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经济体制下元代酒楼剧演场所运营

□丁 一 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

酒楼演唱兴起于宋代，至金元戏曲兴起之后，酒楼演唱内容就从说唱扩展到杂剧清唱，也就是选取杂剧套曲加身段表演，用乐器伴奏，省却舞台装扮和角色扮演，既适应局促的场地限制，也可以以曲为单位缩短演出时间，以点戏方式提供服务，给酒馆流水客人更多的选择。酒楼多为“唱”杂剧，因此，在大量诗歌中也将酒楼称为“歌馆”，如《八声甘州燕山雪花》（宋·赵功可）中的“•漾天街晴昼，料酒楼歌馆，都是春回”，又如《代上陈给事二首 其二》（宋·林亦之）的“良辰歌馆声声起，明月妆楼夜夜开”。无名氏的元杂剧《拘刷行院》散套对酒楼杂剧演出有着生动的描写[1]。

一、元代酒楼剧演场所形制

在元代，人们把酒楼秦台、歌楼妓馆、歌棚舞榭这样的地方称为“章台”，把美女云集的游乐场所称为“洛浦”。元代酒楼与音乐表演息息相关，是都市中高且显眼的固定建筑，《喜寿里客厅雪山壁图》（元·萨都剌）中言“秦淮酒楼高十层，钟山对面如银屏”，《分题得车摇摇送方叔高之官》（元·陈旅）中写道“蓟门南头卢水流，燕姬十五居酒楼。弹筝唱歌《折杨柳》，落日车前劝郎酒”[2]。酒楼中歌舞音乐不断，是辅助宴乐消费的重要方式，这个现象遍布大江南北尤其是重要的都会城市，例如，《青楼集》记载“廉野云朝卢书斋、赵松雪饮于京城外之万柳堂。刘（歌妓，艺名为解语花）左手持荷花，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曲”亦出现在边疆之地，是普通官员文人娱乐消费的常见方式，如《长洲行送黄茂宰之官长洲》（元末明初·张羽）：“阊门大道多酒楼，美人如雪楼上头。争唱吴歌送吴酒，玉盘纤手进冰羞，劝人但饮不须愁”，元代许多诸名文人重臣都毫不掩饰对酒楼娱乐消遣的流连与喜爱，如王恽《清明日锦堤行乐》中写道：“花翻舞袖惊歌板，柳隔高城暗酒楼。”又其《清霜怨（赠吴省参君璋）》描写酒楼与朋友宴乐解忧：“西风巷陌尘障面，酒楼寂寂空箫笳。”

元代不仅配有“秦台”以供演唱之需，还提供住房延长宾客消费时间，酒宴场所、表演的戏台和宾客住房是酒楼形制的三大组成部分，有许多元代诗歌可以彼此印证：有元刘敏中的《鹊桥仙·书合曲诗卷》：“无情枯竹，多情软语[3]。谁按梨园新谱。邻舟余韵遏云声，只认作、珠绳一缕。秦台风物，当时几许。扇影春风解舞。客愁都向坐间空，问谁管、西窗夜雨。”有元末明初郭钰的《寄刘渊茂才》：“多情指画秦台近，一曲鸾笙月下闻。”及其《和袁方茂才秋夜宴集》：“杨柳舞低牙板促，木犀香满羽觞飞。袁郎自是风流客，旧约秦台愿不违。”正如《牡丹亭》二十三处冥判《哪吒令》中提到的，元代的秦台，和之前诗歌中提及的花台、酒台、歌台、舞台、楚台一样，都是酒楼附属的表演场地：“瞧了你润风风粉腮，到花台、酒台？溜些些短钗，过歌台、舞台？笑微微美怀，住秦台、楚台？” 明代天启《慈溪县志》亦提及酒楼剧演的形制安排：“东西廓皆有酒楼……宋元以来皆为戏台，歌鼓之声不断。台之四面皆楼，楼前商泊云屯，往往于楼上宴乐。”

二、元代酒楼剧演消费水平

酒楼往往消费不菲，一掷千金，“已将万事归诗帙，苦乏千金醉酒楼”（元末明初李延兴《舟次龙江》）虽为夸张说法，但也从某种程度上暗示酒楼消费金额之巨。《大都赋》中也写道“若夫歌馆吹台，侯园相苑，长袖轻裾，危弦急管，结春柳以牵愁，佇秋月而流盼，临翠池而暑消，褰绣幌而云暖。一笑金千，一食钱万，此则他方巨贾，远土谒宦，乐以消忧。”大都名妓张怡云歌唱一曲《水调歌头》之后，得到二锭赏银作为酬金，这是极为昂贵的价格，还不包括宾客酒饭住宿开销[4]。

略微小结，元代酒楼是杂剧清唱演出的重要表演场所，以酒宴住宿业务为主，歌唱娱乐表演业务为其助兴，消费高昂。元代酒楼特设“秦台”这样的专门表演场地，与勾栏剧场一样目的和用途明确。不同的是，酒楼消费水准远超过市井勾栏，是元代文人社交场所，也是文人与有名望的杂剧艺人近距离交流的场所，曲作家和文人争相赠曲、题诗，出现了同题竞争的“次本”现象，也出现了跨界层合作剧本的情况，是元杂剧剧本重要的酝酿生产场所[5]。

三、寺庙经济制度下酒楼剧演管理

种种迹象表明，元代酒馆的运营及其利润归属可能与元代特有的寺庙经济有关。元上都有过寺院管理酒楼和政府经办酒楼的记载：“寺家合得钱物，官为支付”，即成宗元年（1295年）元朝政府闰四月的圣旨中规定，上都大乾元寺以及其他地区寺院的酒楼、湖泊课税交归有司。元代寺院作为合法的独立经济体存在，进行光明正大的商业运作[6]。从中统四年（1263年）世祖诏寺院“种田入租，贸易输税”开始,寺院只要按章纳税，经商就是合法的。至元元年（1264年）巩固这一政策，要求“儒、释、道、也里可温、达失蛮等户，旧免租税，今并征之”。李•在《元代民族经济史》中将“寺院”部分列在“经营商业的特权阶层”一节中进行讨论，指出皇帝赐寺院以邸舍、解库、酒馆等加以保护，使得寺院经商比一般商人有更多更大的优越性。寺院经济规模之庞大远超现代人的想象，程钜夫描述仅大护国仁王寺一处的产业写道：“凡径隶本院若大都等处者，得水地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三顷五十一亩有奇，陆地三万四千四百一十四顷二十三亩有奇，山林、河泊、湖渡、柴苇、陂塘、鱼竹等场二十九，玉石、银铁、铜铁、硝•、白土、煤炭之地十有五，栗为株万九千六十一，酒馆一。（凡径）隶（本院）河间襄阳江淮等处提举司提领所者，得水地万三千六百五十一顷，陆地二万九千八百五顷六十八亩有奇，江淮酒馆百有四十，湖泊、津渡六十有一，税务闸、•各一。内外人户，总三万七千五十九，实赋役者，万七千九百八十八。殿宇为间百七十五，灵星门十，房舍为间二千六十五，牛具六百二十八，江淮牛之隶官者百三十有三。”

从土地、田亩、鱼塘、树林、煤矿、盐铁这样的原始生产资料与资源，到茶楼、酒馆、占星堂这样的商业运营店铺，再到税务端口、贸易港口，一应俱全，如此，寺院就如有着完整产业链条、多种业务跨地区经营的大型企业，他处沽酒、买卖之利尽归寺院所有，同时也承担着重要的税赋职责，“其僧道种田营运者，依例出纳地税商税，其余杂泛科差并行免放”，同时也承担着吸纳富余闲散劳动力的作用。人们投奔寺院早已超出敬奉朝拜神灵的意义，更多为了在各种经济阶层盘剥之下能在寺院有栖息容身之地，除了因为寺院可以提供足够的居住工作条件外，还因为寺院劳作可免沉重的徭役，否则便不会有大德八年（1304年）的诏书提出整治：“军占民匠诸色户计，近年以来往往为僧为道，影敝门户，苟避差徭，若不整治，久而靠损贫下人民。”

寺院有着成熟而合法的雇佣方式，对僧尼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僧人每三年一次试五次大部经，仰总统所选择申通经义有名师德，于各路置院选试僧人。”若想离开寺院也有条文规定，“遇有僧尼还俗者，仰元礼师长追取公据、加沙，牒，送本处官司，与民一体应当差役，无至两身。”僧尼与寺院的经济关系非常明确，僧尼依靠寺院的资源生存，有责任劳作运营从增加寺院收入，寺院扣押僧尼的身份证明文件，对院中僧尼有管理权，可按商业经营的要求差派僧尼前往不同的岗位劳作[7]。

综合寺院相关史料，以及《青楼集》中大量杂剧艺人以寺院为最终出路的记载，寺院与元杂剧演出运营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复原出来：

受不了教坊盘剥的元杂剧艺人们借着三年一次的机会终于考到了“僧尼”的身份，身份文书由寺院扣押，即人身从属关系由教坊转移到寺院，为寺院服务。元杂剧艺人有时在寺院演出，有时为了商业运营需要前往隶属寺院的酒馆演出，但不管在哪里演出都由寺院按需要差派调遣，目的都是为了增加收入以应付缴纳商税[8]。没有演出任务时，艺伎人则与其他僧尼一样劳作。

出于经济目的，寺院也经营妓院，重价购入女子充当“圣女”，取悦前来朝奉的男人，但这类女子的地位应与靠才艺谋生的元杂剧艺人有所区别，实际情形可能就如多桑蒙古史所言，“当时诸大城市礼拜堂、道院、居民左右，曾见有娼妓居留。其开设此种妓院者，以重价购入女奴以营贱业……合赞曾云，此种妓院不应存在，宗教与道德皆所不许。顾其存在既久，不能一时废止，应渐禁之，先应救出不愿为妓之妇女。由是禁以不愿为妓之妇女售入妓院，其已在妓院者可以自由脱离，用公帑赎之，以配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