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编撰在朦胧诗建构中的作用研究

韩喆 单英琪

【摘 要】 文学经典生成的内在机制根植于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编选出版作为文学生产链中的必要环节，对文本的经典化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朦胧诗的经典化过程蕴含着多重话语的交锋，其编选版本的流变折射了文化权力在不同时代的更易。文章从图书出版的角度分析朦胧诗的经典化建构过程，从历时性的维度探讨朦胧诗选本的差异及其演变成因，同时对朦胧诗新编版本进行评述。

【关  键  词】朦胧诗;经典化;出版;流变;潜经典

【作者单位】韩喆，春风文艺出版社;单英琪，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7.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22.014

文学的经典化与时代的文化个性契合，基于差异化的价值维度考察文学经典，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内部结构的变动。这种经典化生成的机制交杂着不同话语立场的互搏，而文学的编选出版既参与了经典化中的话语交锋，也借助其出版實践干预了话语的建构和大众的文学接受方式。出版机制既可以推动优质作品的经典化，也可以遮蔽不符合时代气质的文学作品，在不同版本的嬗变中实现对潜经典的再发现。在文学经典化的建构中，朦胧诗的经典化无疑是别具一格的，对朦胧诗编撰版本流变的考察即是在研讨出版与文学经典建构的关系。

一、 朦胧诗编选版本之流变及特征

朦胧诗的经典化过程本身也是中国诗歌文学美学范式的一次革新过程，朦胧诗经典地位的建构已经不能单纯地从流派创作主张与风格倾向的角度进行理解，一股现代性气息浓厚的、向诗的本质回归的新诗潮向古典诗与政治抒情诗发起冲击，并最终确立了其稳固的地位。而在这一经典化地位的形成过程中，编撰出版成为推动朦胧诗的文学生产与大众接受的重要力量。不同选本的差异折射出朦胧诗内部经典化标准构筑的动态性与复杂性。朦胧诗派诗人的诗作呈现相近的风格：源自诗人主体的性灵，擅用象征、隐喻和通感等现代性浓郁的写作技法，兼具理性的思辨色彩与感性的浪漫情怀等。朦胧诗派的经典化并非自构的过程，而是在文学批评和大众接受中逐渐他构的过程，这种他构的形成方式以诗集编选出版为路径，逐渐被文学史接受并叙述，最终被大众接纳。

早期的朦胧诗编选版本将朦胧诗作为一种新兴的美学范式，如1981年的《朦胧诗及其他》除了将典型的朦胧诗派诗人（舒婷、顾城及北岛）纳入编选的范畴，更将郭沫若、李金发、徐志摩、何其芳及卞之琳等不属于朦胧诗派诗人的作品囊括其中。基于这种出版体例与编选方式，朦胧诗先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得到认同，而后逐渐影响青年诗人的集群，被徐敬亚等以“崛起的诗群”命名，从而具有切实的流派意义。倘若我们忽视了编者在选本编撰的过程中对朦胧诗的“前理解”，我们则很难厘清朦胧诗经典建构的合法性。《朦胧诗及其他》建立了经典诗人与朦胧诗现代性品格之间的联系，引入了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批评方式，并确立其历史合法性。这种以诗歌风格为编选标准的传统得到了沿袭，1989年花城出版社编选的版本《朦胧诗300首》，便直接把朦胧美作为编选诗歌的择取标准，借此重新厘清新诗的发展谱系，建构了思潮意义上的朦胧诗与其文学批评传统。

以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编选《朦胧诗选》为界碑，学界对朦胧诗的编选开始有明显的概念建构性质，朦胧诗的概念边界在该版本的传播过程中被基本划定。编选版本的差异与标准的嬗变标志着朦胧诗不再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理念被流传，而是作为一个具有实体的诗歌流派被建构。《朦胧诗选》的编选显示了去语境化的努力，批评家谢冕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以“历史将证明价值”为题，体现了该版本的编选原则参考了文学史的建构方式。此后出版的朦胧诗选的编选体例基本沿用该版本建立的范式，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版本是2004年洪子诚、程光炜编选出版的《朦胧诗新编》，其撷取朦胧诗派中业已形成影响的诗人及其作品，囊括的16位诗人与248首诗作皆是该流派创作实践的最高成果，强烈地反映该流派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可以说，1985年版的《朦胧诗选》确立了该体例朦胧诗选本的概念边界，影响了大众对朦胧诗的文学接受度。洪子诚、程光炜版的《朦胧诗新编》则颠覆了此前诸多朦胧诗选本对朦胧诗流派诗作的陈列式编排方式，以苛守质量的选本原则甄选能够代表朦胧诗派成就的经典诗篇，以具象化的诗篇作为朦胧诗派命名概念的生动注解，以导引式的介绍准确地向读者传递书中的内核，以此把握难以掌控的“朦胧”，改写了大众对朦胧诗的印象。

从美学范式的确立到流派概念的界定，从还原文学论争现场到奉行经典化的编选原则，朦胧诗编选版本的流变及其特征印证了编选体例对文学经典化与文学史建构的作用。随着编选版本的流变，大众对朦胧诗的理解也逐渐由宽泛转向具体，由语境化转向去语境化，这个动态过程将随着新的编选版本与体例的不断出现而一直延续。

二、 朦胧诗编选版本与经典化建构之关系

观照朦胧诗编选版本的流变，透视该流变过程与朦胧诗经典化构筑之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诗歌编选版本对朦胧诗经典地位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选本编纂的内在机制不仅影响了朦胧诗流派的经典化形成过程，而且也影响了朦胧诗内部秩序的建构，影响了诗人的影响力序列及流派整体风格印象的确立。这种编撰出版环节对朦胧诗经典化建构过程的影响已经构成福柯权力话语理论中的话语场，朦胧诗因不同话语之间的论争而在大众视野中正式亮相，在传播、接受与批评中不断地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形成美学的范式与风格的倾向。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文学选本的变迁是作品经典化的直观反映，在熔化销匿和愈发夺目之间，作品的价值也随之产生跌宕起伏的变化，或升入殿堂，或坠入深渊。”[1]各种朦胧诗的编撰版本实质上就是参与朦胧诗创作的流派缔造的力量之一，各种版本的朦胧诗选本不是被动地记录着朦胧诗的潮起潮落，不同选本的遴选标准与其传播力度是朦胧诗经典化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力量。

首先，不同的朦胧诗编选版本的问世为朦胧诗的经典化建构争取了论证空间，使朦胧诗获取了经典化的合法性。詩歌相对于其他的文体而言，更具时代性，诗的时代性并非单纯地通过内容的记述体现，而是通过诗人的生活经历、特定时期的话语环境、作者个人特质等多个方面展现，是极具个人风格的“时代语录”。因此，不同时期的诗歌编选，可以呈现一个诗人创作内容、风格、语言习惯等方面的流变。早期围绕着朦胧诗展开的文学论争反映在出版的编选中，使朦胧诗与五四时期的现代诗、外国现代派诗歌建立了有效关联，从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中论证了朦胧诗在新诗流派中的地位。有学者指出：“选本通过‘选’的方式表明其肯定态度。”[2]此外，朦胧诗的不同编选方式也为朦胧诗美学品格与创作风格的形成争取了批评的空间，朦胧诗的批评方式与鉴赏体系逐渐被建立，并应用于具体的诗歌批评中，落实于诗的创作实践中。

从文学史建构的角度看，不同编选版本的范畴重合对朦胧诗派的形成也产生了影响，以概念的形式存在而没有真正实体的朦胧诗派逐渐有了群团的面目。而这种由抽象概念向具体诗派的落地与各种朦胧诗的编选版本紧密关联，不同选本沿用不同的编选标准，集结为文学批评认可的具有朦胧诗特征的诗人及诗作，将散布于各种刊物的论证观点及相应的诗作予以集中展现，使朦胧诗的经典建构这一抽象的过程产生了直观的效果。

其次，不同版本的朦胧诗编选影响了朦胧诗经典建构中的内部秩序及流派结构。朦胧诗的经典化在不同的编选版本中逐渐有了清晰的路径，而在朦胧诗的经典化建构过程中也隐含着朦胧诗人的经典化过程，不同编选版本中诗人所写诗歌的收录比重、诗歌编排的名录顺序都在无形中影响朦胧诗内部集群的秩序，塑造朦胧诗派的内部结构。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选》基本框定了朦胧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及其诗作，后续编选版本的陆续问世基本上形成了以北岛、舒婷和顾城三人为核心的诗人格局，如1986年作家出版社编选的《五人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精选》、1988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名篇鉴赏辞典》等。这种由不同编选版本确立的朦胧诗内部的集群秩序在文学批评中不断得到更正，也对文学史的叙述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受朦胧诗编选传播的影响划归到“朦胧诗群”的作家被打上了身份的烙印，即使其后续的创作跃出了朦胧诗的范畴，大众仍习惯将其放在朦胧诗的审美范式中加以欣赏，他们的身份标识与文学史定位也逐渐在各种编选版本的问世中被不断加固，经典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对诗人其他创作维度的遮蔽。

可以说，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是其权威性建构的过程，而对朦胧诗的编选不仅意味着传播，还意味着某种内部的秩序已经在文学生产中形成。这种内部秩序的建构是朦胧诗派介入主流话语并形成经典地位的过程，也是朦胧诗人的个体经典化过程，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窥见出版编选对其造成的深层影响。

三、 朦胧诗编选之新变及其意义

朦胧诗经典化地位的建构已走向潮落，而朦胧诗不同版本的编选绵延不绝。逐渐远离文学现场，历经时间的积淀是文学经典化不可回避的动态过程，在这一动态的过程中，经典作品的标准会随着时代而更易，经典作家的权力秩序会随其后续创作风格的变化与大众接受程度的改变而变动，许多潜经典会随之浮出历史地表。这便赋予我们讨论朦胧诗编选版本的新变及其意义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当下最新的朦胧诗编选版本，我们可以窥知当下朦胧诗经典化建构的发展趋势，了解大众对朦胧诗的文学接受度。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编选的版本《朦胧诗选》及其流变史为切入点，我们可以一探朦胧诗编选在当下的发展态势及其话语环境。

“新编”的提法在出版图书的命名中并不常见，但确实是编辑工作中常见的组稿方式。尤其是对于集群性作家的创作成果，随着集群中不同作家的创作数量与质量的变动，重新对该流派的创作成果进行辑录，对反映其当下的创作实绩，记录其创作倾向的变动具有必要性。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选》在当时产生的阅读效应是石破天惊的，直到当下朦胧诗的经典化在文学批评与出版的助推下已取得丰硕成果，历史证明了朦胧诗的诗学价值。此后，出版业对朦胧诗的各种选本几乎都携带着1985年版《朦胧诗选》的胎模，凸显了构成经典价值的质素稳固性。1994年，参与《朦胧诗选》编选的阎月君等又与春风文艺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后朦胧诗选》。该选本收录了被认为是“后朦胧诗”代表的海子、张枣、翟永明等诗人的作品，编选标准的变动拓宽了朦胧诗经典囊括的范畴，印证了朦胧诗经典化建构的新动态。从这个向度出发，202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编选的《朦胧诗选新编》既存在与35年前的《朦胧诗选》之间的内在继承性，又体现了朦胧诗经典向大众化倾斜的趋向。

1985年版本的《朦胧诗选》收录25位青年诗人和青年作者的诗作共193首（组），2020年版本的《朦胧诗选新编》则收录了15位诗人的作品共150篇。诗人数量的减少与诗歌数量的变动，显示了朦胧诗经典化的沉淀结果，具有现象性而创作实绩不突出的作家被经典化的淘洗机制逐渐排出经典序列之外。2020年版的《朦胧诗选新编》撇去了1985年版本的《朦胧诗选》中时代印记强烈、描写意向重复的诗作，其收录的北岛、舒婷、梁小斌、江河、杨炼、芒克、王家新都是“老作者”，他们参与了朦胧诗经典化地位的生成过程;新版本则增加收录了海子、骆一禾、张枣、欧阳江河、翟永明、西川等“后朦胧诗”诗人及其诗篇，产生了朦胧诗编选中新老并置、前后共存的局面。本书的选编中，除食指、北岛、江河、舒婷、海子的作品外，其余均由诗人本人自选或其亲属、诗友代选。而这也是此版本具有特殊意义地方，不仅体现了诗歌的大众阅读角度，也糅合了诗人自我选择的印记。35年的岁月变迁，诗人在不断创作新诗，也在不断与过去的作品对视，而这次选编也呈现了作者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作品的对比。体现了经由时间之河淘洗后的朦胧诗经典化的新秩序，也记载了35年中当代诗坛的变迁与守恒。正如本书封面语所写：见证人生轨迹的转变，印证文学于人的意义。

最后，《朦胧诗新编》显示的朦胧诗编选的新变也体现了诗歌的大众阅读角度，其编选的诗人及篇目皆为大众所熟知，既取消了此前各编选版本的导引、文选及附录等，也取消了前版本中作为导言的评论文章，为读者呈现“为读诗而编选的诗选”。朦胧诗大众读本的出现无疑是朦胧诗拓展其接受群体的有效方式，这种朦胧诗编选方式的新变产生的辐射将面向新的代际。80后及此后的读者成长于诗学氛围日益淡薄的21世纪前后，他们适应了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品的阅读习惯，在理解思想深刻、意义晦涩的诗歌时难免会有些抗拒。而大众读本区别于学院派对作者和选篇的严苛，撇除了肩负时代意义的史学概念对编选过程的影响，可以更多地展现诗人与大众紧密联系的面貌，使朦胧诗从经典的神坛中下移，在完成经典建构后也不断地大众化，从而焕发新的活力。不同朦胧诗编选版本的更迭显示了中国的文艺出版社对文学意义、文化现象与文艺作品的关注，在编选版本的新变中延续、守卫着朦胧诗的经典价值。

|参考文献|

[1]李建华. 三十年来朦胧诗选本研究：以北岛、舒婷、顾城为中心的考察[J]. 许昌学院学报，2017（4）：60-65.

[2]徐勇. 选本编纂与“朦胧诗派”的建构[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5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