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秧歌”的发展

张芳 （陇东学院）

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至1949年之间，在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及宁夏部分区域建立的行政区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

甘肃省庆阳市地处甘肃最东部，又称陇东，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树起了一座光照百代的丰碑。①陇东解放区的秧歌剧，作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文艺运动的一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继承民间艺术、发扬革命传统及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秧歌”的发展、特点及价值作些探讨。

一、陇东戏剧与陇东社火

秦腔起源于关中，在关中文化圈中十分盛行。庆阳地处甘肃省最东部，从地缘上看，庆阳市距离陕西省西安市250公里，距离省会兰州500公里。也就是说庆阳市远离甘肃省会，受到关中文化圈辐射程度要远远超过省会兰州地区。2001年10月出版的《庆阳地区戏曲志》中记载了解放前庆阳有191座古戏台，而且，这些古戏台主要集中在庆阳东南部靠近陕西的宁县和正宁县，庆阳西北部较少。这些建于清末民初的古戏台，是庆阳戏曲繁荣的明证。庆阳民间盛行庙会，在庆阳“村村有庙，庙庙有台”，庙会期间酬神娱人总是要唱“大戏”，老百姓口中的“大戏”当然首当其冲是指秦腔，在庆阳民众对秦腔艺术的热爱不乏于关中地区，秦腔在庆阳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庆阳应当是关中戏剧圈辐射的产物。

陇东社火流传已久，传统社火与我国农耕文化区的社火相近，有舞龙、舞狮、跑马、旱船、高跷等，但与其它地域社火表演略有不同的是庆阳社火中的地故事、秧歌表演等。由于庆阳受到关中文化圈和关中戏剧圈强大的辐射，庆阳社火中的“地故事”表演许多都是移植秦腔传统剧目，也就是“扮戏”演出，如《游龟山》《白蛇传》《包公赔情》等传统剧目，表演者化妆扮演成剧中人物，抓住某一处戏的主要人物、主要情节、主要场面，在锣鼓的伴奏下，从人物出场、打斗、翻转等动作表演，展现故事情节。“地故事”主要通过步伐、动作、造轻及表情表演剧中故事情节，这种表演一般无词无曲，当地人亦称其为“哑巴社火”。陇东社火中的秧歌表演有秧歌舞及秧歌小戏两种，秧歌舞只舞不歌，俗称“扭秧歌”，秧歌小戏一般载歌载舞来表现故事情节，如《种荞麦》《刘海打柴》等秧歌小戏，表演不像传统戏剧那样程式化表演，而是采用当地民歌曲调或眉户调，唱词和道白简短流畅，表演轻松自如，群众喜闻乐见。这种秧歌小戏解放前就盛行，而且至今，陇东社火依然盛行“地故事”及“秧歌小戏”。

正是由于陇东具有深厚的戏曲文化根基和社火表演的传统，为解放区新秧歌剧的创造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新秧歌运动在陇东的发展

延安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运用专业文艺理论知识与将党的新思想、旧的民间艺术形式相结合，创作出了许多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和以火热革命斗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文艺工作者一到农村，就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广泛发动群众，学习、利用当地传统民间艺术形式，如扭秧歌、耍社火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和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

陇东解放区的文化则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新秧歌运动。1938年和1939年两年中，党对文艺队伍进行了思想改造，包括旧时“戏子”的改造，吸收和培训学生及农民艺术家，使文艺队伍不断壮大。1940年，陇东剧团前往延安鲁艺进修学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延安观看了剧团演出。1941年下半年，陇东分区举行政务扩大会议，讨论改进教育工作。1942年至1943年，延安鲁艺文艺学院派慕柯夫②来陇东解放区指导文艺工作。他给当地的社火和秧歌曲子配上新歌词，亲自组织排练、演出，一时间，陇东的新秧歌扭得如火如荼。③慕柯夫、曹文初等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秋收颂》《种棉花》《刘巧告状》等小戏、秧歌剧。这些秧歌剧作为农村年节期间广场演出艺术，满足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使群众受到深刻教育。④1943年各区、各村都组织了秧歌队，尤其是庆阳三十里铺秧歌队，在社火头黄润的带领下，于1943年春节编创了小戏《二五减租》《黑牛耕地》《二流子偷鸡》《夫妻开荒》等反映群众现实生活的作品。其中，《减租》表现了政府号召减租减息，村里名叫张老好的人被地主威胁，明里答应减租，暗里不减，乡长揭露的真相，教育了张老好。1944年十月，陕甘宁边区抗日政府在延安召开文教代表大会，黄润代表陇东秧歌队出席会议，并在延安排演《减租》，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与会代表。李焕之⑤在《回忆在延安时的新秧歌运动》一文中追忆道：1945年春节期间，由我和其他6人组成的下乡小组分配到陇东分区组织群众闹新“社火”。到达分区后又分散活动，我一人到了镇原县，下乡同群众一道欢度春节，一同排练，我学到了陇东曲子戏、秦腔和陇东道情，真正体验到和群众同欢乐共呼吸的感情。⑥可见当时新秧歌运动，陇东的社火排演受到鲁艺专业人士的指导。

1942年，党中央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陇东分区党政的统一领导下，从文艺专业团体开始进行整顿。1944年底，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文教大会和文教劳模大会。这两个会对推动贯彻“讲话”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边区上下形成开展新文艺运动高潮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6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平署名文章“社火头刘志仁”；1944年10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马可、清宇署名文章“刘志仁和南仓社火”；1945年2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舒非署名文章“社火的旧形式和新活动”。这些文章都真实的记录和反映了新宁县南仓乡（今庆阳市宁县湘乐镇辖区行政村）社火头刘志仁在1937至1945年期间的新社火创造情况。从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刘志仁充分的发挥了自身的艺术才华，创造了《捉汉奸》《放脚》《开荒》等秧歌剧以及《荷花舞》在内的许多深受群众喜爱的新秧歌。

社火头黄润、刘志仁作都是土生土长的陇东人，从小受到陇东传统民俗文化的熏陶，当他们在历史变迁中受到革命精神的感染后，便运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感悟力和艺术创造力，将只舞不歌的“地故事”改造为载歌载舞的新秧歌剧，为解放区的文艺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陇东秧歌剧的特点

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秧歌剧创作手法多样、内容翔实、情感真切，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满足了群众的精神生活，唤起了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首先，以歌舞演故事，是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秧歌创新的主要特点。这些由两三人说唱表演带有情节的歌舞小戏，打破以往社火“地故事”演出只舞不歌的单一形式，将秧歌和故事有机的联系在一起，采取纵向直线叙事的创作手法，运用歌唱、舞蹈、对话、快板等多种形式相结合，创造了有别于“地秧歌”的秧歌剧表演形式。秧歌剧形式灵活多样，使得观众在故事中感知情感表现，感知时代变化，宣传了党的政策，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第二，内容翔实生动，是陇东秧歌剧的另一个特点。刘志仁所在的南仓社火队编创的《捉汉奸》《放脚》《开荒》，黄润所在的三十里铺社会对编创的《减租》《黑牛耕地》《二流子偷鸡》《夫妻开荒》等，还有孙万福编创的《边区人民要一心》《二流子要转变》《咱们领袖毛泽东》，汪庭有编创的《防汉奸》《十绣金匾》等，这些秧歌剧光从名称上看，就能感受到内容反映的是边区民众生活、生产和思想感情的真实现状，是老百姓生活实际。因为内容贴近生活翔实生动，所以深受老百姓喜爱。

第三，情感真切。虽然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出，边区时期，政府派了李焕之、马可等文艺工作者来到陇东分区指导群众文艺工作。这些艺术家为陇东秧歌的创作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从创作方法上给予了当地艺术家指导，但众多的秧歌剧创作主体是当地老百姓。他们将自己生活中的人和事搬上舞台，有生活本身的经历和感受，表演时感情自然真切、生动，使得秧歌剧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四、陇东秧歌剧的价值

陇东秧歌是在在历代民间艺人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逐步积累而成的，陇东秧歌剧的创作，从表演形式、形态、舞蹈语汇等方面都受陇东民间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秧歌剧的产生和发展，是黄土地上劳动人民在勤劳生产和生活背后产生和发展的民间艺术，更表现出陇东人民的生活乐趣，对于民间艺术继承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中，陇东秧歌又受到红色文化的洗礼，将民间艺术与革命传统有机结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繁荣了社会主义文艺，满足着人们的精神需求，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总之，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秧歌经历纵向传承及横向互动积累，以文化的形式渗透到民众的社会生活，为陇东地域文化发展留下来了宝贵的财富。

注 释：

① 吕律.革命现实主义与战斗风格的结合-陇东革命文艺活动汇盛[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1.

② 慕柯夫，男，1921-1987年，生于山东省蓬莱县。作曲家、剧作家，1936年冬在蓬莱中师肄业，1939年初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鲁艺音乐系学习，并在解放区开展文艺工作。参见《柯夫剧作选》作者简介，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11月。

③ 黄润.我给毛主席演过戏-庆阳地区戏曲志[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709.

④ 吕律.革命现实主义与战斗风格的结合-陇东革命文艺活动汇盛[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1.

⑤ 李焕之，男，（1919-2000），我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

⑥ 李焕之.回忆在延安时的新秧歌运动[J].文史精华,1996,(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