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舆全览图》研究综述

柴小羽

明末清初，西方的测绘技术传入后，中国的地图测绘进入了向近代制图学发展的新时期。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至五十八年（1719 年），在康熙帝的主持和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 清朝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地理纬度测量， 绘制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这幅清康熙年间的地图，是中国首次根据实地测量而绘制成的带有经纬网的地图， 在中国科技史上和地图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大范围的测绘工作， 在中国地图测绘史上是空前的壮举， 在世界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对于这样一项伟大的制图工程，历史上的记载却很少。 以前所见资料，仅限于外国传教士的书信、报告等，往往单方面记述某某传教士前往某地测绘，没有提到中国人。 国内对此项工程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只在《清实录》《清史稿》等史书文献和《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中记有只言片语。这在客观上加大了史学工作者对其研究的难度。 翁文灏于民国十九年（1930 年）出版的《清初测绘地图考》，可以看作最早研究《皇舆全览图》的文章。 此文主要依据西文旧籍，如苏西孩于雍正七年（1729 年）在巴黎出版的《印度中国数学天文地理历史及物理观察》、 杜赫德于雍正十三年（1735 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等，对清初测绘地图之经历、方法及其内容考论甚详，特别对《皇舆全览图》作了详细论述。 其后，研究《皇舆全览图》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其中有一些是论文、专著，也有一些只是介绍性的小文章，如王庸的《中国地理学史》[1]《中国地图史纲》[2]，陈正祥的《中国地图学史》[3]，金应春、秋富科的《中国地图史话》[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5]等。这些论著，在地图测绘过程上大多沿袭翁文的观点，对于《皇舆全览图》绘制的背景及其历史地位基本上也不存在争议，但对此图的研究也有不同的见解，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康熙帝及其臣工和传教士在此次测绘中的贡献大小、 图成之后对于中国制图学的影响大小等问题上。

一、对于康熙帝及其臣工、传教士贡献大小的争论

一些文章认为，康熙帝自身对科学的兴趣与《皇舆全览图》的问世是分不开的。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6]一文中，单列一部分论述了康熙帝对于《皇舆全览图》绘制的指导，认为“康熙帝不仅淹通书史，复精娴天文、算法、测量之学，曾经多次指正钦天监测算的错误”。 文中指出，康熙帝在决定进行测绘全国大地图之前，很早就已经作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而且在测绘的过程中积极组织人力进行测量，派人到各省测绘地图。《康熙帝与〈皇舆全览图〉》[7]一文，主要探讨了康熙帝对《皇舆全览图》的主持，指出：“清初康熙帝玄烨是历代帝王中最重视自然科学的皇帝……在实践上，康熙帝于天文、数学、音乐、医学等诸多学科方面都有一定建树，而其中最值得在中国科学史上大书一笔的是他亲自领导和指挥的测绘《皇舆全览图》的工作。”此文对康熙帝在这次制图当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皇舆全览〉与〈皇舆全图〉——爱新觉罗·玄烨的自然科学知识》[8]一文认为，《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与康熙帝本身的科学知识、雄才大略是分不开的，因此这幅地图应该叫《康熙皇舆全图》。《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一文，则把完成这样一幅宏大地图的功劳归功到康熙帝和他的臣子身上：“像这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面积的实地测绘，这是一件巨大的工程，没有中国官方的组织安排以及中国人员共同工作， 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的辽阔国土上跋山涉水进行这样遍及十八行省和边远地方的测量工作……康熙《皇舆全览图》 并不单纯是几个外国传教士所独立测绘成图的。 ”“虽然，《皇舆全览图》由外国传教士参加测绘，但是，主持规划的却是康熙帝，以及中国官员和精于测算的人员，外国传教士不过是聘请参加的技术人员而已。”文中列举了一些史料，证明中国官员甚至康熙帝的皇子们也都曾经参加或间接参与测量和绘图[6]，这一伟大的工作并不全是传教士的功劳。《〈中俄尼布楚条约〉与〈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9]一文，对《皇舆全览图》的绘制背景进行专题论述剖析，认为《中俄尼布楚条约》 的签订是促使康熙帝和西方耶稣会士联手测绘全国性地图的契机，“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地图功能的限定有极大的渊源”。另外，文中指出，清在建国之初就曾进行过全国土地的勘测，只是当时并没有形成地图， 并以大量的史料说明：“绘制地图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使没有耶稣会士的出现，清廷也会绘制出自己的地图。 ”耶稣会士只不过是抓住了中俄之间的边界谈判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

与以上观点相反的是，一些论著认为西方传教士在这次测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10]一文，认为西方传教士在协助中国测绘《皇舆全览图》 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全部的智慧，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8 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图中的活动与贡献》[11]一文中，对传教士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康熙时期之所以能绘制出举世闻名的地图，是因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测绘方法和绘图技术，同时也与传教士们的奉献精神及他们艰苦而细致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有的神甫病倒了，有的神甫带病坚持工作，有的神甫甚至牺牲了生命……”他们为中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康熙朝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活动》[12]一文中，也肯定了法国耶稣会士在测绘《皇舆全览图》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这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全球性科学考察活动的一部分”。

另外，《我国各民族对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经纬度测量的贡献》[13]一文，引用《清史稿》《大清会典》中的记载，论述在对鸭绿和图们二江间的复查、江南等省的测量、西藏的测量中，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员也参与其中做出了贡献， 特别是对珠穆朗玛峰的测定，是藏、满、汉等族测量人员的共同贡献。

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焦点是《皇舆全览图》的测绘中中国和西方谁的贡献大。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 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没有达成共识。对此，《传教士与中国地图》[14]一文，有较为客观的评价：“《皇舆全览图》是中西双方人民通力合作，共同劳动，共同智慧的结晶。 ”《康熙朝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科技活动》一文，在肯定法国耶稣会士对中西科学技术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这与“中国上层先进人物及知识分子的支持合作是分不开的……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科学成就， 可以看作是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二、《皇舆全览图》 绘制成之后对于中国地图学的影响

康熙帝主持领导的中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实地测绘的全国大地图， 是当时世界水平的一次测绘活动，在中国测绘学史上，其意义是很重大的。对于《皇舆全览图》的地位，史学界一直给予高度的肯定，但是这次测绘活动，并不属于中国地理学者与西方传教士的科学合作，而“只是西方传教士为使康熙改信天主教而满足其个人科学兴趣， 同时也符合派出国科学需要所及进行的一次测绘工作”。

关于《皇舆全览图》测绘成图之后对中国制图学的影响，《清代测绘科技的辉煌及其历史遗憾》[15]一文指出：“《皇舆全览图》图成之后，由于过分保密，藏于内府，只有少数高级官吏才能看到，未能及时普及推广，致使地图的实用价值大大减少。 当时所用的测绘方法， 无文字记载说明，也很难普及，以致清朝中期一段时间，地图绘制又走上了传统的老路……这是清朝统治者封锁政策下的产物和后遗症。 ”《用线条语言讲述清代疆域形成的历史——读〈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16]一文也认为：“西方制图技术在康雍乾时期曾经辉煌一时，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它并没有将中国制图术从此引上西方的轨道，欧洲制图术也没有取代中国传统制图术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制图术依然在流行着，直至鸦片战争以后。”而《康熙帝与〈皇舆全览图〉》一文则认为：“由于康熙帝的倡导， 先进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及地图测绘技术开始进入我国地理学与地图学领域，带来了中国地图学的新气象。康熙以后，经纬度制图方法逐渐在我国普及开来。 ”这种说法似有欠妥，在明末至清中期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仅仅局限于很小的学者圈子里，或者说仅限于统治上层，远远没有成为一般有知识的中国人的地理常识，耶稣会士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也只是停留在打破中国人的“自我为中心”的“虚幻环境”这一层面上，以便有利于他们的宗教活动，而没有在地理学的学术层面上与中国学者进行过交流。

另外，有些论著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康熙年间的大测量。 《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一书，从相对的角度来审视地图，即把地图视为能反映制图者空间观、政治势力以及与外界环境关系的一种文化和意识上的人工制品[17]。

有关《皇舆全览图》的研究，从20 世纪30年代到今天，其研究范围遍及地图绘制的过程、地位影响、参与人员、绘制手法等方面，基本厘清了清康熙年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地理经纬度测绘的始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这一研究仍然存在不足和欠缺， 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如《皇舆全览图》的各省成图时间，至今没有学者予以梳理， 所见文章大多引用翁文观点，且只几句话带过。 这不免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