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武术全球化传播之“势”

张子兵，张 健，马洁璟，李婷文，蔡 峰，张泽君

（1.韩国群山大学体育学院，全罗北道群山市54150；2.闽南师范大学a.体育学院；b.农村体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漳州 363000；3.广东科技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广东东莞 523083；4.天水师范学院体育运动与健康学院，甘肃天水 741000）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在综合国力评定中所占的价值和分量举足轻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1]“武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样式，承载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任务.”[2]而今“人们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聚焦在能体现奥林匹克所倡导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体育精神的竞技赛场，而较少关注民族传统体育，曾经作为‘国术’的中华武术的生存空间遭到不断的挤压，导致其与我们渐行渐远”[3]，使中华武术在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话语权中所起的作用愈发衰微.《道德经》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这四个阶段是宇宙万物生生不已、发展变化之根本，在道家思想中，将这一根本称为“道”.“道”无时不有，无所不在，世间万物皆在其中.中华武术的形成、发展、变化也都在道之中，遵循着阴阳互换，兴衰交替的规律.

亨延顿曾说：“21 世纪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获得文化竞争的胜利，就拥有了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同时，21 世纪也是世界大同的世纪，世界大同包括文化、经济、科技、网络、宗教大同等方面.中华文化具有世界上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极强的包容性，这为中华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竞争与世界大同中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势.中华武术深受中华文化熏陶，是中华文化的缩影，它在全球的发展与传播深深影响着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笔者以《道德经》：“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的万物产生、变化、发展规律为思想基础，分析中华武术的形成、发展、变化过程，探究当今中华武术全球化传播之“势”，并提出顺“势”而为传播步伐，以期为中华武术在21 世纪能够牢牢把握当今所处之“势”，并顺“势”而为，在世界大同的舞台上占据优势发展地位.

1 道生之：“道”与中华武术之源起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坤相交，万物始生.”“宇宙万物从‘乾’而来，由‘坤’构成物理世界”[4]，乾坤即为“道”之所在，“道”是万物生成之根本，推动万物的发展，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武术同样起源于“道”.当今很多武术学者对于中华武术的起源问题都给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但绝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武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当时的人类在捕食猎物和防御猛兽攻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奔跑、跳跃、闪躲、滚翻、拳打、脚踢等技能”[5]，此既是中华武术技能的初始形态.由此可见，武术技能的起源是原始人类因生存所需而做出的非主动、无意识的行为动作.在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和工具帮助的原始自然环境中，人类为了生存，出于本能反应的捕食、对抗等行为活动，促成了武术起源的苗头，人类这种本能的、非主动、无意识的行为现象，正如宇宙产生过程一样，在万物形成之前，没有天地、没有万物，是一种似有非有的、静止的“混沌”状态.如《三五历》中所述：“未有天地之时，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6]这种“混沌”状态是看时不见万物，却又是可见的、物质形态的万物产生之源，既《白虎通·天地》记载：“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武术起源的这种非主动、无意识的状态便是一种“混沌”状态.

乾坤相交，动始生也.静止的“混沌”状态在“道”的推动之下，开始由静态转化为动态，这种动态的开始就是宇宙万物产生、演化的开始，“道”促成乾坤相交及“混沌”的始动.道法自然，万物由“道”而生，遵从“自然”的变化、发展规律.武术由“道”而生，因而它的发展、变化过程也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并非完全是人力所能控制和改变的.宇宙万物自生成之日起便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而随着时代在变化，中华武术也会顺应自然，进行以生存为目的的改变，从而做到与不断变化的时代步伐一致.了解了中华武术的发展、演化规律，在现今国际化社会环境中，面对当下中华武术的发展现状，我们不应再过多地去争论它到底是如何起源、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发展，更不应主观地去固化它的发展形式.面对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最为重要的是顺应“道”的发展变化规律，把握当下各种有利时机，推崇中华武术对人类有益的发展形式，保护其传统发展形式，使蕴含上千年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贵财富得以系统完整传承，以供后世子孙发掘.把武术的形成发展比作一颗种子由产生到开花结果的过程，由“道”而来的这颗武术种子若要生根发芽，便需要经历“德畜之”.

2 德畜之：“德”对中华武术的孕育

道为体，德为用.《正韵》中记载：“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纯懿之称也.”此处“德”的意义不单是我们狭义上理解的道德、品德，而是广义上的包含一切能够促使我们成长进步、向美好的方向发展的有利因素.种子的生根发芽及后期的开花结果，都需要吸收阳光、水分及养分等，这些能够促使其生长发育的阳光、水分和养分对于种子来说就是“德”.“德”对世间万物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如今天的修“道”之人，就极为重视“德”，因为“德”被视为修行的基础.《易·乾卦》中记载：“君子进德修业.”子思在《中庸》上说：“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没有真正的善行和道德等的成就，“道”是修不成的，就如种子没有阳光、水分和养分的滋养，是无法发芽、结果的.“道”是促使万物“生”的力量，使万物有了能动的“始源”，而“德”促使这个“始源”开始发挥其本质价值和功能，万物从而散发出“生命”之美.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武术受到了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在与外界环境不断的碰撞摩擦之中，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武术.孕育中华武术发展的“德”可以择重简括为：文化、军事、民间武术团体等外部因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的服饰、民俗、饮食、医药、厨艺、建筑风格等均深受其影响，中华武术也不例外.中华文化的侵染脱去了武术原始野蛮的性质，使其成为具有技击性、教化性、娱乐性等深厚文化内涵的技术体系.武术的教化性约制了习武者的道德和暴力行为，要求习武者要尊师重道，做到未曾习武先习德，不可以武欺人，这种教化性与当时传统社会人们的价值观相契合，因而在各个阶层均备受推崇.武术的娱乐性丰富了古代人们的消遣娱乐方式，特别是对于文人墨客们，在追求文武双全意识的影响下，更是通过亲身实践及创造诗词歌赋对武术进行推崇宣扬.中华文化的孕育使武术形成“追求身心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文化样式”[7]，蕴藏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武术为不同受众提供了心灵和精神上的寄托，因而在社会不同阶层人群中均受到推崇.

军事保障了中华武术的不间断传承，促进了中华武术广泛传播，为中华武术的技术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冷兵器时代社会环境的稳定性相对较差，国家时常发生内部叛乱及外族入侵，为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和百姓安全，国家必须拥有战力强悍的军队，武术的本质“是一种阴险毒辣而无所限制的生死拼杀谋略”[8]，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升起着极大促进作用，作为国家维护政权需要的“工具”，武术受到历朝统治阶层的青睐.军队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士兵，使不同区域风格迥异的武术技术得以在此互相交融创新，将士解甲归田后，又把在军队所习新技术带到全国各地，庞大的人员流动促进了武术技术的提升及武术流派的产生.军事战争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不厌诈”“出奇制胜”等思想也得以融入民间武术之中，提升了武术习练者的技击实战能力.军事促进了中华武术持续、广泛的传播，推动了不同流派的形成，强化了技击理论及实战能力的提升，使中华武术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流传至今.

在社会环境相对动荡的冷兵器时代，武术的技击功能为普通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保障.在传统农耕社会中，由于普遍经济落后、法律不健全、文化素养低等因素影响，造成很多地区均有绿林好汉出没.生活在动乱社会环境中的民间百姓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人身财产不受侵害，会选择通过习武来增强体质，提升对抗盗匪的能力，特别是对于衙门中缉拿盗匪的捕快来说，更需要拥有高深的武艺，武术凶悍的技击能力对盗匪起着强悍的威慑作用，生存的需求使社会上出现武馆、镖局等武术小团体.始创于武周时期的武举制度，为普通百姓提供了通过习武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这一制度不仅满足了国家直接选拔人才的需求，还间接地促生了民间的尚武之风，百姓安全及生存的需求推动了武术在民间的兴盛发展.文化、军事和民间武术团体等因素的孕育，赋予了中华武术深厚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中华武术风格迥异的技术体系，其独特的技击功能，无论对于国家还是百姓，都具有超强实用性，无与伦比的价值体系使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灿烂至今.

3 物形之：传统与竞技交相辉映

“宇宙万物，是‘道’与‘德’形成的象.”[1]一颗种子从“道”而来，由“德”孕育畜养，最终到达开花结果——“物形之”.中华武术生于“道”，孕养于“德”，发展到今天形成了注重技击的传统武术和注重表演的竞技武术.在不断发展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武术也处于持续演变的状态，伴随时间的推移，技术和理论体系不断趋于完善丰富.在封建传统社会中，中华武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表达了它的本质属性，无论是套路还是格斗，都离不开攻防技击”[9]，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中华武术“从以技击为主要目的的技击术向以健身为主要目的的健身术转化”[10]，使得现今中华武术“技击弱化的迹象已经形成”[11].对于如今“不堪一击”的中华武术，不少学者及武术习练者认为：“人类正是为了满足自卫的需求创作并发展了武技，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即使在生产力已高度发展的时代，这种武技只要还能满足自卫的需要，它就要继续存在并发展”[12]，即使步入科技化新时代，也要不忘根本，重新回归传统，“捡起”中华武术的技击本质.然而也有不少持反对意见者认为：现代的科技化工业社会已经取代了孕育生产武术的传统农耕社会，在当今时代，注重文化和健身功能，提升武术在竞技体育中的话语权，助力我国从体育大国转向体育强国才是中华武术应该走的现代化正确道路.两派学者各持己见，各自从不同的发展方向推动中华武术的前行，使中华武术的两大发展形式均走向了康庄大道.

在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下，竞技武术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传播，提升了中华武术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华武术，全球各地慕名而来的武术爱好者络绎不绝，增强了我国在世界体育事业上的话语权.在竞技武术风靡全球的同时，传统武术的发展如点点星火，已成燎原之势，各种赛事相继出现，如太极推手比赛、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等，传统武术柔静缓慢、天人合一等思想所体现出的中华传统养生价值也深受老年人的青睐.中华武术生于“道”，发展变化也必然遵从“道”的规律，其本身是为人类服务而生，在不同的时代，它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使命，在战乱年代，人们运用它的技击作用来保护自己；在和平年代，它又展示出自己养生、竞技娱乐作用以供人们保养身体和满足人们的观赏娱乐需求.对于中华武术的发展形式而言，凡能服务于人类、有益于人类的形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均可去推崇.《道德经》云：“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持.”让中华武术自然地去发展，不要给它强加我们自己的意志、给它冠以“某种必须发展的形式”，因为我们人类自身也是从“道”中而来，由“德”孕育而不断发展前行，顺从自然的发展规律，我们要做的就是以合适的方式去传承和弘扬，让它能够使更多的人受益.

4 势成之：当代中华武术全球化传播所处之“势”

何为“势”？《孙子兵法》云：“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激水之急，至于漂石者，势也”.庄子用“飓风起于萍末”来形容“势”.“势”如四两拨千斤，不依力之大小，而胜敌百万之众.“势”又如中医之起死回生，在病人奄奄一息之际，如能把握病人最后一丝细微之“势”，便可使病人重获新生.“势”还可用近代物理学中的“Potential”来解析，在动力学中，“势”是加速度，加速度是对事态的演变产生加速，改变其行进方向的影响力.中华武术传播所处的“势”可以理解为外部环境为中华武术所提供的优势、时机、机遇等一切促进中华武术有利传播的因素.在21世纪，探寻中华武术全球化传播所处之“势”，并顺“势”而为，方能推动其在全球化舞台上广泛传播.

4.1 国家对传播传统文化的顶层设计之“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3]中华传统文化从清末民初开始逐渐走向低谷，曾一度面临继承危机，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西洋文化的强势涌入，挤压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致使国民在心理上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崇洋媚外的状态，对中华武术的态度更是持续走低.最近几年发生的“徐雷对战”和“马保国被KO”等事件，一度将传统武术“不堪一击”“花拳绣腿”等推到舆论风口浪尖，严重损害了中华武术的美好形象，阻碍了其健康有序传播.事物的发展总是处于阴阳互换之中，阴极阳生、阳极阴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和国家制定了大力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方针政策，使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有法可依，在新时代开始逐渐走向繁荣发展之路，人民对传统文化也开始充满信心.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明确提出：实施中华武术“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国际化发展[14].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缩影的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上千年智慧的结晶，在21世纪之初，借助国家鼎力发展传统文化之“势”，为中华武术实现自身再次辉煌创造了有利时机.在此机遇下，中华武术相关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依据中华文化的顶层设计，制定有利中华武术发展的相关策略，在顺应中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探寻符合新时代自身发展的新路径.唯有依“道”而行，顺“势”而为，才能使中华武术的内涵和国际知名度获得提升，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4.2 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机遇之“势”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加速了对外开放的步伐，特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2020 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国际化的进程.“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了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目标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全球文化的再平衡和创建地区合作新形态.RCEP 协议则规定15 个成员国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减少标准壁垒，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进一步发展，这将使中国在亚洲及世界上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国际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从而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国家扩大对外开放使中华文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对外传播机遇，使中华武术的对外传播有了可依之“势”.“文化传播的方向基本是从文明程度较高的区域流向文明程度较低的区域”[15]，中华文化拥有五千年的传承历史，历经岁月洗礼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人类文明中的精髓，这使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中华武术文化的传播而言，“武术文化的传播必须‘穿越’器物层、制度层和心理价值层三个层面”[16]，相对于心理价值层来说，器物层和制度层的“穿越”是比较简单的，使中华武术在对外传播中能够顺利穿越心理价值层、真正走进受众的心理层面、受众群体真正爱上中华武术，是中华武术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另外，还需注意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维模功能，维模功能是一种文化为自我保护而对外来文化产生的抵抗现象.中华武术在借助对外开放之“势”对外传播之时，必须处理好自身文化与受众文化的“碰撞”，搭建彼此沟通的桥梁，唯有主动融入受众的心理，获得受众体的认可，才能使自身真正踏入全球化传播的轨道.

4.3 21 世纪世界大同之“势”

“两千年来中国世界大同的理想在21 世纪的新时代必能成为越来越多人接受的普世价值.”[17]曾仕强教授也曾说：“21 世纪是世界大同的世纪.”世界大同泛指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融合大同，全人类高度互助共荣的社会形态，其发展步骤为：知识大同—网络大同—通信大同—语言大同—文化大同—经济大同—政治大同—军事大同—法律大同—宗教大同[18].其中文化大同表现为不同种族文明互相交流，全球不同文化高度融合.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特点，能够很好地吸收以及融入其他种族文化，并与之共同生存发展.“武术文化倡导和谐之美，使得它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为古今中外的人们向往学习.”[19]世界大同之“势”为中华武术的传播提供了世界舞台，扩宽了受众群体.值此机遇，中华武术需继续深入发掘自身文化内涵，向世界其他民族展示自身所蕴含的优异思想，充分发挥自身表演功能、健身功能及技击功能，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发挥自身不同的价值功能，使自身在不同区域和不同阶层中均可得到广泛传播.另外，在学习并吸收外族技击文化的优异之处，还应对自身不足之处进行弥补，在与其他技击术不断碰撞、摩擦和交流中达到互相包容，进而使自身文化融入不同民族受众的内心，以期在当地扎根发展.世界大同对世界各族文化来说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华武术文化要想在此机遇下获得异族文化的认可，站上世界文化的顶端，就需要在世界舞台传播中继续保持自身文化的民族性、独特性和优越性.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应需继续对自身的文化充满自信，只有对自身文化矢志不渝的相信，方能借助世界大同之“势”获得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可，从而走向世界文化的顶层.

5 顺势而为：中华武术全球化传播步伐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2565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强调：“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20]实现中华文化的创新性转型，跻身国际化发展行列，是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重要任务.古语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兼顾中华武术整体状态及其演变的加速度，深入探查全球文化发展趋势，选择有利时机，制定针对性的传播方案，方能做到顺势而为.

5.1 保持自身文化独特性，追求国际标准化

中华武术受传统文化因素（在中华武术长期发展历史进程中，浸润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面临着最为重要也是极难解决的问题——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对抗.面对这一问题，中华武术也在不断地做出积极改变，如上世纪末出现的现代散打运动，是在传统武术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新规则技击对抗运动.现代散打运动的比赛规则体系做到了国际要求的标准化，成为受众广泛、易于学习的现代化运动，但它与传统的中华武术已相去甚远，无法向世界展示中华武术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无法使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华武术做出整体全面的认识.“面向国际传播要立足‘标准化’，但‘标准化’不是唯一，并且，武术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全盘竞技化、全面经济化，更不是模式西方化.”[21]在改变传统束缚和认知的基础上，需保持自己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保持自身文化本质的基础之上，添加符合时代发展的、易于被世界人民广泛接受的闪光元素，塑造本土化和国际化共存的新时代中华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22]中华武术的国际化需以本土化为基础，借助国家传播传统文化的顶层设计之“势”，结合中国历史、拳术特点和中国人文性格特点，以中华文化为根基，寻找可以走国际化路径的点，以点划线、以线成面，做到在与国际对比中发现个性，在融入国际中坚持自身特色.中华文化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加以佛、道、法等多种派系并存，以扬善抑恶和文化教化为目的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凝聚性.目前在世界占主流的西方文化是由神学到哲学、最后发展到科学的产物，崇尚理性，追求个人主义，在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主张人人平等.中华武术的招式、发力方式等的科学性均可在西方文化理论中得到准确解释，通过中华武术的两两对抗又可以使西方追求个人主义的精神得到释放，中华武术自古以来门派众多，其所拥有的包容精神也极易与西方文化相融合，在维持自身文化核心的基础上追求国际化标准，是中华武术全球化传播的可行路径.

5.2 强化中外对接桥梁，提升中华武术英译水平

语言是我们进行对话、合作、交流的基础工具，是促进不同个体、组织、文化之间互相了解的基础保障.在不同文明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语言成为促进双方互通的桥梁.中华武术要凭借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机遇之“势”踏上国际化道路，关键之处在于让世界了解自己.直到目前，英语仍是国际社会通用语言，在以英文为主体的语言氛围中，中华武术靠中文来介绍推广自己是不现实的，必须有一套国际语言的标准自我介绍方可.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中华武术英译水准的发展取得不菲的成就，然而受中西文化思维差异的影响，使得“武术英译文本仍存在着一词多翻、同名异译、生硬僵化、机械翻译、牵强附会、顾名思译”[23]等问题，低水准的英译现状成为中华武术同国际化接轨的阻碍.中华武术进军国际化的迫切需求与中华武术英译水平不足的现实，强烈要求着我们必须提升中华武术英译的水平.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中华武术在中译英的过程中出现众多源文与目的语意思不对等的情况.如太极拳中的“野马分鬃”，就有学者直译为“mustang parting it’s mane”，这句英语再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野马分自己的鬃”[23]，这种现象不仅无法生动地体现出中华武术的文化内涵，更不能使外国人很好地理解中华武术的技术，还极易使外国友人对中国文化生成误解，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对中华武术失去学习兴趣.为避免这种现象的再次出现，必须提升中华武术英译过程中的精准度，“把中华武术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通过话语表达出来，把中华武术文化融入西方文化语境中，不断创新中华武术话语体系，实现跨文化对话”[3].加强培养训练中华武术英译专业人才，从武术专业素质与英语专业素质两方面同时入手，为武术文本英译工作提供专业化和后备力量保障.近年来中华武术英译工作虽然开展的热火朝天，但没有专门的管理部门，整体表现出群龙无首的状态，为此，国家需建立中华武术对外交流英译部门，对中华武术英译工作实行有序化、系统化、科学化的管理，实现中华武术英译精准度的大幅提升，强化中华武术与国际对接的纽带，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机遇中，助力中华武术国际化广泛传播.

5.3 以健康为突破口，从根本上走进去

中华武术只有融入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服务于世界人民的日常，被世界人民所认知和认同，做到根本性地走出去，才能算是正式走上全球化发展轨道.获得世界人民的认知、认同，是中华武术走出去的关键所在，然而世界各地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得人民在价值认同、生活习俗、意识形态及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人们的文化背景不同，空间上的隔离，以及在思想方法、容貌服饰和行为举止上的差异，相互理解始终是一个难题”[24].再加上信息传播受阻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造成双方不能深入的互相了解，使中华武术对于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而言就是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当两种异质文化正面接触时，因为不同文化主体通常会习惯性以自身的思维方式去认识、解读和判断对方，通常会产生文化误读，这种文化误读会产生文化排斥和文化冲突”[25]，而文化排斥和文化冲突又成为阻碍世界人民对中华武术进行认知和认同的重要因素.

21 世纪的世界大同为中华武术文化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有利时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6]，是中华武术获得世界人民的认知和认同，进而做到“走出去”的突破口.洞观时代发展潮流，将当地的文化特色及当下世界流行的文化元素融入中华武术文化之中，使中华武术成为易于被世界人民接受的流行文化，让中华武术文化中的一部分成为世界人民的共性文化，以此来弥补“共性文化缺失引发的中华武术文化在当地传播受阻、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武术话语体系失衡以及当地武术文化协调发展支持不健全等问题”[27].例如，现今国际社会老龄化人口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老年人的健康问题逐渐成为世界人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华武术独特的“柔静缓慢”“天人合一”“阴阳相济”等健身养生思想非常适合老年人.健康是人类生存永恒关注的热门话题，因而，在中华武术国际化进程中，传播武术文化和技术的同时，以注重健康为基础突破口，着重宣扬中华武术别具一格的养生特性，让世界人民能够共享中华武术的养生智慧，进而获得世界人民的认知和认同，融入世界大同之中，做到根本性的“走出去”.

6 结语

“道生之，德畜之，物行之，势成之”是天地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万物都身处“道”之中，遵循“道”的规律，同一事物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发展形式和使命，当今社会，我们对于中华武术关注的焦点，应从发展形式转为当代价值，不应把我们自身的主观意识强加于它，去冠以它必须推行的发展形式，应把握当下，放眼国际，探究并把握中华武术在当今时代所处的有利发展之“势”，并顺势而为，发扬它的当代价值.在全球广泛传播、弘扬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造福全人类，是中华武术在新时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