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績《三禮圖》内容考論*

喬 輝 張曉寧

關鍵詞：劉績；三禮圖；考證

劉績，史書無傳。《四庫全書總目》“《三禮圖》四卷”提要下云：“《三禮圖》四卷，明劉績撰。績字用熙，號蘆泉，江夏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鎮江府知府。”(1)(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76頁。劉績爲明朝人，“宏治”當爲“弘治”，爲明孝宗年號，其在位時間爲1488—1505，庚戌進士，即1493年進士，其撰《三禮圖》當在1493年後。

劉績撰《三禮圖》之本旨在於糾舊圖之失，匡舊注之謬。《三禮圖》卷一序《三禮圖説》言：“三代制度本於義，故推之而無不合。自漢以來失其傳，而率妄作。間有微言訓詁者，又誤。遂使天下日用飲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天人而流於異端矣。績甚病之，既注《易》以究其原，又注《禮》以極其詳，顧力於他經不暇，故作此圖以總之。凡我同志留心焉，則可以一貫矣。勿泥舊説，見舊是者，今不復圖。”(2)(明)劉績：《三禮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5頁。其體例亦由此得知：凡舊圖誤者，則撰新圖；凡舊圖是者，則不復圖。

其《三禮圖》内容，《四庫全書總目》“《三禮圖》四卷”下有云：“是書所圖一本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林希逸《考工記解》諸書，而取諸《博古圖》者爲尤多，與舊圖大異。”(3)《四庫全書總目》，第176頁。觀其書所依之作，其内容多依《博古圖》《禮書》而作，今結合其文，參照禮之經文、注疏，結合相關禮圖文獻，兹取數例，考察其内容之真僞。

一、 内容考釋(上)

卷二之“總”云：

劉績以“總” 爲幘巾髻籠所以韜髮。《禮記·内則》：“笄、總。”鄭玄注：“總，束髮也，垂後爲飾。”孔穎達疏：“總者，裂練繒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故以爲飾也。”(5)(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461頁。《説文·糸部》：“總，聚束也。”段注：“聚束也，謂聚而縛之也。悤有散意，糸以束之。禮經之總，束髮也。禹貢之總，禾束也。引申之爲凡兼綜之偁。”(6)(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47頁。《釋名·釋首飾》：“總，束髮也，總而束之也。”總爲束物之組，故翟車謂之組總。《詩·鄘風·幹旄》：“束絲組之。”毛傳：“總以束絲而成組也。”可知，“總”乃束髮之物，垂後爲飾。《説文·巾部》：“幘，髮有巾曰幘。”《玉篇·巾部》：“幘，覆髻也。”《廣雅·釋器》：“幘巾，覆結也。”《方言》卷四：“覆結謂之幘巾。”《後漢書》卷十一《劉盆子傳》：“俠卿爲製絳單衣、半頭赤幘。”李賢注：“幘巾，所謂覆髻也。”(7)(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81頁。可見，“幘”乃覆髻之物，與“總”實爲二物。《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0册P.2967之《喪禮服制度》亦有“總”圖(8)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8頁。，其圖“總”之形與劉績“總”圖不符。《居延新簡》亦有“幘”，經學者考證，其功用爲“裹頭的長條形布袋”(9)聶丹，聶淼：《〈居延新簡〉中的“行幘”》，敦煌研究，2016年第1期，第23頁。，不爲“束髮”，劉績所言與《居延新簡》所載不符。要之，劉績以“總”爲“幘巾”， 與禮文、傳世文獻皆不符；其圖“總”亦作“幘巾”狀，甚失之。清黄以周《禮書通故》“名物圖一”之“服”亦言劉績圖“總”之失，另撰“總”圖。黄圖與《敦煌西域文獻》載“總”圖形制亦有異，不知孰是，兹存二圖。

卷三之“圭瓚”云：

按九寸七寸之璋，中皆射四寸，圓爲槃，則圭瓚當倍之，射八寸矣。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鄭玄引叔孫通之作而誤以鼻爲龍頭流。若云瓚勺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八寸，則義自明矣。(10)《三禮圖》，第375頁。

劉績以爲鄭玄所言“圭瓚”之形制有誤。筆者以爲鄭玄所言有理，劉績之言有待商榷。

《周禮·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鄭注：“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11)(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22頁。《詩·大雅·旱麓》：“瑟彼玉瓚，黄流在中。”毛傳：“玉瓚，圭瓚也。”鄭箋：“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黄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12)(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829—830頁。鄭玄言“瓚”之形制甚明：瓚形如盤，呈圓形，其後有柄，以圭爲之，其前有流，乃出水處。《玉人》又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鄭注：“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横，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13)《周禮注疏》，第923頁。鄭玄以爲圭瓚之制，猶如三璋之勺形，且謂鼻爲勺流也。其説與先鄭所云“鼻謂勺龍頭也”有異，當《漢禮》所爲。又由《玉人》言“鼻寸”，若如先鄭所云“鼻爲勺龍頭”，則不知“寸”是言寬狹，亦或言長短，無從所定，若如鄭玄所言鼻爲勺流則知寸爲勺之長。故鄭玄所云有理。聶崇義《三禮圖集注》卷十四《尊彝圖》之“圭瓚”所畫之圖與鄭注所言相合。

《周禮·春官·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注：“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劉績以爲鄭注言“瓚槃大五升”當爲“瓚勺大五升”。聶崇義則以爲“瓚槃大五升”當爲“瓚大五升”。《禮記·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鄭注：“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鄭注《玉人》《明堂位》所言“瓚如槃”“大五升”，筆者以爲十三經注疏本《周禮注疏》言“瓚盤大五升”，當爲“瓚，大五升”， 乃衍一“盤”字。《左傳·昭公十七年》：“鄭裨灶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杜注：“瓚，勺。”(14)(晋)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084頁。劉績以爲“瓚盤”當作“瓚勺”與上下文辭及文獻所載不符，失之；劉績言“下有槃，口徑一尺”，此槃爲盛圭瓚之槃，與“勺”乃爲二物，劉氏混而言之，不當。

據出土實物，玉瓚之形制與鄭注、劉績所言皆有異。1976年陝西扶風雲塘銅器窖藏出土的兩件戰國伯公父“玉瓚”，又輝縣固圍村 5號戰國墓出土的陶瓚和當陽趙家湖 CM3出土的木瓚、商周時期的婦好墓和莊白一號窖藏出土的兩件銅瓚，器柄均作尖首圭狀，當屬於圭瓚之屬。

上述出土“玉瓚”之形制未見鄭注所言“流爲龍口”，或許漢代“玉瓚”形制確有“流爲龍口”這一新變化，然尚無漢代出土實物佐證，故鄭注所言闕疑。劉績所繪“玉瓚”與出土實物更是大相徑庭，甚失之。

又“燕几”云：

《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校在南，禦者持之。古几猶今道家之几，形如半環，三足，坐則曲者向身，可以憑。以曲者兩端著地，故綴足。禦者一人坐持上足也。《語林》曰：直木横施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以蹯鵠膝、曲木抱腰？則直几，後世之制也。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15)《三禮圖》，第388頁。

《儀禮·士喪禮》：“綴足用燕几。”賈公彦疏：“燕，安也。當在燕寢之内，常馮之以安體也。”(16)(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129頁。“燕几”乃靠着休息的小桌子。劉績以爲“燕几”(附圖)乃古几，阮諶等言直几乃今几。

劉績“燕几”圖

關於劉績“燕几”形制之説，後世學者各有説辭。《儀禮·既夕禮三》：“綴足用燕几。”清胡培翬正義：“今案：劉氏績云：‘古几猶今之道家之几，形如半環，三足，坐則曲者向身，可以憑。以曲者兩端著地，故綴足，禦者一人坐持正足也。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劉云三足，與賈又異，今並存俟考。’”(17)(清)胡培翬：《儀禮正義》，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21頁。清黄以周《禮書通故》卷第四十五“名物圖二”：“阮諶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几兩端赤，中央黑。’賈公彦云：‘几兩端各有兩足。’聶崇義云：‘司几筵掌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是無兩端赤中央黑矣，蓋取彫漆類而髹之也。’以周案：古人執几，倏縱倏横，必無五尺之長。馬融以爲三尺，近是。據賈疏，几四足。或説几曲其兩端，居足各一，劉績以道家半環几三足當之，不足信。”(18)(清)黄以周：《禮書通故》，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927頁。

劉績言“憑几”，文獻有載。《魏志》卷十二《毛玠傳》：“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19)(晋)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75頁。“憑几”即古之“隱几”。其形制，南朝謝朓《烏皮隱几》詩爲證：“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韋潔，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謝朓所言“隱几”之特徵：一則“三足如鼎”，二則“曲躬”即形體呈弧曲狀。劉績引《語林》則進一步説明“憑几”乃“曲木”，非直木；施用時則“曲木抱腰”，即弧曲的弧面向外，人坐時憑几高度如腰處，人可憑隱其上。據出土實物，20世紀60—70年代，南京象山王氏墓群出土有陶憑几，其形制如劉績所述。《文物》(1973年第4期)之《南京大學北園東晋墓》載東晋墓出土器物中有憑几3件，几面弧形條狀，下有三獸足。弧面長74、寬9釐米。背面呈凹槽狀，中部厚2、四邊厚4釐米，几高24釐米。

又《文物》(1986年第3期)之《安徽馬鞍山東吴朱然墓發掘簡報》言出土漆木器中有“憑几”，“木質胎，髹黑紅漆，扁平圓弧形几面，下有三個蹄形足。弦長69.5、寬12.9、高26釐米”。

杜佑《通典》卷八十六《凶禮八》“喪制之四”之“薦車馬明器及飾棺”：“其明器：憑几一，酒壺二，漆屏風一，三穀三器。”(20)(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325頁。《士喪禮》言“綴足用燕几”，燕几乃明器，即爲《通典》言“憑几”。據文獻及出土實物，劉績言“燕几”形制爲是，黄以周駁斥劉績之説失當。

《文物》(1986第4期)載包山一號墓出土拱形足几長72.4、寬22.4、高33.6釐米，又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一號出土木漆憑几長63、高43、寬34釐米。考古資料表明，先秦時期出土的“几”面分爲直形和曲形，其長度、寬度、高度皆不相同。《文物》(1955年第8期)之《南京附近六朝墓葬出土文物》載南京趙士岡晋太和元年墓出土灰色陶几，長106.4、寛24、高19.3釐米，附圖。

南京趙士岡晋太和元年墓出土灰色陶几

據漢代一尺約爲現代的22釐米，則阮諶言“几長五尺”相當於現代的110釐米，與南京六朝墓出土“灰色陶几”長度相當；馬融言“几長三尺” 相當於現代的66釐米，與包山一號墓出土“几”等長度相當。可知，阮諶、馬融所言皆有理，黄以周言“馬融‘几長三尺’説爲確”有待商榷。劉績存其二説，爲是。

二、 内容考釋(下)

卷四之“鼎”云：

《考古圖》有牛首爲足，鼎容一斛，則《三禮圖》謂牛鼎受一斛，羊鼎受五升，豕鼎受三升，皆爲首飾足，必有所授矣……其正鼎無蓋，止有扃、羃……凡鼎不鈛耳皆然。鉶鼎、膷鼎鈛耳則有蓋，不用扃、羃……按圖云：蓋則陪鼎無扃羃。可知鈛耳則自不能容扃矣。鄭氏以膷鼎有扃，非也，世儒無有知也。(21)《三禮圖》，第404頁。

劉績所言三鼎之容受、形制，援引《三禮圖》之言。四庫全書本聶崇義《三禮圖集注》卷十三《鼎俎圖》所言牛鼎受一斛，羊鼎受五斗，豕鼎受三斗；四部叢刊本《三禮圖集注》所言三鼎之容受爲：牛鼎受一斛，羊鼎受五斗，豕鼎受三斗。劉績所引《三禮圖》内容與聶崇義《三禮圖集注》不符。

牛鼎受一斛，文獻有載，如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七十三《雜器物部》之“鼎”云：“《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黄金，諸侯白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22)(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252頁。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二《珍寶部》一一“銀”云：“阮諶《三禮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黄金，錯以白銀’。”(23)(宋)李昉：《太平御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第3608頁。然“羊鼎”“豕鼎”之容受，除聶崇義《三禮圖集注》有載外，明以前禮圖之作皆不載，又劉氏徵引《三禮圖》與聶圖亦不符，其援引内容失當。

劉氏之言“羊鼎”“豕鼎”之容受與四部叢刊本《三禮圖集注》、四部全書本《三禮圖集注》皆異，有待考釋。據《三禮圖集注》言，天子諸侯以牛鼎，其口徑、底徑及深度俱一尺三寸三；大夫以羊鼎，口徑、底徑俱一尺，深一尺一寸；士以豕鼎，口徑、底徑皆八寸，深九寸强。牛、羊、豕三鼎有等級之别，且其大小、容受之數亦有等級之别，然就其所言數字，三鼎之容受相差不大。又言抬三鼎之“扃”，長度分别爲三尺、二尺五寸、二尺，亦可説明三鼎形制大小相差不大。《説文·斗部》云：“斗，十升也。象形，有柄。”又云：“斛，十斗也。”按《説文》，四庫全書本《三禮圖集注》所言爲是，劉績所言失之。

又劉績以爲正鼎無蓋有扃，陪鼎諸如鉶鼎、膷鼎有蓋無扃，鄭玄所言陪鼎有扃爲誤。筆者以爲劉績所言有待商榷。

陪鼎爲盛膷、臐、膮之鼎。陪鼎對牢鼎而言。陪鼎所盛爲加饌，故陪鼎亦稱羞鼎。《儀禮·聘禮》：“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陪鼎當内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設扃鼎。膷、臐、膮，蓋，陪牛、羊、豕。”鄭玄注：“陪鼎三牲，臛膷、臐、膮，陪之，庶羞加也。”《聘禮》又云：“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玄注：“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聘禮》言牢鼎有扃，不言陪鼎有扃，蓋以牢鼎况之，陪鼎略而不言。

《周禮·考工記·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個，闈門容小扃三個。”鄭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賈疏：“云‘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者’，亦《漢禮器制度》知之。膷鼎亦牛鼎，但上牛鼎扃長三尺，據正鼎而言；此言膷鼎，據陪鼎三膷、臐、膮而説也。”鄭注之言扃之大小，是就牢鼎、陪鼎而言，故知鼎大者爲牢鼎，鼎小者爲陪鼎。膷鼎等陪鼎之扃是據漢法而言，其上當有扃可知。劉績以爲陪鼎有蓋，有蓋即不會有扃，以陪鼎鈛耳無法容扃，其説不知其據何，實爲臆測之辭。據《説文·鼎部》，鼎有三足兩耳，其耳即爲穿扃之用，何來“鈛耳則自不能容扃”之説？由鄭注《匠人》言知，扃有大有小，是專爲大鼎、小鼎而設，故鈛耳無法容扃一説不當。

結 語

明代，禮學衰微，三禮圖文獻甚少，劉績《三禮圖》可謂這一時期三禮圖文獻的代表著作。然是書多本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林希逸《考工記解》，取《博古圖》尤多，與舊圖大異。今核之相關文獻及出土實物，我們以爲劉氏一書多有因襲，存在一些訛誤，雖有創新之説然多未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