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哥拉中国新移民的迁移历程及回流原因研究

高 哲 朱 宇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非贸易加强和人员往来增多，大量中国新移民涌入非洲。[1]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李新烽估算，2012 年底，非洲华侨华人约110 万人[2]，2019年底人数比2012年略有下降，约为100万人。[3]从非洲华侨华人国别分布来看，2012年人数超过10万人的国家有南非、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其中，南非约30万人，安哥拉约26万人，尼日利亚约20 万人，三国华侨华人占非洲华侨华人总数的四分之三。[4]2019年华侨华人数量超过10万人的国家仅剩南非和尼日利亚，两国华侨华人数量基本保持稳定，而安哥拉华侨华人数量只剩6万-8万人[5]，减少近20万人。

安哥拉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经济体和最大吸引外资国之一。中国与安哥拉自2004年深化互利合作以来，安哥拉已成为中国第三大石油进口来源国(仅次于俄罗斯和沙特)，以及主要对外承包工程市场和重要劳务合作伙伴。中国是安哥拉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石油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融资来源国。2010年，中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在中安两国积极共建“一带一路”、大力促进合作的背景下，为何在安哥拉的中国新移民数量不增反降？安哥拉中国新移民群体内部哪些选择回流、哪些继续坚守？什么因素导致回流？本研究结合笔者2019年6-7月在安哥拉开展的实地田野调查，以期回答上述问题。

二、安哥拉中国新移民的迁移历程

自1549年起，安哥拉沦为葡萄牙殖民地；1961年2月，安哥拉人民开始武装反抗殖民者，直至1975年脱离殖民统治独立建国。因缺乏这一时期安哥拉华侨华人数量的相关资料，李安山教授估计1968年时华侨华人约500人。[6]现在安哥拉华侨华人基本都是新移民，其迁移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

图1 1968-2019年安哥拉华侨华人数量统计

(一)2002年以前：中国新移民长期低位徘徊

安哥拉独立后旋即陷入长达27年的残酷内战，直至2002年结束。这一时期除少量外交、军事及安保人员外，鲜有中国人进入。据中国学者考证，1975-2002年，安哥拉华侨华人数量统计如下：1975年550人，1984年250人，1990年250人，1996年300人，2001年500人。[7]1974年初至1975年底，为制衡苏联扶助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现为安哥拉执政党)，中国曾派遣军事人员对“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进行军事援助，培训游击战术，但1975年底即全部撤回。[8]1983年，中国与“安人运”当局建立外交关系，向安哥拉派驻必要的外交和安保人员。1997年至1998年间，约100多名在韩国渔船上工作的中国籍船工在安哥拉附近海域作业时跳船滞留安哥拉[9]，致2001年在安中国人有所增加。安哥拉内战期间，中国商人主要聚集在纳米比亚境内靠近安哥拉南部边界小镇Oshikango(华侨华人俗称“北部”)，形成中国社区，与安哥拉人从事边境商贸活动。[10]笔者在安哥拉调查时仍不时有老华侨提起这个地方。

(二)2002-2014年：中国新移民短期急剧增长

内战结束前夕，安哥拉中国新移民约50多人，集中在首都罗安达。[11]内战结束后，安哥拉百废待兴，开始战后重建。因无法接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及西方国家为援助贷款附加的苛刻政治条件，安哥拉转向中国寻求帮助。中安经友好协商，达成以安哥拉向中国出口石油为担保的一揽子贷款方案，并商定使用中国贷款建设的项目70%由中国企业承建，世界银行将这种“以资源换贷款”的合作方式称为“安哥拉模式”。在“安哥拉模式”催化下，大量中国新移民跟随中国企业进入安哥拉，2006年，大约有4000名中国人来到安哥拉。[12]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估计2006年有5万中国工人在安哥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工作，安哥拉政府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在安中国人约为7万人。[13]2012年是安哥拉2010年修改宪法后首次大选，执政党为吸引选民支持，掀起一轮投资热潮，上马大批基建项目，大批中国企业和中国建设者蜂拥而至，2012-2014年，安哥拉中国新移民约25万人[14]，国外学者估计高达25.9万人[15]，这一数字与李新烽估计的数字基本一致。

(三)2014至今：中国新移民大量持续回流

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新移民陆续离开安哥拉回流中国，人数下降到如今的6万-8万人，当地侨领估计可能已不足4万人。笔者在走访安哥拉中国总商会、浙江总商会、安徽商会、河南商会等华侨社团时了解到，近几年中国新移民逐渐回国，因为国内发展机会很多，至少比安哥拉安全。以浙江籍中国新移民为例，最多时达2万多人，现在只剩下2000人左右，90%都离开了安哥拉。[16]内战结束以来，安哥拉未曾发生党派纷争、宗教冲突等政治事件，政局及社会基本保持稳定，经济也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高速增长，是什么原因导致大量中国新移民离开安哥拉？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安哥拉中国新移民群体的构成。

三、安哥拉中国新移民及回流中国群体的构成

(一)安哥拉中国新移民的构成

安哥拉中国新移民主要是企业家、商贩和劳工。[17]李新烽根据华侨、华人概念内涵的差异，将非洲华侨分为公派人员、自费人员和劳务人员三类，非洲华人分为老侨、混血儿和新入国籍者三类。[18]真正意义上的安哥拉华人数量极少，安哥拉华侨基本是2002年以后进入的新移民，主体是劳务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中国商人，兼有少量自由职业者，如葡语翻译等。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将迁移到祖籍国以外国家一年以上的国际移民称为“长期移民”，3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则称为“短期移民”，借鉴这一时间划分界限，在安哥拉的中国劳务人员也可分为“长期劳工”和“短期劳工”。中安相距遥远，交通成本较高，短期季节性流动劳工数量较少，本研究不作讨论，重点关注以下三类人员：

1. 长期劳工

中国劳务人员多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以修路、盖房、建水坝为主，绝大多数通过劳务派遣方式进入安哥拉，签证到期后再续签。这一群体大体可细分为三类：一类是通过正规渠道劳务输出、在承建安哥拉基础设施项目的中资企业(含民营企业)工作的长期劳工，约占中国劳务人员总数的80%。安哥拉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对外承包工程市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累计向安哥拉派出各类劳务人员9377人，该年年末在安哥拉的劳务人员有2.72万人，在安哥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成建制的中国劳务人员约3万到5万人。[19]第二类是在非基建工程类、商贸类中资企业工作的长期劳工，多通过投亲靠友等方式来到安哥拉，约占中国劳务人员总数的15%。第三类是通过中介公司输出的劳务人员，大多从事伐木、驾驶、海洋捕捞等工作。笔者在“安哥拉华助中心”了解到，有些受国内一些黑中介高薪蛊惑来安哥拉的劳务人员，劳动权益、薪资待遇等很难得到保障，该中心每年都要受理几十起这类劳务人员的维权和求助案件。从国内来源看，长期劳工多来自山东、江苏等基建国企较集中的省份和河南、四川、重庆等劳务输出大省。

2. 私营企业主

2002年以来，大量中国新移民来安哥拉投资兴业，广泛分布各行各业，注册成立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中小型私营企业。据美国麦肯锡公司2017年6月发布的对中非经济合作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在安哥拉共设立248家企业，这一数字是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113家的2.2倍，其中，75%是民营企业。[20]中国商务部仅审批投资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一些投资金额较小的项目并未统计在内，特别是数量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申晓方等研究发现，在非洲投资的中国民营企业数量可能是中国商务部统计数字的2-3倍[21]，与麦肯锡实地调查数据接近，但麦肯锡认为，在非洲开展业务的中国私营企业数量远超他们预计，实际数量可能是在中国商务部注册数量的2-9倍。[22]据笔者2019年6月对安哥拉中国侨团会员企业数的统计(见表1)，中国新移民在安哥拉投资设立的私营企业数可能超过1000家，与麦肯锡预计的数量相近。

表1 安哥拉中国涉商侨团及其会员企业数

上表统计的各侨团会员企业可能包含有部分国企，但浙江总商会、尚未成立商会组织的中国其他省份新移民创办的企业以及尚未加入商会组织的企业数量应远超可能计入的国企数量。2004年，中安合作进入蜜月期，在中国国企带动下，众多民营企业跟随进入安哥拉，或为国企做配套服务，或独立开拓安哥拉市场。有些私营企业主原本就是中国国企员工，他们在熟悉安哥拉市场后，或从国企辞职下海，或合同期满后留在安哥拉自主创业。这些私营企业主形成华商社会网络，为后来寻求发展机遇的中国企业牵线搭桥。

3. 中国商人

安哥拉内战甫一结束可能就有中国商人越过安哥拉南部边境从纳米比亚进入安哥拉境内从事商业活动。战争给安哥拉造成严重破坏，基础设施损毁，各类物资奇缺。安哥拉浙江总商会L侨领说：“内战结束初期，安哥拉人很有钱，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因为在内战时，武斗的两派为拉人入伍，拿着美元现金到处招兵买马。如果在战场上牺牲了，还有一笔数额不菲的抚恤金。2003年下半年，我随巴西政府代表团来安哥拉考察，当时安哥拉实行的是军事管制，社会治安非常好，老百姓拿着大把的美金在马路边交易，谁敢偷抢如果被警察抓住了，法官直接去他家向家属宣告死刑，马上就执行。但我觉得这个国家商机无限，于是就把巴西的生意交给子女打理，带着爱人来这里发展。”[23]商业嗅觉灵敏的中国商人陆续从中国、欧洲、非洲其他国家和其他葡语国家来到安哥拉，有的成立贸易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把安哥拉的海产品、木材等贩运到中国，把中国的建材、鞋服、机电等产品出口到安哥拉；有的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务，足迹遍及安哥拉18个省，主要聚集在罗安达市的VIANA中国城、亚福、安厦、圣保罗等商贸城。中国商人主要来自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估计各类大小商户至少上千家。

(二)回流中国群体的数量及构成

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一项调查表明，安哥拉中国新移民在2015年后大量回国，中国人数量下降了40%-50%，而且还在继续下降。[24]笔者在安哥拉田野调查时，有些侨领估计实际离开安哥拉的中国人可能比预想的还要多。浙江籍侨领XB在访谈中说：“2012年前后，在安哥拉的中国人最多时应该有35万-40万人，现在可能只剩下4万人左右，90%都离开了。2014年以前，这里的钱很好挣，大家都在闷声发大财，哪有心思搞侨团组织。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人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需要抱团取暖，所以才成立各种商会。”[25]从表1可以看出，侨团确实大都成立于2014年之后，这应该不是机缘巧合。

综合现有研究和媒体报道，结合笔者实地调查，离开安哥拉的中国新移民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劳工约占70%，他们是回流中国的主体。笔者在罗安达市郊曾承建K.K.新城(一期)项目的“联合舰队”营地看到，聚集了近30家大中型中资企业、最高峰时有近22000名员工的营地，现在只剩少量安保和中方留守人员。[26]另外30%是私营企业主和中国商人，这两类群体有出有进，可能出多于进，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以笔者深入调查的甲中资企业基地为例，该基地有A、B、C、D四家企业，A企业是最早进驻的企业，从事建筑承包业务，承建的几处工地因投资方资金紧张已停工数月，迟迟无法复工；B企业主要为各建筑企业提供原材料，因业务量逐渐减少而开工严重不足；C企业主营建材，在笔者抵达前一个月，几位股东将股权全部转让给其中一位愿意坚守的股东，两个月后交割离开；D企业是2019年5月刚入驻的新企业，企业主来自浙江，笔者问他为何逆市进入安哥拉，他说：“国内生意很难做，来安哥拉之前考察了十几个非洲国家，相比较而言，感觉这里还不错。”[27]有人撤离，有人坚守；有人离场，有人入场，危中有机，这可能就是安哥拉中国新移民的经营哲学。

四、中国新移民大量回流的原因分析

(一)因中资企业承建工程停工致使中国劳工回流

安哥拉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是非洲第二大石油出口国，石油开采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日产原油147万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40%，石油出口额占国家对外出口的95%以上，出口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60%。[28]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见图2)，此后因国际经济疲软致石油需求不振，国际油价一直增长乏力。2016年以来，安哥拉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三年负增长(见图3)，政府外债高企，2019年公共债务增至占年度GDP的103%(2014年度为30%)。[29]国际融资基本以石油出口收入作抵押，为履行偿债义务，有限的石油出口收入须优先用来偿还债务，安哥拉出现“财政井喷”，财政支出明显高出收入，出现连续巨额财政预算赤字，为缩减开支，许多在建工程被迫停工，前总统在任时开工的一些工程被要求停工，重新规划、审批或招标，许多中资企业因此损失惨重。[30]

图2 2007-2019年国际原油均价数据来源：石油输出国组织

图3 2002-2018年安哥拉GDP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劳工主要集中在建筑类企业，约有40余家中资企业具有建筑投标资质，还有数量众多、规模不等的中小建筑企业依靠前类企业分包业务生存。虽然安哥拉规定外国企业最多只能聘用30%的外籍员工，其余必须聘用安哥拉员工，但中资企业承建项目较多，加之安哥拉技能工人缺乏，而中国劳工吃苦耐劳、干活高效、沟通方便，虽然用工成本比安哥拉工人高，但中资企业还是喜欢从中国输出劳工。因安哥拉政府无法按期支付工程款项，企业无法支付工资，中国劳工只能回流中国。以安哥拉新首都国际机场项目为例，工程最初由中国国际基金公司承建，合同金额为38亿美元，原定于2017年完工，受安哥拉政府财政困局影响，工程进展缓慢；2017年，转由中航国际工程公司接手。笔者在安哥拉调查时了解到，工程又陷入停工状态。2019年7月，笔者离开安哥拉回国时，同航班经济舱旅客相当一部分是回流中国的劳工。

(二)因经营环境恶化致使私营企业主和商人回流

安哥拉主权货币(宽扎)兑美元汇率持续贬值，2002-2014年贬值幅度较小，2002年12月，1美元兑58.35宽扎；2014年12月，1美元兑102.87宽扎，贬值76%，年均贬值约6.3%。从2014年开始，宽扎步入加速贬值通道，2020年3月，已跌至1美元兑518.38宽扎，相较2014年12月，贬值达403%(见图4)。[31]宽扎贬值让美元和欧元成为避险货币，人们想方设法把宽扎换成美元或欧元。安哥拉外汇储备有限，2013年顶峰时仅340亿美元，有限外汇储备不仅要用来维护汇率稳定，还要进口紧缺的粮食、工业制成品和农业物资等，截止2019年4月，官方公布仅剩108.28亿美元，为避免外汇市场出现恐慌情绪，此后官方不再对外公布具体数额。

外汇短缺给中国新移民、特别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商人造成非常大的困扰。罗安达某中国商贸城S副总在访谈中说：“从国内发货过来，要占用一部分资金；货到这边后，需要美元或欧元给国内付款，但银行对外汇控制非常严格，外汇结算不及时，至少需要排队2-3个月。以我们商贸城商户销售的二手服装为例，一条货柜价值20万-30万元，一般一个月销售5-8个柜，月销售额150万-200万元。银行三个月后才结算第一个月货柜的外汇，三个月下来就得500万-600万元现金押在这儿。在此期间，得支付工人工资、关税之类的费用，中国商人资金压力比较大。积压资金还是小事，最大的问题是排队换汇期间，汇率每天都在贬值，比如，银行今天结算汇率是200宽扎兑1美元,三个月以后可能就涨到300宽扎兑1美元或更高，这样，商户可能就要亏钱。大家只能按照黑市汇率做生意，不走黑市根本没办法赚钱，而黑市汇率至少比官方汇率高200宽扎左右，哪有生意能有这么高的利润？”[32]官方外汇市场和非正规外汇市场(俗称“黑市”)之间存在巨大的汇率差，如2019年7月，官方汇率1美元兑360宽扎，黑市兑450宽扎；2020年3月，官方汇率1美元兑518宽扎，黑市则兑700宽扎。2018年9月，安哥拉政府放开汇率管制，试图消除汇率差，但效果十分有限。银行换汇不仅等待时间长，而且等待期间宽扎不断贬值，为避免损失，中国商人只好选择黑市换汇。因宽扎贬值，许多中国新移民前些年辛苦积攒的财富差不多又赔进去了。一些私营企业主和中国商人见安哥拉经济形势短期难见好转，只好暂时回流中国。

图4 2002-2020美元兑宽扎汇率变化数据来源：英为财情网

(三)社会治安持续恶化，人身安全难以保障

非洲是中国新移民迁移目的地的“新宠”，但高利润往往伴随较高安全风险。[33]暴力犯罪是中国新移民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持抢抢劫、绑架杀人、敲诈勒索等恶性刑事案件几乎每天见诸报端。据安哥拉国家警察局介绍，2018年共登记7.2万起犯罪案件，较2017年增加2.6万起。[34]罗安达市2018年共发生27065起案件，比2017年增加15517起，平均每天至少发生4-5起犯罪案件，犯罪率高达35%。[35]在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国际”分析的南部非洲国家中，安哥拉在违法犯罪方面排名第11位。[36]中国新移民不得不在安全上投入大量资源，如聘请私人保安、修建安全设施、购置安全设备等。在中国驻安使馆支持下，华人聚集区纷纷自发成立“联防协会”，购置巡逻车、防弹衣，雇佣专业保安，24小时不间断巡逻，提高联防联控能力，以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即便这样，仍不时发生中国人被抢、被杀恶性案件，难怪中国新移民说，在安哥拉，一定要“安”字当头。

安哥拉社会治安恶化固然跟该国警察队伍有关，如警务装备不良、缺乏侦破能力、工资低、索贿或索要小费，甚至有警察公然持枪抢劫勒索，但根本原因是由安哥拉高失业率和高贫困率造成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安哥拉拥有劳动力1229.88万人，15-64岁人群的失业率达28.8%，其中，男性失业率为26.6%，女性失业率为30.9%；城市失业率为36.5%，农村失业率为16.2%，15-24岁青年群体的失业率高达52.4%。[37]2019年2月，安哥拉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将全国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到21454宽扎(约合66.01美元)，商业和矿业最低工资标准设定为32181宽所(约合99.02美元)，运输业、服务业、加工业最低工资标准设定为26817宽所(约合82.51美元)。[38]因货币贬值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以甲中资企业基地为例，C企业雇佣的安哥拉员工含一天两餐，月工资是27000宽扎；D企业不含餐，安哥拉员工月工资是36000宽扎，按2019年7月份当地物价，安哥拉人日常主食玉米粉50公斤袋装的价格从5800宽扎上涨到7400宽扎，安哥拉员工月工资仅够买200公斤玉米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安哥拉代表Henrick Larsson称，安哥拉贫困率高达52%，每两个安哥拉人就有一人处于全面贫困状态。[39]为了生计，一些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石油出口收入主要用于偿还外债，难以支持国内建设，改善民生。2017年9月，新总统上台后，努力避免继续以石油出口作为担保的国际借贷，他说：“尽管最近好几个国家都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求以石油担保，那是很严苛的条件。我们正在采取措施，避免未来的借贷再附带石油担保条件。”[40]安哥拉为吸引外国投资或获得国际融资贷款而频繁出访，在保持与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良好合作关系的同时，积极寻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以实现融资贷款来源多元化。国际金融机构贷款虽然不需要以石油出口收入作抵押，但需要满足其苛刻的附加条件，前总统在任时一直与国际金融机构保持距离。2018-2019年，安哥拉政府分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达成37亿美元和至少27亿美元的融资协议，条件是安哥拉政府须开征增值税和消费税以增加非石油收入，减少政府开支，取消对电力、饮用水、汽油燃料、公共交通等财政补贴，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等，部分措施实施后，全面推高了市场物价。国际金融机构给安哥拉开具的“药方”是否对症，社会和民众能否承受，还需要时间观察。

经济危机导致犯罪率急剧上升，外国人通常被视为富裕的目标，更可能成为受害者。中国新移民面临极高的经济和人身安全风险，针对中国人的有组织犯罪非常普遍，不少是中国新移民雇佣的安哥拉工人内部作案或内外勾结作案，防不胜防。2017年5月，甲中资企业基地就曾被一伙不明身份武装分子持枪抢劫，一名安籍保安中弹当场身亡。A企业老板与安国某位高层领导关系密切，请其调派10余名现役士兵常驻基地，此后才未再发生安全事故。

五、结语

中国新移民在中安合作驱动下，跟随中国企业进入安哥拉，是“安哥拉模式”的衍生品，为安哥拉战后基础设施重建和国民经济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安哥拉基础设施建设高潮不再，安政府与中国企业合作热情已然减退，“安哥拉模式”运转进入平缓状态。[41]中国企业依靠承建政府间协议项目、从中国输出劳工抢占安哥拉基建市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安哥拉拥有比中国更廉价的劳动力，中资企业开始向投资和开发型企业转型，大力实施员工属地化，可以预见，从事中低端劳动的中国劳工往安哥拉迁移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安哥拉是非洲“最富有的穷国”，国土面积和人口分别位居非洲54国之第7位和第14位，拥有丰富的石油、钻石等自然资源和巨大的渔业、农业、林业等开发潜力。近年来，安哥拉努力实现经济多元化，以减少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潜力等优势，积极承接中国向非洲的产业转移，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从事中高端劳动的中国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及私营企业主、商人迁移进入安哥拉 。

非洲是“一带一路”框架的自然延伸，是重要参与方[42]，截止2020年1月底，已有44个非洲国家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43]在“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安合作前景广阔。现阶段，安哥拉经济发展虽面临一些困难，中国新移民应科学应对，主动求变，化危为机，善于“从危机困难中捕捉创造机遇”[44]，“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45]，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与侨居国共克时艰。在安哥拉的投资回报率虽然较高，但市场风险也很大，中国私营企业主和中国商人应对安哥拉市场的不确定性有一定的耐受力，要不断锤炼实战经验和管理技巧，以驾驭在安哥拉的投资项目。中国新移民是中安民间交往的桥梁和经济合作的纽带，两国政府应积极回应新移民的实际困难和现实关切，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引导中国新移民有序流动，如2019年初，中国放宽合法移民向境外转移资产不受每年5万美元的限制，加之安哥拉为实现经济多元化出台一系列政策利好的刺激，一些中国新移民开始重返安哥拉，人数已呈现止跌回升势头。[46]

注释：

[1] 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新移民”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中“中国新移民”指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移居国外的中国公民(不含港澳台地区公民)，“中国新移民”连同改革开放以前移居国外的中国公民统称为“华侨华人”。

[2][4] 李新烽：《非洲华侨华人数量研究》， 2013年7月17日，http://www.qb.gd.gov.cn/dzkw2010/hqyhr/4344/201307/t20130717_401700.htm，2020年10月13日。

[3][5][18] 李新烽、[南非]格雷戈里·休斯敦,等：《非洲华侨华人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4,26,18页。

[6]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第583页。

[7][24] 李安山：《战后非洲中国移民人口状况的动态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6期。

[8] 忻 怿：《安哥拉内战与美中关系——基于美国“联华援安”战备始末的考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9] 2019年6月26日在罗安达对华商Z先生的访谈。

[10][13] Renato Aguilar and Andrea Goldstein, “The Chinisation of Africa: The case of Angola”,TheWorldEconomy, 2009, pp.1543-1562.

[11] 朱慧玲：《非洲侨情及其特点》，《八桂侨刊》2002年第1期。

[12] Lucy Corkin,“Chinese Contruction Companies in Angola: A Local Linkages Perspective”,ResourcesPolicy, 2012, pp.475-483.

[14] Chery 1 Mei-ting, “Porforming ‘China in Angola’ for the West: Chinese Migrant Discourse in Angola”,AsiaandPacificMigrationJoural, vol.27,no.1(2018), pp. 9-27.

[15] Dana Sanchez, “20 African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Chinese Migrants, And Why These Statistics Are Problematic”, Jan 19, 2017, https://moguldom. com/137127/20-african-countries-with-the-most-chinese-migrants/20/，2020年3月16日。

[16][23] 2019年6月28日在罗安达对安哥拉浙江总商会L侨领的访谈。

[17] Giles Mohan, Ben Lampert, May Tan-Mullins and Dahpine Chang, “Chinese Migrants and Africa’s Development: New Imperialists or Agents of Change”, Table 2.1.,TypologiesofChineseMigrantsinAfrica. London: Zed Books, 2014, pp. 48-49.

[19][28][37][38]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安哥拉共和国大使馆经商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安哥拉)》，2019年，第28，24，14，27页， 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angela.pdf，2020年3月26日。

[20][22] Kartik Jayaram、Omid Kassiri and Irene Yuan Sun,“Danceofthelionsanddragons”，June 28, 2017，pp.27, 28.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middle-east-and-africa/the-closest-look-yet-at-chinese-economic-engagement-in-africa，2020年10月13日。

[21] 申晓方、杜群阳、温 静、倪云蕾：《中国在非洲的民营投资：现实与机遇》，《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8期。

[25] 2019年7月2日在罗安达对浙江籍侨领XB的访谈。

[26] K.K.新城项目(一期)位于罗安达以南18公里的凯兰巴·凯亚西(Kilamba Kiaxi)，占地8.8平方公里，包括710栋公寓楼、24所幼儿园、9所小学、8所中学及其他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331万平方米，由中国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总承包，29家中企分包协作，形成“联合舰队”管理模式。该项目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承揽的单项合同最大的住房项目。

[27] 2019年6月22日在罗安达对企业主L先生的访谈。

[29] 《标准普尔：安哥拉经济发展前景从“稳定”降为“负面”》，《安哥拉华人报》(微信公众号：angolanews)2020年2月12日。

[30] 《安哥拉总统洛伦索国情咨文》，《安哥拉华人报》(微信公众号：angolanews)2019年10月17日。

[31] 数据来源：英为财情网，https://cn.investing.com/currencies/uses-aoa-historical-data，2020年3月24日。

[32] 2019年6月29日在罗安达对某中国商贸城S副总的访谈。

[33] 林 胜、朱 宇：《海外华侨华人安全问题思考——以福建海外移民为例》，《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4] 《华人同胞注意：2018年安哥拉犯罪数量大幅上升》，《安哥拉华人报》(微号公众号：angolanews)2019年2月28日。

[35] 《罗安达犯罪率达到35%，提醒侨胞加强安全防范》，《安哥拉华人报》(微号公众号：angolanews)2019年3月12日。

[36] 《暴力犯罪是安哥拉外国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安哥拉华人报》(微号公众号：angolanews)2019年11月20日。

[39] 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官网：http://ao.mofcom.gov.cn/article/sqfb/20190102831058.shtml，2020年3月26日。

[40] 《中国最近援助安哥拉总数达60亿美元》，《安哥拉华人报》(微信公众号：angolanews)2018年11月26日。

[41] 姚桂梅：《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战》，《西亚非洲》2013年第5期。

[42] 中非合作论坛官网：http://www.focac.org/chn/zywx/zyjh/t1591011.htm，2020年8月20日。

[43] 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2020年8月20日。

[44] 《善于从危机困难中捕捉创造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考察重要讲话引发强烈反响》，2020年4月2日，http://news.youth.cn/sz/202004/t20200402_12267397.htm，2020年8月20日。

[45] 《习近平：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2020年5月24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5-24/9193067.shtml，2020年8月20日。

[46] Candido Mendes, “Chinese Return to Angola after currency Crisis Caused Exodus”, Nov 9, 2019,https://www.msn.com/en-us/money/news/chinese-return-to-angola-after-currency-crisiscaused-exodus/ar-AAH8me7；转引自“北大非洲电讯”第422期，2019年9月17日，https://caspu.pku.edu.cn/docs/20190924100301366301.pdf，2020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