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理念的思想源流

陈志忠 魏宿玢

摘 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服务学习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出现是比较近期的现象。但是作为一种理念（不是这个名称），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2年通过《莫里尔法案》所建立的“赠地学院”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实用主义以及20世纪60年代公民权利运动中的校园和社区组织联合倡议，等等。虽然服务学习的起源比较复杂，但是纵观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理念可以追溯到美国高等教育对公共目的的历史承诺、知识与哲学起源、美国志愿服务精神的传统和社会行动主义三个不同的思想源流。作为一种哲学理念的服务学习可以看作是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体现，大致对应美国高等教育对公共目的的历史承诺;作为一种教学法的服务学习可以看作是大学教学职能的体现，大致对应知识与哲学起源;作为项目的服务学习可以看作是大学科研职能的体现，大致对应美国志愿服务精神的传统和社会行动主义。澄清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思想源流对于我国部分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理念;思想源流

教发〔2015〕7号文件《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指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决策部署，推动高校转型发展;国发〔2019〕4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2022年将有“一大批”普通本科院校转为应用型。中国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理念和方法。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服务学习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出现是比较近期的现象。但是作为一种理念，服务学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2年通过《莫里尔法案》所建立的“赠地学院”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实用主义。服务学习作为一个词组（service learning）首次提出是指1967年美国南区教育委员会资助的一个“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学生实习项目。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它要求参与其中的学生发表有关学校所在地区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学术品质良好的文章。学生可以获得学分或联邦财政对社区项目工作的资助。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种教学实践，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服务学习也只局限于一小群参与者的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服务学习才表现出发展势头，这个时候服务学习与社区服务有了明确的区分，强调服务与学术研究的整合。在20世纪90年代服务学习发展迅猛，被看作教育变革的重要动力。大学与学院开始重申对公民责任的承诺，大学成为实现公民责任的重要手段。

众所周知，美国不同类型的院校具有不同的使命和传统，可能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服务学习。大量的社区学院和自己所在的社區联系紧密，把自己看作社区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在社区中。它们的使命基于对社区的服务，因为它们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服务学习通常被看作通过学生在社区的工作提升课程学习水平的一种方法。

为了给当地社区和全球社会提供教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技术支持，更多的赠地大学和其他的研究型大学寻求把服务学习工作建基于社区参与的更广阔的背景。尽管赠地大学的使命更有利于服务学习的开展，但是大型研究型大学面对的挑战是它们的中心工作是广泛资助的研究。因此，教师可能不愿意创建和开设与他们的研究优先性不相关的服务学习课程。

文理学院把进行自由教育作为教育哲学，为学生处理复杂、变化和多样性的问题做准备。自由教育提供学生广泛的科学、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知识，同时深入研究某一个特定领域。不是强调应用型研究或者专业训练，文理学院教育学生要有社会责任，同时培养深厚的可转移的智力和实践技能。比如交流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力。许多文理学院都支持服务学习和其他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教育实践，使学生满足自由教育的预期结果。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机构类型对“服务”的定义（如表1）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美国不同高校虽然对服务存在不同的定义，但是服务和学习连接成服务学习之后，高校之间的差别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笔者使用美国高校作为统称，而不具体到某个类型或层次的高校。

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内涵有三种解读：作为哲学理念的服务学习，作为项目的服务学习和作为教学法的服务学习。[2]考虑到服务学习概念的多义性和包容性，笔者把服务学习界定为：服务学习是一种重视服务和学习关系并重的哲学理念及教学方法，将学生的学习与社区服务相结合，通过有计划的社区服务活动及结构化的反思过程，推动师生和社区伙伴共同参与对知识的建构，在不断满足社区需求的同时，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里的社区含义可以是学校、社区、社会、国家或全球。

尽管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这个词出现的历史不长，但是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理念历史悠久。其实这个概念（不是这个名称）具有让人骄傲的渊源，包括19世纪60年代的“赠地运动”中大学到社区开设课程，20世纪初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20世纪60年代公民权利运动中的校园和社区组织联合倡议，等等。[3]虽然服务学习的起源比较复杂，但是纵观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理念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美国高等教育对公共目的的历史承诺、知识与哲学起源、美国志愿服务精神的传统和社会行动主义。

一、美国高等教育对公共目的的承诺

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包含了明确的对公共目的的承诺，虽然对公共目的的承诺不一定具有连续性。著名美国高等教育史专家鲁道夫曾经指出：“从一开始，美国学院就被赋予公共的目的，被赋予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责任感。”[4]在美国还是殖民地时期，学院就围绕把学生培养成新成立国家的领导者做准备。在第一批成立的学院中，品格教育和智力发展在大学具有同等的地位。例如，哈佛学院在1636年刚成立的时候，就定位为公民积极参与社区生活做准备。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被看作个人的社会投资。个人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训练他或者她对社会有用的精神素养，而不是为了增加个人的薪酬。从这个方面来讲，服务社会的公共目的是高等教育的固有性质。这个意义上的公共目的扎根于许多大学和学院的使命中，而且常常在适当的典礼上被唤起。例如，在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哈佛大学最富盛名的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声明：“哈佛大学给社区提供了知识、诗歌和虔诚等丰富的馈赠……这有利于培养公民责任感。”[5]换句话说，哈佛大学不能忘记公共服务的使命。

托马斯·杰弗逊主张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使社会和政府受益。罗切罗指出，杰弗逊在向弗吉尼亚州全体男性公民普及公众教育这件事上理由很充分，他的论点是，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学生日后发挥公民作用而准备，而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进一步培养学生，为了他们以后担当公众和政治领导角色做好充分准备。[6]又如哈克维指出，本杰明·富兰克林倡导向宾夕法尼亚州的青年进行公民教育，他认为，树立为人类和自己的祖国服务的观念是所有学习的重要目标。哈克维进一步指出，服务社会能促成民主社会的实现。[7]1862年颁布的《莫里尔法案》正是本着这个宗旨，通过政府赠地的形式促进州立大学的建立。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依照每州参加国会的议员人数每人拨给3万英亩土地，并将这些赠地所得的收益在每州至少资助开办一所农工学院（又称“赠地学院”），主要讲授有关农业和机械技艺方面的知识，为工农业的发展培养所需的专门人才。法案实施后，联邦政府共拨地1743万英亩用于赠地学院的建设。其中有28个州单独设置了农工学院，其余的州将土地拨给已有的州立学院成立州立大学或在州立大学内添设农工学院。截至1922年，美国共建立了69所赠地学院，众多的农家子弟开始涌入大学校门，为美国工农业的现代化储备了充足的“软实力”。《莫里尔法案》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据此而建立起来的“赠地学院”，而且强化了其他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精神，特别是对农业和工业的服务。1902年，即将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指出：“服务精神而不是学习，将在国家发展的史册上给予一所大学以适当的位置。”1903年，斯坦福大学校长乔丹（Starr Jordan）也断言：“在美国，整个大学运动都在朝着‘实际（reality）和‘实践（practicality）前进。”[8]

1887年的《哈奇法案》提出资助各州在赠地学院内建立农业试验站。考虑到南部的种族隔离制度，第一次《莫里尔法案》不允许非裔美国人到赠地学院就学，1890年第二次《莫里尔法案》提出建立19所非裔美国人赠地学院，要求把工作、服务和学习联系起来。[9]1914年颁布的《史密斯-利亚法》（Smith-Lever Act of 1914）建立了农业推广合作服务系统，此法案明确要求政府农业部与赠地大学联系，以便协助学生了解当前农业与家政及其他相关事务的发展。此法案旨在加强职业教育，政府协助大学做农业研究，然后将研究结果给农民参考。这一系列法案的出台都重申了大学服务社会的公共服务目的，和教学与研究一起成为大学的三大职能。

威斯康星大学是赠地学院应用服务学习方法的典范，威斯康星州长罗伯特·福利特在第一次州议会演讲提出了这样的担忧：“大学没有承担起为本州人们服务的社会使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提出社会服务（service to the community）作为大学的第三大职能，当然这里的“社会”概念包括了当地、州、全国或全球;创建服务扩展项目来解决人民在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方面遇到的问题。这被称作著名的“威斯康星理念”，即大学生在掌握特定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参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改革和提升自身的公民责任感。“威斯康星理念”坚信大学生和大学培养的专家能够投身于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从而使民主社会更为有效。正如古奇所指出的那样：“威斯康星思想是出于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切，知识能够也应该对人们的需求、问题和愿望产生实际的影响。”[10]威斯康星的口号是“大学的边界就是州的边界。”扩展项目派送了大量的教师和学生融入社区，帮助当地的农民和家庭提升农作物种植技术和机械技能。教师把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传授给市民，同时，通过亲身实践研究来解决农民、小企业主和工厂遇到的难题并从中学习。学生为社区提供服务是学术课程的一部分，这种方法现在叫做服务学习，这是服务学习在美国高校最早的源头。正如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和鲁迪所说：“范·海斯在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激励其他州立大学也采取类似的政策，服务的理念成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的办学原则之一。民主的高等教育开始尝试探索越来越多的服务美国民主需要的新方式。”[11]

服务学习的先驱还包括另外两个教育项目：美国进步主义时期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的“教育合作运动”（Cooperative Education Movement），伊利诺伊州建立了美国第一所公立社区学院——乔利埃特初级学院（Joliet Junior College）。辛辛那提大学的“合作教育”项目是指学生在学习期间进行专业实践，即从事与专业有关的有偿工作并获得相关的工作经验。[12]乔利埃特初级学院创办的宗旨则是服务于社区居民，使大学适龄青年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学院教育。[13]这两个教育项目是把教育与工作世界、社区紧密连接起来的初步尝试。以上的教育模式和教育项目孕育了服务学习思想的萌芽。

1889年晚期，大学承诺解决周边社区的问题，芝加哥大学通过成立赫尔之家（Hull House）来实现。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社会学家简·亚当斯（Jane Adams）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的价值只有通过提升处理诸如識字、饥饿和贫困等社区问题的能力，才能得到全面体现。马希尔指出亚当斯的定居救助之家是采取社区组织和社区建设的方式来使公众参与其中，其重点在于开发社区的资源和能力，以改善社区生活，满足社区需要。与亚当斯不同的是，杜威提供了一种社区学校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学校成为社区的中心，能使人们增长知识，并能将学习与公众参与和政治事务结合起来。[14]

亚瑟·科恩认为美国最早成立的九所殖民地学院都注重公共服务、年轻人的教育以及公民社会的教育理念。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关于教育宾夕法尼亚青年的提案》中对这些教育目标作了明确阐述，他认为学院的核心任务应该是教育年轻人，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忠诚服务公众的合格人才。[15]尽管高等教育在殖民地时期就有公共服务的历史承诺，但是有些趋势减弱了这种承诺。例如，在1950年早期，对冷战的恐惧加剧了和苏联的军事竞赛，国家的注意力和联邦资助都转移到提升科学知识上来，更少关注国内的问题。大学通过提升基础科学研究来满足社会需要，这时候研究凌驾于教学和社会服务之上，减少了高等教育和真实的社会问题的联系。大学通过开展国防技术方面的研究和对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劳动力的教育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使得大学的身份和名气获得了提升。然而，社会批评家罗伯特·贝拉认为研究型大学的专业化导致了公共目的的贫瘠。此外，一些观察家认为冷战的余波导致国家和大学不再关心社会责任，脱离社会责任的放任的利己主义横行。

20世纪90年代的服务学习是针对高等教育放弃了对社区的历史承诺，重建大学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公共生活的关怀的回应的一部分。研究型大学提供的客观知识因为不能满足国家面临的公民和社会危机遭受诟病。响应这种观点，1994年博耶呼唤新的美国学院成功地将思想和行动、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给“服务学术”（Scholarship of Service）新的尊严和地位。1999年凯洛格州立大学和赠地大学未来委员会呼吁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回归参与型机构的本源，以更连贯和有效的方式服务当地和国家的需求。1997年美国教育委员会举办了高等教育的公民责任论坛，1999年7月4日“校园联盟”（Campus Compact）大学校长发布了高等教育的公民责任的宣言。作为对大学生缺乏民主参与的担忧，该宣言向高等教育提出了挑战，要求其重新审查自己的公共使命和对民主理想的承诺。进入21世纪以来，公民参与开始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工作，不管是在政治学领域之内还是之外，都表明要教育学生成为积极的民主公民。美国学院与大学学会在《新的全球化世纪的大学学习》（College Learning for the New Global Century）中强调个人和社会的责任成为必要的学习结果，包括公民知识与参与、跨文化的知识和能力、道德推理和行动，积极参与多元化的社区和真实世界的挑战。

二、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知识与哲学起源

尽管服务学习作为一种普遍的教学方法在高等教育中流行似乎是近期才发生的事情，但是其智力与哲学渊源却可以追溯到比这远得多。创建于1785年的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的座右铭是“教学，服务和探究事务的本质”。由此可见，“服务”为高等教育的主旨早在200多年前已被提出。教育和哲学是紧密相连的。美国历史学家迪安·韦布（Dean Webb）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关心哲学，不可能真正关心教育”。事实上，杜威曾这样说道：“我们更乐于将教育视为本质天性形成的过程;从人的天性和人自身的理智和情感上来看，哲学即为教育的基本原理。”[16]尽管教育哲学家用不同的方法阐释课程和教学方法，对教育的目的也持不同的观点，但是大部分教育家把教育看作改良社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方式。教育被认为是对年轻人进行品格塑造、灌输道德和美德的基本方式。[17]同样，当前的教育者希望通过服务学习的教学方法来增加学生的仁慈、道德和内省，这样他们能够理解社会公正问题，努力改善被压迫者和贫困者的生活状况。目前的服务学习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允许学生通过参与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且事后在教师的协助下进行反思，来强化品格和价值观。

1.人文主义

服务学习的理念可以追溯到从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到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哲学，强调个人的尊严、自由意志和人类精神的价值。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崇尚个人主义和先天的人权，深信人类的状况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善。伊拉斯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些人作为政治家、外交家或者学者来填补职位。他说：“自然虽然很强大，但是教育更强大。”他强调个人的经验必须与知识为伴，知识是通过教育获得的。对经验的强调是服务学习的要素之一。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服务学习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是因为教职工的支持让学生看到了服务学习项目的意义。它帮助学生实现更全面的发展，真正理解和珍视由经验产生的影响，这种服务他人的经验不仅停留在读书期间，而且会伴随一生。此外，罗伯特·罗兹认为关怀伦理是可以培养的，社区服务是提升这种伦理的工具。内尔·诺丁斯也认为在学校提升关怀伦理的根本问题是要让人们相信关怀是重要的，然而最大的结构性障碍是使关怀主题融入课堂实现合法化。[18]服务学习课程解决了这个结构性障碍，学者普遍认为通过在社区服务能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

2.启蒙运动的影响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强调理性而不是神学，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年）对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洛克认为儿童的心灵是块白板，经验就是一切，没有任何东西是预先决定的。洛克批评了人生下来便带有内在思想的哲学理论，他主张人所经历过的感觉和经验才是形塑思想的主要来源。约翰·洛克在《教育漫话》中强调儿童的大环境对学习的重要性，“我想我可以说在我所遇见的所有人中，他们十分之九的情形：善或恶，有用与否，都是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洛克相信儿童通过模仿成年人来学习，因此必须提供给儿童值得模仿的经验。他认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纯洁无瑕的，是生活的环境和境遇把人塑造成现在的样子。他深信教育应该超越知识的传授，帮助塑造人。理想的人是成为社会的有影响力的管理者，至少也是积极的参与者。服务学习阐释了洛克的这些主要信条，通过服务他人和教师提供的学术支持来塑造学生。这些经验的影响表现在学生的专业选择或者职业生涯中，服务学習的经验可能激发领导潜能或者减轻社会不平等的倾向。

接近一个世纪之后，洛克的追随者、法国哲学家卢梭（1712-1778年）对教育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卢梭认为所有人都有一个天性的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不同于洛克的白板说，是因为这个积极的过程源自儿童的天性和好奇，是天性和好奇驱使他或者她学习和适应环境。卢梭认为教育应该集中在儿童身上，儿童从环境中学习成为有美德的成年人。然而，由于腐朽社会的不良影响，他们常常不能成为有美德的成年人。一个儿童的早期生活会影响他或者她成人的过程。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依旧处于成长阶段，他们的道德品质和公民身份没有被完全开发。服务学习融入四年大学课程可以提供给学生成为负责任的社区公民的道德温床。

瑞士教育学家裴斯泰洛齐（1746-1827年）认为儿童早期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帮助学生形成品格，发展技能并影响其成长和发展。他认为应该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以教材为中心，对待儿童要有尊敬和友爱之心。在这之前，儿童仅仅被看作是“小大人”。裴斯泰洛齐认为一个更好的教养环境对学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当儿童受到尊敬时，可以培育他们的自我意识，儿童也更可能尊敬他人和珍视人类的尊严。这样以儿童为中心的早期教育灌输了学生一种关心他人的哲学，这种关心他人的哲学引导他们在学习生涯和以后的生活中参与服务学习。

3.美国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教育哲学

美国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思想为服务学习的产生提供了哲学基础。实用主义是生长在美国土壤上的一个哲学流派。19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最早提出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把实用主义加以发挥和系统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从而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被喻为美国实用主义“神圣家族”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其中詹姆斯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

实用主义思想因为詹姆斯而广为人知，他关于这些思想最简练的概括就是：有用即真理，有效用的即是对的。[19]具体的解释就是，人头脑中的一个观念是否正確和符合真理标准，就是要看它在现实生活中能否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和效用。如果它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效益和功效，它便是真理。实用主义者认为教学必须和行动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仅仅书本知识是不够的，教育应该驱使学生通过接受的信息做成某事或者成为某人。实用主义思想认为学生应该应用知识于真实世界，它虽然也重视理解理论和传统的教室概念，但是认为理论必须有价值。正如迪克森所说：“教育不意味着教给人们了解他们不知道的，而是意味着教给他们做他们不会做的。”[20]对实用主义者来讲，简单地学习一套规则是没用的。

据考证，实用主义一词来源于希腊的词汇“pragma”，其本意是“行动”，即“实践”的意思，强调“实验”和“结果”对人的认识的重要性。实用主义连接思想与行动，认为知识是无用的，除非知识被直接用于学生遇到的新情境中。简言之，没有行动的知识是无价值的。因此，教师应该在知识应用的情境中呈现新信息，给学生提供积极应用新知识到具体的、真实的情境的机会。实用主义者认为这种方法可以通过让学生将知识应用于真实的情境中，大大提升教育的价值。所有的实用主义哲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经验的价值和作用。

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哲学。它强调人的创造性，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逻辑出发，主张通过考察其实际效果来检验一切理论和学说。[21]这些主张不但符合美国人求实的价值观念和进取精神，也适应复杂多变、不断开拓、激烈竞争的美国社会生活的要求。

进步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哲学在服务学习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大作用。约翰·杜威和威廉·詹姆斯等人的影响让这种思想广受欢迎。进步主义教育更关心普通民众的教育，更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重视从做中学，更注意学校的民主化问题。通过这些哲学思想的影响，服务学习变成了学习联系实践或者边学边实践。

美国教育哲学的基础在进步主义达到了顶峰，19世界末20世纪初在美国发展成熟。这种哲学强调儿童可以通过做中学来学习。

进步主义是一种能应用于各种领域的哲学，包括教育和政治学。进步主义教育也叫做经验教育，强调教育过程的经验和学生亲自动手的学习。约翰·杜威是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进步主义教育的人，他发现当学生通过行动和反思的循环来学习时，他们往往能更有效地学习和保存更多的信息。他的观点与流行的传统观点大相径庭，这种方法要求学生接受信息，为了测试的目的再输出信息，学和做是紧密联系的，让学生亲历所学能大大提高学习的质量。

杜威认为教育应该迎合学生。每个学生的学习都是不同的，教育应该量体裁衣选择最适合学生学习的方式。也就是说，根据进步主义的要求，每个学生都应该设计他们自己的学习目标。进步主义珍视民主和学生参与教育的权利。杜威认为允许学生承担一定的责任，他们将获得更健全和更有意义的教育。应用民主的概念于教育中，杜威强调学生的权利，认为学生至少应该对自己所学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杜威认为当学生被允许学习感兴趣的或者相关的内容时，他们的学习动机越强，并且多产和高效，他试图把焦点从主题转移到学生身上。

1908年，艾略特写到：“基本上美国高等教育大多数学院都充满着有用的现代民主精神。教师和学生都被民主社会服务的愿望深深地打动了……所有学院都吹嘘他们培养出有用的人，并把有用的爱国者看作他们理想的产物。这是学院功能最彻底的民主概念。”[22]

4.知识起源

杜威进一步将詹姆斯的思想理论化、明确化。他对传统的“真理”概念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批判，认为将“真理”（真正的知识）看成是静止的、终极的、完美的和永恒知识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在杜威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是暂时的和不断净化的。知识本身是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是有机体为了适应环境刺激而做出探究的结果。一种知识是有效的或真正的知识，那么它一定能够提高有机体探索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否则就是无效的、错误的。他说：“如果观念、意义、概念、学说和体系，对于一定环境中的主动的改造，或对于某种特殊困苦和纷扰的排除确是一种工具般的东西，它们的效能和价值就会系于这个工作的成功与否。如果它们成功了，它们就是可靠、健全、有效、好的、真的。”[23]

布尔斯廷曾自信地说，“在美国的种种发明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关于知识的概念”[24]。他把这种知识称为“博物学”知识概念，以区别于欧洲哲学史上的“贵族式”知识概念。他的意思是美国哲学家的知识概念是在旷野里实践的，而不是在贵族的沙龙里辩论的，带有明显的“实践性”和“能动性”特征。正是这种知识概念将美国文化从大量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使美国人将眼光转向周边社区的变化，对新的问题有一种高度的敏感性。

通过这两种哲学，服务学习变成一种实践，鼓励学生用他们的才能、思想和天赋来服务，同时，通过履行服务来学习。进一步说，就是让学生的身体、情感和智力都能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并且确保这样的学习是实用和情境化的。服务学习形成的较好的学习经验是其他教育方法无法相比的。

三、美国志愿服务精神的传统和社会行动主义

慈善公益活动在美国源远流长，“济贫”的慈善文化古已有之，至现代则更多地表现为兴盛的志愿服务文化。美国志愿者组织枝繁叶茂，全美各地丰富多样的社会公益活动广泛地影响着国家、社会与个人的生活。

自从第一位拓荒者迁移到美国西部，慈善精神就伴随美国人。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最早的志愿服务历史表现在殖民者的迁徙是为了应对挑战，从而形成了系统的帮扶制度。从耕种土地到战胜致命的疾病，为了生存下来患难与共是必须的。这种教训不仅被当时的人铭记，而且给后来的每代人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之热心公益，最初是基于事实的需要，后来则出于自愿，最初原是有意，后来则变为本能，久而久之，人人都养成一种为人服务的习惯和爱好。”[25]

从1736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建立第一个志愿者消防站开始，美国这种志愿服务精神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很多小城镇都有志愿者消防站，这对当地的社区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美国革命战争时期，志愿者一起为战争募集资金，组织起来抵制来自英国的产品，表现了他们的慈爱之心和爱国精神。

进入19世纪，美国大觉醒运动时的宗教复兴鼓动年轻人通过各种宗教组织参与服务工作。当地教堂实施了各种救济项目，帮助无家可归和不可预测灾害的受害者。志愿者对美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1831年，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认为志愿服务精神是美国主要的文化特征。服务学习源自美国文化中的志愿服务精神、乐于助人和社会行动主义的传统。一种共同的服务伦理和行动主义的存在帮助抵消了美国利己主义和商业主义的蔓延。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经济大萧条、民权运动和对“贫困宣战”大大促进了服务学习的发展。

进入20世纪，威廉·詹姆斯在他所写的《战争的道德等价》（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一文中提出非军事化的国家服务的概念，讨论了战争铸就强大的、训练有素的人民的价值。建议国家不要抛弃这些美德，而是利用这些美德让社会更美好。国家需要以军队征兵的形式召集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愿意努力工作、做出牺牲和理解他人的疾苦。[26]从那时起，美国大量的国家服务项目发展起来。

1933年成立的民间资源护卫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是青年服务项目的先驱，它让年轻人参加拯救自然资源的工作或者服务项目来解决经济萧条导致的失业。[2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经济的下行引发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改革。新政包括全国青年管理局的成立，类似于民间资源护卫队，但是其重点在学生，包括女学生。这个项目的设计是为了给参与社区工作的学生提供资助。全国青年管理局成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降低学生和年轻人的失业率，二是吸引年轻人在他们各自的社区发挥自己的才能。学生参与项目作为他们接受教育对社会的回报，同时通过社区的整体改良形成服务他人的生活氛围。这些目的从大萧条时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和提升公民社会与“伟大社会”项目。

1944年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把服务和教育联系起来，给为国家服务过的军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这个法案允许军人和他们的孩子上大学，通过这种方式，第一代大学生就具备积极参与政治和成为社区的倡议者的技能。[28]

20世纪60年代，“退休与老年人志愿者项目”（Retired and Senior Volunteer）、“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寄养家庭服务项目”（Foster Grandparent Program）和“老年人伙伴项目”（Senior Companion program）成立，这些项目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的志愿活动。

1961年肯尼迪总统建立了“和平护卫队”（Peace Corps），美国国会正式批准认可了这个项目，并通过了《和平护卫队法案》，这是一个由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美国志愿者组织。它鼓励学生参加和平护卫队来服务自己的国家，花两年时间作为和平使者到亚、非、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去帮助贫困人群，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增加美国的影响力;帮助美国境外的人了解美国文化，帮助美国人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29]一般来说，志愿者的工作大多跟社会和经济发展相关。“和平护卫队”的志愿者必须是美国公民，一般都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他们在接受几个月的培训之后，在美国境外服务两年。志愿者与当地的政府、学校、NPO、NGO和企业合作，涉及教育、饥饿、商业、信息技术、农业和环境等方方面面。在两年的志愿服务后，志愿者可申请延长服务期限。自1961年以来，超过20万美国人参与了“和平护卫队”，在全世界的139个国家提供了志愿服务。

1964年约翰逊总统宣布“对贫困宣战”，并签署了《经济机会法案》，该法案创建了“服务美国志愿者组织”（Volunteers In Service To America，简称VISTA），实现了肯尼迪总统的夙愿，成立了“服务美国志愿者组织”“全国教师团”“工作团”“大学一年行动”、第一批VISTA成员，在1964年底，超过2000名成员在阿帕拉契地区、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工人营地和康涅狄格州的贫困地区哈特福德开展扶贫工作。[30]

要了解美国服务学习的发展和普及，必须考察其出现的历史背景，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动荡，激发了很多人在二战之后的热情，大部分运动都围绕给历史上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包括女性以尊严。虽然这些运动刚开始都是局部的，例如社区抗议或者行动，但是影响是全国性的。以民权运动为例，民权运动基于这样的思想：种族隔离和歧视不仅有损个人的尊严，而且危害整个黑人社区。美国的所有黑人都遭遇了这种不公正行为，因此，全面矫正是必要的。民权领导呼吁所有有共同遭遇的黑人与种族歧视宣战，提升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尽管这些抗争是局部的，例如，“抵制运动”“占座抗议”运动、选民登记运动以及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运动等一系列斗争，但是在全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警示大众关注美国黑人面临的问题。民权运动的许多语言，例如社會正义（Social Justice）和社区赋权（Social Empowerment）的概念被服务学习的早期实践者采纳。[31]

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到，美国最值得骄傲的并不是国防和经济上的成就，而是社区精神（志愿服务精神）。他说很多美国人都抽出时间为其他人服务，成年中的一半人每周都拿出时间，这使得他们的社区办得更好，他们做很多事情，比如辅导儿童、探访病人、照顾老人等。

四、启示与借鉴

美国高校服务学习一直被认为是撬动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变革美国高等教育的目的。中国高校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泾渭分明的，没有很好的理念或者具体的方法把大学的三大职能整合起来。但是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理念整合了大学的三大职能，作为一种哲学理念的服务学习可以看作是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的体现，作为一种教学法的服务学习可以看作是大学教学职能的体现，作为项目的服务学习可以看作是大学科研职能的体现。作为哲学理念的服务学习、作为教学法的服务学习和作为项目的服务学习可以大致对应美国高等教育对公共目的的历史承诺、知识与哲学起源、美国志愿服务精神的传统和社会行动主义三个不同的思想源流。同时，服务学习让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可操作化、易于评价。中国无论是在对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评价标准，还是在评价内容、评价体系以及评价机构等方面都探索不够。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志愿服务活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我国缺乏的是将服务学习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融入课程，在采用这种方法的时候，特别要强调服务与学习并重。因此，澄清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思想源流对于我国部分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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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陈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