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

张亚东，张 鑫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这一外交主线，在危机中寻转机，于变局中谋新局，不断推动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创新，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征程。

一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时期对外工作，提出并深化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所谓特色大国外交，是指中国以大国身份开展对外活动，并在此过程中体现中国风格[1]。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胜利召开，大国外交理论的指导地位也随之确立，大国外交也成为外界解读中国外交的关键词。2017 年，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大国外交的深刻内涵，明确大国外交的核心目标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9。2018 年6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对大国外交取得的成就予以肯定，并强调要继续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坚定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大国外交理论的产生，是多种时代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3]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断，其本质是国际秩序的再调整，核心是世界权力的再分配，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随着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改变，世界格局由以西方国家为主导转变为东西方平衡化发展。自15 至17 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当今世界，伴随着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一些传统发达国家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出现停顿，其综合实力较之以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抓住机遇，通过联合国、七十七国集团及不结盟运动等多边舞台增强实力，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是现行国际秩序发生了变化。随着世界各国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全球化导致的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想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美国先后采取退群、修墙以及毁约的方式推行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美国优先的目的。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导致主要大国博弈和竞争日益加剧。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行为表明，现行国际秩序应以美国为主导，其实质是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的原则，与国际社会所倡导的多边主义相冲突。作为国际秩序主导大国的美国，在当今全球治理进程中表现出能力不足、意愿缺失等问题；但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想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变革国际秩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三是全球性问题明显增多。资源匮乏、人口膨胀等传统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的全球性问题又层出不穷。比如，贫富差距在国际国内凸显，气候问题不分国界，疫情防控成为全球课题，等等。新旧问题相互交织，危及世界各国安全，这些问题仅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无法解决，其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因此，如何引导世界各国共同有效地解决全球性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了。

新的世界格局、新的国际秩序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新的全球性问题，构成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变局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在变局中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自身发展目标，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中国处于大国崛起的关键时期

首先，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中国具备了大国崛起所需的各项条件。国家硬实力方面，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展现出“新平庸”状态，与之相反，中国经济则一枝独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项经济指标位居世界前茅；消费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并初步形成了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比之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发展更为均衡，实现了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总值保持世界首位，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文化软实力方面，中国在巩固自身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提升，在促进中国快速崛起的同时，也为中国开展大国外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发展战略也开始由“随势”向“谋势”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谋求和平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是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正是因为顺应了世界大势，中国才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倡导追求民主和谐的国际关系，主动创立国际多边机制，成功实现了由国际社会边缘者向建设者的角色转变。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一方面，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传统大国又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威胁到传统大国的利益，因而坚持“中国威胁论”。因此，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是针对世界疑虑，明确中国的发展道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崛起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中国追求的不能只是阶段性的和平发展，更重要的是要为实现大国向强国转变创造长时期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并在此过程中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认同。中国正处于大国转型的调整时期，处于大国崛起的关键时期。在此关键时期，中国不能简单地沿用传统外交思想，而需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去考虑对外工作转型问题[4]。因此，开展特色大国外交势在必行。

（三）中国外交战略亟待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确立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面对国内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的实际情况，以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我国外交工作的目标转变为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外部环境。同时，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推动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的解决。因此，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以及两极格局瓦解的严峻挑战，中国始终把为国内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外交的首要目标，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5]的外交方针。以韬光养晦为主的外交战略，满足了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在其指导下，中国与东欧各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实现了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进入21 世纪，中国自身实力明显增强，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维护国家利益的任务也变得更为迫切。在新的形势下，以韬光养晦为主的外交战略，使得我国在一些主权争议问题上略显被动。因此，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中国的对外工作必须适时作出调整，谋取更加强势有为、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特色大国外交也就因此应运而生。

二

理解大国外交的思想内涵离不开对大国外交政策的解读。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确立了新时代大国外交思想。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大国外交思想的内涵。

（一）国际秩序观

准确定位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国家身份与角色，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重要体现。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国家身份与角色成为外界关注的热点，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应当把中国定义为发达国家的误导性言论，西方学界和政界的一些人也顺势把中国认定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破坏者甚至颠覆者，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恐慌和焦虑。作为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把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定位为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1.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始终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家身份是“发展中大国”。这里的“大国”更多地是指人口数量、土地面积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巩固了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各项衡量经济的综合指标位居世界前列，科技创新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中国跻身为创新型国家等。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全面提升，使得中国具备了成为世界强国所需的条件，中国的“大国”含义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此同时，面对中国的发展，国内外一些人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发展水平出现了认识偏差，认为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根据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衡量标准，中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12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明确，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依据我国发展程度而作出的重大而清醒的判断，其有力地回应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国家身份的争议。

2.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历史上，新兴大国崛起后往往通过改变既有国际秩序来挑战现存大国的地位，因此，基于历史经验及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大国对中国的崛起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将挑战、破坏甚至颠覆现行国际秩序。但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理性认知、对理想国际秩序的新主张，以及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具体实践等，都充分证明了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作为维护者，中国在坚定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同时，主张改变国际秩序的不合理之处。从建立者和获益者的角度来说，中国充分认可现行国际秩序的存在价值。现行国际秩序是由二战胜利国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机制体系演变而来的，是战后世界长时期和平发展的机制保障，其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行为准则，仍然适用于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总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6]254“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6]425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的有关联合国的论述表明，以联合国机制为核心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立足点。随着国际格局的改变，以西方大国为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弊端日益明显，导致新旧国际秩序之争日趋激烈。大国是构建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作为新兴大国之一的中国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去考虑新国际秩序的走向。中国在坚定维护联合国机制、高度认可其贡献的同时，也意识到联合国的某些相关原则并未得到落实；因此，中国主张的国际秩序改革并不是全盘否定、推倒重建原有国际秩序，而是要在原有国际秩序和世界各国利益之上进行创新和完善，从而使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作为建设者，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关于国际秩序变革的新主张，也是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观念的突破和创新。变革国际秩序，首先要考虑国际关系。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强凌弱的旧国际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关系转型和中国自身发展需求，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和维护公平正义的目的，最终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旧国际秩序强调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但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旧国际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很难与发达国家实现共赢。新型国际关系则强调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注重两者之间平等公平地进行合作，以达到共赢的目的，这也正是新型国际关系对旧国际秩序的完善和修正之处。除此之外，新型国际关系在强调民主合理的国际关系的同时，更加注重世界各国依据制度化的规则开展对外交往。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不仅是世界各国新的外交理念，也是其新的外交实现路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本国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建立良好多边关系的模式。中国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倡议使双边国家关系的概念范畴增添了新的含义，向世界展示了国际秩序走向的新趋势，它也是中国国际秩序观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作为贡献者，中国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7]。变革国际秩序，必须以全球治理为推进手段。现行国际秩序的弊端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也表现在经济、安全等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内容。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8]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世界各国以加强合作的方式寻求共同利益，其本质是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追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国家利益层面，以国际秩序变革为着力点，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政治上，中国在继承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同时，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经济上，中国在积极参与已有的金融体制外，还主动筹建包括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在内的新多边贸易体制，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创设合作平台；安全上，中国积极打造周边、亚洲安全命运共同体，以应对亚洲与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的全球治理，以和平合作为导向，倡导世界各国包容差异性、重视整体性。全方位深层次的全球治理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积极作为。

（二）国际责任观

随着中国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在此情况下，中国国际责任观明确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程度，并由此确立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应综合考量的内容。

1.中国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2]11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多层面的动态成长过程。从自身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由边缘到融入再到中央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受两极格局的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以维护本国安全和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带有对抗性，再加上西方国家的排斥，当时的中国处于世界的边缘。1971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合法国体的身份得到联合国的承认，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1978 年后，中国要大力发展经济，必然要实行对外开放，中国由此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工作、参与国际事务，不断融入国际舞台。进入21 世纪，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推行奋发有为的大国外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国际活动，而且面对国际治理体系存在的弊端和西方大国不作为的现状，中国也开始积极倡导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无论是从地区，还是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作为亚洲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其真正具备了地区大国所需的实力和影响力，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进程的加速，这种实力和影响力开始从地区向全球辐射。当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也有着更深刻的含义。“日益走近”而不是“已经走进”表明我国对外工作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正在有步骤有计划地持续推进；但同时我们也承认，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还未完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既积极回应了外界对中国的正当期待，即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去承担国际责任，也清醒地意识到国际责任的承担必须与本国成长阶段相适应。

2.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

根据中国的整体实力，中国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也就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还未完全崛起，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问题仍然排在首位；作为亚太地区大国，中国需为该地区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作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需努力维护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首先，保持国内各方面稳定发展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前提。新时代以来，大国外交明确中国的国家定位为发展中大国，并强调要实现向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转变。因此，大国外交必须基于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首先承担好国内各项责任。经济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一度重效益轻生态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强调科学发展，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国外交更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核心宗旨，设立三大外交平台，有效带动了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方面，对外工作通对外交体制机制改革、外交理论创新以及外交工作人员素质提升等一系列举措，不断加强党对外交各方面的绝对领导。民生方面，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引领下，脱贫攻坚战取得巨大成就，成功实现14 亿人口减贫。责任问题是新时期大国外交不可规避的问题，国际责任观在大国外交的推进过程中厘清了责任内涵，主张秉持责能匹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切实保证了大国外交既不会国强必霸，也不会战略透支[9]。

其次，维持稳定和谐的周边关系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新时代以来，我国战略目标和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在此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主张不断强化周边外交的战略地位，而承担区域性责任也成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承担区域性责任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双边关系方面，中国确立了“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通过增强国家间的政治互信，中俄建立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双边关系的典范。同时，中国与日本、朝鲜等双边关系的维持也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了有利的周边环境。区域合作方面，邻国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性质，决定了中国必须着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区域多边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强调“互利”的同时，更重“让利”。除此之外，中国筹建亚投行、承办亚太经合组织，推动了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展示了中国与亚太地区的深度融合态度。地区热点问题方面，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倡导新安全观，其主张不仅充分体现了亚太地区的安全诉求，也在朝鲜无核化、阿富汗重建等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赢得周边国家的广泛赞誉。

再次，维护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目标。中国正处于由地区大国向世界强国转型关键期，对外工作须在承担区域性责任的同时，积极承担全球性责任。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承担责任并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是基于谋求世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对全球性责任的承担主要是通过创新外交理念和实践的方式来进行的。首先，大国外交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责任话语共识。命运共同体区别于传统霸权治理方式，强调世界各国在共同享受权利的同时，共同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凸显了多元责任制的观念。多元责任制不仅要求责任主体的多元化，还强调世界各国要树立整体责任的意识，平衡好各个领域的发展。除此之外，命运共同体在明确当前多元责任划分的基础上，还传达了解决好当下问题就是对人类未来发展负责的观念。其次，在大国外交的开展过程中，对外工作以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主场外交为实现路径，以对外援助和道义支持为实施手段，不断为世界的发展提供公共性产品，这也是中国积极承担全球性责任的具体表现。

（三）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国家内政外交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如何更加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也变得更为紧迫。为此，中国的国家利益观更加凸显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更加明确国家主权安全是对外政策不可逾越的红线。

1.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

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关于国家主权安全的认知也逐渐清晰。目前，我国正处于由地区大国向世界强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我国的完全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依然存在。这些因素的存在迫切需要我国的外交事业以更加进取的态度去考虑国家主权安全问题。因此，大国外交的开端就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准确把握国家利益内涵的基础上，将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构建集主权、资源安全等为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核心内容是实现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只有保障国家主权安全，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发展权益。

2.国家主权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国家主权安全问题放在首位。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利用外交机会表明“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0]的态度。朝鲜核问题是近年来东北亚地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自2006 年至2017 年，朝鲜屡次进行核试验，引发半岛地区局势紧张。为了维护自身主权及东北亚地区安全，中国赞成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朝核试验的裁决，并提出解决核问题的“三个坚持”，为维护国家主权设定了“红线”。2012 年，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中日关系一度跌到低谷。2013 年，为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及领土领空安全，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识别区的核心为钓鱼岛。防空识别区的设立，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自卫的重大战略部署，体现了我党坚决捍卫国家尊严和主权安全的意志和决心。

放眼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自身持续性崛起的复合背景重构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此历史进程中，中国划时代性地提出了特色鲜明的国际秩序观、国际责任观以及国家利益观，使得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于重塑国际秩序、承担国际责任、维护国家利益等重大问题之上。首先，变革国际秩序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因此，面对国际格局的加速演变，中国更加强调以理性的态度认知国际秩序，以积极有为的外交实践引领国际秩序变革。中国国际秩序观既体现了中国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再认识，更表明了中国在世界和地区秩序中的胸怀与担当。在国际秩序观念和具体实践中，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致力于增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与相互认同，促使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成为国际共识，以和平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趋于公正化合理化。其次，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尤其是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定位下，中国又有责任和能力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事实上，中国国际责任观的诸多理念与实践都反映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思维。除此之外，国际责任观在中国崛起和承担责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明确了国家身份、能力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使中国承担了合理的国际责任，成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再次，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制定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决定性因素。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及国家利益的拓展，党中央对国家利益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新的观点，形成了关于国家利益的新思想。国家利益观既包含了中国对新时期国家利益诉求的进一步认知，又体现了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大国意志和决心，更成为中国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指南。概而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立意高远、内涵深刻、体系完整，为新时代中国外交事业的推进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这一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外交开始具有更加明显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其在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成果，这一思想完全区别于传统西方国家所奉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大国外交理念，使中国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和平崛起提供了新的借鉴模式，有力地引领了世界文明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