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国帮会抗日的内外因探析

廖璐婷

（邢台学院 河北省邢台市 054000）

在中国近代史上帮会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社会群体，它的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成员之杂都是令人惊叹的。特别是在一场运动或者战争中它既有可能是支持者，也有可能是破坏者。在抗日战争这个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帮会受内外因不同力量的影响，很多帮会分子加入抗战活动中。

中国帮会抗日的内因

中国帮会是在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解体的过程中产生的游民组织，其成员大多数是来自江湖游民，处在社会底层。帮会的头目大多出身地主、土匪和流氓，没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对于国家利益，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吃饱喝足的问题。正是由于他们自身这种狭隘的认识才导致他们容易受利益的诱惑，易摇摆不定。“帮会是模仿封建家族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帮’就是以师徒宗法关系（其本身也是封建家法的延伸），‘会’是以兄弟结义关系为纽带，是血缘家族的变异形态。”从内因分析，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利己思想的交错，既使得中国帮会分子积极加入抗日活动中，又造成他们在抗日活动中的软弱性、摇摆性。

帮会意识与亡国危机的契合。“忠”“义”是中国正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忠”讲究的是对家国的忠诚和职责，“义”讲究的是对他人的仁义和责任。“正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经过帮会的改造，成为帮会的意识。”中国的帮会都是讲求封建伦理道德的“忠”和“义”，其中就有包括为国尽忠的含义。比如洪门的口号是“反清复明”，提出这个口号的原因是当时汉族不满满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奴役、歧视和剥削。为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才团结一起起来反抗。1931年“九一八”事件的爆发，随后华北事件和东北三省沦陷，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在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并且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到抗日中来。随着危机的不断升级，中国帮会分子为国尽忠的责任感与空前的亡国危机相契合，使得大量帮会分子加入抵御日本侵略的行列。上海的清、洪帮分子崔锡麟、徐逸民等积极筹备新的洪门山堂，成为抗日力量。徐逸民在帮会聚谈时说“我们这些拿笔杆的纵然不能拿枪杆打日本鬼子，收复东北三省，但我们不能甘心等着做亡国奴，我们是清、洪帮的上层人物，应该发扬洪门老祖宗郑成功先贤反清复明的精神，创立一个新的洪门山堂，团结文武英雄志士，打倒日本鬼子，收复东北三省。”在艰苦的抗战时期，他们筹备物资、输送情报、保护爱国将领、协助作战，虽然力量分散，缺乏有力领导，但是忠义意识的激发，促使他们奋起反抗日本的侵略，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虽然忠义思想带有封建色彩，但是与亡国危机的契合对推动中国帮会加入抗日救亡运动中起重大作用。

爱国之心与自我利益的驱动。由于中国帮会分子大多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游民，在民族危难的时候除了身为中华儿女本能的爱国之心，他们也考虑到自我利益。爱国热忱和自我利益的双重驱动大力推动中国帮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民国成立以后，帮会逐渐由秘密结社走向半公开化。帮会中一些善于经营的人跻身于金融界、商业界等上层社会，往往都转化成资产阶级。例如当时上海青帮的杜月笙。日本的侵略损害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包括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中国帮会分子的利益。在双重利益受损的驱动下，部分中国帮会分子愿意利用自身的财力物力和社会资源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甚至愿意牺牲自身部分利益，保家卫国。同时也想从抗日活动中为自己谋取利益。例如杜月笙以经济手段抵抗日货，提倡国货，从经济上打击日寇。这既是符合抗日需求又维护了他自身利益。有学者称“杜月笙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慷慨解囊的主要原因是他当时已经是上海资产阶级的一员，在对日关系方面杜月笙的言行较多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愿望，而不是出于帮会的利益。”但是杜月笙的抗日行为不完全只为了自我利益，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为国牺牲部分自身利益。上海沦陷，抗战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蒋介石决定实行封锁长江的计划，阻止日寇侵入。在民族大义面前，杜月笙派遣自己轮船公司的轮船开到江面凿船沉江，阻塞航道。其他轮船公司也纷纷响应。无国哪有家，面对空前的国难，强烈的爱国之心驱使中国帮会分子投入抗战中来，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的局限，也从中谋取自身利益。

投机取巧以谋私利。与以上两类帮会分子不同，还有部分帮会分子加入抗日活动是完全是为了投机取巧以谋私利。当加入抗日活动能够谋取官职和钱财时奔走效力，当日寇以巨大金钱诱惑时又沦为汉奸。例如青帮大亨黄金荣、张啸林，在上海沦陷之前和杜月笙一起加入抗日活动，看似出于爱国之心，可当上海沦陷日寇掌握最大势力时，他们不是奋力反抗，而是沦为卖国贼，为日寇毒害和侵略中国。部分帮会分子打着抗日的旗号，用此聚拢人心，扩大人马。同时也希望能从政府里讨取一官半职，谋取钱财。安徽青帮分子杨海青曾说“溃军散兵遗落民间枪支甚多……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部高级参议赵丹来访，相谈之下，意欲叫我（指杨海青）出来负责收拾这些武装，组成抗日力量。当时我认为既能打出抗日旗帜，又能搞到一个头衔，遂慨然允诺。”可在日寇连续的扫荡和没有支援的艰苦环境中，受日寇诱惑投降投靠日军。

中国帮会抗日的外因

帮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国家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他们容易受到不同力量的影响和处于自身利益和思想的考虑而抗日或者破坏抗日。他们没有具体强烈的政治意识，只会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况随波逐流。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日寇三股力量的吸引导致他们分化为不同的阵营。其中中国共产党是吸引中国帮会抗日的中坚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帮会林立，他们分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复杂、庞大。如果能够很好的加入到抗日中来，将对抗战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想抗战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具有封建思想的中国帮会。“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帮会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帮会组织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对于争取和改造帮会的工作十分重视，为了争取和改进中国帮会，中国共产党想出了各种方法。有的以帮会结拜、开堂、收徒的形式吸收帮会成员加入抗战行列。“1940年，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孙仲德要求原青帮头子赵鹏程广收学生，然后教育运送到新四军来帮助抗日。”

帮会的积极抗战大大加大了抗日的胜算。首先，帮会中有很多土匪、山贼，他们本身就拥有自己的武器和武装力量。加入到抗日中来，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武器装备有所增加，在士兵数量上也有所增加。如湖北“信应地区的红枪会、大刀会等民间帮会，一直活动在敌占区，虽缺乏领导、力量分散，但他们不甘心当亡国奴，也建立起武装开展抗战活动，并力所能及地支持了鄂中和豫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其次，一些帮会都拥有自己的物资和金钱。在艰难的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物资和财力缺乏，帮会的加入有利于缓解中国共产党这部分的压力。再次，帮会帮中共秘密运输物资，护送干部。例如连云港的帮会海霸，帮助中共运输物资以保证根据地和新四军的战需供给。最后，很多帮会的成立很多是为了团结起来反抗地主等恶霸势力的，所以他们在战斗精神和战斗经验上比较丰富。他们积极加入抗战，能大大地增加击退日寇的把握。

在抗战期间，不少帮会加入到抗战中，无论是因为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是因为一己私欲，积极抗战还是消极抗战，都对抗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帮会的加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宣传抗日、为抗日提供物资、帮助国共两党运输、收集日寇情报、甚至走上前线与日寇作战等，对于国共的抗日提供了帮助和配合。内外因的双重作用下，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国帮会分子都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王宜林．抗战时期中国帮会抗日的内因分析[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1）．

[2]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

[3]王宜林．抗战时期中国帮会抗日的内因分析[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1）．

[4]邵雍．杜月笙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J]抗日战争研究，2000（02）．

[5]杨海青．安徽文史资料：第十八辑[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203-204．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周建超．新四军争取帮会抗日的方针与实践[J]． 新四军研究．

[8]汪心一,蔡松云,郑后．湖北的民间帮会抗战[J]．湖北文史资料，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