中干部为60余人。参见周志坚：《随先念同志南进》，《豫鄂边抗日根据地》，第255页。直接实施正规化建设，又无法从中共中央或兄弟根据地获得支援。在孤立少援的处境中，通过强化政治机关与政治干部地位、政治教育下基层、抗大教育、强化基层党组织等方式培养了一批政治干部，或将其他人员转化为政治干部，李先念等正是依靠这些自主培养的干部将五师建成了中共领导下的正规化军队。鉴于边区被强敌分割为若干小块、主力部队无法集中政训的情势，李先念先实现了部队编制的正规化和指挥系统垂直化管理、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人才，后又要求部队灵活利用战斗间隙，各部独自开展正规战训练。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五师，1943年底“形成了从武汉周围威胁日军的战略态势”。(93)李先念：《一九四三年鄂豫边区的斗争》(1943年12月)，《李先念文选(1935—1988)》，第53页。尽管新四军各师的正规化建设均由政治思想建设、部队党组织建设与军事建设三大部分组成，但从与其它师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五师的正规化建设呈现出自主性、独立性与灵活性等特点。殊途同归，五师与新四军其它师一样，成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