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视阈下人民战争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苟芝源 戴 强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0500）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打响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作为毛泽东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人民战争思想是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上的宝贵文化，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回顾这场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人民群众万众一心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从全民抗“疫”的人民战争中深刻理解和把握人民战争的思想渊源和新时代下的新发展，有利于帮助青年大学生增强民族认同感、团结感、责任感，增强其“四个自信”，同时建构起系统的人民战争作用机制，为未来青年群体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提供解决路径，也为全球抗“疫”工作贡献中国智慧。

“人民战争”思想本源性

中国是人民战争理论的早期探索和进行实践运用的国家，毛泽东探索性的将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思想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探究“人民战争”的起源性能够帮助我们充分理解“人民战争”的具体内延，是深化“人民战争”思想的基础。

基本内涵

“人民战争”思想发端于马克思主义中对于军事领域的概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人民战争是为谋求阶级解放或反抗外来侵略, 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战争[1]，具有鲜明的群众性、无产阶级领导性等特点。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人民战争思想，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人民战争”理论，基本内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一切依靠人民群众, 积极动员、组织、武装人民群众开展革命宣传、革命准备、革命斗争, 利用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整体力量夺取最终革命胜利。

理论历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并着重运用到中国具体革命战争实践之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萌芽和初步形成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已然认识到了发动农民这一当时中国社会最大阶级的重要性，在1927年所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深刻的指出：“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2]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将目光转向农村，他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以人民战争的形式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这些思想为以后我们党发动群众力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民族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毛泽东号召全体“一致对外”，他在1937年《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谈到：“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3]《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深刻的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4]他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5]这是毛泽东“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是人民战争理论的根基。毛泽东建立起了一系列组织和发动群众的组织和制度，如：以人民军队为骨干的“三结合”武装力量制。他在《论联合政府》中高度评价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联合群众抗战中在生产、训练、抗敌等方面的贡献，称“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抗日战争的胜利成功的检验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必要性，这标志着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也走向成熟。

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逐步趋于完善。在帝国主义投降以后，矛盾逐渐转移到了国内，面对全面内战的爆发，毛泽东意识到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便采取在敌后建立大大小小根据地的形式，注重发动群众力量，团结群众基础。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文中，毛泽东针对敌强我弱的局面就谈到“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事实证明，正是依靠人民战争的作用，三大决定性的战役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继而赢得胜利，这一时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是中国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趋于完善。[6]

“人民战争”思想的发展

“人民战争”思想被继承和发展，其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邓小平对人民战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他在为军事科学院的题词中写到：“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 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不难看出，邓小平将人民战争思想提升到了时代的背景之下[7]，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对于人民战争思想既要继承，也要结合实际大背景创新，他高度重视具有现代化思维的军事人才的培养，认为不仅要让人们群众接受来自各级学校的国防教育，培养国防思维，建设现代化人民战争理论，也要注重对于专职军官的培训，要让他们将现代化的科学思维、科学成果转化到基层国防建设之中。邓小平运用现代化思维，让人民战争思想跟上了时代发展步伐，充分做好了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准备。

新时代下“人民战争”思想的新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人民战争思想，赋予了人民战争思想新的内涵，使之重新焕发出生命力。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军队会议上提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认为，继承人民战争这个法宝的同时，也要结合新时代的特征来创造性的发展人民战争思想的内容和方式。在军队建设上，习近平强军思想进一步确立了党管武装的根本性地位；在国防领域，更为突出人民的地位，指出“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8]，在2016年，我国实行“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为新时代人民战争奠定了组织基础。”2020年新冠肺炎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指出“要坚持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打响了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9]全民共同抗“疫”本质上是一场危害整个社会的疫情防控全民战争，在疫情防控下全国一盘棋的“人民战争”思想呈现出高度组织性、分工明确性、响应快速性，正是依赖于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共同抗击疫情，我们才能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争中取得战略性成果。

“人民战争”思想融入疫情防控中的创新作用机制

人民战争思想的价值从最初的军事价值到如今应用到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中，经历了一个价值新发展的过程，分析“人民战争”思想在这场疫情防控中是如何生根发芽，发挥作用将为我们党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提供经验。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为载体。党的领导是把战争实践变成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根本政治保证，在这个基础上，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抗击疫情中建立起来的联防联控机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效组织了经济、科技、医疗、疫情信息发布等多方面力量团结抗“疫”，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充分保障。中国政府防控疫情的成功，证明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载体，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联防联控机制的强大优势，是新时代人民战争思想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运用的组织保障，提供了“人民战争”新的组织路径。

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引领。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作用离不开先进思想的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传导主导意识形态，调节社会精神生产。号召人民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就必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只有统一思想才能最大程度的进行人民战争，一致抗击新冠病毒这个全民共同的“敌人”。当前我们处于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面对疫情的发生，针对社会各群体“宅”在家中会出现的焦虑、恐慌等不良情绪，党中央及时发布疫情防控数据，社区人员及时上门疏导、送生活物资，让广大人民安心“宅”在家中。通过新闻报纸报导抗疫榜样，号召党员冲锋在前，为各地人民树立良好形象，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以军队力量为保障。“人民战争”思想源于军队，人民军队为了人民，人民群众敬重人民子弟兵，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始终连在一起，这成为了打赢人民战争最不可或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打响以来，人民军队第一时间奔赴抗“疫”一线，主动作为，军地携手组织医护人员、保障物资奔赴抗“疫”一线，形成军地通力协作、互通有无的防控工作格局，将军队和人民紧密团结的优势转化为赢得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制胜效能。

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在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学说中，人民是革命战争的核心，坚持人民性是战争决胜的内在意蕴。在世界各国兴起共产主义运动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武装全体人民”，这进一步说明了人民在战争中的不可或缺，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他在领导俄国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步深入认识到“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突出了“全民参与”的伟大力量。毛泽东认识到人民战争的重要性，一方面是作为我们党早期思想汲取地，马列主义深刻影响了革命领导人，其中关于武装全体人民的思想必然被继承了下来。另一方面，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人口密集、家国情怀浓厚，人民群众的力量必定是最广泛、最深刻的力量。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能够快速响应、突出取得战“疫”成果，其背后是我们党人民战争理论的支撑，是我们党革命历史长河中积累下的人民战争经验和群众基础的成果，作为抗击疫情的力量之源，人民群众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人民群众铸成的强大动力，焕发出抗“疫”武器的无限威力。

人民战争思想是深耕于中国大地上的宝贵思想成果，从革命战争时期到新时代，从早期的军事领域到今天应用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发挥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人民战争思想没有过时，当前我们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各类风险挑战，只有不断创新人民战争思想，赋予其新的特质，才能更好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