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成果综述

蒋梦缘 刘园晨

内容摘要：2020年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世界人民抗击新冠疫情的艰难时刻举行恰逢其时。师资班通过比照中西“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两大阐释域境方法，应用一套“一多不分”“走出庐山讲中国”的话语体系，成功地讲清楚中国特色故事，为跨文化传播、跨文明对话提供有益启示，对于培养比较哲学、贯通中西的跨文化人才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际儒学 中华文化 一多不分 一多二元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Hannes Alfven）曾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然而，在西方哲学、宗教术语附会之下，儒家文化术语正遭遇着西方的“翻译劫”，陷入“失语”状态，沦为西方施展话语权的对象。为了避免中西简单附会导致的误解，让中国传统“讲自己的语言”，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东西方关系中心承办，尼山圣源书院、江苏省丹阳市中华传统文化学会协办的“2020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于8月21日至31日在腾讯会议平台举行。

担任本次师资班主讲的是国际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安乐哲先生（Roger T. Ames），教学团成员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清华大学彭林教授、美国洛杉矶罗耀拉大学王蓉蓉教授、北京交通大学文化教育中心主任孔德立教授及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赵延风副教授，师资班成员由来自阿塞拜疆、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土耳其、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海内外高校学者组成。

一.“一多不分”概念溯源与解析

长期以来，西方了解中国时总是用自己的结构和术语，导致中国在西方的东方主义视野中，往往代表着暴君政治、愚昧原始、停滞不前，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更起不到确立我国在世界文化之林正面形象的作用。安乐哲基于对中西思想文化的深入比较分析指出，要结束不对称话语横行的状态，“让中国故事讲中国话”必须用中西互鑒的阐释话语，“一多不分”、“一多二元”正是比较中西思想文化阐释话语框架结构的精炼表述。

中国“一多不分”的自然宇宙观由唐君毅先生于1943年在《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中提出。安乐哲在唐君毅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这一概念的深层阐释，将其作为自己在比较中西哲学视野高度概括中国文化“阐释域境”（interpretive context）的术语。安乐哲认为，“一多不分”是表述中国传统生生不息宇宙论的哲学术语，指的是天地万物“一”与“多”的不可分割互相关系——任何所谓单子个体同它所处情势环境的不间断延续性，以及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特殊性和它的环境多样性的共生共存自然状态。

“一多二元”是与安乐哲比较哲学阐释学体系中与“一多不分”相对应的术语，用以指称另一个文化特质的哲学。“一多二元”的“一”是西方“语义环境”的一个假设推定的、凌驾于宇宙之外，高高在上、超然绝对的主宰宇宙本源体，例如“基督教上帝”或唯一真理;“多”是由这个“一”创造或派生出的一切“独立、个体”物（包括人）;“二元”是“一”与“多”之间的主宰与被主宰关系，作为“多”，一切“独立、个体”物之间由于个体性而独立存在、互无联系;一旦相遇，则导致“非此即彼”对立与冲突的紧张性。“一多二元”语义环境的特质就是“一”的超绝（transcendentalism）和一切个体的二元对立性。田辰山概括梳理了西方十三位具有里程碑意义思想家的“一多二元观”，指出由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启蒙运动确立个人自由主义传统，西方主流思想奠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形而上学的超绝造神论（或唯一真理）本体论;二是宇宙间一切皆为形而上学的个体性、互不联系、二元对立。

语言表达体现了宇宙观、知识方法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一多不分”、“一多二元”两套阐释域境的直接呈现方式。赵延风指出，汉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具有万物普遍内在联系喻意，是保持“一多不分”稳定基因的重要载体。在构词层面，汉字作为表意文字，从会意造字到拼义造词，充分显现内在联系与意义关联，具有全息的画面感;汉语句法与词法一以贯之，同样具备“一多不分”的特征，极其重视因果和时间关系，具有清晰的整体观;在表达层面，汉语中最简单的称谓“大家”将群体视作如家庭般“一多不分”相系，与其英译的“everyone”或 “everybody”（“每单个一”或“每一单体”）中承载超绝“一”与单子个体”多“二元对立关系的蕴意形成了鲜明对照。

中西比较哲学的重要问题在于掀开二者的文化纱幕，对各自语义环境进行诠释，而语义环境诠释的具体做法离不开解读中英语言结构，获得其中的文化内涵，从而克服“不对等阐释”。西方传统以“一多二元”哲学为主流，强调二元对立、自己和他人的区别及利益差异;反之，中国传统以“一多不分”哲学为主流，强调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在尊重个体差异和多样性的基础上，追求和谐共处、美美共生。这一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不能简单以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来评价、衡量中国文化。比照阐释“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作为比较中西哲学文化的两个对应“文化语义环境”，是解开文化困惑，把中国故事讲通、讲明白的关键。

二.儒学思想“一多不分”的文化意涵体现

中华文化并非是毫无逻辑的一大堆庞杂混沌的琐细个性活动与行为，而是内在于一以贯之的道理与“逻辑”关系，可视作“一多不分”的内在联系。在田辰山看来，“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悠久文化历史传统中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一多不分”宇宙观、认知方法论、思维方式、崇尚（价值）观以及承载这四大文化元素的汉语语言、字词语汇、话语和叙事等的内在结构;而且作为内核延伸发生于现实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联系，构成人经验生活的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动与行为。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线，有着深刻的“一多不分”蕴意。礼乐文化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构成了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是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否认，是一多不分的。彭林指出，区别于以上帝作为中心展开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关注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即是成为仁人，成为大人，成为善人，成为成人，成为君子，而“礼”是理解如何在完美的“成人”过程中实现个人身份的第一个术语。“一多不分”是与他物、他人、世界万物、人群社会不分的关系，“礼”是人的角色及社会关系的恰伊状态，通过其核心“尊重”提醒人与人不二关系及人与天地不二关系。

在彭林看来，世界大部分民族的音乐以娱乐为主要功能，而中国儒家文化将“乐”的主要功能定义为教化，它与礼一起，构成古代中国教育思想的主体，体现了儒家文化的重要特质。儒家认为，“乐”可调和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达成人与天地、自然的联系和沟通。彭林进而引用《尚书·尧典》中的“八音克谐”，指出“乐”同时也是正声感人、正气勃兴的产物，体现着“天地之和”。“八音克谐”强调发挥由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材质制成的乐器各自的长处，在整体协调、多样统一中臻于化境，体现了中国古典音乐及词曲创作中以“和”为美的审美追求，鼓励多种声音在主题的调动下，互相调和共融、达成和谐。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儒家思想文化中蕴含丰富的“一多不分”特色。安乐哲指出，儒家思想强调人非“生而既成”，而是“行之而成”，是联系不分的“做人过程”，也即“成己成物”，与西方一神的“无中生有”创造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儒家传统给予世人相对于个人主义的另一种选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三.“一多不分”与儒学思想的跨文化阐释

中国典籍蕴含的哲学术语作为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符号，是构成中国话语体系中链接思想观念的关节点。然而，典籍文本正面临着“走出去”过程中出现附会式话语并导致严重误读的困境，究其根源在于西方对儒家哲学思想语汇所做的阐释多比照自身话语体系。因此安乐哲提出，有必要构建“一多不分”的阐释域境，通过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照互鉴，促进儒学思想的正确阐释，拓宽中西方哲学深层对话的路径。

安乐哲指出，儒家哲学最早由传教士传入西方学术，为了把中国人变成西方唯一的上帝的子民，他们采取将儒家哲学附会到欧洲宗教体系之中的策略。传教士在翻译中国典籍时建立起来的术语体系背后是基督教文化的框架，他们在翻译诸多儒家哲学关键语词时，进行生硬的宗教比附，以西方的内涵对其加以置换，强加与中国典籍格格不入的基督教价值观。“天”—“Heaven”（上帝所在的天堂）;“道”—“the Way”（上帝之路）;“礼”—“ritual”（教会礼仪）;“义”—“righteousness”（听上帝的话）;“孝”—“filial piety”（对上帝虔诚）;“理”—“principle”（从上帝而来的逻辑原则）等，这类宗教比附式翻译背后承载的是西方人熟悉的神学世界观，触发对于基督教文化中上帝、教会，以及人应该遵从于神的意志等“一多二元”含义的联想。此类翻译至今仍见于部分权威词典中，成了貌似“标准”的中西对等语词而沿用至今。

基于以上不对称文化阐释及其造成对中国文化观念的误读和扭曲，安乐哲强调要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必须纠正不对称话语，即扭转以讲述西方超绝主义、二元主义故事的“一多二元”话语来阐释中国，用“一多不分”的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在安乐哲看来，同属于轴心时期的中国先秦文明与古希腊城邦文明在文化价值层面具有不分高下的地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先哲运用理念、实体等一系列概念让后世理解古希腊哲学的精髓，因此儒家也应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特色伦理学词汇来建构起整个儒学思想文化体系的伦理秩序。由此，安乐哲指出，对儒学思想的跨文化阐释和儒家文化关键词的翻译，应采取“阐释为主，翻译为辅”的策略，例如，将“君子”译为“exemplary person”，“仁”譯为“authoritative conduct/person”等，围绕中西宇宙观传统根本差异的比照，立足“一多不分”的阐释域境，通过比较哲学的思维方式，对彼此语汇的不同语义环境作出说明。唯有如此，才能让沾染基督教色彩的儒家文化关键词恢复其在中文语境中的本意，把真正的中国哲学思想向西方世界诠释清楚。

四.“一多不分”与儒学思想的世界性意义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曾提出“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概念。“有限游戏”视参与者为单独个体，确立一套规则决定输赢，“无限游戏”则是以“关系”为主而非区别输赢的游戏模式，强调人与人之间为了应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而加强关系，以实现繁荣的生活。安乐哲指出，根植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个人主义及随之产生的“自由价值”导致“有限游戏”成为当今世界流行思维模式。然而，面临全球性新冠危机与困境，我们必须抛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观念，重视并发挥“无限游戏”的价值和作用，这意味着现今处于强势地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行为必须发生改变。

在安乐哲看来，儒学思想中“一多不分”、“生生关系”的宇宙观正是“无限游戏”的本质特征。儒家思想传统着眼于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互联互系，强调任何事物无一例外都要参与社会、自然以及世界秩序的调节，同时也与周围环境和人进行合作。在儒家哲学的阐释框架中，将人、家庭、自然、宇宙寓于关系之中的伦理道德是其最为重要的共同点，也是其对于人类精神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未来发展最显著贡献。这种“一多不分”的互系性思维方式可让人们对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有深刻的认识和参与意识，在危机席卷全球的当下，对世界文化秩序变革有着重要意义。

如安乐哲所言，“尤其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当我们可作到无误地预见正在变化世界文化秩序会发生的量子转变的时候，这个可作为另一选择的‘人’观念，最明确地说明，要让儒家思想有一席之地。”人类正面临选择能够使自己继续生存的哲学的时刻，而儒学是世界文化秩序变革的重要资源，“一多不分”价值观有利于克服以排他性、利己性为中心的一己性思维，把“个体人”看作“大家/我们”，让世界从零和游戏思维中萌发地球村相互依存的意识，实现“和而不同”。

中华文化在西方话语体系之下，较长时间陷入“失语”状态，针对此类现象必须做比较哲学的研究，只有用中国“一多不分”话语才能深刻理解中国思想，讲好中国故事。由安乐哲团队举办的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旨在通过比照中西“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两大阐释域境方法，应用一套“一多不分”“走出庐山讲中国”的话语体系，传播比较哲学方法，为讲好中国故事培养中坚力量。

本届师资班受新冠疫情影响，开线上教学之先例，云端教学模式突破了时空限制，扩大了受众群体，其中既有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的高校教师、学生，也有来自海内外国学学堂、致力于国学传承传播与国际交流的社会人士。学员通过与授课学者对如何运用“一多不分”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的实例进行细致探讨，提纲挈领地了解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正如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王殿卿所言，本次师资班帮助学员用中国的思维和语言掌握原汁原味的儒家经典内涵，从比较哲学的角度，辨别、厘清以往对儒学、对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误读和误解，对于推动中国文化充分参与世界文化构建，彰显其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由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戴乃迭当代女性文学译介研究”（IF2020057）资助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