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刻板印象、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 *

李启明

(西 南 交 通 大 学 心 理 研 究 与 咨 询 中 心，成 都 611756)

1 引言

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孝道代际连续性不仅涉及个体社会化，还对整个中国社会正常运转起到重要的作用。代际传递是文化连续性的一个来源，而亲子价值观相似性经常被视为家庭内成功代际传递的标志（Trommsdorff, 2012），其常被作为成功代际传递的测量指标（Barni,Knafo, Ben-Arieh, & Haj-Yahia, 2014），即亲子价值观相似性越高，其代际传递就被认为越成功。但亲子文化价值观的相似性还涉及到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1）父母直接和间接传递给子女；（2）子女对父母的反向传递；（3）亲子共同受到广泛共享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Boehnke, Hadjar, & Baie, 2007; Roest, Dubas, Gerris, &Engels, 2009; Vedder, Berry, Sabatier, & Sam,2009），但这被大多数研究所忽视。目前，有研究通过测量亲子孝道的相似性，考察了孝道代际传递效应（李启明, 陈志霞, 2016）。孝道概念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属性，但较少有研究考察社会文化背景对其的影响。

文化价值观代际传递可以发生在家庭内部，也可以发生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Roest et al.,2009）。这缘于社会文化背景为亲子提供了一个共享意义系统或价值观氛围，个人将特定文化价值观内化，并发展出相应的适应能力（Trommsdorff,2012）。社会文化背景也为亲子提供了相似的生活环境，亲子通常具有相似的社会需求和资源，从而影响他们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在一个特定文化中，亲子都倾向于采取主流立场或价值取向，从而导致亲子价值观平均水平的相似性，这可能并非是亲子代际传递的结果，而是受到文化刻板印象（cultural stereotype）的影响，即亲子做出的典型或规范性反应（Barni, Alfieri, Marta, & Rosnati,2013; Roest et al., 2009），这也被称 为时代精神（zeitgeist）（Boehnke et al., 2007），或共享的社会习俗（shared social conventions）（Knafo &Schwartz, 2003）等。因此，文化刻板印象可能是影响亲子孝道相似性的重要原因。

目前，文化刻板印象对亲子价值观代际传递效应的影响仍有争议。一些研究发现，文化刻板印象可以解释部分亲子价值观的相似性（Barni et al.,2013; Roest et al., 2009）；在控制文化刻板印象效应的条件下，亲子之间价值观相似性明显降低（Barni et al., 2013）。但另一些研究发现，文化刻板印象对大学生安全与从众价值观的解释率为9%到10%，享乐主义、普遍主义和成就价值观解释率仅为1%（Boehnke, 2001）。Pietras 和Fryt（2015）的研究发现，传统、安全和权力偏好受到文化刻板印象的影响，而成就、享乐、刺激、普遍主义、从众、仁慈等众多维度都未受到文化刻板印象的影响。同时，在一项纵向研究中，时代精神对亲子价值观相似性的影响也较低，如时代精神对青少年的利己主义的预测值仅为（β=0.1）（Boehnke et al., 2007）。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可能缘于不同社会背景的影响，如松-紧文化对社会成员约束力的不同，以及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对不同文化价值观的重视程度不同，如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相关价值观在东西方社会中所受重视程度不同。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考察文化刻板印象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以及检验出亲子真实的孝道代际传递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化刻板印象效应主要考察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效应，但在家庭层面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效应。例如，在家庭环境里，父亲和母亲之间孝道相似性可能会形成类似的家庭孝道氛围，间接影响子女孝道观念。目前，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夫妻社会态度、个人价值观和人格特征等的相似性能降低夫妻的人际压力，有利于夫妻的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Moore, Uchino, Baucom, Behrends, &Sanbonmatsu, 2017），并促进夫妻关系稳定和婚姻满意度（Luo, 2017）。父亲和母亲价值观的同质性或相似性是影响父母关系质量的重要因素，而父母关系又是家庭任何关系的核心部分，但大多数研究都忽视该因素对子女发展的影响。目前，仅少数研究考察了父母价值观相似性对子女价值观的影响，发现父母价值观相似性越高越能影响子女价值观（Roest, Semon Dubas, Gerris, & Engels,2006）。因此，本研究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父亲和母亲孝道相似性对子女孝道观念的影响。

基于双元孝道模型，孝道划分为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两种孝道内涵和运作机制具有差异性（叶光辉, 2009），该模型厘清了以往孝道相关硏究的争议性问题。权威性孝道主要基于社会阶级和家族角色规范的文化原型，是一种被动压抑、具有情境特定性和文化特定性、作用力较弱的规范信念；互惠性孝道主要根植于亲子间自然情感互动的心理原型，是一种属于主动自愿、跨情境式、作用力强的规范信念。然而，在孝道形成和运作过程中，文化原型总有心理运作基础支撑，心理原型总有文化的意涵隐含在其中（叶光辉, 2009）。因此，社会文化刻板印象可能对两类孝道代际传递都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差异性。此外，两种孝道都是从亲子长久相处的早期经验中逐渐习得（李启明, 陈志霞, 2013）。父母孝道相似性是早期家庭环境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会对子女两种孝道都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从双元孝道模型视角，考察文化刻板印象和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

综上，本研究将配对调查亲子被试，考察文化刻板印象和父母孝道相似性对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本研究假设为：亲子孝道相似性可能受到文化刻板印象的影响；在控制文化刻板印象影响条件下，父母两种孝道能够正向预测子女两种孝道；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子女两种孝道都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程序及被试

本研究配对调查了591 户家庭的亲子数据。调查数据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入户调查了湖北和四川两地的379 户家庭亲子被试，调查员在征得家庭成员的同意，以及讲解调查目的和注意事项之后，子女、父亲、母亲分别填写完成各自的调查问卷，并当面收回。第二部分，研究员在班会上讲解调查要求和注意事项，根据学生自愿参与原则，四川省成都市两所高校的212 名心理学、教育学本科生及其父母参与调查，子女、父亲、母亲调查问卷统一装入一个档案袋中，假期回家交予父母填写和自己填写，开学时交回。每个家庭1 位子女及其父母，或至少1 名家长参与调查。父亲被试为556 名，缺失35 名，有效样本为94.08%，年龄范围36～68 岁，平均年龄为45.55 岁（SD=6.28 岁）；教育程度分布情况为：初中及以下被试为360 名，占64.75%，高中（包括中专）被试为163 名，占29.32%，本科（包括大专）及以上被试为33 名，占5.93%。母亲被试为536 名，缺失55 名，有效样本为90.69%，年龄范围35～64 岁，平均年龄为43.87 岁（SD=6.16 岁）；教育程度分布情况为：初中及以下被试为350 名，占65.30%，高中（包括中专）被试为161 名，占30.04%，本科（包括大专）及以上被试为25 名，占4.66%。子女被试为5 9 1 名，男性为2 4 4 名，女性为347 名，年龄范围14～35 岁，平均年龄为20.05 岁（SD=5.49 岁），其中青少年子女被试（15～18 岁）为215 名，占36.38%，成年子女被试（19～35 岁）为376 名，占63.62%；教育程度分布情况为：初中及以下被试为141 名，占23.86%，高中（包括中专）被试为193 名，占32.66%，本科（包括大专）及以上被试为257 名，占43.49%。

2.2 调查工具

双元孝道量表。采用叶光辉和杨国枢（2009）编制的双元孝道信念量表，该量表包括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两个维度，共计9 个项目，量表采取5 点计分方式。权威性孝道、互惠性孝道及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在父亲样本中分别为0.831、0.630 和0.694；在母亲样本中分别为0.790、0.644 和0.702；在子女样本中分别为0.669、0.659和0.661。

2.3 数据分析

关于文化刻板印象检验，通过假定亲子（pseudo dyad）分析方法，即将真实亲子数据随机配对一个新数据库，从而考察社会文化刻板印象对代际传递的影响（Boehnke et al., 2007; Knafo &Schwartz, 2003）。该分析方法的理念是通过评估假定亲子之间价值观相似性，从而获得一个称为相似性基准线，并用于比较其与真实亲子之间的相似性，进而确定实际家庭成员之间相似性是否大于偶然性（Kenny, Kashy, & Cook, 2006）。此外，不同分析策略还可能隐含着不同结果（Roest et al.,2009），如采取一元法（individual approach）和二元法（dyadic approach）。一元法主要以变量为中心，计算皮尔逊相关性；二元法以个体为中心，计算绝对差异分数（absolute difference scores,ADS）和轮廓相似性（profile similarity correlation,PSC），评估亲子价值观的相似性（Roest et al.,2009）。绝对差异分数计算在某一变量上父亲或母亲与子女分数差值，用这个差值来表示亲子在这个变量上的相似性（Roest et al., 2009）。轮廓相似性计算某一价值观领域内所有项目亲子回答分数相关性，通过这个相关值来表示亲子在该领域的相似性（Knafo & Schwartz, 2003）。因此，本研究将比较分析假定亲子和真实亲子之间孝道相关性，并进一步采取一元法和二元法检验其相关性。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亲子之间真实的孝道代际传递效应。本研究还将采取回归分析方法，检验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子女孝道的影响。

3 结果

3.1 文化刻板印象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效应检验

假定亲子配对方式，主要以子女性别、子女年龄段、城市和农村被试为基础，分别逐步进行随机配对，再将这些随机配对数据汇总进行分析。

为了考察文化刻板印象的影响，比较分析假定亲子和真实亲子价值观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性（Vedder et al., 2009）。表1 结果显示，假定亲子之间两种孝道的皮尔逊相关不显著（p＞0.05），而真实亲子两种孝道的皮尔逊相关都显著正相关（p＜0.01）。

表1 假定亲子和真实亲子孝道的皮尔逊相关（r）

在皮尔逊相关分析的基础之上，再采取绝对差异分数考察假定亲子和真实亲子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的相似性。采用Roest 等人（2009）绝对差异分数（d）的公式（公式1）：

N代表相关项目有效被试数，Xi1、Xi2分别代表亲子孝道观念分数，绝对差异分数（d）值在0（表示完全相似）到4（表示完全不相似）之间。这一差值越小表示亲子相似性越大，差值越大则亲子之间相似性越小。

表2 结果显示，假定母子女和假定父子女的两种孝道绝对差异分数（d）都高于真母子女和真父子女。进一步采取t检验比较假定亲子与真实亲子之间的绝对差异分数（Roest et al., 2009）。结果发现，假定母子女之间两种孝道的绝对差异分数（d）值都显著高于真母子女（p＜0.01）；假定父子女之间两种孝道的绝对差异分数（d）值都显著高于真父子女（p＜0.01）。

表2 假定亲子和真实亲子绝对差异分数（d）

研究者指出，绝对差异分数只捕获了水平的差值，而剖面相关系数则能考察分布和形状（Waller &Meehl, 1998）。轮廓相似性（q）的计算公式如下（公式2）：

Zxi1和Zxi2分别代表家庭配对成员孝道观念的标准化分数，轮廓相似性（q）值在-1 到1 之间，数值越大表示亲子之间的相似性越高。

表3 结果显示，假定亲子之间两种孝道的轮廓相似性都不显著（p＞0.05），而真实亲子之间的两种孝道的轮廓相似性都显著正相关（p＜0.01）。

表3 假定亲子和真实亲子轮廓相似性相关（q）

3.2 亲子孝道真实的代际传递效应检验

为了考察亲子孝道真实的相似性，需要控制文化刻板印象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将假定亲子价值观作为控制变量，假定父母价值观代表社会其他长辈的影响效应，而假定子女价值观代表了同辈的影响效应，再检验真实亲子价值观回归效应（Boehnke et al., 2007; Vedder et al., 2009）。

基于此，采取分层回归方式分别检验真实父母两种孝道对子女两种孝道的预测作用。第一步将假定亲子两种孝道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将真实父母两种孝道纳入方程。表4 结果显示，假定亲子两种孝道对子女两种孝道都预测不显著（p＞0.05）。在控制了假定亲子孝道影响条件下，父母互惠性孝道正向预测子女互惠性孝道（β父→互惠=0.26,p＜0.01; β母→互惠=0.36,p＜0.01），父母权威性孝道正向预测子女权威性孝道（β父→权威=0.19,p＜0.01; β母→权威=0.23,p＜0.01）。

表4 假定亲子孝道和真实父母孝道对子女双元孝道回归分析

3.3 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子女孝道的回归分析

进一步检验父母双元孝道相似性对子女双元孝道的影响。本研究参考了相关研究的分析方法（邓林园, 戴丽琼, 方晓义, 2014），分别计算父母两种孝道差值绝对值，形成父母两种孝道的相似性变量，得分越高说明父母某种孝道相似性越低，即预测系数为负则表示为正，而预测系数为正则表示为负。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的均值为0.35（SD=0.40）、父母权威性孝道相似性的均值为0.48（SD=0.49），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仅与子女互惠性孝道显著负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30（p＜0.01），而父母权威性孝道相似性与子女两种孝道相关都不显著（p＞0.05）。

再次采取层次回归分别检验父母双元孝道相似性对子女双元孝道的预测作用，结果见表5。第一步将子女年龄、子女性别和假定亲子两种孝道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将父母权威性孝道相似性、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纳入方程。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影响条件下，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正向预测子女互惠性孝道（β=-0.14,p＜0.01）；父母权威性孝道相似性对子女互惠性孝道的预测不显著（p＞0.05）；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父母权威性孝道相似性对子女权威性孝道的预测不显著（p＞0.05）。

表5 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子女双元孝道的回归分析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假定亲子之间两种孝道皮尔逊相关不显著，而真实亲子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显著。假定亲子两种孝道绝对差异分数处于中等水平，但假定亲子的绝对差异分数显著高于真实亲子。假定亲子之间两种轮廓相似性不显著，而真实亲子之间两种孝道轮廓相似性都显著。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本研究未检验出文化刻板印象对亲子两种孝道的显著影响效应。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多元文化交织发展，社会文化生活已经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例如，在空间维度上，存在中西方文化的混搭，而时间维度上，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混搭。孝道也兼具传承性和变迁性，孝道的主体趋于多元化，客体局限为家庭，以及孝道行为趋于理性化和多元化。因此，当代中国社会较难形成传统社会里的强孝道文化规范，文化刻板印象对社会成员的孝道影响也在弱化，亲子孝道相似性受文化刻板印象的影响效应较小。

在控制文化刻板印象影响的条件下，父母权威性孝道能正向预测子女权威性孝道，以及父母互惠性孝道能正向预测子女互惠性孝道。该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文化刻板印象对亲子孝道相似性的影响效应较小，而可能更多受到家庭的影响。家庭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社会化的重要代理机构和场所。父母价值观在家庭社会化研究中占据中心位置，因为这些价值观在塑造父母教育实践，以及在父母给子女营造的家庭成长环境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Kikas, Tulviste, & Peets, 2014）。在家庭环境里，父母积极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直接传达给子女，如通过积极的教育，以及通过日常生活规范（Döring, Makarova, Herzog, &Bardi, 2017）。个体早期与父母相处经验对于子女发展具有明显的影响，父母的言行举止是子女所仿效与学习的最重要的对象，如中国谚语所谓“虎父无犬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在我国，父母一直是向子女传递孝道观念最重要的代理人，孝道信念通过父母言传身教传递给子女。因此，亲子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的相似性主要来源于家庭父母代际传递的影响。

在传统熟人社会里，宗法组织、公序良俗、舆论压力等社会约束机制保障了传统孝道正常运行（程慧, 2013），这些约束机制主要来源于家庭、伦理道德和官方三个方面。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伦理道德和官方的约束力在不断弱化或缺位，家庭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两种约束力的弱化。例如，相关实证研究发现，在社会转型时期或异质时期，父母具有更强烈的传递动机将他们的个人价值观传递给子女后代（Barni et al., 2014）。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意大利较为单一的价值背景下，母子价值观的相似性主要受到文化刻板印象的影响；但在以色列的多文化背景下，控制了文化刻板印象的影响之后，母子价值观的相似性仍然很高（Barni et al.,2014）。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移民或少数族裔的父母都具有强烈传递动机将他们的家庭价值观传递给子女，以此来抵制快速文化变化，从而保护本族文化价值观的延续（Phalet & Schöpflug, 2001）。父母认为子女适应新社会文化是很重要的，但传承本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也非常重要。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充斥着各种文化价值观，而父母为了确保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可能具有更强烈的传递孝道观念的动机，从而强化了亲子孝道代际传递效应。

此外，在控制文化刻板影响的条件下，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对子女互惠性孝道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实证研究发现，父母一致性目标是土耳其父母将集体主义价值观传递给子女的有效手段（Schönpflug &Bilz, 2009），父亲和母亲价值观一致性对子女价值观具有正向预测作用（Knafo & Schwartz, 2009）。Tam，Lee，Kim，Li 和Chao（2012）也发现，父亲和母亲之间价值观一致性水平越高，父母越能够促进子女价值观的社会化。然而，在本研究中，父母权威性孝道相似性对子女权威性孝道的预测不显著。这可能缘于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在代际间运作机制的差异性，互惠性孝道是由人际关系的心理需求所激发的，而权威性孝道则是基于对等级权威的服从，并由集体认同的需求所驱动。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对权威性孝道认同度较高，但随着时代变迁，个人更加重视自主性，权威性孝道的认同度在逐渐下降，以及权威性孝道也更容易引发代际之间的冲突（叶光辉, 2009）。相对于权威性孝道而言，年轻人的互惠性孝道使他们在代际互动过程中更能感知到互动的自主性，他们也更愿意接受长辈的影响（Ryan & Deci, 2002）。因此，相对于权威性孝道，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更有利于子女互惠性孝道的形成。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亲子配对研究方式，并采取不同分析策略，得出以下结论：文化刻板印象对亲子孝道相似性的影响效应较小，但亲子真实的孝道代际传递效应较高；以及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有利于子女互惠性孝道形成，但对子女权威性孝道的影响效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