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远乡村教育的衰弱根源与治理

田井智 沈光兰

（1. 岩脚镇阿岔小学 贵州省六枝特区 553408；2. 岩脚镇第三小学 贵州省六枝特区 553408）

笔者所任教学校为一所农村寄宿制完全小学，任教5年来，目睹学校学生由2018年650人锐减为2019年的568人，2020年5月有578人。如果说学生人数受年龄段生育人数的影响。那通过文化户口筛查，近年本校服务范围人口6～12周岁人口均稳定在1000人左右。小学阶段也几乎不存在辍学。近一半适龄儿童的读书随父母进城务工随迁就读就成了主要的流失原因。有趣的现象是2005年左右，本校现在的服务范围内有3所小学，其中一所民办小学，学生人数曾长期稳定在300人左右，另一所小学也稳定在200人左右，加上本校长期稳定的人数550人。三所学校学生人数1000人有余。

从2005年至2015年的10年正是国家城镇化进程蓬勃发展的10年。教育部门也随之作出调整，以优化布局调整为由撤掉一批边远乡村小学教学点，一些学校由原来的完全小学变成摇摇欲坠的教学点，甚至一撤了之。

农村学生人数的锐减只是一种表象上的边远乡村教育衰弱，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提出义务教育均衡乃至优质教育均衡面临诸多问题。在现阶段尚不足以将全部的农村学校学生搬迁至城镇学习的情况，以此达到教育均衡化，治理边远乡村学校衰弱进程加剧我认为迫在眉睫。因为尚有相当数量的边远农村儿童在享受着有欠均衡的乡村教育。他们的教育一定关乎一个地区人口素质，也关乎一个地区未来发展，近而关乎到国计民生。现将相关农村学校衰弱原因浅析如下：

城镇化进程是农村学校衰弱的社会原因

大量人口涌入城镇务工，有的甚至在城里买房或者租房，接孩子进城上学，使一部分孩子离开了农村，去接受城镇更为优质的教育，这一过程也使农村学校丧失了部分优质生源。

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但有相当多的孩子并不能随父母外出，沦为留守儿童乃至问题儿童并非个别现象。社会对留守儿童的采取了各种关爱措施，但作用其实相当有限。留守儿童学习困难成普遍现象。

进城后返乡儿童多为问题儿童，城里的学校可以不要，但农村学校是他的户籍地，“责任”所在，不得不收。但收下之后，麻烦不断，甚至导致教学难以进行。

孩子的学习场所极不稳定，前两年可能在浙江、后一年可能在昆明、今年可能回农村，孩子要花大量的时间适应各种不同环境场所的学习。

农村原生家庭教育对乡村教育的衰弱有着重要的负面影响

有近乎半数以上的孩子成长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之下，甚至在孩子0-6岁最需要父母陪伴的这个阶段也没有应有的陪伴。而他们的祖父母普遍文化程度偏低甚至是文盲，缺乏必要的养育孩子知识。孩子普遍缺乏必要的口语表达、交际能力，怯懦、胆小成为孩子性格主流，或者缺乏必要的管束，走向另一极端——调皮捣蛋。

有部分祖父母会将孩子父母离婚的“责任”全部抛给孩子母亲一方。使孩子从小就欠缺正常的三观教育。

错误的认知正让很多农村孩子失去读书的兴趣。一些家庭会考虑孩子读书尤其读高中、大学会花很多钱，还不如读个初中就打工挣钱来得实在。一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或者拿着微薄的收入成为他们堂而皇之的借口。相当多的家庭对孩子不愿读书束手无策。

农村学生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垃圾资源大行其道。一次到乡村走访，一个孩子在寒风站立在邻居家的墙角蹭网玩手机游戏，进一步了解得知，孩子经常在课堂上打瞌睡。父母在外，随祖母生活。实际上孩子与祖母并非住在一起，只是在一起吃饭，吃完饭称回家做作业，然后就这样站立墙外很久！

学校辛苦组织的家长会最后来了一批听力很不好的老爷爷、老奶奶，还整个教学楼楼上楼下到处跑，因为他们要同时开几个孩子的家长会。为了完成开家长会的任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老师讲了什么。遭遇数次这样的家长会之，农村学校老师也就对召开家长会渐渐失去兴趣。

在农村家访的作用也极为渺小，因为提出的一些理应达到的相关要求，作为孩子代管家长的爷爷妈妈根本无法落实。

上述各种让家校沟通成为教师的单相思。如果用一棵树来比作对孩子的完整教育，根和茎无疑应该代表家庭教育，根和茎的枯萎，这棵小树将难以成才。

城镇化进程的连锁反应客观上损害了乡村教育

一些地方为地加大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无所不用其极，将原本应该放在乡村学校的教师周转房修建在城镇。导致周转房应有的帮助教师解决就近居住的功能丧失，还增加了教师生活成本。

教师居住的问题势必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农村师资尤其优质师质流失成农村学校衰弱的重要推手

农村学校本就地处偏僻，生活交通很不便利，一定程度上加重教师生活负担。目前实施的300元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在难以弥补其损失。本校2005年以前有大量的民转公教师，陆续退休之后，确实通过录用特岗教师大量补充了大量师资力量。2007年录特岗3人，得一个空壳，人员在镇上学校任教，现又全部调走；2008年录特岗5人，现仅剩1人，其余全部调特区其他学校，2011年录特岗2人，剩0人；2012年录特岗4人，1人交流到城区学校，现剩2人，调走1人；2013年录特岗3人，现剩1人，2014年录特岗2人，现剩1人。2016年录特岗3人，无一人在本校任教，挂空壳，2017年录特岗2人，其中1人已辞职，剩余1人。2019年录特岗1人。2020录用特岗4人，到岗4人，被调剂2人。可以说近年从本校或调出或交流的教师，办一个大型学校绰绰有余。

流失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主流原因是生活的不便，补贴也难以弥补其损失；从遥远的外省招录的教师或者镇外、县外的教师面临着难以照顾家庭的生活难题。教师在留守乡村教育方面缺乏积极的情怀。另外基层权力机构在管理教师流动方面显然力度欠缺，甚至对基层学校帮倒忙的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人情留用他校，让补充教师成为空谈；比如各种借用、交流、调动，让教师的流失成为农村教育之痛。本校现有编制29人，既是本校编制，又在本校上课的教师近些年维持在一半水平，即15人左右，加上几个特岗，有时请上些见习岗位或代课教师，勉强应付一学期的教学任务。教师的频繁变动让学校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教师的交流还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那就是每年教师的交流率要达到10%；但在农村学校这个“交流”率甚至高达50%，问题的关键是实施单向交流，人员只出不进或者说出极多进极少。

因频繁更替教师，由于文化背景、性格差异、处事原则、沟通方法等方面原因使部分教师在种种综合因素下逃离乡村，比如来自个别难缠家长的无理取闹；因频繁的教师流动甚至是领导班子的频繁变动，新任领导一时难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同时每学期领导班子的重要工作便是操心有没有人上课，对教学质量提高难以企及，能保运转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近年来对乡村教师确有的不公平对待影响着乡村教育发展

近若干年来，基层乡村教师无时不刻不面临着很多非教学的任务，来自云南的特岗教师孔某就因为无法接受这里的教师要有精准扶贫任务而选择调回云南工作。教师付某、张某因未按时完成精准扶贫任务而受到待岗处分。而此时刻，县城里的孩子却有着老师的安心从教。

一个让人心惊的事实正在发生，教学上的工作可以先放一放，教师必须优先做到村里一声令下，及时就位，放下孩子不管。因为精准扶贫的工作很重要，但有些所谓及时紧急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些反复核实数据之类的工作。

接下来教师将会参与人口普查。更不要说上级各个部门都会将他们的工作“小手牵大手”转嫁给教师。

一篇网络文章传来，说是要为教师减负，要减掉非必要的非教学的任务，着实让基层教师高兴一阵子。但象流行歌曲一样，一阵风过后，问题依旧！

城镇化进程或将呈饱和之势，也就是经过一轮城镇化进程，农村学生将会成为一种稳定趋势。学生数量上会相对稳定，但由于疫情的影响及经济的影响，到城镇去的农村学生回流增多趋势已经出现。做好农村教育，我们乡村教师责无旁贷，做好乡村教育，基层教育管理者应当思索应对策略。

或许以一校会有以偏概全的感觉，但相信放眼整个农村教育，应该会是大同小异。我们还有大量的留守儿童需要关爱，还有大量的农村学生需要去教育。如果放任现在的农村教育任其自生自灭，对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构想一定是起阻碍作用的！

笔者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提供给上级决策参考：

切实给农村学校教师减负，制定减负时间表和量化表；减掉不必要的工作负担。使教师像教师，像专业人员，而非勤杂工。

用好中央政策提升农村学校教师待遇，能稳住人心，在居住条件、生活条件方面帮助基层教师倾斜。使其生活质量得以改善，甚至应该让基层聘用中的有利条款落地生根，比如即评即聘，这里施行了一年又取消了。

加强基层交流管理制度，确保合理流动又不至影响了基层教育。比如教育局落实好调动（交流）的前的服务时限，确保双向交流而非单向交流。

切实做好农村家长学校工作，但责任主体应该有所调整，学校可充分协助，但却非要去挑大梁，这本身也是基层学校教师减负的一种。

取消对基层学校的不公平考核方式，比如现阶段实施的量化，让乡村学校和和城镇学校一起量化比拼，就显失公正，因为无论作为硬件条件还是人才储备，基层乡村学校已经是先天不足。更不要说农村学校无法选择优质生源的种种。要评比也只能相同境遇的同类学校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