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写作教育观的现代阐释

崔正升

如果说中唐时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韩愈就是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的文化巨匠。他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拥有“文起八代之衰”“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美誉，还是伟大的教育家。他先后四次从事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教育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韩愈的教育思想是多方面的，但因其丰富的诗文写作实践和长期的从教授业经历，他关于文章写作教育方面的见解更能得其要旨，他指导过的如李翱、皇甫浞、张籍、李贺等都是名垂一时的显赫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写作教育思想的指导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值得我们认真开掘和阐释。

一、“物不得其平则鸣”的文章本质观

关于对文章本质功用的认识，一般认为韩愈是主张“文以明道”或“修辞明道”的。这多是因为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他极力倡言恢复先秦、西汉时期的散体“古文”，借此恢复先王之教，存续儒家的仁义道德传统。他自己不止一次地申述过这一观点，如在《送陈秀才彤序》中写道：“读书以为学，赞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意思是读书的目的是学习，掌握语言词汇的目的是写文章，并非是为了以自夸而争奇斗新;学习、写文章是为了掌握道德理性。又如，在《争臣论》中讲道：“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清楚表明自己的创作宗旨就是“明道”，即以文章作为表现儒家思想的载体。但是综观韩愈的古文写作，倒有许多抒发愤懑、表现亲友情谊甚至嘲谑戏弄之作。这样看来，韩愈的“文以明道”观只是他对文章功用的一种认识，是服从于古文运动的文学主张，并不能真正揭示文章的本质和功用。

相比而言，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更能触及文章的本质和写作规律。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这里以草木金石受到外部挠击而发出声音作比喻，说明诗歌都是由人心中的“不平”产生的。不过，这里的“不平”指由内心情感激荡产生的“不平静”，还不能简单理解为“不满”。对此钱锤书也指出，“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也就是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要比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更具有包容性，这里的“善鸣”者既可指杜甫等身处乱世、衰世的沉郁顿挫者，也可指李白等身在繁荣昌盛时代的意气风发者;既可指在逆意时发出感慨，也可以指在顺意时发出感慨。他们都能深入生活、洞察生活，把自己真切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悟表达出来。

但是如果结合孟郊穷愁不遇的经历和啼饥号寒的诗作体会，韩愈“不平则鸣”实际上是偏向于因心中郁结悲痛而鸣的。在他看来，“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意思是身居高位有什么可喜的，身沉下僚有什么可悲的，因为身处羁旅草野或身陷动乱更能体察到真实的悲愁别苦和人生况味，更能取得写作上的成功。换句话说，作者的哀痛悲伤情绪更能增强艺术感染力，就像他在《荆潭唱和诗序》中所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里的“愁思之声要妙”和“穷苦之言易好”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现象：悲痛带来的美感冲击力要强于喜悦，表现愁苦悲忧之情的作品更容易打动人。这与杜甫的“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赵翼的“国家不幸诗家幸”（《题遗山诗》）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体上看，韩愈的“不平则鸣”说继承并发展了司马迁从个人与社会现实冲突的角度理解文学的思路，对古代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也对今天的创作实践和写作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首先，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不仅较早正视了文章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全面地揭示了写作的发生现象和社会功能，阐明了博大的现实生活才是文章产生的根源与土壤。这就要求写作教学要植根于现实生活，引导学生尽可能多地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发现生活，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写作的“活水”。其次，“不平则鸣”有利于矫正情感失真、思想失真的“伪写作”文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很多学生失去了用心观察事物、用作文表达心声的灵性和能力，作文充满了“假大空废”一类的话，“无病呻吟”“为文造情”的现象屡见不鲜，作文与做人脱节，思想与生活剥离的情形十分普遍。有些学生为了显示其作文思想的深度，刻意拔高主题，高调表现主流价值观，常常把非个人思想附会在作文中，造成了作文思想的失真。因此，“不平则鸣”说强调写作要以真切的生命隋感体验为积淀，这对矫正情感失真、思想失真的“伪写作”现象意义重大。再次，“不平则鸣”偏向于哀痛而鸣的审美判断，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立意取材水平。根据“穷苦之言易好”的美学原则，写作教学要注重引导学生写出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悲凉、落寞、忧虑、委屈、痛苦、愤懑等复杂的感情，这样更能发现生活的矛盾，触及生活的本质，也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

二、“养其根而俟其实”的主体建构观

学文必先务本。自从孔子提出“有德者必有言”“修辞立其诚”后，注重提高作者的内在修养便成为古代作家遵循的传统。作为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继承了古代儒家的传统，认为作者的内在修养是写作的先决条件，要写好文章必须先要提高道德学识修养。所谓“不务其修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所谓“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實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这里的“有诸其中”“慎其实”“本深”“行峻”“心醇”都是作者应有的内在素质。而在《答李翊书》中他又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强调，“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意思是写文章不能快速求成，要不断加强学习和提高修养，从根基上下功夫，只要树根茂密就会果实丰硕，只要灯油充足就会灯光明亮。

韩愈从加强作者学养出发，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既指出了文章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也注意到了道德学识修养在语言驾驭上的重要作用。韩愈认为，作者有了渊博的学识、正大的精神和充沛的感情，写作时就能找到长短高下相宜的表现语言，达到文从字顺的酣畅自然。至于如何才能气盛，韩愈结合实践总结出了具体途径，“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这里的“行之乎仁义之途”说的是道德修养问题，“游之乎《诗》《书》之源”说的是学识修养问题，就是说“养气”要从道德修养、学识修养两方面人手，它是在研习《诗》《书》等传统经典中积养起来的，是在怀揣仁义之心的生活实践中彰显出来的。

当然，“养气论”并非韩愈首创，但他的贡献却是鲜有人能比的。从其渊源看，“气”在我国古代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后来成为文艺理论、美学的重要范畴。最先讲“气”，并使“气”与“文”产生联系的是孟子;首开“以气论文”先河，明确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是魏文帝曹丕;明确提出文气与言辞的关系，真正在写作上建立“文气说”的是韩愈。从意蕴上来看，韩愈的“养气论”囊括了德行学识与辞章气势两方面的内容，就是说“气”在内体现为人格道德、学识修养和精神状态，于外则展现为作家的辞章修养和文章气势。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是“文气说”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此前人们对“气”的论述多囿于内容方面，强调作者精神气质的修养。韩愈把“气”和“言”紧密联系起来考察，直接启发了桐城派“因声求气”说，使人们对“气”的认识具体、形式化，“文气说”迎来了“软着陆”时代。

韩愈的主体素养建构观和“养气论”给了我们诸多启示。首先，写作能力的提升是漫长累积、逐渐顿悟的过程，正所谓“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我们不应指望什么“写作秘籍”“快速班”来迅速提升，也不能因受外在功利因素的干扰忘了初心，而要像养花植树一样注重给根系施肥浇水。只有根部吸足了养料才能枝繁叶盛、开花结果，这是培养写作能力的不二法门。其次，我们不仅要重视学识修养、人格品位、审美理想、辞章技巧等，更要重视提升生活素养，引导学生关注生活、热爱生活，潜心探究生活，做生活的有心人。正所谓“见得真，方道得出”，只有扩大视野，丰富阅历，多见世面，广开视听，才能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断丰富、递增，写起文章来才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再次，要在文章中梳理文路，贯通文气，显露文势。很多人谈论“气盛言宜”，较多注意到“气盛”与“言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很少意识到“言宜”也有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忽视了“气盛言宜”的美学用意。就是说，“气盛言宜”说不仅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写作规律，也树立起了一个重要的美学标准：文章不仅要蕴含雄奇恣肆、浩大奔放的气势和充沛的逻辑力量，也要在谋篇布局、语言运用（包括音节、语气、修辞）等方面显现出独特的气势和风貌。具体来讲，一方面，要合理布局结构，使之条理化、清晰化、逻辑化，做到气韵流动、文脉贯通、思路畅达，切不可“上气不接下气”。如，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陶渊明的《挑花源记》都是记叙文中“文气”连绵不断、婉转流满的佳作。另一方面，要在遣词造句上注意“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的巧妙搭配，善用排比、复沓、对仗等修辞手法，这样亦可形成文章一泻千里、磅礴浩大的气势。如，郭沫若的《雷电颂》就是运用排比和反复的修辞手法，句式齐整，文章有气势。

三、“师其意不师其辞”的模仿学习观

学习模仿前人的作品，是提高写作水平的必由之路。作为自觉的古文大家，韩愈不仅确立了古文的宗旨和地位，也十分重视对前人作品的学习模仿。在《师说》中，韩愈旗帜鲜明地提出虚心学习的问题。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意思是一个人不论贵贱长幼，只要有专长，就可以以他为师。韩愈的诗文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這与他努力吸取前人的精华是分不开的。既然是模仿，就有个向谁学、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韩愈对此都作了明确的回答。在《答刘正夫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日：宜师古圣人。日：古圣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日：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日：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日：无难易，惟其是而已矣。

这里的“三问三答”大概传达出了三层意思。一是关于学习的对象，韩愈强调向古代圣贤学习。作为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古文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师古，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所谓“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所谓“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等，这些话无不主张广泛吸取前人的文化成果，而他自己写的说体文、论辩文、祭文、墓志铭、书序等，都带有鲜明的继承前人的特点。当然，韩愈之所以强调学习先秦两汉的圣贤之文，主要是出于对当时社会矛盾、文风凋敝现象的深深忧虑，目的在于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从而达到学习古道以救济时病的目的，这也是他发起古文运动的初衷所在。二是关于如何学的问题，韩愈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这里自然包括学习古圣贤的思想，但主要指学习古圣贤的为文之意和为文之法，意思是要向古圣贤那样作文，而不是作古圣贤之文，不是蹈袭陈词滥调。在韩愈看来，古人的文章之所以“能者”在于“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机械刻板、生吞活剥地学习他人文章，而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革新，大胆创造。对于这个问题，他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说得更清楚：“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意思是古圣贤之文都是“词必己出”，“降而不能”才出现蹈袭之风，只有自己创造出新颖的词汇，才能使文章增添新鲜活力。三是关于古文写作中文辞的关系问题，韩愈认为“无难易，惟其是而已矣”。由于当时古文写作面临着文辞处理上的困惑，为了显其文章的“古”，文辞上追求艰深;为了区别于骈文的雕琢，又偏向于求平易。对此韩愈讲得很清楚，既不能刻意求艰涩，也不必惟平易是从，关键在于准确贴切地表达内容。不过韩愈的文章有好多似乎是偏向于艰深风格的，亦如他自己所评价的“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但是联系到“自树立”的理论主张，韩文的深僻艰涩更多的是为了摆脱凡俗、追求创新的。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勾勒出了韩愈的模仿学习观：学习古圣贤的经典文章，不仅要学习他们为文之意和为文之法，更要在遵循基本写作范式的基础上有所革新，有所超越，大胆创造出独特的形式和鲜活的语言。放在今天看，韩愈至少带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在学习对象上，必须向古今中外历久不衰的经典文章学习，特别要善于从古典优秀篇章中汲取写作养料和智慧。这就像严羽提出的“入门须正”说一样，初学为文者要有正确的学习路径，入门正，其路必正，其道必宽广。假如选错了师法对象，那么将会在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何况选择了正确的师法对象，也只能“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未必能达到师法对象的水平，所以要取法最上乘的文章，这是一个新颖独特的学习途径。二是在学习方法上，不仅要善于借鉴吸收，更要灵活变通、大胆创造，写出匠心独运的文章。我们之所以研读前人文章能提高自身写作水平，根本原因在于从阅读中我们习得了丰富的或显或隐的关于某种文体写作的图式框架、标准“样式”，正是这些文体图式导引我们写作。换句话说，“体制为先”是我们学习借鉴别人文章的重要原则。这样一来，就有“合体”与“破体”、“入格”与“出格”的问题，也就是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为此，在写作教学中既要看到“体”的规范性和制约性，又要看到“用”的能动性和变通性。具体来讲，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深入研读经典文章，有意借鉴其法度范式，假如没有必要的文体范式规引，写作就会像信马由缰一样失去控制;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拘泥陈规、胶柱鼓瑟，而应灵活变通，大胆创新，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