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对传染病疫情中歧视现象的影响

佟晓宇

（北京青年报社 北京市 100026）

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在这样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媒体及时、准确地报道对传达疫情相关信息，增加信息透明度和共同“抗疫”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部分民众对新型冠状肺炎的认知不够正确和全面，在报道中我们发现，疫情期间存在着对在鄂、在他省滞留人员、病毒感染者，乃至国外对国人的歧视现象。这种歧视使得人们眼中的新冠肺炎变得越发神秘，进而也引发了更多人、更大范围的对新冠病毒的恐慌。

自2月3日起，北京青年报深度部官方公众号“北青深一度”连续刊发相关主题的报道：《鄂A车牌30小时归乡记》《一个高铁“密切接触者”的自白：他就坐在我旁边，没摘过口罩》《遭遇“恐华症”的中国留学生：在公共场所甚至被直呼为“病毒”》……等报道。

最初的报道发出后，读者对受访者及病毒感染者的评价呈现批评谴责和理解支持的对立。随着报道的持续，读者对病毒的认知变得深入，反馈也更多表现出支持，更多的人开始理解受访者的经历，也能更加认同“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病毒而不是病人”这一观点。

读者的反馈和公众的认同使我们认识到，及时、详实且带有人情味儿的报道，对消除传染病疫情中存在的歧视现象，以及提升民众对传染病的正确认知所带来的影响。

作为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歧视及其危害

在疫情发生之初，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武汉。1月23日，武汉封闭，民众对于疫情信息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不断上升的感染人数背后，紧张的医疗资源、检测试剂，病毒的发展等都成为各媒体关注的要点。

这之后，交通和区域的物理阻断，使人们陷入了种种困境。有些外地来武汉的人在交通封闭后，不得不滞留在武汉，无法回家。也有一些在离汉通道关闭前，离开武汉外出旅游或探亲的人，即刻面临了“有家难回”的困境，也迎来了一场关于隔离与接纳的考验。

在进行疫情相关报道时，我们发现，由于接收信息的不对称，加之人们对新型冠状肺炎的认知不够正确和全面，导致一些滞留他乡的武汉人，遭遇了一部分人的歧视。

这里所谓的歧视，“不是以能力、贡献、合作等为依据，而是以诸如身份、性别、种族或社会经济资源拥有状况为依据，对社会成员进行有所区别的对待，以实现不合理的目的，其结果对社会某些群体，某些社会成员形成一种剥夺，造成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

作为媒体，我们有义务去报道疫情的信息，同时也应当关注由此引发的种种次生问题。关注并且正视疫情中的歧视问题，对提升民众对疫情的正确认知，消除偏见有着重要的意义。

疫情期间，面对由疫情带来的歧视问题，有些人开始在朋友圈及微博上讲述自己的遭遇，表示自己的不解与委屈。

苏珊·桑塔格式的重压——30小时返乡记

1月30日“深一度“记者联系了有如此经历的常宁（化名）。常宁一家和朋友在1月17日驾驶两辆鄂A牌照的车从武汉出发准备前往长白山滑雪。他们卡在两个时间点前后：在钟南山院士宣布确定人传人之前，他们放心地驱车外出度假；而在疫情爆发后，他们又不得不回到武汉。

在异乡，即便随时关注身体状况，测量体温，但是他们仍先后经历了：滑雪教练中止教学并退费；旅游区关闭无法住宿；决定回武汉后检查车辆时，需要更换车胎却无人帮忙；在服务区吃饭无法堂食，甚至无法使用服务区厕所；在加油站被要求不准下车，隔窗扫二维码支付……

种种被区别对待的遭遇下，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的应对。这一切也都被随行的孩子看在眼里，这是一个让人心痛的时刻，他们向大人发出疑问：“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武汉人？”

在30个小时中，因为是武汉人，因为开着鄂A牌照的车辆，他们遭遇了这些不被包容、理解和接纳的时刻。孩子的母亲一直向自己的孩子解释，别人恐惧的是病毒，而不是他们，他们身为武汉人并非是一种错误。在这些时刻，新型冠状病毒被加剧地神秘化、妖魔化，滞留外地的武汉人，也因此被拒斥和苛责。

苏珊·桑塔格曾写过两篇评论文章，被集结在一本名为《疾病的隐喻》的书中。她曾身患癌症，在多年的治疗中，她忍受着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由于那时人们对癌症的认识还不够，癌症直接被等同于死亡。因此，她同样承受着被在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重压。这种重压，正是以道德评判的方式使患者蒙受羞辱。

在书中，苏珊·桑塔格写到，“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因此，数量惊人的癌症患者发现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回避自己，而自己的家人则把自己当作消毒的对象，倒好像癌症和结核病一样是传染病。与患有一种被认为是神秘的恶疾的人打交道，那感觉简直就像是一种过错；或者更糟，是对禁忌的冒犯。光是这些疾病的名称就似乎具有一种魔力。”

疫情中媒体纠偏和引导民众认知的责任

事实上，疫情后，多家媒体联动，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报道。2月9日，新京报旗下公众号“剥洋葱”发表了题为《鄂M卡车的归乡之路》，讲述了50岁的货运司机肖红冰终于走出自己的轻型卡车，结束了在高速路上的“流浪”生活。

对于记者来说，疫情发生期间，我们对信息同民众一样“饥渴”，我们渴望挖掘最新的、最真实的信息来让事情发展变得更为透明，也让民众更能了解个中细节。只有这样，才能让提升对疫情的认知，消除病毒的神秘感，避免引发恐慌。

读者反馈和舆论显示了媒体对于疫情中歧视现象报道的积极影响。歧视现象报道中，媒体承担着纠正歧视和偏见的责任，同时，也在引导着人们正确认知传染病、认知病毒。最为重要的是，在我们面对大型传染疫情时，我们如何正确认知我们的同胞，认知生活中的普通人。需要有人提出来，并用真实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病毒而不是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