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大学生负性情绪及影响因素分析

韩 拓，马维冬，巩 红，胡艳超，张 岩，张春艳，姚智会，范雅洁，郑 阳，王聪霞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陕西西安 710004)

自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情以来，截至2020年2月26日24时国内已经累计有78 497人确诊，2 744人死亡[1-2]。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等相继启动公共卫生Ⅰ级响应制度[3]，各地实行严格交通管制，同时全国高校开学时间也不断推迟[4]，大量返乡大学生滞留家乡，实行严格居家隔离。大学阶段仍属于心理发展成熟时期，面对疫情和学业双重压力，大学生更容易滋生负性心理情绪，如抑郁、焦虑以及压力等，严重者还会影响躯体健康。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方式，调查COVID-19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大学生的负性情绪与防疫认知情况，并分析负性情绪相关影响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2020年2月22日至24日，通过线上问卷调查共回收438份问卷，剔除填写不合格问卷33份，有效问卷405份(92.5%)。总共纳入分析405名大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绝大部分位于湖北省以外地区(392人，96.8%)；男性134人(33.1%)，女性271人(66.9%)；本科生241人(59.5%)。

1.2 研究方法通过问卷星在线设计调查问卷，包括基本背景信息和防疫认知情况。问卷发放主要通过微信群和朋友圈转发，质量控制通过IP地址和作答时间限制，剔除答题时间太短(<100 s)或太长(>10 min)以及答案明显异常等问卷，以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1.3 自评量表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最早由LOVIBOND等[5]提出，后经ANTONY等[6]缩减至21项题目，由抑郁、焦虑和压力3个分量表组成，分别包含7个题项，被广泛应用于普通人群或临床患者心理状况筛查[7-9]。国内学者研究发现DASS-21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作为考察我国大学生负性情绪水平的有效工具[10]。本研究采用DASS-21量表评估调查对象在调查前1周的心理状态，每道题目评分介于0～3分之间，“0”代表“从不”，“1”代表“有时”，“2”代表“经常”，“3”代表“总是”，各分量表得分总和乘以2为最终得分。参照DASS-21各分量表分级标准[6]，根据其评分可分为正常、轻微、中度、重度及极度(表1)，级别越高说明负性情绪越严重。

表1 DASS-21各分量表分级标准Tab.1 Standard of grades of each DASS-21 subscale

1.4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构成比或率的比较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等级有序变量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变量之间相关性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多因素分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研究总共纳入405名大学生，其中男性134人(33.1%)，本科生241人(59.5%)，湖北省以外地区392人(96.8%)，医学类专业背景176人(43.5%)，目前处于恋爱中140人(34.6%)。其中91.4%每日平均手机娱乐时间在2 h以上，34.8%每日平均居家学习时间不足2 h；参照DASS-21各分量表分级标准，其中各分量表评分的分级为中度及中度以上者，即DASS-21评分显著异常组(DASS21+组)171人(42.2%)，DASS-21评分基本正常者(DASS21-组)234人(57.8%)；DASS21+组每日平均手机娱乐时间比DASS21-组更多(P<0.001)，而在性别、所在阶段、专业背景、平均居家学习时间及恋爱情况上两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参照DASS-21各分量表分级标准，研究对象中有178人(44.0%)存在抑郁，171人(42.2%)感到焦虑，119人(29.4%)感到压力(表3)。

2.2 DASS21-组与DASS21+组防疫认知的相关情况两组在疫情关注程度、了解疫情相关渠道、COVID-19流行病学及致死率和传染性认知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ASS21-组中共153人(65.4%)认为疫情非常严重，而DASS21+组中仅有87人(50.9%)，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4)。在对学习生活影响程度上，DASS21+组普遍更为严重并且较难适应(P<0.001，表4)。

表2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及组间比较Tab.2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in each group[n(%)]

表3 研究对象DASS-21量表的评分情况Tab.3 Distribution of all subjects’ scores and grades in each DASS-21 subscale[n(%)]

2.3 DASS-21评分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发现手机娱乐时间、认为疫情形势严重与受疫情影响程度与DASS-21评分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31、0.143和0.259(P均<0.01，表5)。

2.4 DASS-21评分的多因素回归分析情况二元Logistic回归纳入变量专业背景(医学类=1，经济学类=2，文史法学类=3，理工科类=4)、每日手机娱乐时间(<2 h/d=1，2～5 h/d=2，>5 h/d=3)、每日居家学习时间(<2 h/d=1，2～5 h/d=2，>5 h/d=3)、恋爱(否=0，是=1)、疫情形势严重(否=0，是=1)与疫情影响程度(几乎没有=1，影响较小=2，影响较大=3，严重影响=4)，将多分类变量定义为分类协变量(均以第一个变量为参照)，分析发现手机娱乐时间>5 h/d(OR=3.370，95%CI：1.369～8.294，P=0.008)是居家隔离期间大学生出现负性情绪的独立危险因素(表6)。

表4 DASS21-组与DASS21+组防疫认知的相关情况Tab.4 Comparis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wareness between DASS21- and DASS21+ groups[n(%)]

续表4

表5 DASS-21评分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Tab.5 Analysis of factors related to DASS-21 score

3 讨 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由于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同时面临医用防护用品紧缺，缺乏特效治疗药物和有效疫苗等，社会民众普遍存在过度恐慌和焦虑情绪。而随着各地停工停产，学校返校推迟，生产生活遭受严重影响，居家隔离期间民众更容易滋生焦虑、压力及抑郁等负性情绪。目前有关新冠肺炎病毒学、流行病学和临床治疗等已有多篇研究报道[11-14]，然而对于疫情期间公众普遍存在的恐慌、焦虑等“心理疫情”学术研究报道却非常少。学生群体面临疫情和学业双重压力，无疑成为“心理疫情”的易感人群，容易滋生不良情绪，严重影响身心健康[8]。

李少闻等[15]和王悦等[16]分别采用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和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调查了疫情流行期间陕西省8～18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发现22.0%和10.4%的儿童/青少年分别存在焦虑或抑郁症状。而本研究中发现大学生群体中焦虑和抑郁症状更为普遍，在405名研究对象中有178人(44.0%)存在抑郁，171人(42.2%)感到焦虑，119人(29.4%)存在压力感。疫情期间大学生普遍存在抑郁、焦虑和压力等负性情绪。

表6 DASS-21评分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Tab.6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analysis of DASS-21 score

居家隔离期间由于日常活动受到限制，使用电子产品娱乐时间明显增加，研究对象中每日手机娱乐时间基本都在2 h以上，其中5 h以上者190人(47.0%)，存在手机成瘾倾向。EXTREMERA等[17]研究发现手机成瘾与情绪适应不良密切相关，手机成瘾的青少年中认知情绪调节障碍更为严重。KIM等[18]研究发现手机成瘾的人群中每日躯体活动更少，从而间接影响身心健康。本研究也发现DASS-21各分量表评分在中度及以上者，相比于评分在正常或轻度者，每日手机娱乐时间更多，而学习生活受疫情影响程度更为严重，说明前者存在更为严重的手机成瘾与情绪认知适应不良问题，并且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导致恶性循坏。Logistic回归分析也发现手机娱乐时间>5 h/d(OR=3.370，95%CI：1.369～8.294，P=0.008)是居家隔离期间大学生出现负性情绪的独立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所调查对象中发现，有近半数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和(或)压力等负性情绪，可能与长时间手机娱乐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程度有关。LI等[19]国内学者研究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和积极的情绪调适能够有效缓解手机成瘾人群的抑郁情绪。因此，家庭和学校应及时对大学生群体中的负性情绪予以重视，做好心理疏导，及时缓解疫情期间不良情绪。同时大学生在居家期间也应主动自我心理调适，建立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