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我国档案学理论与实践中的价值体现

邢 慧/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40年代兴起于建筑领域，接着扩展到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政治理论、人类社会学等领域。从时间上看，自特里·库克提出后保管模式并明确提出其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国内才开始真正关注后现代主义与档案学。从研究内容来看，陆阳从三个方面提出后现代主义对档案学的影响，即对档案学方法论的影响、对原始记录性的质疑、对认识来源原则的启发[1]；闫静和徐拥军从全宗理论、档案鉴定思想、档案学范式思想、档案职业发展四个方面关注特里·库克后现代档案思想内容及价值，据此提出对我国的启示[2]；李佩仑对档案属性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和福柯的主要观点、方法作了分析性介绍，并思考其对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借鉴意义[3]。纵观国内对后现代主义与档案学的研究，可以发现主要是将后现代主义作为整体思潮研究其对档案学的影响，或从方法论等角度较为宏观地提出对我国档案学今后发展的启示意义，缺乏对后现代主义具体内涵的探讨，以及与档案学理论、档案工作实践联系的讨论。本文拟从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中，挖掘与我国档案学研究和档案事业具有联系的内容，并探讨其在当代我国档案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价值体现。

1 后现代主义对我国当代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新启示

1.1 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电子文件时代档案原始性与证据性的重新审视

后现代主义史学观注重“宏大叙事”，即直接按照编年的历史线性发展进步观看待历史，强调在历史文本的细节处发现历史的多样性。“历史事件的意义往往并不在于发生事件的本身，而在于同时代人对它的感知和后来时代人的理解，只有被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现有历史知识结构包容的事件才能进入他们的视域”[4]。后现代主义史学还鼓励历史学家在尊重史料的前提下进行独立思考。可见，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一方面认为史料的客观真实性存在质疑，另一方面又提倡立足原始材料，通过文学叙述传达历史意义。后现代主义者质疑档案的原始性和凭证价值，但不可否认，“虽然档案记录的原始性是相对的，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接近于客观事实的第一手材料”[5]。

后保管时代，电子文件产生、流转方式多样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多载体、不限制复制利用等特征也使其原始性受到质疑。“证据性是由原始性承载的”[6]，电子文件的凭证价值一直颇受关注。首先，随着时间流逝，现在必然成为历史，未来历史学家对我们当前所处时代的解读依据材料是我们现在产生的各种记录，而用电子文件记录社会活动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其次，历史学与档案学是具有共性和特性的一对存在，历史学考察史料真实性、关注文本解读的历史意义，档案学重视溯源、档案价值鉴定，二者都依赖史料、档案而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电子文件的原始性和凭证价值是档案界的关注重点，具体而言在于凭证价值如何保证和体现，如档案界采用前端控制、“新来源观”，通过对档案的来源、形成过程的“干涉”来保证档案的凭证价值。

1.2 解构主义：档案与多主体权力关系探讨的理论支撑

德里达这样看待解构：“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对立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解构这个对立命题归根到底，便是在一特定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7]“解构一个对立命题，乃是取消对立，转移它的位置，置之于不同的背景之中。”[8]但这种解构并非是单向地、一次性地将二元命题对立，从而重新确立新等级，德里达拒绝建立任何中心。解构主义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思想。

随着档案界对权力与档案关系的持续关注，以及我国档案事业越发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档案服务日益重视公共服务和民生服务，档案建构权力主体的非单一性得到普遍认同，国家与人民共同建构当代中国的社会记忆。

1.3 福柯“起源回溯”说：后保管模式理论源头的进阶探讨

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武器就是对起源的回溯，即把对陈述的描述归结于某个遥远的起源，显然这是一个连续的线性回溯过程。福柯认为，当我们试图追溯某个起源时，所遇到的是一张像地形图一样的网络，根本无法理清一条没有分叉的线路来，与其将其归结于某个起源，不如将它看作是不同支岔并合而成的[9]。这与福柯对新旧事物判定的标准相一致，即不能用线性编年史的先后判断新事物是否产生。

后保管模式被普遍认为是信息革命和电子文件时代下的产物，毫无疑问是一种“新事物”。特里·库克提出的后保管模式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认为“后保管方法反映后现代主义，后保管鉴定法、后保管著录法都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倾向”[10]。后现代主义反映的是一种思潮，且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何嘉荪认为：“整个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发端于对来源原则的‘重新发现’，这种‘重新发现’，促成了后保管模式的诞生。”[11]借鉴福柯“起源回溯说”思想，后保管模式虽然产生于电子文件时期给档案工作带来的新挑战，但这类冲击只能算是后保管模式的形成背景之一，一个新理论产生势必是多方面的作用，即“不同支岔并合而成”[12]。特里·库克也表示：“新的文件形成和文件保管现实本身起因于国家概念的演变以及国家与其公民的相互作用的变化……计算机和通讯新技术，政府和公民对信息的新利用以及在利用上的新限制……因此，在档案思想中即将出现“后保管”模式，不仅仅是因为电子文件带来的困难。”[13]福柯“起源回溯说”的实质对思考其他新理论新事物的来源同样具有价值，对探讨后保管模式理论源头具有启示意义。

2 后现代主义在我国当代档案工作实践中的价值体现

2.1 从档案管理主体来看：由单一政府机关管理转向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思想和德里达解构主义，体现为对一元权力、一元等级主导的否定。反映在当代我国档案工作中，体现为单一档案部门管理走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档案治理。一方面，档案事业正处于从单一主体管理走向多元主体治理的转型时期，这一“转型”和主体“分化”的过程，体现了档案治理“参与权力”向其他主体“让渡”，体现出一定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想；另一方面，从档案治理的结果来看，是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并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这体现了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念。正如福柯所说：“权力反映的是关系的策略，每个人既是权力作用的对象又是权力的主体，即权力既不是一元的统治模式，也非二元的协商模式，而是一种多重的力量关系。”[14]这一观点尤其肯定了公民参与档案治理。需明确的是，档案治理并非简单的多主体分工过程即所谓的多中心模式，而是以政府机关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为显著标志[15]。

2.2 从档案类型来看：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并存

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用编年史时间顺序判定新旧事物。福柯提出，所有的话语都是一个陈述整体，新事物是对陈述规律性的描述，“陈述的范围不是一个被丰富时间分割的无生气的平面的整体，而是一个自始至终活跃的范围”[16]。目前，学界、业界对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的探讨从未停止，虽然已有单套制试点地方，但总体仍以双套制为主。电子文件是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而传统的纸质档案相对而言是“旧事物”，当前正处于“新旧事物”共存时期，档案管理的对象是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二者并存仍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总体状态，不能简单地以电子文件产生的时间节点划分档案管理的对象。特里·库克也提到“提倡后保管方法并不意味着未来的档案工作者不再保管档案实体——尽管部分特定类型的电子文件确实如此；并不意味着档案工作者将免于处理‘文件山’，或者是这种实体保管工作的价值将有所降低；也不意味着档案本身对档案工作者不再那么重要，或者说它的内在凭证价值退居次位”[17]。这一观点可以理解为档案管理的对象仍然是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这一陈述的形成和持续，是时代特征和档案工作规律共同作用的显现。

2.3 从档案管理内容来看：重视民生档案服务、边缘的社群档案建设

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解构等理念都强调了一种多元化思想，都表现出对一元权力和宏大叙事权力观的不认同。福柯“微观权力论”更是直接关注和放大微观小型叙事，认为“通过高扬微观权力，揭示权力的社会生活属性及其能量流的特点，构架权力的自下而上模式，颠覆了传统自上而下的权力模式”[18]。当下档案工作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通过开展民生档案服务，如长三角地区民生档案“异地查档、便民服务”，体现“人本”思想，保障人民群众利益，这显然是对社会“微观权力”的重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对现代性的批判，“也为当代社会关注边缘、尊重差异寻求理论支持开了先河”[19]，为社群档案等边缘档案的存在和重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撑。边缘档案建设体现了对边缘群体的关注，我国还有很多群体的档案没有被档案馆纳入接收范围，往往由群体自行参与档案管理，直接体现了“微观权力”“自下而上”的运作方式。福柯认为思想史的作用之一就是“讲述邻近的和边缘的历史”，为当代档案工作提供指向。关注民生档案、边缘的社群档案等，同时体现了思想理念为档案工作实践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