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端的理论进路

武卉昕

(东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20世纪是俄罗斯伦理思想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俄国的发端，既是时代对伦理思想提出的要求，也是伦理思想承担时代使命的反映。这一发端既非空穴来风，也非一蹴而就，是随不可抗拒的社会演化，沿理论体系的生成进路实现的。

一、 伦理世界观的统一

俄罗斯世界观是揭示俄罗斯民族精神世界的解码器，也是后来形成统一世界观的基础。

(一)俄罗斯世界观的伦理本质

作为俄罗斯民族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其世界观反映了俄罗斯人对自然、人生、社会和精神的认识旨趣，虽洞见复杂，但特性鲜明。关于俄罗斯世界观的特性，思想家们取得的一致认识是它的伦理特性：“伦理学对俄罗斯现实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是蕴含其中的伦理世界观本身。很多俄罗斯思想家指出了俄罗斯世界观的伦理特性。”[1](P108)“良心之痛”“聚合性”“酷性忍耐”“朴素单纯”等传统文化要素是俄罗斯民族最普遍的道德价值，影响了俄罗斯近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民族重大抉择。俄罗斯世界观的这一特质表现在自然观上就是“人向自然生成”，即人本能地将自己看成自然界中的一份子，而非将人作为万物的尺度来把握自然。这种无意识屈从自然、而非有意识向自然俯身的舒适自然观，不但形成了俄罗斯民族与自然相处的模式，也安放了他们的灵魂。其世界观的伦理特质表现在社会观上，能帮助俄罗斯人将历史和现实在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中联系起来，尤其是在国家道路选择和政治决策上，有意识聚合的伦理特性起到了凝聚人心的情感纽带、消除矛盾的实践手段和指引发展的价值原则之作用；表现在人生观上，“良心之痛”的伦理特点更多落实在良心的“痛楚”上面，面对理想和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的鸿沟，“痛”是生存本体对日常生活实践的道德表达，虽无力消除却始终致力于消除。如Н.Я.格罗特(Н.Я.Грот)所言：“对人之良心的确认和否认总是会在人的全部世界观上，在他的思想、情感、意图、行动上留下印记”[2](P92)；表现在价值观上，这些伦理要素甚至渗透在思维感官中，以情感基因的方式影响俄罗斯人做出道德认知、道德判断和道德抉择。其世界观的伦理特性作为思维取向的基础，体现在全部道德价值实现的途径上——道德选择、道德评价、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上；在历史观上，作为宗法组织基础的“村社”及其合作劳动方式的历史传承、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消极的人口出生率等都造就有意识团结的社会合作意识和坚忍决绝的个体道德意识，形成了朴素简单的社会心理和生活原则，甚至决定其政治法律思想、艺术宗教和哲学范式的特点。Н.Я.格罗特、П.Е.阿斯塔菲耶夫(П.Е.Астафьев)、М.В.别佐波拉佐娃(М.В.Безобразова)、С.Л.弗兰克(С.Л.Франк)、Э.Л.拉德洛夫(Э.Л.Радлов)、В.В.津科夫斯基(В.В.Зеньковский)等俄罗斯学者均表达了相似观点。

(二)从泛伦理观到统一的伦理世界观

基于宗教—伦理的一体关系和多神崇拜的传统根基，俄罗斯的泛神论和泛伦理观一直流荡于人们的精神领域，包括道德认识领域。道德精神成长的这一特色造成了从古罗斯至20世纪初统一的伦理世界观的缺位。中世纪罗斯的道德训诫经过启蒙时代的道德劝解，再到白银时代宗教道德哲学的发展，最后形成了道德理论和伦理学学说体系。最早基督教教义不仅有对教规的解释，还有对人类生活的道德指导，虽算不上道德规律，但是作为道德经验发挥作用；10世纪到11世纪劝喻性的宗教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伦理“唯名论”。伦理价值作为世界观的基础甚至是“俄罗斯命运”的基础要素，从古罗斯一直存在，作为世界观定位，具有了“泛伦理”色彩。这一特点在俄罗斯哲学、文学、思想史等作品中历历在目，俄罗斯甚至少有专门的哲学、宗教学、伦理学作品，很多哲学、伦理学观念被包含在文学作品当中，而那些卓越的文学家同时又是卓越的思想家，如托尔斯泰及其非暴力伦理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罪与罚”，伊里因及其“歌唱的心灵”……可见，在俄罗斯的精神世界中，多样的世界观蕴含了多种伦理元素，但统一的世界观是不存在的，统一的伦理观也不存在。

20世纪初，在伦理思想领域，伦理中心主义、伦理激进主义、泛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实证主义等纠缠在一起，直到1922年。1922年，苏联政府为统一思想，集中精力建设社会主义，将持不同政见的俄国知识分子送到了德国，其中包括Н.А.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Н.О.落茨基(Н.О.Лосский)、М.А.布尔加科夫(М.А.Булгаков)、С.Ю.弗兰克(С.Ю.Франк)、И.А.伊林(И.А.Ильин)等在伦理思想上有建树的知识分子。这样，形式上的泛伦理观终止，统一的伦理世界观形成。其时，伦理思想流派顺势分化为侨民伦理学家对宗教善的求索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对道德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证。1925年，И.А.伊林的《论暴力抗恶》在柏林出版，同年，有关“党的伦理”之大讨论的文集《论道德和党的伦理》在基辅出版。这两件事可以被看作是伦理思想分化完成的标志。这一转变，在形式上虽然突兀，但在内部发展上，是亦步亦趋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捕捉到俄罗斯伦理思想从泛伦理观到统一的伦理世界观的渐变路径。伴随着伦理唯心主义由盛至衰的另一线索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模式在俄罗斯的生成。无论是宗教唯心主义在海外的继续发展，还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伦理思想的萌芽，总之，俄罗斯的伦理世界观逐步走向统一。捕捉俄罗斯伦理思想从泛伦理观到统一的伦理世界观的渐变路径，成为伦理思想家们集中关注的问题。

二、伦理思想体系化

俄罗斯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典型的唯心主义特征。这一特征的根源在于俄罗斯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作为范式统领，伦理唯心主义体系客观上影响了整个伦理思想体系的生成。

(一)宗教唯心主义体系

20世纪20年代前，伦理思想虽分属不同流派，但在发展上均直取宗教唯心主义的简单脉络，伦理唯心主义仍是俄罗斯伦理思想诸多范式的统领。从中世纪罗斯时代的道德学说到18—19世纪上半叶启蒙主义的道德劝解，从最初时期的宗教道德到宗教伦理精神的形成，伦理唯心主义是贯穿俄罗斯伦理思想发展的主线。应该说，宗教伦理的本体性决定了俄罗斯伦理思想深厚的唯心主义根基。俄罗斯相当数量的伦理元素被包纳在宗教史和神学史的研究当中。А.В.卡尔达舍夫(А.В.Карташев)的《俄国宗教简史》(1992)，在叙述从822年基辅罗斯与基督教接触之初直到18世纪初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东正教的历史以及对宗教人物、宗教事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单独对宗教意识、宗教规范进行介绍，明确规定了宗教“信仰”“个体道德”“社会道德”内涵等；修士司祭们的合著《俄罗斯圣喻史》(1961)旨在揭示俄罗斯人的精神价值和精神性，确定俄罗斯精神的起源、文化和孕育它的土壤。著作指出，宗教思想家们寻找真理，在道德上对抗安逸，这一道德特点不同于基督教的朝圣。复活—创造—拯救是东正教孕育的俄罗斯精神之发展路向，也是东正教的精神存在。俄罗斯精神的“拯救”，不是对个体精神的拯救，而是对整个人类精神的拯救，“精神上的集体主义，为了全民族、全人类和整个宇宙拯救整体的热情，是俄罗斯思想的本质”[3](P3)。А.А.波留佐夫(А.А.Бронзов)的《俄罗斯十九世纪的道德神学》(1902)的内容指向对信教者进行教育的道德劝喻。俄罗斯十九世纪的道德神学研究内容，除了解释道德劝喻的特点、应遵守的道德原则、名人和男性女性分别应尊重的道德原则、理智和体面原则外，还涉及到义务、善、良心、自由、应当等伦理学范畴，将宗教原则和伦理学原理结合起来，并明确提出“宗教伦理”的概念。Г.Ф.弗洛罗夫斯基(Г.Ф.лоровский)的《俄国神学之路》(1983)和Н.Н.格鲁勃廓夫斯基(Н.Н.Глубоковский)的《俄罗斯神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新样态》(1928)等宗教史述著也能为宗教唯心主义发育提供管窥之境，成熟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成为其后伦理思想日渐体系化的引领。其后，伯恩斯坦及“伦理社会主义”的推行、“伦理神秘主义”特质和美学浪漫主义等因素又极大地促进了俄罗斯伦理唯心主义体系的形成。

(二)道德功利主义研究与伦理思想体系化

19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二世以摧毁过时传统和陈旧社会习俗为目的社会改革，带来了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氛。社会思想彻底自由化，道德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因急于打开通向西方之路，传统文化的精髓要素被摒弃，道德评价和伦理思想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越发凸显，先前宗教伦理主张的“善良”“忍耐”“团结”等积极概念被“利益”“福利”“幸福”等范畴替代，思想家批判以往直观的形而上的神学道德，推崇伦理功利主义并为其做学术论证。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以不确切的肤浅的唯物主义表述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问题进行的剖析、Д.И.皮萨列夫(Д.И. Писарев)仍然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人民福利问题的探索、П.Н.特卡切夫(П.Н.Ткачев)对道德哲学的功利主义原则直入主题的探讨等都是当时这一学术研究转变的反映。

与当时社会历史和现实需要相关，其时，伦理思想阐释更注重实用主义，伦理评价从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转变，终究没有逃出唯心史观。这一转变也是俄罗斯伦理思想在理论上独立的前提，思想界也把这一转变的历史背景、现实原因和转变方式等内容提炼成自己的洞见。相应地，伦理思想的科学特色被凸显出来，在哲学思想体系中获得了学术自主地位。“道德自律”“关于道德的哲学科学”“道德生活的理论基础”等问题、范畴被哲学家所关注。有关道德教育的哲学基础、幸福论、道德本能、道德两难、道德本体论、自由意志等诸多伦理学艰深理论问题被深入探究。对道德功利主义相关理论问题的探索，促进了伦理学理论的生成。这一理论体系化区别于从前伦理思想发展的趋势特征，是从学术意义上，甚至从将伦理学作为科学的学科意义上呈现出来的。这一重要的体系化特征不但表现在伦理学领域，更反映在伦理思想的变迁上。这一体系化特征对伦理思想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而且历久弥新。

(三)伦理思想流派的分化

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带动了思想现代化进程，包括伦理思想。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俄罗斯伦理思想发展迅速，大量伦理学著作面世，伦理学对社会道德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影响与日俱增。在道德功利主义导向下，产生了诸多伦理学流派、道德学说、伦理思想，更多专注于伦理道德理论问题的思想家脱颖而出，奉献了丰厚的理论成果；伦理学甚至作为独立学科的学术体系建立起来。俄国在寻找“向何处去”的出路。“向何处去”也决定了俄罗斯伦理思想发展的方向问题，它是一个思想航向，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无论是对伦理思想运动本身，还是于预测其后发展而言。20世纪初，各种伦理思想迅速涌现和涌入，多样杂糅成为这一时期伦理思想发展的特性。在多样的伦理思想中，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神学的，等等，交织在一起，对道德生活产生着现实影响，新的伦理世界观也在这一时期形成——改良主义伦理思想融入到伦理学理论当中；20世纪20年代后，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要求下，俄国伦理思想分化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侨民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研究，为后来系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学术基础。侨民伦理学继承宗教伦理学的传统，以俄罗斯传统伦理文化为线索，在海外留下了独立的印记。在20世纪初纷繁复杂的伦理思想流派的发展中，社会在探索新的伦理世界观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侨民伦理思想的分野中，每一独立理论体系的本质和精髓也呈现出来。伦理思想体系化伴随伦理思想流派分化，基本完成。

宗教唯心主义成熟体系提供的参考范式及对道德功利主义的集中研究均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以立场和体系为标准的分化做了准备。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中期，伦理思想分化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侨民伦理思想的时候，也是两种伦理思想体系建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体系模式初见轮廓。

三、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改造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经历了观念统一和体系建构后，转向了立场确立任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在对伦理唯心主义理论的批判和范式的参考基础上，经历了伪马克思主义阶段，在转向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找到出口的。

(一)伦理唯心主义范式的参考价值

在广泛地翻译并接受国外伦理学文献的基础上，各种伦理思想流派(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哲学的、实证主义的、神学的、神智学的)相互对立并自由发展。俄罗斯“伦理唯心主义”体系的创建是这些努力的结果，其显著特点是：伦理中心意义(首先性)、伦理激进主义、泛道德主义、道德激情、个体道德自律。这里既有为争取伦理世界观形成所做的努力，如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唯心主义的论证——以别尔嘉耶夫《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1901)为代表、法哲学和宗教哲学中的伦理唯心主义——以П.А.诺夫格罗采夫(П.А.Новгроцев)的《法哲学中的道德唯心主义》(1903)为代表，又有存在主义生命伦理学——以Л.舍斯托夫(Л.Шестов)的《雅典和耶路撒冷》(1938)为代表和超道德主义的特别贡献——以Н.Ф.费奥多罗夫(Н.Ф.фёдоров)的《超道德主义或概括的综合》(1902)为代表；道德神学领域形成了严密的唯心主义路线：神学伦理学体系化经验、基督教伦理中心主义、神学的道德主义、神学伦理学等占据20世纪初伦理学的重要地位。前革命时期伦理唯心主义路线亦鲜明具体：《路标》(1909)文集“是俄国立宪民主主义和整个俄国自由主义同俄国解放运动及其一切基本任务和一切根本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道路上的最醒目的路标”[4](P168)，也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的宗教伦理唯心主义纲领，透露出民粹主义者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1914年，В.П.维舍斯拉夫采夫(В.П.Вешеславцев)发表《费希特伦理学——先验哲学体系中的法律和道德基础》，表达了伦理泛神论立场。同年，М.В.别佐布拉夫佐娃(М.В.Безобразова)的《论伦理唯心主义体系》更成为确证俄罗斯伦理唯心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此外，在战争年代的道德哲学思想和有关民族主义伦理特征的争论，也表达了清晰的伦理唯心主义特征。1916年，“俄罗斯思想”(1)参见Русскаямысль(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журнал)，1916， No. 1.杂志刊登了针对纳粹主义是否具有伦理依据的讨论：Д.穆列托夫(Д.Муретов)的《民族主义探讨》、П.司徒卢威(П.Струве)的《真正民族主义的道德基础》和Е.特鲁别茨基(Е. Трубецкой)的《对民族主义的揭露——致П.Б.司徒卢威的公开信》等作为争论双方的代表文献，分别坚持“基于对爱的非理性情感来理解民主主义”和“道德法则是万能的”两种基本立场；Н.А.别尔嘉耶夫《关于Е.Д.特鲁别茨基和Д.Д.穆列托夫的争论》则力图调和这两种立场；托尔斯泰则以“非暴力伦理”传达伦理唯心主义的另一路线。

占据主流地位的伦理唯心主义虽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立场相悖，但在学术范式上，为其后正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化提供参考，更为不断纠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论证

20世纪初，作为众多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俄国政论家、思想家的重视，他们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其中也包括从伦理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道德论证。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解释并非是科学的，相当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错误解读，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披上了“马克思主义外衣”的非马克思主义论证，并被冠名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伦理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变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但是，产生于这一过程的阐释和争论却促进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萌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以其科学性在全部争论中脱颖而出。

司徒卢威、别尔嘉耶夫、布尔加克夫、弗兰克等人先是以康德的“道德应然”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司徒卢威在《我们的时代》中，在指出因贫困导致的社会冷漠和道德死亡的同时认为，既然权力消解了道德而导致自我道德坚守无法实现，莫不如进行道德自戕。人应当不屈服于外在条件，人需要捍卫个体的最高价值，捍卫道德自主，这是人的最高价值。司徒卢威主张以伦理学观点剖析其时的社会问题，但不同意单纯地以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释道德问题，认为“历史必然性不能创造道德法”，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遗传学方法，更需要伦理学方法。别尔嘉耶夫在《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中更是直接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思想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做伦理论证，认为道德形而上的现实意义表现为维护社会的道德秩序(道德法则)，马克思主义应该承认伦理学观点的独特意义。С.Н.布尔加克夫更进一步阐释了伦理学对解决俄罗斯理想与现实之间鸿沟的现实意义。他在《伊万·卡拉玛佐夫》中指出，由伦理专制主义引发的“良心之痛”是俄罗斯民族世界观的特质，这一特质的产生源于人的道德价值观与社会道德原则、良知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基于这一落差的“良心之痛”使俄罗斯人的世界观具有伦理现实主义的特点。俄罗斯思想家试图利用这一现实主义特质，改造现实的道德生活。Э.Л.拉德洛夫(Э.Л.Радлов)在《伦理学》(1921)中更进一步指出，应利用基于“良心之痛”伦理原则来改造现实生活。在Э.Л.拉德洛夫看来，道德是人类生活的现实反映，人们会本能地对周围的人和现象进行善恶评价，这一评价会客观地反映在风俗、习惯、社会和国家制定的原则中。为赋予这一评价以意义，为保证评价的正确性，应当区分开现实道德原则和伦理学理论。因此，对道德做评价的第一标准是良心。很显然，上述论证都算不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真正阐释，只是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对社会提出的道德要求。这些要求更多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道德情绪，或者说，道德情绪是对社会道德要求的表达途径。

(三)伦理思想的实践趋向

20世纪初，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名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模式与“伦理社会主义”并行发展起来，它凭借马克思主义的名气生长出来，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做伦理论证，具有较强的解决问题指向，使当时的伦理学具有了“实践”味道。其代表人物有Н.Н.科什卡列夫(Н.Н.Кошкарев)、С.А.沃尔斯基(С.А.Вольский)、А.В.卢那查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等人。

Н.Н.科什卡列夫的《论无产阶级的伦理学》(1918)是从现实主义哲学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具体实践领域的论证。此书记录了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有关理想社会建构的论述。Н.Н.科什卡列夫提出了理想社会的创造要服从经济发展需求的观点。他认为，与资产阶级虚伪功利的态度比较，无产阶级是站在阶级立场上为理想社会的创造做贡献。С.А.沃尔斯基在《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构经验》(1909)中援引马克思的观点：“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5](P8)，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哲学对世界的改造就是认识世界的变化趋势，利用它实现人的实践目的的观点。对有关世界变化趋势、决定人意志的关键、社会成员的关系等问题的回答要首先确定“新人”的特点，因为这些“新人”是创造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力量。С.А.沃尔斯基认为，为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要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各种斗争形式，确定斗争内容、个体心理动向以及道德动机，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视为斗争哲学的原因。本书的具体内容包括：劳动过程与个人；对个人主义学说的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无产阶级与个人；道德的主导思想和最终目的(社会主义道德)等。

马克思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А.В.卢那查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哲学伦理学观念的形成影响甚多，应该说，卢那查尔斯基的哲学世界观是杂糅的。在思想来源上，早年受穆勒、斯宾塞、贝恩、尼采的熏陶，后来又接触马克思主义，形成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尼采哲学、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观点的胶着状态。他鼓励个体积极的社会创造，认为科学唯物主义是人的多方面的经验，但经验之外再无其他。其目的是分析诸多现象及其可能性，其结果是文化，即人合目的的创造对自然的胜利。А.В.卢那查尔斯基从尼采哲学出发，认为生命的悲剧——死亡的原因在于盲目的自然与有意识的人本质之间的矛盾。基于对崇高社会情感的追求，对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不应该惧怕死亡。共同的创造冲动能将人与他人整合，以营造社会团结和谐，它们又受制于人与宇宙的统一。全部世界、社会和个人无一例外地都遵守生命发展规律，也会导致未来全新生命形式的出现。因此反映在社会道德领域，要求个人的、集体的、社会的观点应自然地达成妥协，摆脱自私和利己主义的纠缠，确立“无义务或无制裁道德”和“个体道德主义”，其主要原则是——最大限度地普及生活，即拓展人的交往，同情和利他主义。

Н.Н.科什卡列夫、С.А.沃尔斯基、А.В.卢那查尔斯基等人从现实主义、现实需要出发的伦理论证，利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表达了对改造社会的渴望，并试图将改造的目光放在社会实践中，触摸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阶级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特点，虽然并非完全科学，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模式的最初探索。它是在从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改造到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论证，再到对以实践批判为特点的伦理思想的改造的过程中不断纠偏的结果，是伦理思想立场日趋正确并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科学转向之必经过程。

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科学转向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诞生于对伪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批判当中。这一批判必不可少，它不但形成了正确的观点，也在关键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科学转向。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道德曲解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开始形成于唯心主义体系的覆灭和唯物主义倾向凸显的过程中。其时，俄国资产阶级伦理学说具有明确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自由民粹派思想在俄罗斯得到普及，后来由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发展为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伦理社会主义者认为有必要用“道德唯心主义”代替“经济唯物主义”，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永远达不到的社会理想。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为噱头，在工人运动中宣扬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20世纪初，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们也以马克思主义为名，曲解道德：А.А.波格丹诺夫(А.А.Богданов)的《对待自然的历史主义观点要素》(1899)和《经验主义一元论：哲学文章》(1904)以自然历史的经验主义和浅薄的唯物主义对道德做庸俗主义阐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针对 А.А.波格丹诺夫的观点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意见：“在波格丹诺夫那里，‘上半截’是历史唯物主义，诚然是庸俗的、被唯心主义严重糟蹋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下半截’是唯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打扮起来的唯心主义。”[6](P346)Н.В.沃尔斯基(Н.В. Вольский)的自然主义流派伦理学也对道德做了庸俗唯物主义理解。Н.В.沃尔斯基从近似马赫主义的实证主义立场出发，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原则与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的“批判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以社会达尔文思想为道德相对主义进行辩护。Н.В.沃尔斯基致力于将美学和伦理学理论作为日常生活和实践行为准则的融合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以证明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

此外，因当时俄国思想家对社会道德现象述而不作，致使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方面的著作鲜有问世者。这一现象为德国社会改革家的道德作品在俄国的传播创造了空间。以考茨基的《伦理学和唯物史观》为例，此书在1906到1922年间共出版了11次，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趋向。但是，考茨基的伦理学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达尔文主义的糅合，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修正性阐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德国思想家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名对道德的曲解，为后来的伦理批评提供了靶向，也为其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观点的树立找到了理论源头。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道德阐释

为了澄清思想，同资产阶级学说作斗争，还科学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本来面目，从19世纪末开始，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柯伦泰、阿克雪里罗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介绍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有关道德的基本观点。尤其是普列汉诺夫，他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俄国的普及和发展所做斗争的贡献，具有里程碑性质。普列汉诺夫给道德现象提供了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传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看待道德问题的社会历史方法。他强调道德的阶级性，从阶级视角出发，在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之间划出明晰的界限。他认为，资产阶级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注定灭亡，其道德也会随之消亡。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力量，因为“其他阶级都会随着由无产阶级创造的大工业一起消亡。反对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相应地会变得保守……如果他们有革命意愿，基于此，他们能够转向无产阶级……”[7]。普列汉诺夫承认社会经济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认为：“道德由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这些规律在作用于社会的同时，也作用于人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变成马克思主义理想。”[8]他主张人在社会中自由全面的发展。对此，当代伦理学家А.А.古谢伊诺夫(А.А.Гусейно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得到实现，人的生产与物的生产的矛盾即会消除，这一消除必然伴随个体道德空间的拓展。”[9](P188-189)他还系统地研究了自由与必然、宗教与道德的关系。

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认为，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和表现，它不能长久与经济结构相抵触；布哈林反对将无产阶级的道德简单地解释成为技术性的组织规范，他说：“这样的规范实际上是给道德和伦理学穿了一件‘拜物的外衣’，伦理学在本质上就不再是伦理学了”[10](P269)。他的代表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十月革命前，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的危机》《论〈路标〉》等著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道德理论、伦理学方法、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等领域做出的独创性贡献。列宁遵循理论发生的逻辑，在揭示封建宗法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反动本质的同时，对道德本质、道德功能、道德价值、道德原则等伦理学基本范畴进行阐释，形成独特的理论创建，并在实践中有所验证，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方法，用坚定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界定道德归属。列宁将唯物史观作为看待全部道德问题的总方法，必然导致在进行社会道德分析时，坚持阶级分析法，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逻辑基础。列宁将实践观点引入伦理思想的研究，并用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指导社会道德实践，指出“伦理学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分析工具，而且是社会活动和思想斗争的工具”[11](P12)。他还确证了历史主义和阶级性的基本原则，指出道德的产生和出现是与阶级利益和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连的；在对共产主义道德的阐释上，他成就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最为独特的理论创建。列宁在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体系内，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勤劳等共产主义道德原则，构建了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完整理论体系；他开创性地实施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列宁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理论是以劳动教育为核心内容，以集体劳动为主要方法，以培养创造性为目的，以青少年和青年为主要对象，在教育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系统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创新性贡献。

(三)有关马克思主义伦理问题的争论和讨论

20世纪20年代，党内围绕着党的伦理问题展开了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1924年10月俄共(布)中央监察会制定了“党的伦理”方案，并将它作为评价党员道德行为的标准。在讨论中，俄共(布)中央监察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观点和著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党的伦理”方案制定的还有Н.К.克鲁普斯卡娅、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А.А.索尔茨、М.Ф.什基里亚托夫、С.И.古谢夫。

实际上，这一时期俄罗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更多的还是介绍和争论，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点和伪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点的区分，还谈不上系统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思想的确立时期，具体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另外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是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的关系以及有关普遍的道德原则的争论，因为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的关系问题是直接指向道德本质的核心问题。争论的双方是以普列汉诺夫的追随者、反对经济主义、哲学修正主义、新康德主义的俄国哲学家阿克雪里罗得为代表的正统派和以苏联政治活动家、哲学家德波林为代表的德波林派。德波林否认任何形式的普遍的道德原则，指出只有阶级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阿克雪里罗得坚持普遍道德原则的存在。最后，道德是不具有任何全人类性质的纯粹的阶级现象的观点占了优势，并在苏联伦理学思想史上长久地确立下来。这场关于道德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的争论以德波林派的最终胜利而告终。它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萌芽时期为其选择了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因而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的指向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苏联的正式产生和确立。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党内伦理。经历了有关道德的本质和功能等理论争论后，马克思主义道德意识形态在苏联正式确立，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科学化正式揭开帷幕：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苏联道德实践正式结合；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正式展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开始启动；等等。同一时期，流亡海外的侨民伦理学家继承俄罗斯的伦理传统，展开了对“宗教善”、个体价值、道德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开创了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范式。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俄国的发端并非一蹴而就，它跌宕流转，从最初各种伦理思想的对立和自由发展，到统一的伦理世界观的形成，再到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改造和曲解，最后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形成，证实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俄国发展的现实性和曲折性。伦理世界观的确立和统一，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提供问世前提，体系轮廓初现则为其后立场确立提供批判和纠偏的靶向和场域。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立场确立是伦理思想最终转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保障。这一理论进展过程从历史取径，托现实之需，循理论逻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在俄国生成的最初框架，为其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踏实的理论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