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缘起、现状与展望

秦 颖 , 刘合波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2.天津师范大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天津 300387)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史，发端于20世纪的年鉴学派。他们推崇整体历史观，注重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为现代社会史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新社会史”研究由此开始起步。自上世纪代5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以来，“自下向上看”的历史观以及社会史要书写普通民众的“底层历史”的主张，开始为欧美史学界普遍接受，致力于从小群体层面上探寻历史动因的日常生活史、强调研究对象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并对此做出整体解释的研究，逐渐成为新社会史研究的主流发展趋向。日常生活史研究让史学向历来被忽视的人群敞开了大门，普通民众及其家庭、收入、生产、娱乐等日常生活框架，都成为新社会史研究的对象[1](P134-139)。欧美史学界在新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也促使其研究的时段与对象不断地向外扩展，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日常生活史逐渐成为西方新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同时也对中国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伴随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国内学者开始对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史学发展进行了评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研究(1)关于国内学者对新社会史语境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引介、阐发，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常建华：《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历史教学》2012年第2期；常建华：《他山之石：国外和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常建华编：《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新近出版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概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日常生活的研究，从不同层面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2]。就当代中国史研究而言，张思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层面梳理了目前关于现代中国日常生活研究在城乡及城市空间的研究状况，在肯定当前研究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指出现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在趋向细化、个体化的过程中，相关研究不应仅停留在再现生活琐碎层面，而应当将日常生活视为分析历史的工具，以此来探索地域社会甚至整个社会[3](P286-287)。这些回顾与展望是对当前中国学者关于日常生活史研究成果的最新梳理与总结，尽管其中有些论者指出了当前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存在的细碎化问题，但主要还是以日常生活为主线对当前研究进行评介，而忽视了这些现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所反映的整体史观念及其折射的宏观历史背景。因此，从新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趋向上，无论是日常生活史研究本身，还是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学术史梳理，都应当遵循日常生活史研究在发端之时所倡导的整体史、全面史范式，回归观察、记述、研究日常生活具象的宏大视野。本文试图在总结前人代表性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日常生活史研究在时空架构发展中的脉络，从整体史的角度对当前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日常生活叙事进行梳理，并对当前研究取得的成就与未来的发展趋向进行总结分析。

一、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西方较为规范的社会史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法国启蒙时代的伏尔泰，在他的视域中，政治、科学、文艺、风俗习惯、饮食起居等生活状况都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1](P128)。进入20世纪后，法国年鉴学派开始注重民众的日常生活研究，由此开启了新社会史研究的先河。但长期以来，日常生活主要是社会学、哲学关注的对象，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就用“自我呈现”对日常生活进行了阐释[4]；在哲学领域，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5]、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6]，都是借助日常生活进行的哲学思索。历史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即日常生活史研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逐渐从德国兴起，在经过近20年的发展之后，即从20世纪末开始，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才日趋繁盛，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西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出现了研究层面多维化、研究资料多元化、研究方法多学科化的倾向，这对中国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美国绿林出版社(Greenwood Press)出版的“历史上的日常生活系列”及“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子系列，大大丰富了日常生活史研究。西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跨度大、空间范围广，其中既有对日常生活史概念的认知，也包含有对国家、地区的传统型研究及特定群体与特殊背景下的专题化研究。

日常生活史的概念是相关研究的起点，它厘定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范式表达与史学叙述。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对日常生活世界进行了抽象的哲学思考或理性批判，而历史学领域则要确立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丽塔·费尔斯基在对历史的编纂调查中提出了日常生活的世俗性和大众性，由此传达了日常生活史不只是描述普通人的生活，而是认识到每一种生活都包含着平凡元素的理念[7](P78-79)。德国日常生活史学者汉斯—维尔纳·格茨认为，“日常生活史是针对人的生活以及结构条件的结构史学，它旨在说明给予历史影响动力的背景的特点”，其所关注的是所有社会阶层的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没有推动历史发展但又与之不可分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人与历史之间的互动，以揭示个体与整体、局部空间与宏观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8](P1-3)。这些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史学表述，表明日常生活史是研究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并将其归之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以此强调日常生活史的整体性、全面性研究要求，这是到目前为止西方大多数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基本范式，这种范式对中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汉斯—维尔纳·格茨对欧洲中世纪的日常生活进行研究之后，西方日常生活史在研究时段上有了很大的拓展，已从最初的中世纪时期向前延伸到古埃及时期，向后则推进到工业革命时期，直到20世纪。如鲍勃·布里尔和霍伊特·霍布斯利用象形文字、铭文、古墓绘画和寺庙墙壁上的场景，研究了古埃及人的饮食、宗教仪式、工作、娱乐等内容，以此探究古埃及的社会和物质存在[9]。朱莉·赫斯本德和吉姆·欧劳林斯以1870年到1900年间美国的在世界上的角色、移民等大图景为背景，从生存状况、教育、医疗、消费、休闲娱乐等方面阐述了工业革命对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个人选择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影响[10]。《20世纪战时欧洲平民的日常生活》一书，涉及到20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冷战等战争时期的民众日常生活，作者们根据新闻报道、私人信件、纪录片和广泛的口头证词,研究了战争中民众的贫困、恐惧、创伤及逃离战乱的经历，试图在梳理战争后方民众的生活与战争交织的基础上，理解战争对人们的影响及20世纪战时的欧洲[11]。这些横跨人类历史长时段的研究成果，使日常生活史在纵向时间轴上的研究内容日渐丰富，为进一步推进冷战及冷战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除了在研究时段上不断延伸之外，西方日常生活史学者在研究地域上也不断向外拓展，从最初的主要聚焦于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或地区，逐渐向世界范围蔓延。目前的研究成果在地域范围上已涵盖欧、亚、非、美各大洲。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詹姆斯·安德森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日常生活》，作者对1789—1802法国大革命背景下男性和女性分别在国家和家庭中的角色，以及城乡与家庭的生活、餐饮、服饰及娱乐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2]。这为研究法国大革命注入了活力。安·杰斐逊和保罗·洛肯利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最新的研究，发现了被卷入历史旋涡中的印第安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非洲人、白人和混血儿、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该著作通过关注那些曾被遮蔽的普通人的生活，来考察欧洲人、美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互动，以此理解拉丁美洲文化的独特性[13]。西方学者在地域上的横向研究，为进一步向其他地区和国家扩展提供了学理上的路径，中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自然也成为其空间延伸的内容。

(二)“西学东渐”下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

本文中的“西学东渐”有两层含义：一是西方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对象开始向东方延伸；二是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影响并推动了中国学者借助西方研究范式对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早在19世纪后期，英国学者艾德文·约夏就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描述，其目的是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帮助，希望中国人能支持西方人的传教事业[14]。但其著述具有较强的见闻性质，在研究的视野、书写的严谨性、叙事的目的及选用的材料等方面均有别于新社会史的要求。从现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史角度对中国的研究，目前已涉及到从汉代到晚清的各个时期。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查尔斯·本的《中国唐代的日常生活》，作者通过对唐朝官宦、农民、艺人、外国人日常生活的研究，解释了唐代的开放性及其对草原文化、佛教等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吸纳对唐朝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15]。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对公元13世纪南宋的社会变迁、百姓的衣食住行与休闲娱乐等进行了描述，作者通过对作为最小社会单位的家庭及个人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个体的家庭责任与国家责任之间关系的考察，去探寻中华帝国占统治地位的道德秩序、文明的延续，甚至从更大的图景上去揭示生活方式与隶属于它的思想观念间的关系[16](P238)。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通过对宋代至清代中华帝国的科技、空间与性别关系框架下女性日常生活的分析，阐述了女性在家庭及社会中地位与角色的变化。这既发现了以往技术史研究中被忽视的女性，也探讨了技术在塑造和传播意识形态中扮演的角色、技术的实践与世俗信念的相互渗透，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探究中国社会中性别差异的构建及中国社会组织的总体变化[17]。

在西方学者逐渐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事实上，在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兴起之前，国内学者就已经开启了对日常生活的研究(2)国内对中国历史上的日常生活研究及相关的学术史梳理，参见常建华编：《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但这些研究主要是社会生活史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其中尽管也有衣食住行、娱乐、艺术、风俗等方面内容，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是以“人的生活”为中心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看还停留在试图重现历史上的日常生活的层面。根据常建华教授的研究，西方日常生活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则是本世纪以来的事情[18]。国内学者在对西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推介、梳理的同时，也开始对中国的日常生活史展开研究。

较早对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研究进行引介的，是王亚平教授翻译的德国学者汉斯—维尔纳·格茨的《欧洲中世纪生活(7—13世纪)》，其目的之一即为向国内学界介绍德国历史学家新的研究领域[8](《译后记》，P364) 。2004年，刘新成对作为“一个新兴的史学流派”的日常生活史进行了评介，分析了日常生活史产生的社会与学术背景及其史学特点, 梳理了当时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并对中世纪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得失进行了总结[19]。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国内也开始了具有新社会史意义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澳门大学的王笛教授在日常生活史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成果，《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是其代表作之一，作者从底层民众的角度，记述了生活在成都的乞丐、商贩、剃头匠、算命先生等三教九流在城市里的谋生技巧，以及城市中的庙会、节日庆典、街头政治等活动，以此来考察改良和革命对城市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的影响，也试图通过对民众细微的日常生活考察，来探究中国城市自治传统的内部机理[20]。胡悦晗在《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中，在构建“他者”立场的基础上，考察了上海知识分子群体在公共与私人空间的闲暇与精神生活方式[21]。魏坡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以沦陷区的青年董毅的日常生活为研究个案，对民族主义重新解释与叙述，阐述了沦陷区民族主义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这些构成了沦陷区民族主义的内容，也影响了民众对不同政权的认同程度乃至战后的秩序重建[22]。朱鸿召在对延安日常生活的研究中，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时间推进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作者力图通过对延安的饮食、文艺、生活环境等细节的描述，对影响深远的延安人的精神人格进行解读[23]。

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在时间上的延伸与空间上的拓展，使日常生活史研究迅速向世界蔓延，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这一趋势的主要表现之一，而从日常生活史的视域研究当代中国史也将包含其中。

二、中国当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现状

西方对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最初主要集中在中世纪、近代时期，而对于当代的日常生活叙事只是新近的动向。日常生活史研究在时空维度的扩展以及档案、个人资料获取的多元化与便捷化，也使当代中国、尤其是冷战时期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对象。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在研究时段的选取上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当代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时期)，而是部分接续了此前的日常生活发展脉络，这是民众日常生活时段的延伸与生活或生产方式延续的结果。从史学叙事的意义上，这既是大多数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的普遍特点，也是对日常生活史遵循整体史观的一种体现。在研究内容上，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除了针对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外，信仰、重大事件、行业、特定人群或组织等主题或专题型的日常生活，也是目前相关研究的重要选题。通过民众日常生活的具象来揭示战争、政策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也通过对特定群体、职业或组织在某一时段的日常生活，来阐释社会发展洪流中个人或团体命运的转变，是当前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乡村、城市、信仰及工业化等层面。

(一)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中国政权建设与构建城乡关系的基本一环，乡村社会中的日常生活蕴含着基层治理、中国传统社会演化的机理。早在日常生活史研究西学东渐之前，就有学者关注中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如美籍华裔学者杨懋春就将其曾生活过的山东台头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进行研究，在揭示社区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把握和理解农村民众的日常生活[24]。

随着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当代中国的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张思等作者在《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一书中，秉持“请农民讲述中国现代化”的理念和出发点，从中国农村基层农民的视野、底层农民的生活逻辑和乡村社会文化与习惯的视角，考察了20世纪以来八十年间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侯家营村农民的交往、收入与消费、教育、娱乐及社会保障等内容，以此来审视、评价中国农村经历的土地改革、集体化及家庭生产承包等现代化历程，以及20世纪以来现代国家建设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25]。高默波在对高家村的研究中，叙述了从新中国成立到1996年四十多年的时间里高家村民众对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的热情与精神寄托，村民在婚姻、医疗、住房、餐饮等方面的变化，指出了村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认知现实的冲突、宗族意识与政策实施之间的干扰与互动[26]。

集体化时代是新中国农村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农村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农民的身份认同与日常生活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动，马维强以山西省平遥县杜松庄乡的一个普通村庄——双口村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时期该村庄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解读。作者在著述中展现了村民们以阶级身份、政治身份、社会身份、教徒身份等不同身份参与的生存、生计、娱乐等各类日常活动，叙述了作为生命个体的命运起伏，试图通过对乡村民众多重身份的日常呈现，解读集体化时代的乡村与国家[27]。美国华裔学者李怀印以江苏省东台市秦村为例，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当地农民日常生活的叙述，检视了农民的行为模式及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农民固有的共同价值观和日常社会实践，塑造了他们在当地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中的动机和行动，这导致了农民与国家的制度和要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村国关系的演变[28]。

(二)城市日常生活史研究

关于当代中国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早在上世纪70年代意大利学者玛利亚·安东涅塔·马乔基就根据亲身经历与实地访谈，记述了70年代初期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学校、工厂、军队的教育、舞台、文学等日常生活内容，试图将之与中国的国家意志、意识形态的框架联系在一起[29]。但该著具有较强的见闻与写实性，从严格意义上还不属于日常生活史视域下的叙事范式。从现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史视角对当代中国城市进行研究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卢汉超，他在《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中，通过对近代上海的人力车夫、棚户区居民、小市民、商贩等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观察，论述了20世纪初上海民众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并由此延及对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经济发展内部动因的探讨。作者认为，上海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传统是实现90年代上海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并进而指出植根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发展的关系[30]。

除了针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研究之外，挪威学者Unn Målfrid H. Rolandsen率先以中国的中等城市泉州为研究空间，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对泉州进行了研究。作者在对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进行采访的基础上，对书店、歌厅、街道和公共广场的案例以及休闲伦理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宣传与民众的休闲需求、地方政权与民众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31]。马树华以20世纪的青岛为研究对象，借用空间叙事的方式，分析了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与阶级想象、殖民主义与民族意识、市民生活与政治认同、日常行为与区域特色等多层次问题。作者在论述中借鉴了社会史、城市史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以及文化研究中的空间转向理论，考察了青岛的城市空间与多元文化融合、社会生活样式以及城市声望、风格之间的关系，阐释了日常生活在空间上的连贯性[32]。

与上述研究不同，王笛以微观的茶馆而不是大都市作为研究的空间，通过这一狭小的公共空间来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公共空间和日常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因此，他希望通过公共生活的角度，以茶馆为窗口，揭示民众与公共空间、街头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探索国家在公共空间的话语建立问题[33]。

(三)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史研究

在目前关于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中，包括信仰、职业、性别、基层等群体的专题性日常生活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教徒、妇女、职业工人、基层组织在日常生活中的多重角色，都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实践者，这也是当前相关研究的重要对象，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就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而言，信徒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香港伊斯兰教的学者保罗·奥康纳，通过对香港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家庭主妇、退休银行经理、青年工人、家庭佣工的采访、观察，借助语言、食物、宗教教育、音乐、自由和空间利用等主题，着重探讨了香港的伊斯兰青年、伊斯兰教和香港多元文化的生活经验，回应了关于城市多元文化环境中少数族裔和宗教的日常经历的问题，也试图以此与西方伊斯兰和伊斯兰教的研究进行比较[34]。就性别而言，妇女是当前史学研究的重要群体，也是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研究的重要对象。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探索了陕西农村72位妇女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的生活变迁，通过对这些妇女集体记忆的分析，来阐释国家政策的地方性色彩及其对妇女在家务、婚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影响，检视社会性别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35]。在《高度社会主义时期草根阶层的日常生活》一书中，编者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之间的时期为研究时段，以草根群体为研究客体，自下而上地观察村庄、工厂、社区、县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个人，通过考察草根阶层的阶级地位标签等方面，力图从普通历史角色的角度解释社会的变化和连续性、非精英的个人与更强大的社会结构的互动以及个体和集体对国家权力的回应[36]。国内学者满永以乡村干部为研究群体，考察了上世纪50年代集体化进程中乡村干部训练班政治化的日常生活。他认为干部训练班成为基层政府管控乡村日常工作的机制，真正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的贯彻与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常化[37]。

从职业或谋生的手段方面，德国学者艾约博提供了研究日常生活史的新路径。在《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中，艾约博围绕造纸这一日常生活技能勾勒了四川省夹江县农村造纸社区在20世纪的社会变迁史，考察了围绕造纸的核心技能形成的特定的亲属关系网络和社区组织形式、20世纪夹江手工造纸技术面临重大冲击过程中造纸人对自身身份的重新认同问题，以此来思考社会变革对中国农村的巨大影响[38]。

(四)冷战与中国的日常生活研究

当代中国的历史与冷战史在时间上是高度重叠的，冷战时期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史也逐渐纳入冷战史学者的研究视域。美国冷战史学者柯尚哲在研究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三线建设的过程中，利用大量的档案文件、回忆录和口头采访，重点考察了攀枝花三线建设者的吃饭、工作、家庭组建、子女教育等日常生活，以及建设者们在生活的艰苦与崇高理想间思想的纠结。柯尚哲通过对攀枝花三线建设者日常生活的研究，在考察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对攀枝花日常生活影响的基础上，将中国工业化之军事化过程中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与全球冷战、全球地缘政治与地方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量[39]。柯尚哲还建立了冷战时期中国的日常生活网站(3)参见https://everydaylifeinmaoistchina.org/author/cfmeyskens/.，这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

国内青年学者谷继坤研究了中国工人赴蒙、赴苏的援建工作，其中细致考察了河北省清苑县赴苏的一千名援建工人的工作、饮食、待遇、住宿、语言、婚恋等问题，以此揭示了中国工人们在苏联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工作情形，并讨论了该群体后续的命运变迁[40]，这将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视域拓展到了外交领域。

三、中国当代日常生活史研究之得失与未来发展趋向

在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理念的影响之下，近20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在主题、时段、内容及地理范围等方面异彩纷呈，国内外关于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研究内容、视野及如何实现有中国自己特色与视域的研究指向上还存在不足面临挑战，这些问题都关乎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取得的成就

从研究的主旨来说，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其中一直贯穿着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即始终坚持新社会史研究的整体史与全面史理念，在秉持“自下而上”研究视野的同时，关注这些民众的日常生活所反映的宏观社会背景，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所在社会的互动。这是对年鉴学派开启新社会史研究时所倡导基本理念的遵循与继承，也有助于我们从各个时期民众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探究文明传承、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基本文脉及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如卢汉超在考察上海民众的日常生活时，就关注到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传统与国家治理之间的缝隙，由此可以帮助我们从日常生活的氤氲里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民众的焦虑、期待，理解上海几十年发展进程中的起伏。同样，在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期间，草根阶层对生活状况的不满、对未来工作的憧憬、对子女教育的期待，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处于国家政策实施末端的民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知及国家政策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也让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更深入地从人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个人、地方政权与国家间的角力，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处于特定时空中的人与社会网络形成的复杂性。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这些从细微处摊平历史褶皱的研究，从传统历史研究中被忽略的普通民众的微观生活细节中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宏观历史图景，丰富和完善了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维度与解释框架。日常生活史的这种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前微观史与宏大叙事之间的辩争。

在史料方面，日常生活史研究极大地扩展了资料来源，传统的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等层面的宏观性研究，主要借助国家、地方档案馆解密的官方文档、报纸、传记以及回忆录等。目前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多元化，不仅充分利用了村一级基层单位保存的资料，而且还借助了影像资料、私人的日记和信件、口述史料、田野考察、采访记录，甚至文学作品来进行日常生活研究，这大大丰富了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史料素材。如马维强在对双口村日常生活的研究中就利用了该村保存的各小队阶级成分登记表、大队成册档案、大小队散件经济档案及各类总结汇报材料[27](P19)。张思在研究侯家营村的过程中则充分发掘了该村保留的《家史》、《村史》、村干部的工作笔记、村财务账簿、工分记录等原始材料。贺萧利用对陕西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的采访记录，书写了上世纪50年代集体化运动对妇女的影响及妇女在集体化进程中的作用。王笛在对成都茶馆的研究中，使用了闻一多的《茶馆小调》、鲁迅的《阿Q正传》《巡警部档案》《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等材料来阐述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除了上述文档之外，也有学者开始利用国外文献来研究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问题，如谷继坤就利用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时期的档案来分析中国赴苏援建工人的生活状况。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在资料方面的突破。

就研究的客体而言，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空间范围的拓展，而是开始向特定群体、个人延伸。与以往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相较，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过去长时段、大区域的研究模式，更具体地聚焦于短时段、详细区域等层面的研究。如对于集体化时代、对于20世纪四川夹江手工造纸村的研究中，主要就是针对具体的村落、特定的群体进行的研究，关注点放到了这些单位区域、个体或群体的变化，以此更加深刻地考察社会变迁与村落、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 除此之外，目前的相关研究也在尝试探讨冷战主题下的日常生活史。目前多数研究是针对中国的内部政策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在冷战背景下成立的，因此，关于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逐渐将视域转向冷战背景下国家的政策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如柯尚哲等学者的相关研究，都是对冷战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尝试。

(二)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当前的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在写作中也基本遵循了西方日常生活史史学叙事的基本范式，但在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在研究方法、内容及选题上，开始出现比较单一或雷同的情况，在叙事中也存在断章取义、就事论事等方面的不足与问题。

有学者指出，社会史的研究不能走向琐碎和庸俗，而应当为历史学带来新的生机，要尽量避免新闻报道式的论文写作；此外，如果过度使用以小见大的方法，往往会拔高细微问题所具有的社会缩影意义，从而使史学研究出现失真想象[41](P160)。这对于当代中国史中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同样具有警示意义。有些研究过于强调日常生活中细枝末节的书写，而忽略了细微之处的历史意义。日常生活史需要从特定的时空去探察个体或群体的细微生活，但应突出这些生活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不应就事论事、只着眼于生活本身而导致研究的细碎化。另外，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秉持自下而上的视野，需要立意高远，但有些选题难以以生活之毫微架构起个人、社会与国家的网络，在材料选取与驾驭、书写的规范与叙事的程式中难以达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这既导致立意与书写的不相符合，也拔高了细微问题的重要性，从而无益于历史研究的主旨。

在新社会史兴起的70年代前后，日常生活研究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兼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但目前的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出现了研究方法单一、视野固化的倾向，这导致了研究路径与叙事视野的狭隘化。目前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已经在原来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兼跨环境史学、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这些倾向尚未在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中出现。在研究视野上，当前的新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大多还仅仅局限在个体或群体的日常生活史与一定区域或中国范围内的勾连，而较少从冷战史、东西比较的视野进行考察。在研究的内容上，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侧重于新中国的国内政策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而对于冷战政策、冷战时期的热战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较少。事实上，冷战时期的高层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都需要通过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来加以解构。

在叙事内容的表述与指向上，西方学者主要还是站在其学术制高点上对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问题进行研究，有些研究甚至抛开当时中国的国内外背景而断章取义。在材料的选取国家与解读上有误读、曲解甚至歪曲，在叙事上也存在过度解读或夸大中国政策下沉到民众阶层时对于个体消极影响的成分。此外，国外的有些研究在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中存在先入为主的情况，而不是根据调查、史实客观地进行考察，这往往导致相关研究从着手研究之初就带有偏颇性，因此，对于国外学者对于新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成果还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

针对上述研究存在的问题，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当同更多研究领域如环境史、全球史进行兼容，与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进行融合，从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领域展开研究。就研究内容而言，当前西方关于战争时期、尤其是冷战时期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何将日常生活史与冷战史进行融合是今后新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选题的一个方向。有学者认为，一些传统学科应当在与新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去寻求发展的灵感，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如政治史的研究，现代中国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使得政治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与民众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既是上层的实践也是下层的感受[42](P191-196)。从逆向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新中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拓展到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与丰富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

近年来，西方史学发展日新月异，全球史、跨国史、环境史、日常生活史等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至深。就日常生活史而言，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史也是在西方史学的研究范式之下获得了迅速发展。在日常生活史的视域之下，历史学家试图借助民众的日常生活来梳理蕴含在现实社会具象里的纹理，以此探究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关联，当前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也基本遵循了这种研究路径。这种研究对于构建新的解释框架、丰富当代中国史研究有其积极意义。但现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是以西方历史与史学为基础的史学研究范式，这是否适合当代中国史研究？其实台湾学者早就针对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提出了是“典范抑或危机”的质疑[43]，国内学者张思在对侯家营村进行研究时，也提出了“脱西方”论，由此可见学界对西方话语的忧思。在史学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吸纳国外的研究成果，促进本国相关研究的繁荣是一个包容、开放的学术研究体系的应有之义，但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借助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范式对当代中国史进行研究的进程中，如何形成有中国学术话语权的、能与西方进行平等叙事的新范式，这是我们在史学研究中要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