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人杂录中的饮茶叙事

周朝晖

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明朝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据史料载，明初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祖罢造龙图，惟采茶芽以进”，这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废止自唐代以来实行的团饼茶法，从此全国主要产茶区向朝廷进贡的御茶，由团饼茶改为蒸青叶芽散茶。上行下效，自唐宋以来流行的制为饼茶，饮为抹茶的方式，被用茶叶直接冲泡的溣茶法取代，抹茶渐次消亡。这一变化在中国饮茶历史上可谓划时代变化，所引发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饮茶习惯的变化，连锁引发的还有制茶类型、茶器制作、赏味方式等领域的技术革新，并引起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化。万历年间的著名文学家沈德符评价这是“遂开千古茗饮之宗”的巨变，当今专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布目潮沨则称之为“中国茶文化的文艺复兴”。

晚明时期大量出现的文人茶谱，反映了这种发展的趋势。在茶学著述上，明代是继唐宋之后的又一高峰。据研究，从唐代到晚清为止，中国的茶学专著，包括那些已失传散佚的，共计一百一十八种，其中明代出版并流传至今的就有三十七种，数量之多远超任何一个朝代。与前代相比，明朝的茶学著作大多出自当时商品经济和文化都高度繁荣的江南三吴的文人、艺术家之手，显示出饮茶开始被作为一项艺术来加以研究和总结的趋势。这一趋势到了晚明更加明显，当时很多文人将饮茶视为养生延寿的重要手段，更将它与文房清玩的艺术鉴赏等量齐观，成为一大时代文化特色。

晚明著名文人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和屠隆的《考槃余事》中的茶著具体表现了这种新变化与新趋势的特征。这三部书都是明朝文人杂录中的翘楚，后被存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子部中。

一

高濂，字深浦，别号瑞南道人，浙江钱塘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嘉靖初年到万历末年间，一度任朝廷鸿胪寺官员。晚年退隐杭州，在西湖苏堤跨虹桥畔结庐闲居，读书著述，安度余生。高濂能诗善文，是晚明著名诗人与戏剧家，有戏剧《玉簪记》《节孝记》，詩集《尚雅斋诗草》和《遵生八笺》等杂著传世。高濂著作中，以《遵生八笺》流传最广，被收入《四库全书》中。全书分八章，全面探讨延年益寿之术与却病远疾之方，很多经验心得至今仍被养生学家奉为圭臬。

不过，名为养生之书，《遵生八笺》内容却有些杂，涉及修养情操、四时调摄、延年却病、茗饮膳食、鉴赏清玩、医药秘方、房事指南，等等。其中讲述以茶养生之要的“饮馔服食笺”是本书的第四篇。从编类上看，似乎有点杂乱，但这正体现了作家的用心，也就是茗饮膳食是作为养生的一个方面而存在的。这一章从篇幅和系统性来看，也是本书的重要部分，以致后人将它单独抽出成书。遵生，也就是“尊生”，通过遵循天地中某种规律法则来达到延年益寿享受生命乐趣。高濂认为，在围绕尊生的八个主题中，饮食之道才是养生之本，日常食事与健康有着密切关系：“饮食，活人之本，是以一身之中，阴阳运用，五行相生，莫不由于饮食。故饮食进则谷气充，谷气充则血气盛，血气盛则筋骨强。”他之所以将饮茶当作养生之道，主要是基于“日常养生，务尚淡薄”的理念，简而言之就是“清茶淡饭最养生”的食疗主旨，可以视为他对饮茶养生功能的深入挖掘。

比如， “饮馔服食笺”以《茶泉》开篇，并收录三十八种粥，二十四种药引，服合秘方三百种。饮食养生，以茶居首，正体现了高濂的“吃茶养生观”。有云：

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唾，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腻，固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 烦腻既去，而脾胃自清。凡肉在齿间者，得茶漱涤之，乃尽消缩，不觉脱去，不烦刺挑也……

我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茶的健康和药用价值，唐陆羽《茶经》中曾归结了饮茶具有治疗“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的六种功效。高濂提出饮茶诸功德中，“止渴”“明目”“除烦”与《茶经》所提类似之外，又有“消食”“除痰”“少唾”“利尿”“益思”“去腻”六种效用，这样饮茶的健康价值就达到十二项了。这并非高濂的创建，乃是原封不动采自江苏常熟人钱椿年所著《茶谱》中的相关论述，不过由此也可见明朝文人对饮茶功用的新认识。

药用之外，饮茶更是愉悦口舌与情致的高品位享受。高濂对饮茶的品位，突出了对用水的重视。茶之于水关系最为密切，两者可谓相得益彰，对此前人之述甚多，明朝人在这方面又有深入的研究和总结，代表性专著有徐献臣的《水品》和田艺蘅的《煮泉小品》。不同于前代的抹茶法，明代茶的赏味方式是茶叶与茶汤分离的溣茶法，欲将茶的香味韵味充分发挥出来，水质的选用和水温的拿捏是一门大学问。与高濂大约同时期的茶学家许次纾在《茶疏》中就说“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以论茶也”;对水温分寸的把握，许次纾又说：“水一入铫，便须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以消息其老嫩。蟹眼之后，水有微涛，是为当时。大涛鼎沸，旋至无声，是为过时，过则汤老而香散，决不堪用。”说的是泡茶烧水，宜猛火急沸，不可温吞慢火。用刚刚煮沸浮起水泡的开水泡茶，茶汤之色、香、味皆臻于佳境。高濂也深谙茶与水的奥妙，不过他似乎更在意水质，而不刻意追求醴泉名水，也不必拘泥古人的品评，通过自己亲自品尝比较，探寻周边适于泡茶的水。他说，在杭州就遍布好水，比如虎跑寺、老龙井、珍珠寺、施公井、郭婆井或西湖南面二桥的水，都堪煮茶妙水，何必舍近求远呢？好水的分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山厚者泉厚，山奇者泉奇，山清者泉清，山幽者泉幽，皆佳品也。不厚则薄，不奇则蠢，不清则浊，不幽则喧，必无佳泉”。以“厚”“奇”“清”“幽”四字作为理想茶泉的标准，可算他的独特心得。

但“饮馔服食笺”中的饮茶，并不只停留在“养生”层次，还在于对“乐生”的追求，也就是围绕着饮茶，构建一种高雅的生活品位与审美情趣，对品茶环境的诗意追求。读明代文人的饮食著作，从韩公望、张岱、文震亨、陈继儒等，可以看到茶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只要条件许可，都会有一个专门享用品茗的“茶空间”，一般设于书斋之内。士绅之家则更考究，通常于居室书房之外别设“侧室”，专为品茶之所，称为“茶寮”，语出朱权《茶谱》：“茶寮本是林下一家生活，借物玩世之事，岂白丁可以共语哉！”指出茶寮是归隐林泉享受生命的优雅之所。朱权是皇族子弟，他的茶寮可谓尽善尽美，也引领了明朝士大夫修筑品茶雅舍的风气。高濂是退隐之士大夫，家境宽裕，他就有一处这样的茶寮。据《山斋志》的描述，其形制大体如是：

侧室一斗，相伴书斋。内设茶灶一，茶盏六，茶注二，余一以注熟水。茶臼一，佛刷、净布各一，炭箱一，火钳一，火筯一，火扇一，火斗一，可烧香饼。茶盘一，茶橐二。当教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

环境之外，他对于茗饮技艺也颇有讲究，如藏茶、选器、煎茶、洗茶、候汤以及试茶涤品，都有很细腻的论述。这种日常饮茶，再与某种诗情画意的氛围格调相映衬，就显出高远的艺术趣味来了。他在《扫雪·烹茶·玩画》中说：

茶以雪煮，味更清洌，所谓天水是也。不受尘垢，幽人汲，足以破寒。南窗日暖，静展古人画轴，如《风雪归人》《江天雪棹》《溪山竹雪》《吴山雪莲》等图，以观古人摹拟笔趣，要和世景画图，俱造画机局，即我把图，谓非我在景？千古尘缘，孰真孰假，就当因画中了悟。

煮雪烹茶已是雅事，而南窗观画，古今同参更是相当高蹈的境界。令人想到庄周梦蝶的古老寓言：究竟是眼前景如梦中所历，还是物我两忘走入画中？那种境界，不正是晚明散文家张宗子笔下“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天、地、人浑然一体的诗梦画境吗？高濂精于戏曲，兼工诗词，也是小品文的妙手，纪晓岚评价他“不出明季小品积习”，指出其情趣与文笔开了陈继儒、李渔之流性灵文学之滥觞。高濂《四时幽赏》中另有一篇小品《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写积雪初晴之日，登山赏雪，烹茶煮酒的妙趣，很能体现晚明性灵文字的风致：

三茅乃郡城内山高处，襟带江湖，为胜览最欢喜地。时乎积雪初晴，疏林开爽，江空漠漠寒烟，山回重重雪色。江帆片片，风度银梭，村树几家，影寒玉瓦。山径人迹板桥，客路车翻缟带。樵歌冻壑，渔钓冰蓑。目极去鸟归云，感我远怀无际。时得僧茶烹雪，村酒浮香，坐傍几树梅花，助人清赏更剧。

明清文人的饮茶，不仅讲求与四时幽赏良辰美景相映衬，还必须与高雅品位与审美修养相匹配，也就是将茗饮从日常琐事提升到一种高蹈飘逸的生活艺术层次。

二

高濂在“饮馔服食笺”中书写饮茶膳食的赏心乐事之余，还有“燕闲清赏笺”所记录的大量艺术品位鉴赏相配套。在高濂看来，燕闲清赏与饮茶食事一样应该作为养生手段等量齐观，其中涉及的文玩器物十分广泛，也足以显示其博文雅识，有古铜器、玉器、瓷器的辨识与鉴赏，有历代碑帖、绘图、古琴的鉴别与玩赏，有文房四宝的品评与达诂，并详叙宋笺、松花笺的制作方法，有盆栽的鉴赏，有牡丹、芍药、兰、菊、竹等花木的栽培与护养要诀，还有宝华香、龙楼香、芙蓉香等十余种香的秘制法等种种博雅道乐，既像一个艺术大观园，又像是文人趣味的大杂烩。

高濂的《遵生八笺》颇具代表性，无论说它“博”还是“杂”，都可以说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同类著作的标本。清代乾隆年间编修的大型国家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收入了很多明朝文人的杂著，除了高濂的《遵生八笺》，还有如屠隆的《考槃余事》、文震亨的《长物志》等。这类书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置于“子部”下属十四类中的“杂家类”，居于“谱录类”之后，“类书类”之前。杂家之学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我国目录学史的评价定位有所变迁，因所涉线索繁杂在此不作展开。我想说的是，作为总结我国古代文化集成的典籍大工程，《四库全书》给予“杂家类”的评议颇高，《子部总叙》称其“群言歧出，不名一类，总为荟萃，皆可采摭菁英”。与高濂的《遵生八笺》相比，屠隆（1543-1605）的《考槃余事》则是专门概论文房清玩的集大成者之作，是汇集晚明文人生活情趣和品位的集大成之作。

屠隆与高濂不仅是同时代人，也是交游颇深的好朋友，《遵生八笺》成书付梓之际，高濂还请屠隆为之作序。屠隆是晚明标准的文人士大夫，精通诗文曲艺，又兼有功名，万历五年（1577）进士，从安徽颍上知县官至礼部郎中，后不耐官场污浊归隐乡曲游戏人生，把过剩精力和才情都消费在诗酒风流上，吃喝玩乐无所不精，乃至有人怀疑署名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即出自他手。屠隆著作甚丰，有诗文集《白榆集》《由拳集》及戏曲《昙花记》《修文记》等传世，但为世所知的却是收入《四库全书·子部》的《考槃余事》。此书可一窥其博雅全才，举凡碑帖书版、书画琴纸、笔砚炉瓶、香茶鱼盆，文人清玩无所不通，很多心得都成了后世玩家的准则。乾嘉学者钱大昕曾为此书校正，评价极高：“今读先生《考槃余事》，评书论画，涤砚修琴，相鹤观鱼，焚香试茗，几案之珍，巾舄之制，靡不曲尽其妙。具此胜情，宜其视轩冕如浮云矣。”这部书在日本极受汉学家重视，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化研究学者把这本《考槃余事》作为研究明清文人趣味的入门便捷书。一九二二年，京都大学汉学教授青木正儿组建研究文化的社团，名称就叫“考槃社”，其后此书被翻译成现代日语，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必备参考书。

屠隆也是极好饮茶道乐的“茶淫”。二○○四年，在杭州西湖龙井寺遗址上发掘出一块《龙井茶歌》诗碑，诗与书均出自屠隆之手。据说屠隆也是最早为“龙井茶”命名者。和高濂、文震亨一样，屠隆也在《考槃余事》中单列一章“茶笺”，论说品茶作法心得。“茶笺”凡二十八条，洋洋二千八百字，从产地、采制、茶色、茶香、茶味、候汤、茶具、茶侣、饮茶、藏茶等方面，对明代中晚期的茶风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解说，乃至后人喻政将这一章抽出，略加删减以《茶说》为题单独成书，收入《茶书全集》中。屠隆的“茶笺”并非有多大创意，大多延续唐宋茶学成果，个中也不乏个人心得，比如在如何获得茗茶“真香”上，有云：“茶有真香，无容矫揉。炒造时草气既去香气方全，在炒造得法耳;烹点之时，所谓坐久不知香在室，开窗时有蝶飞来。如是光景，此茶之真香也。”除了炒制得法，不假造作之外，还要与茶室外的良辰美景相对应，所谓“竹风一阵，疏烟梅月，书窗残雪”才是晚明文人心目中体验茶味真香的妙境吧。

有趣的是，在明代文人的杂著中，饮茶不但是一种日常家用和待客之道的饮料，更当作一大赏心乐事，并与构成文人生活的清供雅赏相提并论。清供趣味，是宋朝以后在文人士大夫间出现的一种清玩情趣。南宋赵希鹄所著《洞天清禄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文房清玩的专著，以此为滥觞，大量文人清玩著作涌现。清玩风尚至元代一时转弱，但明代中叶至末期又再度隆盛，相关著述也多，其余韵甚至延绵到有清一代。屠隆的《考槃余事》就是一部论述文房清玩趣味的杂著，展示的文房雅器就有四十五种之多，被誉为明代清供集大成之作。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茶事置于文房道乐之中，是有意将饮茶当作文房清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观念似乎也是始于明代，此前似未見，这不仅与明朝文房清玩风气盛行有关，也与人们对饮茶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密不可分。

三

去年金秋时节，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幕的一个极具创意的展出吸引了全球文物玩家的眼光。本展别出心裁，以“小时代的日常—一个十七世纪的生活提案”为主题，以晚明书画家、作家文震亨的《长物志》为依据，通过展示一批明末书画、茶酒器具、文房清玩等，重新发掘人文内涵，探索明人玩物游艺的细节，具体生动地诠释了某一时代的美学思潮如何深刻影响到文人艺术家的居家日用趣味。虽然只是一个侧面，但是晚明社会生活中精致优雅极尽想象力之能事的生活场景隔了四百年的时空迎面扑来，令人心驰神往，不知不觉与“风雅宋”相联系。

晚明与南宋很多方面极为相似，这也许不只是我一人的感觉。比如，南宋时期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丰富的市民生活、自由奔放的思想自由等这些被日本学者称为近代文明的曙光，在经过元朝一個世纪的严酷统治与明代两个多世纪的禁锢束缚之后，到了明晚期又似乎重新出现了。仿佛是轮回，又仿佛是末世的回光返照。晚明是一个追求生活品质的时代，也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虽然它最终未能抵挡住满族的金戈铁马，但在王朝即将落幕的前夕却涌现了袁氏兄弟、汤显祖、张宗子、余怀、文震亨、屠隆等惊才绝艳的文化巨匠，在近世灰暗的天空留下一抹温馨靓丽的玫瑰色。

文震亨书画俱佳，又有诗文集传世，其中以《长物志》流传最广，收入《四库全书·子部》，是明朝清玩杂录的经典。纪晓岚在《四库总目提要》中评价他“闲适游戏之事，纤悉毕具”。书名就很有意思：长物者，多余之物，也就是与生计无益无关之物，书名或许来自唐人张彦远所倡导“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的生命哲学的感悟。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他不同凡响的人生。

这是一个福报独厚、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是明代大名鼎鼎的文艺巨匠文徵明的曾孙。他不但继承了苏州文氏一族深厚的家学传承和丰厚的文物遗产，自己也享有功名，崇祯年间曾为中书舍人、武英殿给事，是那种富贵三代才孕育出来的文化贵族。造化钟神秀，这样的人玩物游艺，自会不同凡响。文震亨挟家传丰厚的文化资本，将自己对琴棋书画、茗饮精馔、服饰器用、造园布景等赏心乐事的心得与艺术品位融汇于《长物志》一书，透露出当时士大夫阶层对生活各层面精益求精的人生旨趣，是晚明文雅品位的标杆，至今仍是家居园艺领域的必读书目。

《长物志》全书十二卷，分别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最后一章以“香茗”作结。可知，此书在内容编排与体例上，与《遵生八笺》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差异在于高濂侧重养生，文震亨偏于文玩园林。文震亨说：“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品茗既是艺事之一，又可串起其他艺事，共同构成清雅幽趣的生活格调。文震亨不但继承了文家祖辈艺脉和丰厚的文物遗产，也沿袭了文徵明的嗜茶品位。文徵明既是明代杰出的书画家，又是深谙茗饮之道的茶人。他毕生嗜茶，以唐朝的卢仝自喻，作有一百五十余首茶诗。以茶事为主题的画作有不少，有《惠山茶会图》《松下品茗图》《茶事图》《陆羽烹茶图》《茶具十咏图》等十数幅传世。这种艺术情趣嗜好，无疑对后世子孙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从文震亨的茗饮品位可以窥见。

和宋朝人声鼎沸的斗茶和极尽赏玩趣味的抹茶不同，明朝文人在茗饮上多崇尚唐代茶僧的隐逸风度，寻求静谧山隐的境界，所以明朝茗饮是“清饮”。“清饮”内涵的核心之处，即境清、心清、神清。要做到此三清，对饮茶的环境和茶会的友伴都有一定的要求。明人饮茶贵清，所谓“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施茶”。文徵明《惠山茶会图》这幅画作呈现的正是明朝文人心目中在尘世寻求山居的山隐理想，通过精心设计建筑的私家茶寮得以实现。这一概念随着造园艺术的精进而被赋予更高级别的艺术内涵，是茶艺与园艺的融合。文震亨是造园家，他设计建造的茶寮是山居园林式的，《长物志》中说：“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可知文震亨的茶寮比高濂、许次纾的要高档得多。

《长物志》第十二卷中，香、茗并论，主要阐述闻香与品茶的享乐之道，可知茶在文震亨的艺术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的日常中几乎每日一刻不离茶。他说，在所有清玩门类中，饮茶与品香是文人雅士生活中成本最低，带来快乐最多的高级享受：“其利最薄，物外高隐。”特别是饮茶，带来的好处不胜枚举，几乎涉及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

有朋来访，谈天论道时，饮茶可以怡情养趣，清心悦神（“坐语道德，可以清心悦神”）;无论清晨薄暮，家居无聊意兴阑珊之际，喝茶可以畅舒襟怀（“初阳薄暝，兴味萧骚，可以畅怀舒啸”）;写字拓帖，秉烛夜读时，饮茶可以远离睡魔（“晴窗揭帖，挥麈闲吟，篝灯夜读，可以远辟睡魔”）;与闺阁密友红颜知己谈心，饮茶可以增进情意款曲（“青衣红袖，密语谈私，可以助情热意”）;遇到天公不作美雨水淋漓只能闭户不出，或饭后闲庭散策之际，品茶有助于排遣寂寞无聊与郁郁烦闷（“坐雨闭窗，饭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烦”）;饮茶还有助于消解宴饮酒醉。无论是深夜窗下闲谈，还是书楼抚琴长啸，饮茶也可以起到解渴助兴的作用（“醉筵醒客，夜语蓬窗，长啸空楼，冰弦戛指，可以佐欢解渴”）……

与他的祖父文徵明相比，文震亨无论在对茶的理解还是在享受喝茶带来的艺术享受上，都称得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

晚明是一个难以一言道尽的时代。既繁华似锦，又动荡飘摇;既有狂躁跃进，也有内敛静思;既有叛逆超脱，也有回归守成……不过，享乐主义甚嚣尘上，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则大致不错，尤其是知识阶层。无数寄情山水生活的文人，他们或悠游林下，披月山巅;或携友观戏，醉酒花间，读书治园，遵生爱己，耽于美，游于艺，他们的生活是末世夜空最璀璨的烟火，他们随意记录在各种杂录中的赏心乐事，尽管隔了四百年的时空，今天读起来却历历在目，令人心生感动、感慨。

晚明文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清供趣味与耽于感官的享乐之风，还要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相联系。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社会酝酿着巨大变化，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空前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进一步发育发展，思想极为活跃，一股旨在挣脱传统礼教桎梏的近代化启蒙潮流在中国大地涌动，“发射在傳统文艺领域内，表现为一种合规律性的反抗思潮”（李泽厚语），主张张扬个性，率真自然的晚明文学就是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艺领域中的反应。其中“性灵说”是晚明一大文学主张，经由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的实践而发扬光大，开创了明代性灵文学风气。在这一时代风气之下，晚明的作家除了诗词和小品文之外，还通过戏曲、话本小说等新文学作品来表现对生命冲动的肯定，对人生的热情，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玩味和享受，等等，恰与宋明理学倡导的“存天理，去人欲”主流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照。

性灵派所宣扬的文学主张在日常生活中的践行，就是对官能享受的肯定，也就是袁宏道在《与龚惟长先生书》中所倡导的“真乐”，即“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谭”，这正是晚明文人突破理学桎梏，放纵欲望，追求世间声色之欢与口腹之欲的具体表现，也是对“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实践。反映在日常生活上，一方面对饮馔之道精益求精，并且努力将饮食脱离日常琐事层次，与雅居、美器、书画、琴瑟等艺术融合在一起，上升为一种生活的艺术;在文学上，出现了大量宣泄官能的艳情小说;而在出版传媒文化上，明中叶后出版业日趋繁荣并在万历、崇祯时期迎来顶峰。这种出版文化，是以面向时代的全方位精神文化需求为特征，与宋元时代的出版物集中于经史、诗文的高大上追求不同，晚明出版业在满足读者对一般经典著作的需求的同时，更注重出版物的实用性、娱乐性和趣味性。晚明的文人艺术家都珍爱生命，热爱生活，追求享受诗意人生，并将这些闲适生活中的游戏三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无形中找到了一个广阔的书写对象世界。从这一意义上看，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文人杂著，即是晚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个投影。

意味深长的是，在明代文人的杂著中，都不约而同把茗之道饮当作一大叙事主题，并与构成文人生活的清供雅赏相提并论，形成一种生活的艺术。反映这一思想观念的文人杂著，后来被代表清代国家文化大工程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收录存目的方式给予接受和肯定，这是中国饮茶文化发展至近世的一个重要思想转变。

二○二○年十月廿一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