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茶文化研究概况

蒋敏

（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安徽合肥230036）

自茶叶进入人类文明视野，便围绕着人类的饮茶活动逐步产生了各种文化与社会现象和文明成果，如神农得荼的古老传说、以茶祭祀的风俗信仰、以茶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以茶倡廉的社会风气、以茶易马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以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的茶叶历史文化遗存 （迹）等。由此凝炼形成了与茶相关的物态文化和精神文化，统称为“茶文化”。回溯中国古代茶文化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先秦两汉的“蒙昧期”、魏晋南北朝阶段的“萌芽期”、唐代的“成熟期”、宋代的“高峰期”、明代的“深化期”、清代的“曲折期”六个阶段。可以说，茶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就是茶叶作为题材或元素不断进入文学艺术、民俗民间文化等的过程，也是藉由以茶喻理、以茶言志、以茶抒怀、以茶悟道、以茶传情等淬炼出审美情趣、精神信仰、思想感情等的过程。古人对茶树种植管理、制茶技术、茶艺技法、品茗艺术等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多为记叙性或叙事性的描写与论说，抑或以茶抒情、以茶雅志等感性层面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1]。其中“清代赵懿的《蒙顶茶说》、震钧的《茶说》、《时务报》中的《论茶》则颇有学术意味”[2]。现代意义上的茶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的中国茶文化在历史的征途中缓慢前行，从日渐衰微、低迷沉寂到生机复苏、重焕荣光，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历程。尽管当代茶文化的复苏及其理论研究的兴起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民国至改革开放以前仍有少量的茶文化研究成果问世。至90年代，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研究成果的集中涌现，为当代中国茶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1 近现代时期的茶文化研究（1912~1979年）

晚清至民国时期，农业衰败、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茶产业与茶文化也日渐式微。如何挽狂澜于既倒，从根本上挽救中国茶业的命运，成为旧中国茶界先贤及有识之士们的巨大时代考验。由此，该时期的茶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茶叶技术的改良与试验、茶业振兴与发展等领域。其中吴觉农发表的《茶树原产地考》（1922年）和钱樑所写的《世界非主要产茶国试植茶树之经过》（1937年）是该时期茶文化（茶史）研究的厚重之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也分别从正面和侧面系统地论证了“中国是茶树原产地”这一客观事实。1940年，傅宏镇辑编《中外茶业艺文志》，收录中外1400余部（篇）茶书和茶文。1941年，世界书局出版了胡山源辑编的《古今茶事》，该书收录了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茶书和茶事资料。二者可谓是近现代以来最早的茶文献资料汇编成果，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茶文化处于持续低迷期，茶文化研究也近乎处于“无意识”状态。仅有如1957年，翁辉东写著《潮州茶经·工夫茶》，对潮州工夫茶文化作了颇为详尽的概括；1958年，万国鼎编《茶书总目提要》（由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刊印于《农业遗产集刊》第2册），列举由唐至清的97种茶书；1964年，吴觉农发表地方茶史研究成果《湖南茶叶史话》等。

20世纪70年代，茶艺之风率先在宝岛台湾兴起，出现了林馥泉、娄子匡、蔡荣章、林荆南等一批较早从事茶艺理论探索和实践的茶人，并出现了早期的茶艺理论著作和普及读物，如郁愚的《茶事茶话》（台湾世界文物出版社，1973年）。台湾最早从事陆羽研究的学者林荆南，于1976年对陆羽《茶经》作了今注今译。

与此同时，祖国大陆的学者们也开始将学术目光转向茶文化（茶史）研究领域，邓乃朋就是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位。自1974年起，邓乃朋便开始选取《茶经》的第一、三、五、八章作注释和翻译。其后又撰写了 《我国古代茶叶科技史料辑录》、《说<诗>中的 “荼”》（1978年）、《贵州产茶史》（1981年）、《贵州名茶历史与现状调查》（1982年）等具有分量的论文和报告。其中，《<茶经>译释》（1980年）一文，对《茶经》作了较为深入的校注考评，成为国内较早的《茶经》校注本之一，颇具学术价值和影响力[3-4]。吴觉农《四川茶叶史话》（1978年）和唐耕耦、张秉伦《唐代茶业》（1979年）也是同时期茶史研究的力作。庄晚芳也发表了早期的茶文化研究成果——《陆羽和〈茶经〉》和《略谈王褒的〈僮约〉》（同为1978年）。

2 当代茶文化研究的起步 （1980~1989年）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旧观念的打破，随着文化热潮的兴起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中国茶业事业的恢复和各类茶事交流活动的开展，茶学界和文化界人士开始普遍关注和进入茶文化领地，中国茶文化发展迎来了新的曙光，中国茶文化的当代复兴也由此拉开了全新序幕。该阶段是中国茶文化研究的起步期与探索期，茶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茶史研究和茶文化文献资料的挖掘、汇编

茶史是当代茶文化研究最早涉足的领域，也是各时期茶文化研究的重点领域。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和庄晚芳编著的《中国茶史散论》均是茶史研究的佳作。王潮生《古代茶树栽培技术初探》（1983年）、李家光《古蜀茶史初考》（1983年）、史念书（朱自振）《略论我国茶类生产的发展》（1984年）、徐晓望《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1988年）和童正君、品尊《贵州茶史及发展刍议》（1988年）等论文也都是早期茶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值得关注的还有钱樑发表的论文 《学习马、恩有关茶业史料的论述》（1989年），该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关茶业经贸史的相关内容作了较为完整的整理和概括。

茶文化文献资料的挖掘与汇编工作几乎与茶史研究同步展开。早在1981年，陈祖椝、朱自振就辑编了 《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由农业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自唐至清的重要茶书58种和少量杂著、艺文。

2.2 陆羽及《茶经》研究

海峡两岸的 “陆学”研究者们如张宏庸 （台湾）、张芳赐、傅树勤、吴觉农、史念书（朱自振）、欧阳勋等围绕陆羽的生平和思想以及《茶经》的译注与点校等做了大量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其中，台湾学者张宏庸对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颇具系统性和完整性，于1985年集中出版了《陆羽全集》等6部著作。同时吴觉农编著的《茶经述评》则是当代《茶经》解读与点校的权威之作、经典之作，至今无出其右者。

2.3 现代茶艺理论探索

现代茶文化的复苏最早是从开展茶艺实践活动及其理论探索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率先掀起了传统文化 （民族文化）复兴浪潮，一些知识分子将目光聚焦到中华传统的茶饮习俗上来，并以复兴传统文化为目的开始经营茶（艺）馆[5]。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茶艺馆”的诞生，则是由管寿龄于1979年在台北市仁爱路开设了一家“茶艺馆”。进入80年代，主题各异、规模不一的茶艺馆在宝岛台湾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至1987年，台湾地区的茶艺馆就达到了500家左右，并成立了中华茶艺业联谊会 （后改名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6]。

1980年，蔡荣章在台北市成立“陆羽茶艺中心”，并发行《茶艺月刊》杂志，传播茶艺文化。1982年，范增平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华茶艺协会，同时创办《中华茶艺》杂志。其后，范增平和由“陆羽茶艺中心”组成的陆羽茶艺文化访问团分别于1988年和1989年到访大陆，进行茶艺交流、演示。随着茶艺、茶会等茶事活动的举办，以及受台湾茶艺文化的影响，现代茶艺也在大陆各地兴起和流行起来。

通过开展茶艺实践活动及其理论探索与总结，出版了一批早期的茶艺著作。例如许明华、许明显《中国茶艺》（1983年），吴锦城、刘汉介《中国茶艺》（1983年），蔡荣章《现代茶艺》（1984年），吴智和《中国茶艺论丛》（1985年），张宏庸《茶艺》（1987年）等，对茶艺发展史、茶艺类型、茶席设计、茶艺编创与表演、茶艺馆经营管理等作了初步的理论构建。

2.4 “茶文化”名词的出现

尽管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已渐趋形成，但“茶文化”这一名词的诞生还是当代的事。20世纪80年代，“茶文化”一词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现。在台湾地区，许明华、许明显编著的《中国茶艺》（1983年）一书的序言中，首次出现“茶文化”一词。1986年，范增平等人发起成立 “中华茶文化研究中心”，1988年，组织成立“中华茶文化学会”。在大陆，庄晚芳在论文《中国茶文化的传播》（1984年）中首次提出并倡导“茶文化”，此后还发表《略谈茶文化》（1989年）等多篇文章，为“茶文化”这一名词的确立和概念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新时期茶文化研究推波助澜。但尽管如此，“茶文化”一词并未获得茶界的普遍认可，尚需进一步研究、讨论。

3 奠基时期的茶文化研究 （1990~1999年）

20世纪90年代是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奠基时期，学者们沿着已有研究脉络，或继续探究、深化，或挖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发表和出版了一批见地颇深的茶文化论著，为茶文化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茶文化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3.1 茶文化：从概念的确立到学科构想

20世纪90年代，随着茶文化实践的发展和茶文化研究的拓进，中国茶文化迎来了新的气象。

1990年，“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主题为“茶文化的历史与传播”，翻阅此届会议论文集可以发现，所收录的50篇论文，有13篇论文的题目中已出现“茶文化”一词，部分题目中含有“茶叶文化”“饮茶文化”等词汇。同年，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内刊《陆羽茶文化研究》创刊，自此每年编印两期，刊登有关陆羽及《茶经》研究成果和相关茶文化论文、资讯等。

1991年4 月，由王家扬主编的“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茶的历史与文化》和王冰泉、余悦主编的论文集《茶文化论》出版，集中发表了一批高质量茶文化论文。同年5月，姚国坤等编著《中国茶文化》出版，成为首部以“中国茶文化”命名的著作。恰巧又在这一年，江西省社科院主办、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此后每年第2期和第5期为茶文化专刊，成为国内最大的茶文化研究期刊。1992年，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湖南常德召开，大会围绕茶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传播与发展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并出版了论文集。同年，王玲编著的《中国茶文化》出版，内容系统全面，是一部茶文化研究与普及的佳作。朱世英主编的《中国茶文化辞典》也在这年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茶文化辞典。至此，“茶文化”这一名称基本得到学界的公认和接受，并不断有研究者对茶文化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作阐释、界定。

随着对茶文化研究的兴起，茶文化界较早地展现出一种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的自觉。早在1991年，余悦就提出对茶文化体系结构的六种构想，认为茶文化学的构建需要解决六大问题，即“茶文化基本原理”“茶文化分类学”“茶文化历史学”“茶文化信息学”“茶文化比较研究”“茶文化研究方法”[7]。几乎同时期，王玲也对茶文化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了有益思考[8-9]。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成立，其后，部分省份也相继成立了地方性茶文化研究会或其他茶文化学术组织。随即，全国各地的茶文化节庆活动和茶文化学术会议也纷纷举办，如上海国际茶文化节、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会议等，极大地促进了茶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茶文化热的兴起，也使得茶文化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一些来自高校、文博系统、社科院系统、医学界的茶文化研究者，从多学科视角切入，撰写和发表了大量具有独到见解的佳作，拓展了茶文化研究的视野，增强了茶文化学术研究的活力，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态势。茶文化研究的深化推动着茶文化理论体系的逐步建立，使得茶文化学科构建成为了可能。

3.2 茶文化基础理论探讨

对茶文化、茶艺、茶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阐述和界定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贯穿该时期茶文化理论研究的始末。范增平著 《台湾茶文化论》（1992年）、王玲著《中国茶文化》（1992年）、童启庆著 《习茶》（1996年）、丁文著 《茶乘》（1999年）、陈文华著《中国茶文化基础知识》（1999年）等重要茶文化著作；余悦主编的 《中华茶文化丛书》（10本）和《中国茶叶艺文丛书》（5册）、阮浩耕与梅重主编的《中国茶文化丛书》（8册）；陈香白《中国茶文化纲要》（1991年）和《“茶文化”通义》（1999年）及《茶道即人道———中国茶道思想分析》（1995年）、吴雅真等《生活、艺术，艺术、生活——再论茶艺》（1992）、阳贻禄《茶文化的特征摭论》（1993）、邹明华《养生，怡情，尊礼——论中国茶文化的内涵》（1994年）、王泽农 《中华茶文化——先秦儒学思想的渊源》（1996年）、伍锡岳《茶艺诌议》（1998年）、赖功欧《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与隐逸观念及其茶文化内涵》（1998年）、陈文华《茶艺·茶道·茶文化》（1999年）、丁以寿《中国茶道发展史纲要》（1999年）等著作，对中国茶文化、茶艺、茶道概念的发展历程、思想内涵、价值精神体系等作了深入解构、分析和阐述，此外还对诸多茶文化事项作了研究、总结。

3.3 茶史研究成为重点领域

茶史研究是该时期茶文化研究的重点，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朱自振著的《茶史初探》，对历代茶史作了提纲挈领的概括，是茶史研究的又一重量级佳作，至今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余悦编著的《茶路历程——中国茶文化流变简史》，简明扼要地论述了中国茶文化发展史，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此外，朱自振还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大作《中国茶业历史概略》，被《农业考古》杂志分别于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分4期刊载。同时陶德臣 《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与特点》（1996年）、舒耕《中国茶叶科学技术史大事纪要》（1997年）等论文，也是茶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茶史研究方面，断代史和专门史为该阶段的新辟领域，成为一大亮点，尤其是对唐代茶文化史的研究最为耀眼，这与1994年召开的“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密切相关。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成果有梁子的《中国唐宋茶道》、丁文的《大唐茶文化》、刘淼的《明代茶业经济研究》、陶德臣和王金水的《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等，不一而足。相关论文成果也是层出不穷，如周兆望《略论两晋南北朝饮茶风气的形成和转盛》（1994年）、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1993年）和《宋代茶书考》（1998年）、卢建国《唐代茶文化钩沉》（1995年）、李斌城《唐人与茶》（1995年）、丁文《唐代茶道的文化特征》（1995年）、陈伟明《元代茶文化述略》（1996年）、寇丹《岕茶与明代茶文化》（1996年）、施由民《走向幽雅——晚明茶文化散论》（1998年）、施由民《清代茶马政策与茶马互市》（1993年）等，均是有分量的论文。此外，地方茶史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李家光、朱自振、巩志、邵宛芳等人都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

3.4 茶文化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校注与汇编

茶文化文献资料发掘、整理与汇编也是该时期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程。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等人对现存的64本古代茶书加以注释、点校，汇集成《中国茶叶全书》。陈彬藩、余悦主编的《中国茶文化经典》则是该时期收录中国古代茶文化文献资料最为丰富和全面的著作。在茶叶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方面，吴觉农辑编的《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与朱自振辑编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二者形成互补之势，悉数收录了中国各地方志（省志、县志）中有关茶和山、水的资料，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成为当代考察、研究中国地方茶文化史的重要工具书。

3.5 陆羽及《茶经》研究的深入

1990年，浙江湖州举办“陆羽与茶文化”学术研讨会，围绕陆羽思想、生平事迹、《茶经》、茶文化等议题展开讨论，大会期间还成立了“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并创办研究会内部刊物《陆羽茶文化研究》。1993年，湖州市再次举办大型国际盛会——“茶圣陆羽诞生1260周年纪念大会”。这两次具备国内外影响力的大型会议的举办，一时间掀起了陆羽及其《茶经》研究的热潮。王泽农《陆游的桑苎家风》（1991年）、王书耕《陆羽及其<茶经>对发展茶文化的贡献》（1991年）、傅铁虹《<茶经>中道家美学思想及影响初探》（1992年）、李发良《陆羽<茶经>评论》（1995年）、丁文《陆羽成才论》（1996年）、寇丹 《论<茶经>的诞生基础》（1996年）、钱时霖《我对“<茶经>765年完成初稿775年再度修改780年付梓”之说的异议》（1999年）、寇丹《据于道，依于佛，奠于儒——关于<茶经>的文化内涵》和《有关陆羽形象问题》（同为1999年）、周志刚《陆羽年谱史迹考辨》（1999年）等论文成果，均具有代表性。

值得一提的是，奠基时期的茶文化研究范畴不断拓展延伸，还涉及到茶与宗教（儒释道）之间的关系、茶俗、茶馆、茶具、茶文学与艺术（如茶画、茶诗、茶词、茶小说等）、民族茶文化等多个领域。学者们或汇编茶诗选辑，单篇分析或总结概括茶诗的文学要旨、思想感情特征，或探讨民族、民间、宗教的饮茶习俗等，抑或是论述茶馆、茶具的历史演变与类型特征等。这些研究为茶文化基础研究框架的延伸和理论体系的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

4 结语

20世纪的中国茶文化研究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历程，中国茶和茶文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茶文化研究之路的不断开拓也深深地镌刻着时代的烙印。80年代初，现代意义上茶文化研究的兴起便是由以茶艺为中心的茶文化事项的不断开展而进行的理性思考和总结阐发，即由实践现象到理论升华的过程。而随着茶艺、茶文化理论的不断总结与积淀所形成的应用性理论又反向指导茶事活动的提升与创新。

尽管中国茶文化已形成上千年之久，但茶文化研究的兴起直到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20年才逐步兴起。学者们以茶史为着眼点，通过挖掘、梳理茶文化文献资料，对茶文化相关概念进行辨析以及相关内涵与外延的探究，茶文化发展历史的梳理与概括，茶文化的专题探讨、茶文化相关事项（如茶具、茶馆、茶艺活动等）的研究总结，进而编著各类专题研究著作。同时围绕着茶史、茶文化、茶艺、茶道、茶文学与艺术、茶馆、茶具、茶书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奠定了茶文化的理论基础和建构体系。

当然，20世纪的茶文化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茶文化称呼混乱、概念模糊不清、对茶文化内涵缺乏系统而深刻的认识[10]，学术创见较少、空白点较多，治学不够严谨、学术浮躁、急功近利[11]，研究方法单一、学术研究视角和领域较为窄小、学理性不足、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等。虽然部分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观和突破，但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需要新时代的茶文化研究者不忘初心，开拓进取，不断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得出新结论、新成果，拓展和延伸新领域、新范畴，创造新知识、新内容，不断更新、完善和丰富茶文化学术理论体系，为建设茶文化学科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