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资料看西汉河南郡的地位与影响

朱津 钱豪

河南郡，位居“天下之中”，秦时为三川郡，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 年），改名为河南郡，郡治洛阳。 下辖22 个县，西至汉函谷关（在今河南新安县），东到今开封市一带，北部隔古黄河与河内郡相望，南至伏牛山及其余脉。 在西汉时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

一、从考古资料看河南郡的政治地位

两汉时期，河南郡隶属于司隶校尉部[1]，是汉王朝统治的腹心地区。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2]3262-3263“‘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2]3089-3090点明了该地区处于天下之中，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

西汉时期实行郡国分制的政治制度，汉帝国东部为王国区，西部为郡县区。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注引韦昭曰：“汉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3]393-394以洛阳为核心的河南郡是典型的郡县区，由于其处于汉王朝的咽喉之地，西汉时期未作为封侯之地。汉武帝时，“王夫人病甚，人主（汉武帝）至自往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 ’对曰：‘愿居洛阳。 ’人主曰：‘不可。 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 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 ’”[2]3209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列侯以上等级的墓葬多置有陵园。 典型的列侯墓，如江西南昌海昏侯墓[4]、凤栖原张安世墓[5]、霍光墓[6]等，墓葬周围均设置有陵园或兆沟，陵园外有门阙，园内有寝殿、庙等祭祀设施。 诸侯王墓的陵园规模更大，同样为双重设置，只是规模更大，等级制度更为严格[7]。 在墓葬形制方面，因各地环境不同，形制多样，东部王国区的诸侯王墓常见以山为陵的横穴崖洞墓，如河南永城梁王墓地[8]、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9]等。 另外，北京大葆台汉墓、河北定县中山王刘修墓则是带斜坡墓道的木椁墓，葬制流行“黄肠题凑”，墓主人身着玉衣。 列侯墓在京师长安发现较多， 西汉早、中期多为带墓道的土圹木椁墓，墓外常见有陪葬坑，如杨家湾汉墓[10]。洛阳、郑州一带的西汉墓则可分为四类[11]：第一类为区域特色鲜明、数量众多的空心砖墓，自战国晚期出现，一直持续至新莽时期，其主要变化在于由竖穴空心砖墓发展为带竖穴墓道的空心砖洞室墓， 墓顶由早期的平顶发展为两面坡式或小砖券顶。 第二类为竖穴墓道土洞墓，墓室顶部由平顶发展为弧顶。 第三类为小砖和空心砖混建，时代较晚，基本集中于西汉末年至新莽时期。 第四类为竖穴土坑墓，基本集中于西汉早期，数量较少。以上几类墓葬的等级均属于中小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多为普通官吏和平民， 随葬品和葬制方面不见有玉衣、“黄肠题凑”等设置。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西汉一代河南郡规模较大的墓葬， 应为西汉中期以后形成的富商、地主豪强等阶层之墓。2018 年洛阳市发现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座空心砖墓[12]， 时代为西汉中期偏晚或西汉晚期，其中出土有铜壶、铜盆、铜手炉、铜臼等，玉器较多。 其中有一组由玉璧、铜镜和玉片组成的器类， 发掘者认为是文献记载的“温明”。 经过对铜壶、铜盆以及铜臼中残留物的分析， 该墓葬的墓主人可能为一位地位较高的耿姓术士。 由此可知，西汉王朝对河南郡的政治控制相当严格， 这一点墓葬资料表现得较为突出。

正是由于河南郡突出的地理区位优势，西汉至新莽时期前后有三次讨论定都洛阳之事，最早为高祖刘邦定天下之后，“乃西都洛阳”[2]54，夏五月，在娄敬、张良等人的建议下，最终定都长安。 第二次是在汉元帝时期，为了“正本制度”“王道应天道”，翼奉建议“徙都于成周”[2]3176。第三次便是新莽地皇二七年（公元21 年），“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3]4134，“以洛阳为新室东都”[3]4128。 众所周知，王莽篡汉之后，在政治文化领域实施复古，这种现象在考古学上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长安和洛阳地区。 西安张家堡新莽墓葬出土了5 件铜鼎和4 件釉陶鼎，且纹饰方面仿照西周时期窃曲纹，应与王莽改制有密切的关系[13]。洛阳烧沟汉墓建立了洛阳乃至整个中原地区的汉墓分期体系[14]，随葬品组合的发展特点是由模型明器逐渐取代仿铜陶礼器，西汉晚期陶鼎、陶敦等器类的数量已急剧减少。 新莽时期则出现一批制作精美、器形较大的陶鼎和陶敦，有的陶敦上墨书有“始祭饭黍”等字样，如五女冢新莽墓[15]和王城公园东汉墓①原报告将墓葬年代定为东汉早期，但根据出土铜镜、器物组合等特征，其时代可前提至新莽至东汉初年。[16]。这些墓葬文化因素显然是王莽改制在洛阳地区的反映。

二、从考古资料看河南郡的经济地位

河南郡在西汉时期是全国的经济重地，商业繁荣，交通发达，洛阳则是西汉五大市的核心之地。 《汉书·食货志下》载：“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 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 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3]1180《史记·货殖列传》则记载了该地区商业的繁荣，即“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2]3265，“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洛阳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街七千万”[2]3279。

经济地位的重要，体现在国家的重要经济机构设置于此，《汉书·地理志》载：“（河南郡）有铁官、工官。敖仓在荥阳。”[3]1555西汉时期全国设置49 处铁官，李京华先生在《汉代大铁官管理职官的再研究》一文中阐述了铁官的基本设置情况，并对各地铁官与冶铁遗址进行了对应，其中河南郡内共发现冶铁遗址4 处，包括郑州古荥、巩义铁生沟、汝州夏店和范城，其中古荥冶铁遗址对应“河一”，铁生沟遗址对应“河三”，汝州的两处遗址对应 “河二”[17]。 郑州古荥冶铁遗址的规模最大，遗址内涵最为丰富，其中发现的一号高炉容积可达50 立方米， 出土的铁器以农具类的生产工具为主，铁铭多为“河一”[18]、[19]。

汉代工官是设置在郡的主持手工业生产管理和征集手工业税收及产品的官署[20]。工官管理的手工业种类较多，如蜀郡工官主漆器、丹阳郡一带主铜器等。 从长安城未央宫出土的6 万多枚骨签所记录的情况看[21]，河南、 颍川和南阳三工官主要生产兵器，其中河南工官的数量占据大多数，充分说明河南郡在西汉一代是中央王朝最为重要的军工生产重地。

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核心是土地，土地私有化在战国时期已经逐步实现，到两汉时期彻底完成，这也导致了两汉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 这种现象在河南郡表现得最为突出。 自西汉中期开始，家族墓地逐渐代替了早期的公墓制和邦墓制墓地[22]，洛阳金谷园一带形成了左氏、唐氏、樊氏、郑氏、郭氏、王氏、闾氏等多个家族墓地。 此外，夫妇同穴合葬的现象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土地私有化导致了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变革，《汉书·食货志》 载：“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 ”[3]1125瞿同祖先生对汉代的家庭结构有以下阐释：“核心家庭是秦汉时期的一般模式，家庭的平均规模较小，只有一对夫妇和他们的未婚子女……普通家庭只有四到五口人。 ”[23]这就表明汉代社会中，夫妇是家庭关系的基础，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加强，社会财富的分配愈加集中，夫妇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紧密，这就使得墓葬中夫妇同穴合葬成为必然。 这种现象在河南郡至少于战国末期便开始出现， 郑州二里岗M421，男性木棺稍大，女性木棺较小，二者之间有隔梁[24]；洛阳地区在西汉中期基本实现了夫妇同穴合葬的常态化，只是在墓葬形制的设置方面流行 “隔山葬”， 如洛阳烧沟M312[14]11。

洛阳地区西汉晚期墓葬出土大量陶壶、陶仓，陶仓中常见有粟米等谷物，有的墨书有 “粟万石”“大麦万石”“酒一器”“大豆百石”等字样[25]。 这种现象既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也展示了西汉洛阳经济上的富足。 洛阳西郊汉墓出土的玛瑙、琉璃珠、琥珀等[25]饰品体现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三、从考古资料看河南郡的文化地位

文化的概念较为宽泛，此处指的是汉代的制度与习俗文化。 河南郡在西汉时期隶属司隶部，该地区的制度乃至于习俗和京师长安基本保持一致，这也是两汉文化顺利转型的关键所在。

从大的制度文化层面讲，京师长安是西汉一代的核心所在。 目前两汉时期最为丰富的遗存便是墓葬资料。 自西汉初年开始，河南郡中小型墓葬的特征便和长安地区基本保持一致， 洞室墓的大量出现均在西汉早期；西汉中期模型明器陆续丰富，与仿铜陶礼器逐渐弱化的过程十分类似；西汉晚期两地的明器互通有无，如陶井便是洛阳一带首先出现，随后传播至长安地区。

河南郡在两汉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众所周知，东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同西汉时期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帝陵制度中。 韩国河先生总结了东汉帝陵变制的主要内容：“封土由覆斗形变为圆形；地宫由四条墓道改为一条墓道， 竖穴木椁墓转化为砖石结构的多室墓；外藏系统由墓室外转移至耳室、 侧室内；光武帝原陵之后改垣墙为行马； 帝后同穴合葬；石刻象生制度发生与发展；陪葬人员数量大大减少；上陵制度的确立等。 ”[26]其中地宫形制转变为一条墓道的砖（石）室墓、外藏系统转移至墓室的特点是河南郡西汉晚期最为常见的墓葬类型， 随葬品中出现的灶、案、盘、耳杯、酒樽等也是该时期常见的陶器类型。 这种现象同东汉政权组成的本质有一定关系， 其上层的统治者不再是布衣卿相，而是地主、官僚和富商“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27]。 这说明东汉帝陵很可能是吸收了西汉末年洛阳地区地主、 富商等阶层墓葬的特征，出现了小传统文化向大传统文化的转化现象[28]。

综上所述，河南郡在西汉一代是国家的统治腹地，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中”，在政治、 经济以及文化领域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东汉政权顺利在此定都并稳定发展的根本要素，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唐宋时期，是古代王朝的国家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核心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