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毕飞宇《玉米》看乡村女性的悲吟

常刘宇

内容摘要：在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中，一个个以玉米为首的、与权力密切相关的乡村女子，她们在权力至上的男权社会中艰难地抗争，却最终走向了悲剧的深渊。本文将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入手，分析乡村女性在权力压迫下的转变，并与文学史中的类似女性相比较。

关键词：《玉米》 乡村女性悲剧 女性形象 權力

毕飞宇的《玉米》是他对乡村题材的回归。《玉米》讲述了乡村女性的悲剧，通过女性的生活和命运来揭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不可反抗。坚韧的玉米在不如意的生存困境中顽强抗争，最终却仍然走向了痛苦颓落的命运。李敬泽在序言中写到：“玉米”与莫言《红高粱》中的“高粱”一样，都是贫贱的作物。在很多地方，玉米是乡土中国中最普通而常见的作物。但毕飞宇把这个词给了一个女人，他让“玉米”有了身体，美好的、但伤痕累累的身体。在大众认知中，莫言的《红高粱》让“高粱”在被人提起时显现的是耀眼的红、妖冶的绿，是丰饶而残忍的大地;但因了毕飞宇，提起“玉米”这个词，我们却可以看到乡村女性柔软的眼泪，坚硬的身躯和对命运的顽强抗争。

一.女性形象及命运探究

小说中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女性形象，毕飞宇也在女性人物上运用了大量笔墨。

1.女性形象探究

在本篇小说中，毕飞宇花费最多心思去揣摩的人物，也是最突出的女性，就是小说的主人公——玉米。

玉米是村支书王连方的长女，她漂亮而能干、懂事又顾家。小说中穿插提到：“玉米是母亲的长女，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玉米自愿替母亲照顾小八字，因为母亲的懦弱和懒散，玉米将一家子的重担挑在自己肩头。不知不觉已经是母亲的半个姐妹了。事实上，母亲生六丫头玉苗的时候，玉米就给接生婆做下手了。”由此可见，玉米在极小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家中的帮手。从表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玉米的勤劳和懂事，这是一个乡村姑娘的极其动人的品质。但当我们深入挖掘玉米的家庭环境就能够发现，玉米的懂事是一方面，但正因为是“长女”，玉米不能不懂事。在70年代的中国，农村仍然存在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的鲜明特点，小说中隐晦地提到张、王两大家族的明争暗斗，家族间的争斗跟人丁兴旺与否关系密切，因此男嗣显得尤为重要。玉米的父亲王连方荒淫无度，而母亲施桂芳懒惰软弱，二妹三妹都还不能挑起担子，其他妹妹年纪也都小，种种情况“逼迫”着玉米挑起家庭的重担。

玉米任劳，却不任怨，她绝对不能答应谁家比自家过得强。在知道父亲寻花问柳之后，她再也不同作为家中最高掌权者的父亲说话。这是一个倔强而又自尊的姑娘。在见到彭国梁后，小说这样描写：“女孩子的心里一旦有了心上人，眼睛就成了卷尺，目光一拉出去就能量，量完了呼啦一下又能自动收进来。”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给玉米的形象又增添了几分“小女孩”的色彩。

在小说中，虽然玉米有很多动人的典型的乡村女性高的品质，但也有乡村妇女的愚昧。在男权社会中，玉米在内心也是认为男孩比女孩更好。在家庭的变故和世道环境下，玉米在对权力的追逐中也最终丧失了人性光辉，她追逐权力、享受权力，最终在权力的深渊迷失自我。

除了玉米，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位特殊的女性——有庆家的。刚出场时，毕飞宇将其描写得极其放荡，她带着身子嫁到王家庄来，在王连方的性暗示下半推半就。但在小说后面，有庆家的在玉米犹豫见彭国梁穿什么时，给玉米送来了衣服，她对玉米说：“做女人的可以心高，却不能气傲，天大的本事也只有嫁人这么一个机会，你要把握好。可别像我。”在得知玉米被彭国梁退婚后，她还想着要去安慰玉米。她丝毫不在意玉米之前对她的嘲讽和轻蔑，甚至对玉米产生了同情。她说：“别像我一样。”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对另一个不幸的女人的同情和关怀。看到这里时，笔者已经完全颠覆之前对有庆家的这一形象的印象。她的放荡可以说是这个女人对悲剧命运的极端性的反抗，在现实的压迫下，她无能为力，只能通过摧残自己的方式在麻木的生活中找到一点自己还活着的疼痛。

玉米和有庆家的同为乡村女性，尽管性格不同、出身不同，但最终“殊途同归”，都在一步一步走向悲剧的深渊。毕飞宇既有对这些女性的同情和悲哀，也有对这个特殊时代的乡村文化的揭露和深深的批判。

2.女性命运悲剧的探析

玉米的母亲施桂芳生子后越发懒散，玉米逐渐做起了家中的掌权人，她聪明伶俐，清楚地知道家中每个人的脾气秉性，并通过抓住他们的弱点，来逐步掌握权力。这是玉米对权力追逐的开始。在此之后，玉米已经承担起家中的大部分责任，成为家中真正的“掌权人”。在愚昧野蛮的氛围中，儒弱而满怀怨恨的人们变态地“在受难者身上获得自己心理满足的快感，而他人‘落难’便成为人们的普遗的潜意识企盼”，玉米在这样极度困窘的情况下，还要替玉叶处理学校惹下的麻烦等等。身为家中的长女，玉米只能压抑住心中的痛苦，尽管处理事情成熟稳重，但是玉米的尴尬处境也使自己受到了很多的委屈。

在有了这样的经历后，玉米愈发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玉米让父亲给她说亲：“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尽管玉米知道郭家兴道貌岸然，但她还是放下尊严出卖身体，这与之前玉米拒绝彭国梁肌肤之亲时的坚决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是玉米开始转变的显著表示。那时的玉米还能够因为羞涩和伦常守住贞操，但在命运的催使下，在权力面前，玉米将身体作为交换的商品。到这里，玉米已经完全转变，对权力进行了更深的追求，为此不惜付出一切。

在权力场上，玉米逐渐被异化。为了巩固自己在郭家的地位，玉米甚至将玉秀被强暴的事情告诉丈夫的儿子郭左，直接导致了玉秀怀孕又弃子的悲剧。在玉米回乡后，她尽情享受权力带给她的快乐。在对权力的追逐中，玉米也从纯真的乡村少女变成被权力异化的俗不可耐的妇人。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唯权主义者。玉米命运的悲剧性就此完全形成。

二.男权社会下的女性

毕飞宇在小说的序言中提到：“中国人的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

这段话使我们不能将《玉米》简单看成是一个乡村故事的缩影，更应该将它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去探析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悲剧。

1.“重男轻女”的现象探析

小说中提到：玉米的母親施桂芳连生了七个女儿，在终于生了儿子之后的扬眉吐气和懒散。在村庄中，女人俨然成为了一个生育机器，她们除了生儿子，没有其他用处。学习过所谓“辩证法”的王连方认为：“好种子才是男孩，种子差了则是丫头。”虽说是村中的“文化人”，但运用辩证法得出的竟然是这样一种结论。学过的辩证法，了解的内因、外因，竟然被这样解释，这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荒谬而无理、讽刺而无知，但在那时男权至上的乡村，却是公认的事实。

甚至是玉米，这个不甘屈服命运，在后来掌握家中大权的女孩，也幼稚地认为：“王连方要不是在她们身上伤了元气，妈妈不可能生那么多的丫头。”玉米在男权的大环境中耳濡目染，“重男轻女”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

乡村人的愚昧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对某些观念持有不公正的态度，这种态度毫无理由不讲道理，却无比根深蒂固。

2.男权骇人、女性依附的现象探析

王连方作为村支书，凭借权力在村中到处鬼混，有的女人迫于他的权势，有的女人依附他的权力，最终都顺从了他。王连方要人的事已经是众人皆知，但碍于王连方“村支书”的官职，他们胆怯而沉默。沉默，即默许。作者在此讽刺：有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

在玉米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之后，她让父亲给她说亲，条件只有一条，就是手里要有权。玉米用身体作为交换，在作为干部家属回乡时享受到了人们的巴结和奉承，也由此沉沦。

与王连方鬼混的女人和玉米最终以身换权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她们都是男权的依附者，或者说是附属品。在权力的压迫下，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大背景下，她们只能通过出卖身体来换得权力。在毕飞宇的笔下，女性的命运悲剧来自对权力的追逐，但正是悲剧的命运促使她们去追求权力，这样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圈，将女性圈在其中，难以挣脱。

正如小说中所写的那样，玉米接到彭国梁退婚的信，才决定拿自己的婚姻做赌注，嫁一个有权力的男人重新安排自己和家人的命运。纯真的乡村姑娘成了权力的献祭品，由此引发了悲剧的产生。

毕飞宇说：我只是描写了一些我们必须经历的场景，那些最普通的生活，那些像吃饭和呼吸一样无法回避的必由之路。在我看来，人生的悲剧不是道路上铺满了地雷，而是有人在你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了地雷。

窥视整个文学史，我们可以找到与《玉米》中的人物类似的形象。

玉米不但没有因为持家辛苦而抱怨，反而为能够掌权而高兴。这与《红楼梦》中凤姐这一形象有所类似，她们都是争强好胜且很有能力的女性，但最终都逃不过命运的悲剧。除此之外，《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一片彻底的冷漠仇恨中孤寂死去。玉米和曹七巧，一个是对权力的追逐，一个是对金钱的追逐，最终都造就了她们的悲剧命运。

由此可见，玉米的悲剧、乡村女性的悲剧不只是她们对自己人生选择所造成的悲剧，更是时代社会造成的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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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