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唐诗论评与唐诗学研究

摘 要： 处于汉字文化圈的东亚地区，保存着多种不同类型的唐诗论评资料。就文献来源而言，举其夥者，可以分成三大类：其一是留存于域外诗话中的论评资料;其二是域外学者撰作的诗文作品和研究论著;其三是散见于其他各类文献（包括类书、书目、行纪等）的论评资料。经过系统的搜集和整理，这些论评资料必定会推进唐诗学研究的深入展开。

关键词： 域外汉籍;唐诗论评;唐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20）05-0012-（07）

DOI：10.13852/J.CNKI.JSHNU.2020.05.002

在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段中，相继出现在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琉球群岛的诸多东亚国家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曾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沾溉和深远影响，其中尤以日本、韩国这两个东亚国家最为显著。（这里所谓的“日本”“韩国”是依循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称呼，背后其实涵盖着非常广阔的历史时空。以韩国为例，本文所述就包含了从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的三国时期，直至随后建立的高丽、朝鲜两个王朝的时期。为方便起见，统一采用“韩国”这个称呼。）最重要的表征之一便是共同使用汉字作为日常通行的书面语言，由此形成了相当特殊的文化现象。正如史蒂文·罗杰·费希尔所言，“汉语成了东亚的‘拉丁语，对所有的文化产生了启迪，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拉丁语在西方的影响”。（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李瑞林、贺莺、杨晓华译，党金学校，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3页。）或如周有光所说的那样，“文字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承载体。两千年来，汉字文化流布四方，在东亚形成一个广大的汉字文化圈”。（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语言交流障碍的消除，使中国历代作家的创作时常能够突破地域、种族和国家之间此疆彼界所导致的各种限制，经由不同途径得到广泛的传播和积极的回应。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繁盛巅峰，唐诗尤其受到汉字文化圈内各个国家的重视。从公元7世纪开始，唐诗就伴随着中外文化的密切交流，以使臣、学者、商贾、僧侣等为中介，借助颁赐、购置、酬赠、寻访等不同方式，陆续流传到这些国家。在这个进程中，并非仅有唐诗面向周边各国的单向输出，同时也存在着周边各国对唐诗的积极反馈，甚至出现各国之间往复叠加的交流互动，由此形成极其独特的唐诗环流现象。

伴随着唐诗在汉字文化圈中的广泛流播，大批相应的论评资料也应运而生。其中既包括源自中国本土而保存于东亚各国的汉文资料，也包括以中国典籍为依据加以翻刻、抄录、选辑、笺注的各种汉文文献。而域外文士们在对唐诗歆羡神往、心摹手追之际，也很自然地迸发出寻章摘句和研读评赏的热情，尝试着将其融入自己的汉诗文创作，甚至着手撰作专门的批评论著。这些唐诗论评呈现出开阔而多元的异域视角，既能够提供丰富多彩的参照比勘，有助于深入考察唐诗在源流、分期、体式、功能、背景、风格、派别、语词等各方面的特性，经过细致周详的排比整合，还能够作为重要线索或典型个案，帮助寻绎中国传统文化在汉字文化圈中传播、受容、衍生、歧变的繁复进程和基本规律。可惜长期以来因为受到研究条件所限，学界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近30年来多种以“唐诗学”命名的研究论著，如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郭扬的《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炳辉的《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陈伯海主编的《唐诗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都集中于梳理唐诗在本土传播的历程而无暇旁顾;而相关论评资料的裒辑汇编，如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历代唐诗论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唐诗论评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唐诗学文献集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等，虽然堪称旁搜远绍，颇能嘉惠学林，但未及将域外文献纳入搜求范围。显而易见，东亚唐诗论评将是拓展唐诗学研究时亟须开拓的新领域，尚待做系统而完备的搜集、整理和考察。

迄今所存东亚唐诗论评资料，渊源各异，形态不一。举其夥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是留存于域外诗话中的论评资料;其二是域外学者撰作的诗文作品和研究论著;其三是散见于其他各类文献（包括类书、书目、行纪等）的论评资料。以下参酌学界已有的相关成果，就各类文献的基本情况及其与唐诗学研究的密切关联略作介绍。

一、留存于域外诗话中的论评资料

作为一种特殊的诗学批评体裁，“诗话”起源于宋代，因其不拘一格而活泼灵动的特性，在汉字文化圈内备受关注和效法。日、韩两国留存至今的唐诗论评资料种类丰富，而数量最为庞大且最具参考价值的大抵出自诗话类著作。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跟随遣唐使前来求取佛法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就乘便纂辑过一部被视为“日本诗话之宗”的《文镜秘府论》，其中包括不少唐人诗论的原始资料。覆按其具体编排过程，正如日本学者兴膳宏所言，“并不是把唐代中国的理论单纯当作资料来收集的，而是以他个人的意见加以取舍，成功地整合而成一个具有体系性的著述”。（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解说》，载戴燕选译：《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书中天卷《调声》、地卷《十七势》、南卷《论文意》等部分，依照不同专题辑录过盛唐诗人王昌龄所撰的《诗格》。据遍照金刚在《献书表》中自述，“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古诗格虽有数家，近代才子切爱此格”（陆心源《唐文续拾》卷十六），足见诗格类文献在当时极受欢迎。《文镜秘府论》中载录的尽管只是部分片段，但不仅有助于判定此后在中国本土流传的署名为王昌龄的《诗格》及《诗中密旨》的真实性，并且因其更接近王著的最初面貌而可以作为研讨盛唐诗论时的重要文献。（参见李珍华、傅璇琮：《谈王昌龄的〈诗格〉——一部有争议的书》，《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該文后又先后收入李珍华《王昌龄研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及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遍照金刚稍后又在《文镜秘府论》的基础上提要钩玄而删繁就简，另行编纂成《文笔眼心抄》一卷，（参见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附文笔眼心抄）》，中华书局2015年版。）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在日本学者使用汉字撰著的诗话中，唐诗论评资料也极为可观。如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论及杜甫《别赞上人》中“杨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两句，指出“诸注皆非，只希白引《梵网经》注上句‘杨枝，不及下句‘豆子。盖此‘豆非青豆也，澡豆也，梵网十八种之一也。盖此二句褒赞公精头陀，诸氏以‘青豆解之，可笑”，匡正了前人注释的讹谬;安积觉的《老圃诗膎》评价王勃的创作特色，强调“初唐诗亦有炼字琢句极尖巧者，如王勃《泥溪》排律‘溜急船文乱，岩斜骑影移，又云‘风生苹浦叶，露泣竹潭枝，此等语犹不能脱齐梁绮靡之习，而其雄浑之气，自然胚胎于盛唐诸子，观其全篇可知矣”，凸显其承上启下的作用;津阪东阳《夜航诗话》指出，“韵脚若三平相连，对句亦叠三仄以应之，唐诗拗格中往往有之，是鹤膝病之尤者，变体中变体耳，故非拗体者，未尝见之也。盖古人造语适到，因以连用，本出于不得已，后人遂立以为格”，分析近体诗拗救的规律和初衷。这些论评或推敲诗句含义，或评骘诗作优劣，或考较声律诗法，都有值得重视采纳的意见。

中国诗话著作也有一部分留存于韩国。如宋佚名编纂的《唐宋分门名贤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考》曾将其归入亡佚之列，同时又指出“此书当为宋代汇辑诗话之最早者”，开此后阮阅《诗话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之先河;（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5—196页。）并在《宋诗话辑佚》中，根据《皇朝事实类苑》辑得该书5则佚文。（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30—531页。）实则在韩国奎章阁，尚藏有该书的朝鲜刊本，据卷首目录所载，全书共20卷，依照品藻、鉴诫、讥讽、嘲谑、纪赠、知遇等类目编排，虽然现仅残存前10卷，且内容多系抄撮群书而成，但也可供校订比勘。（参见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所收《朝鲜版唐宋分门名贤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韩国本土诗话中也有大量针对唐诗的评论。如李仁老在《破闲集》中评说杜诗“岂唯立语精硬，刮尽天地菁华而已，虽在一饭未尝忘君，毅然忠毅之节，根于中而发于外，句句无非稷契口中流出，读之足以使懦夫有立志”，着力表彰其眷念家国的忠节;李齐贤的《栎翁稗说》强调“古人多有咏史之作，若易晓而易厌，则直述其事而无新意也”，随后举杜牧、唐彦谦、张方平、刘攽、王安石等唐宋诗人的咏史之作，称许诸作都是“禅家所谓活弄语也”;梁庆遇的《霁湖诗话》辨析唐宋诗的差异，认为“盛唐用事处亦多，时时有类宋诗，然句法自别，世人鲜能知之”，“唐宋之辨，在于格律音响间，唯知者知之”，着重从句法、声律方面加以辨析;任璟在《玄湖琐谈》里评价唐诗“趣真而语得，自成韵格，诗当如是矣。大抵泥于意趣，坠失格律，诗家之禁;而专务格律，失其意趣，尤不可也。趣属乎理，格属乎气，理为之主，气为之使，从容乎礼法之场，开元之际，其庶几乎此”，兼顾意趣和格律，并以盛唐诗作为典范。这些评议或品鉴题材诗旨，或分析风格意趣，或考察承传源流，足见韩国文士对唐诗寝馈至深。

域外诗话与中国诗话渊源颇深，有时还会围绕某些脍炙人口的唐诗形成隐性的对话关系。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曾提到张继《枫桥夜泊》所引起的争议，“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从宋代开始就有很多人对此提出异议。叶梦得《石林诗话》认为，“欧阳文忠公尝病其夜半非打钟时，盖公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山寺实以夜半打钟”;胡应麟《诗薮》则强调，“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韩国文士对这个话题也很有兴趣。徐居正的《东人诗话》提到，在一次文人雅集中众人议及此事，“有一僧奋然曰：‘自古文士不识僧家之事，今设斋之寺，彻夜击小钟，何但夜半而已乎？满座大笑。”南羲采《龟磵诗话》则征引史籍以证明“夜半钟乃吴中故事”，并进而联想到“放翁诗：‘杳杳霜钟十里清，娟娟江月半窗明。陈编欲绝又堪读，微火相依却有情。想此老书斋光景，亦似是夜深后钟声也”。中韓两国诗话里立场各异的意见，为深入研讨这首唐诗佳作的流传和影响提供了丰富契机和重要线索。

日韩两国的历代诗话著作，目前已经有过一些大型的资料汇编。日本学者池田胤编纂的《日本诗话丛书》十卷（文会堂书店1920—1922年版），收录日本诗话60余种，另误收韩国学者徐居正的《东人诗话》一种。韩国学者赵锺业在其基础上又略作增删，重新编次为《日本诗话丛编》（首尔：太学社1992年版）。另据张伯伟在《论日本诗话的特色——兼谈中日韩诗话的关系》中披露，他多年来已经陆续搜集到近40种此前不为人知的日本诗话著作，尚待进一步整理。（张伯伟：《论日本诗话的特色——兼谈中日韩诗话的关系》，《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该文又收入作者所著《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韩国诗话方面，朝鲜时代的学者洪万宗纂辑过《诗话丛林》一书，效法阮阅《诗话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等中国诗话的体例，分为春、夏、秋、冬四部，采摭20余种著述，“合诸家所著，而专取诗话，辑成一编”，“其清丽雄豪，各臻意趣;品题考核，无不的当。我东方诗学之盛，斯可见矣”。（参见洪万宗：《诗话丛林序》，载洪万宗编撰，赵季、赵成植笺注：《诗话丛林笺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唯辑录内容多为片段，无法窥知原著全貌。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赵锺业编纂过《韩国诗话丛编》（首尔：太学社1989年版），随后又增订为《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首尔：太学社1996年版），收录韩国诗话100余种，均据原书影印。这些大型丛书，基本上已经囊括了日韩两国现存所有的诗话著作，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也日渐引起不少中国学者的重视。如蔡镇楚在参酌日本、韩国学者成果的基础上，编辑过《域外诗话珍本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共辑录日本诗话48种，韩国诗话41种。可惜他只是根据原书直接影印，其中部分版片已经出现漫漶甚至脱漏错简，没有经过细致深入的校理，阅读使用多有不便。有鉴于此，部分学者着手根据原始资料进行整理。马歌东编选的《日本诗话二十种》（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就以池田胤编《日本诗话丛书》为据，挑选了最有价值的部分作品予以校点。蔡美花和赵季主持整理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主要依傍赵锺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共收录韩国诗话136部，逐一予以标校注释，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韩国诗话文献集成。由赵季、叶言材、刘畅三位辑校的《日本汉诗话集成》（中华书局2002年版），共汇聚150余种日人所撰诗话著作（含部分诗韵类书籍），逐一予以标点校勘。令人稍觉遗憾的是，在编校过程中他们往往参以己意对原作进行删削，未能呈现原著的完整面貌，所做校注也稍显简率且多有讹谬。

上述各种大型诗话汇编，尽管收录著作颇丰，可美中不足的是均没有编制详备的索引，或是没有加以细致的分类编排，在使用过程中不免令人畏难惮繁。韩国学者李锺殷、郑珉曾合作编纂过《韩国历代诗话类编》（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8年版），依据30余种诗话，按作家、时代、体制、作法、品评、辨正、论文、杂记等类别，分别摘录相关内容，书后另附有详细的人名索引，极便于参考利用。只是其所据诗话数量有限，且其重心主要放在韩国本土诗人诗作之上。而与之可以互补的是中国学者邝健行、陈永明、吴淑钿合作编纂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中华书局2002年版），该书根据赵锺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精选其中涉及中国诗歌的论评资料。虽然这两种资料汇编取资的内容仍然有限，而且并不局限于唐诗论评，可其选编方式还是很值得参考借鉴的。

二、域外学者撰作的诗文作品及研究论著

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的文人学者在使用汉语进行诗文创作之际，也会涉及对唐诗的论评，比如论诗诗以及各类杂说、专论等;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专门针对唐诗的研究论著，内容也比较多样，或品鉴诗作风貌，或探究诗法诗格，或考索词汇语意等。如能删汰繁芜，披沙拣金，也多有取资参酌的价值。

日本历代汉诗文创作有着悠久的传统，虽然并不刻意地品评唐诗，可偶有涉笔也会有交流切磋和鉴赏批评。如一昙圣瑞的《赞孟东野》云：“龙钟白首据吟鞍，棘句钩章卒未安。快意看花春一日，溧阳寂寞老微官。”既称许孟郊苦吟推敲的詩风，也感慨其落寞沉沦的境遇。希世灵彦的《次韵从子岁暮留客论诗之作》云：“非诗何得永今夕，细说唐并宋以来。林下僧风蔬笋气，桥边驴雪豆秸灰。老来漫与客名甫，穷后愈工人姓梅。数百年间无此作，黄鸡白日自相催。”以杜甫和梅尧臣为例，漫谈唐宋诗风，想来评较唐宋高下正是当时热衷的话题之一。同时，希世灵彦又信手将杜诗的“老去诗篇浑漫与”和欧阳修评梅尧臣的“穷而后工”融入诗中，更可见作者汉诗文的修养之深。另如横川景三的《以清字颂》云：“老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盖谓太白诗豪放飘逸，无敌于世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是止于周诗《国风》而已。无文师有谓曰：‘少学夫诗，若七言四句得于《七佛》，五言得于《楞严》《圆觉》，古风长篇得于《华严》。严沧浪又曰：‘论诗犹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学之者，临济下也。由是言之，吾徒之言诗也，与儒教相表里，以传不朽，实不诬焉。”从解说杜甫诗句入手，又围绕诗歌创作的渊源递嬗旁征博引予以论列，进而生发议论。

日本历代还出现过大量唐诗研究类专著。比如陈人风物的《俗谈唐诗选》、斋藤銮江的《唐诗发挥》、笠原云溪的《唐诗法律》、松村九山的《唐宋诗论》、释显常的《杜律发挥》等，大抵围绕篇章词句加以解说分析，有时也涉及意境、风格等问题。此外，还有专门研究唐诗语词声律的专著，如源孝衡的《诗学还丹》、卢玄淳的《唐诗平侧考》和《诗语考》、释显常的《诗语解》和《诗家推敲》，等等，其中也多有唐诗论评方面的资料。如铃木松江在《唐诗平仄考》中强调：“诗而不唐则已，苟欲其唐，《律兆》《诗考》其津梁也，岂可废诸？”释显常在《诗语解》中指出：“诗之与文，体裁自异，而其于语辞，亦不同其用。大抵诗之为言，含蓄而不的，错综而不直，而其所使之能如是者，正在语辞斡旋之间。诗文之所以别，唐宋之所以殊，皆以此。语辞于诗，不亦要乎！”可见，从声调格律和语词训释的角度也可以增进对唐诗风神情韵的领会。

韩国历代汉诗文创作中也有值得注意的唐诗论评资料，形式也比较丰富。有些以论诗诗的方式呈现。如李奎报的《论诗》云：“迩来作者辈，不思风雅义。外饰假丹青，求中一时嗜。意本得于天，难可率尔至。自揣得之难，因之事绮靡。以此炫诸人，欲掩意所匮。此俗浸已成，斯文垂堕地。李杜不复生，谁与辨真伪？”强调以“意”为主，并将李白、杜甫视作矫正诗坛流弊的准则。李奎报在《白云小说》中曾强调“夫诗以意为主，设意最难，缀辞次之”，与该诗中所述恰可相互印证。还有一些径以“读某诗”为题的作品，记述个人的心得体会，实际含有对诗人诗作的评价。如李穑有《读杜诗》两首，其一为：“锦里先生岂是贫，桑麻杜曲又回春。钩帘丸药身无病，画纸敲针意更真。偶值乱离增节义，肯因衰老损精神。古今绝唱谁能继，剩馥残膏丐后人。”其二为：“操心如孟子，纪事如马迁。文章振厥声，恻怛全尔天。法服坐廊庙，礼乐趋群贤。门墙高数仞，后来徒比肩。何曾望堂奥，矫首时茫然。”对杜甫推崇备至，足证杜诗在韩国的盛行。此外，李穑另有《读樊川集题其后》云：“绿叶成阴子满枝，湖州水戏负前期。非关杜牧寻春晚，自是周墀拜相迟。”而与之极为相似的还有申光汉的《哀王孙·戏赠童女八娘》：“寻花太早误开期，却恐重来较又迟。风摆成阴未几时。叹仳离，莫负当年杜牧之。”将杜牧《叹花》诗及其创作本事隐括在内，由此也可推知当时“专尚晚唐”（权应仁《松溪漫录》卷下）的风尚。（参见杨焄：《汉籍东传与韩国檃栝词的创作》，《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该文后又收入作者所著《域外汉籍传播与中韩词学交流》。）有的韩国文士则采用咏古、怀古的形式进行创作。如李齐贤《洞仙歌·杜子美草堂》云：“卜居少尘事，留得囊钱，买酒寻花春恼。造物亦何心，枉了贤才，长羁旅、浪生虚老。却不解、消磨尽诗名，百代下、令人暗伤怀抱。”对杜甫的坎坷遭际深表同情。还有一些则是以专论或专著的方式表现。如李植的《学诗准的》、金昌协的《农岩杂识》等意在指点诗学门径，崔炳哲的《诗声律辨》、金世洛的《治诗律说》等意在考校诗律，洪圣民的《以学为诗说》、金万英的《诗学发挥》等则注重阐发诗学理念。其中，金昌协的《农岩杂识》论及明人“诗必盛唐”的风气时，特意指出“余尝谓唐诗之难，不难于奇俊爽朗而难于闲雅，不难于高华秀丽而难于温厚渊澹，不难于铿锵响亮而难于和平悠远。明人之学唐也，只学其奇俊爽朗而不得其从容闲雅，只学其高华秀丽而不得其温厚渊澹，只学其铿锵响亮而不得其和平悠远，所以便成千里”，颇能抉发出明人学唐之肤廓浅陋，对研讨明代唐诗学的发展不无启发。

韩国古文献研究会曾经编过《韩国古典批评论资料集》（永进文化社2001年版），收集了部分论评文献，可供参考。不过还有大量资料散见于各家别集中，没有经过系统的搜集。如目前刊行的《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共计350册，收录韩国历代文集约700种。另有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首尔：景仁文化社），已经陆续刊行了三千册，所收文集数量也将近3500种。这些亟待做全面调查和深入开掘。

三、散见于其他各类文献的论评资料

在日韩两国留存下来的历史文献中还有一些资料，包括类书、书目、行纪等，其撰著旨趣虽然并非文学评论，可是其中的部分内容也与唐诗论评相关，适当予以关注也不无裨益。

类书编纂的过程通常是博采群书，并分类编排各类文献，以便读者寻检采摭，不过某些部类其实和诗文批评密切相关，有时甚至还会融入编纂者个人的裁断意见。如沈炳震所编《唐诗金粉》10卷，今存安永三年（1774）的和刻本，内容系摘取唐诗中足供吟讽的佳句，依照天文、时令、地理、人事、人伦、仙释、职官、文史等部类予以编排。沈氏在《自序》中回顾编辑经过云：“长篇短律，既倒海以采珠;隽句英谈，亦倾昆而耴琰。三珠树下，叶叶都珍;二酉山中，篇篇尽宝。琢磨梁栋，固巍峨五凤之楼;咀嚼英华，亦珍重一脔之味。”其对唐诗的欣赏推崇溢于言表，无疑是了解唐诗传播的极佳史料。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编有《和刻本类书集成》（东京：汲古书院，1976—1977年版），所收类书大部分在中国本土已罕见流传，值得予以关注。而韩国历代编刻的类书也有不少。如李晬光所编《芝峰类说》共20卷，分天文、时令、灾异、地理、诸国等20余部，其中文章部即占7卷;李裕元所编《林下笔记》共39卷，分为四时香馆、琼田花市、金薤石墨、挂釼余话等门类，各门之下又另分小目，如卷一《四时香馆编》有《评诗》、卷二《琼田花市编》有《乐府》《无言古诗》《七言古诗》《近体歌行》《近体律诗》《排律》等，都值得重视。李晬光的《芝峰类说》在分析唐人诗法时说“诗家所谓正格，乃第二字侧入，如‘天上秋期近之类是也‘所谓偏格，如‘四更山吐月之类是也。唐人多用正格，杜诗用偏格亦十无二三。然古人于诗，盖出于自然，非有心于偏正也”，阐发了唐人诗律偏正的特征;李裕元的《林下笔记》称“古作者家起于汉魏，成于唐宋，其辨别者，韩文公也”，大力表彰了韩愈在诗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些内容往往和诗话的性质相仿，所以洪万宗所编《诗话丛林》就采摭过《芝峰类说》中的资料，赵锺业所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也辑录过《芝峰类说》和《林下笔记》中的论诗部分。

书目文献虽以著录、考察文献递传源流为主旨，可是有些叙录、解题也与唐诗论评息息相关。日本近代汉学家岛田翰在《古文旧书考》中缕述自己访求《白氏文集》的经历，就顺便提到唐代文化流播东瀛的盛况：“当是之时，世际嵯峨淳和之盛，遣唐之使、留学之生，靡靡不绝，举世沉涸于唐俗，其记籍则记以骈体与古文，不复用邦语雅言。唐习之化流俗不尠，而文学之所被为殊甚。先是杨、王、卢、骆之作，虽非不舶载，未至盛行，自白氏之集一流传，举世皆学之。自是以来，盛而不衰，流风遗习，至今不竭。”足见白居易诗文对日本文化影响之深远。朝鲜学者洪奭周所撰《洪氏读书录》意在“取凡余之所尝读而有得，与夫愿读而未及者，列其目、识其概而告之”，近似于推荐书目，对唐诗文献的论评就更多。如《洪氏读书录》在评述杨士弘所编《唐音》之际，曾品评此前各家选本的得失：“选唐诗者，自殷璠《河岳英灵集》始，宋元之间，以王安石《百家诗选》、元好问《唐诗鼓吹》为最，然约者近陋，烦者伤芜，率又详于晚而略于盛，专乎近体而遗古诗，是书也，虽不足以备唐人之长，抑可谓得其精矣。”其又称道高棅所编《唐诗品汇》：“繇宋以来选唐诗者，莫备于是书，亦莫正于是书，虽袁宏道、锺惺、钱谦益辈迭出而力觝之，竟不能废焉。”而在介绍历代杜诗注本时则说：“旧有集千家注，所集者实十余家耳。行于世者以宋蔡梦弼、黄鹤，清钱谦益、仇兆鳌为胜。本朝李文靖公植亦为之评点，而其曾孙判书箕镇裒之为成书，世所传《泽风堂批解》是也。”因此，将这些资料整合在一起，对深入考察韩国唐诗学的演进显然多有助益。

日本的书目文献现有“日藏中国古籍书志”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可供使用，目前已经整理出版涩江全善等的《经籍访古志》、岛田翰的《古文旧书考》、河田羆的《静嘉堂秘籍志》，各書后均有书名索引可供检核。韩国方面的书目资料则有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中华书局2004年版），共搜集26种书目，均据原书影印，并附有书名索引，使用极为便利。

日本、韩国等国在和中国交流时，主要通过遣唐使、燕行使、朝天使等往还传递信息，这些使臣、使者、僧侣在出使过程中留下过大量记录见闻的行纪类作品，其中也保存了部分唐代诗歌评论的内容，尽管只是吉光片羽，同样值得注意。如日本高僧圆珍在唐宣宗大中七年（853）渡海入唐，在华求法居停长达六年之久，撰有《在唐巡礼记》，记录自己的见闻。此书虽已不传，但另有后人从中节录出的《行历抄》和《在唐日录》可供参考。圆珍与唐代文士屡有交往酬赠，“先后所呈之诗，稍及一十卷”（善清行《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后由日本僧人敬光编成《风藻饯言集》，收录了高奉、蔡辅、李达、詹景全等唐人的诗作，（参见白化文、李鼎霞：《行历抄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为考察唐诗在唐代的域外传播提供了最真切的史料。另如朝鲜学者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提到，在康熙年间所编《全唐诗》中阙载的唐玄宗《赐新罗景德王》其实尚保存在韩国史籍中，并由此感叹：“始知前代坠文，非耳目所可穷，而海外偏邦之士，反或有阐幽之功，岂非吾辈之厚幸也欤！” 《热河日记》中还提及明清以来宗唐、宗宋风气的嬗变，也可供研讨唐诗在后世的流传及影响之用。

行纪方面的资料多年来已有很多积累，尤其是韩国方面极为丰富，主要有林基中编的《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林基中与夫马进合编的《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2001年版）、弘华文主编的《燕行录全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四、余论

以上从不同方面略述了留存在日本、韩国两国各类文献中的唐诗论评，不少资料还有待做更为深入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如依附于各种唐人诗集的序跋、题识、评解等。首先，不妨全方位、多角度地爬梳、筛选各类域外文献，钩稽排比各种资料，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巨细靡遗;其次，可以依照以时为序、以类相从的原则，分别从时代论、作家论、体制论、作法论等不同角度，对业已经过取舍的资料重新予以整合编次;最后，这些东亚唐诗论评资料还应当纳入整个唐诗学递嬗演进的脉络之中，与中国历代唐诗论评相互比勘对照、彼此引申发明，既体现各自的侧重所在，也呈现两者的逻辑关联，使唐诗学研究所应具有和可能具有的整体构架得以完整如实地呈现。我们相信，通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和协同合作，有关东亚唐诗论评的考索必定能够推进唐诗学研究的深入展开，使其焕发出崭新的面貌。

Tang Poetry Comments and Tang Poetics Research in East Asia

YANG Xun

Abstract：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of the circle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materials of Tang poetry criticism.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of literature，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 first one is the critical materials retained in the foreign poetry. The second one is the preface， postscript， title and annotation attached to various Tang poetry collections. The third is the literary works and research works written by East Asian scholars. And the fourth is the critical materials scattered in other kinds of documents （including class books， bibliography， travel record， etc.） written by foreign scholars. The systematic 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these critical materials will surely promote the in-depth study of Tang poetry.

Key words： Chinese documents in East Asia， Tang poetry criticism， research on Tang Poetry

（责任编辑：陈 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唐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焄，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上海 200062/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